儒家中国，理解中国政治最好的钥匙

作者：李林杰（四川大学政治系硕士研究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中国的社会好像离儒家社会已经很远了，中国的政治好像离儒家政治也很远了，真的是这样吗？有人说，二十世纪的战火已经扫荡了儒家的根基：政治革命横扫了儒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儒家的政治王朝坍塌了，社会革命横扫了儒家的社会基本架构-儒家的乡村依托消失了，文化革命横扫了儒家的文化道统传续-儒家的经典文本之地位瓦解了，政统、道统、学统皆断裂不再，儒家已如列文森所说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如果把儒家仅仅看做标志为政统、道统、学统的文脉，将中国的政治机理仅仅视为书写于宪法文本中的宣示承诺与法理规范，那么的确中国的政治离儒家很远了，但是这两种解读视角，本身便是错误的。

在社会领域，人们界定某个问题的角度，往往带来对于该问题性质的理解与体认，并伴随着与之相应的问题之解答理路；而如果界定问题的角度出了偏差，那么其后的性质体认与解答理论亦会出现偏差。西方人以威权主义、共产主义这些本质上的西方化概念范畴去理解中国的政治，便是在开始犯了概念类比的错误移植，导致了错误的预判（中国的自由主义化前景）与错误的问题解决理路（带有功利目的之接触政策），而实际上这无助于西方更加真切的了解中国政治的真实运作机理与真正合理性所在。

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儒家，是一个依托于经典文本的“诠释学传统”，是历朝历代文人的不断的“儒家式话语”的文本诠释造就的传统，内涵于其中的一方面是对于经典文本权威地位的不断肯定与确证，另一方面则是诠释者利用模糊文本与跳跃逻辑进行“六经注我”式

的自由解读与创作，一以贯之的不是经典文本本身，而是文本所体现的“文”的理念与精神，至少见之于主旨上始终追求终极人文关怀的实现，以及表述形式上追求“文学唯美性”的表达结构；而实际上，我们面对的中国，是一个为儒家文化一脉浸润濡染、家族社会烙印锁定至今的“人文”的社会，内涵于其中的，一是披着市场化外衣运作的社会经济表层与载以文本的社会政治表层之运作，二是表层之下的“人”的社会实质，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的运作与周转均取决于“人事”，见之于市场化外衣之下的熟人社会实质与明示型文本之下的贤人政治实质；重要并不是外在之框架或形式，无论形式与框架是否为西方化的，而在于形式与框架之类一以贯之、历史锁定的“人事”运作的事实，这是数千年文明特质中不变的东西。“文”的儒家与“人”的中国，才是对于中国问题更为合适的解读。

何以儒家是理解中国政治，乃至中国社会最好的钥匙，因为儒家不变的理念与精神见之向文之“文”，中国社会数千年不变的事实与运作在于人事之“人”，二者具有天然的耦合性。所谓“人文”、“人文”，“人”的社会必然催生出“文”的文化，而“文”的文化必然契合于“人”的社会，“人文”二字便是中华文明的文明特质所在。不宜用西方线性的社会发展观与社会学概念去理解中国的社会事实，西方“法律至上”的社会运作逻辑本身，是无法理解中国毋宁是最严密之法条背后亦所必有的，灵活的人事运作逻辑。更不宜用西方体系的文化殊分观与文化学概念去理解儒家文化本身，西方文化所沾染的数理逻辑一致的内在实现需要，对于文本模糊性和逻辑跳跃性的中国儒学有“必然如此”的不相适合与不能完全类比：“法”不能同于“人”，“数”不可齐于“文”，对于中国社会事实与中国文化现实的“西方式比附”本身便是一种错误的努力方向。儒家，而非西方任何一种思潮与理论，是理解中国政治乃至中国社会更合适的一把钥匙。

如何用儒家去理解中国的社会，特别是中国的政治？重要的不是原始的经典文本体系，也不是后世诸儒的训诂注疏诠释，而是潜藏于文本之中不变之“大义”，即儒家文化中关于治国齐家问题的诸多理念与精神。诸多表述均可对应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如“父没，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便可对应于政府履新后对于前届政府之政策风格在一定时期内之规行遵循，一方面契合中国社会现实所要求的权威之统一与延续性，另一方面亦是“在其位，谋其政”所必需的经验积累与政治磨合的时间需要，有其合理性在其中，不宜被“西方比附化”为特定政府的政策断裂。如果了解儒家，当发现烙印比比皆是。

儒家诸多理念与精神，挥洒在自孔孟经典著述到前清考据注疏两千多年浩如瀚海的文本之中，以粗略的比喻象征之，则诸多理念与精神构成了一张交织的密网，而网中所有节点均有自洽的逻辑与自足的机理辏辐成一体。见之于政治领域，则至少存在四个主要纽带与节点：一是“士人政府”的政府之构造；二是“政道合一”的政治之原则；三是“富之教之”与“执两用中”的政策之基准；四是“通三统”的政治之延续。中国社会政治运作于周转的逻辑与机理，可以用这四个节点去比附与理解。

关于政府的构造，儒家主张的是“士人政府”的理念。钱穆先生曾言，从汉代起，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中国的政权开放，总是主要向知识分子敞开空间，中国的文官体系，总是主要与文人阶层相与绑定；中国的政权参与，总是由考绩选拔的笔杆子主导政策过程；乃至于中国的社会分层，亦是与教育程度古来紧密攸关。知识分子凭藉教育选拔参与国家政权，政府之构造立基于经受良好训练之文官的负责任领导之上，是“士人政府”理念最佳的诠释，由此理解中国政府的构造将更有助益，因为中共本身成员构造便涵盖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群体。

关于政治的原则，儒家主张的是“政道合一”的精神。朱熹曾言，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并哀叹圣人而不得君师之位自孔子始，要求政统与道统的合一，认定政、道、教俱隆是儒学发展的理想状态。政教必须分离，政道应该合一；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导致政治宗教化和野蛮化；儒家政治正好相反，道统高于政统，追求政道合一，推动政治道德化和文明化。“政道合一”即政府不光携有治理之责任，更有教育教化的道德责任，要求道德与政治在政府层面的双重实现。中国政府不单单具有西方意义上的管理与服务的职能，更有对于社会大众进行意识形态道德教育的教化义务，这种义务在西方比附式理解中是共产主义思维之残留，殊不知教化职能本是中国古已有之的。

“富之教之”与“执两用中”可以藉以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思维，前者凸显经济建设工作的基础性与意识形态动员工作的全局性，在经济建设与文化动员的双重变奏中维持国家的可持续运转，“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精神文明建设”均可见之于此，其他西方视角难以准确包含着两项运动的双重运行之理解；后者则是着眼于政策出台的全局协调，“执其两端，用乎其中”的中庸政策思维下，“进一步”与“退一步”、“收缩”与“改革”并非是在绝对化思维中能得以理解的，而是在中庸政策思维下同步进行，以求将政策的不可控性降低在最低之水准，并不宜理解为“某些方面进步，而某些方面转为保守”，这两个相反之政策反向本就自洽包含于政策思维之中。至于“通三统”之理念，即夏政、商政、周政的交替资用，则是建立在对于往届政府政策的合理性空间界定之上，基于对于局势变化的周期性循环的理解，运用以往不同时期的政策资源去应对当下的特殊环境情形，谋求与特地时空环境吻合之特定政策，达致对于当前相似时空环境之社会现实的反济调节，这是对于中国政府的政府的政策变迁的儒家式理解，较之于西方“左”与“右”的断裂解释，更宜具说服力。

儒家中国，当是理解中国政治，乃至中国社会最好的钥匙，因为这种文化契合于此种社会之人事。至于儒家文化本身是进步或退步，则并非一个好的问题，因为“进步”这一概念本就是西方源头，而非中国式连续的“演进”。对于西方来说，尊重所有古老文明包括西方文明，植根于其文化根源的各自伟大之传统，对于其悠久伟大给予合理之包容与谅解，当看的更清晰，当更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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