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作者简介:杨朝明,男,西元1962年生,山东梁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任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山东省政协常委,第十四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出版《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八德诠解》等学术著作20余部。 |
人学视野与中华文化智慧力量
作者:杨朝明
来源:《人民政协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九月十三日 己亥
耶稣2021年10月20日
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研究人本身。可以说,中国儒学的核心是人学,是关于人性与人价值问题的思考。中国的文化选择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更加和谐、和平地共同生活在一起,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还将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人的“至德要道”
文明的底色在道德。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世界共同面对这个特殊敌人,有识之士更加瞩目中国,看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的存在。有人说,西方国家的建立往往总有一个开端,而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每当建立起大一统盛世时,总认为这是复兴、是回到巅峰。西方曾存在的大帝国在昙花一现之后往往就灰飞烟灭,而中国连绵不断,永远传承。
人被视为万物之灵,人们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最不可或缺的就是“爱”与“敬”,这是中华圣哲对世道人心的深切体察。《论语》记孔子说“仁者爱人”。《孔子家语·大婚解》则记孔子说:“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儒家所倡导的爱与敬深深扎根在“家”的土壤里,古代重视婚姻,就是重视家庭,进而重视君臣、上下、礼仪。婚姻是“人道大伦”,婚姻中被赋予爱与敬的意义。孔子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三国时期刘邵的《人物志》则说:“人道之极,莫过爱敬。”所以中国历来极重孝悌,儒家讲爱敬,以孝悌为基础,认为这是“为人之本”。从实质上讲,中国的教育在于引导人们的爱与敬。
人道之“正”在于“政”
人是社会的人,人组成社会力量才更强大。社会要和谐、要稳定、要发展,就要以正治国。鲁君向孔子请教“人道孰为大”,孔子回答“人道,政为大”,为政就是正人,正人在于正心,使人心“思无邪”,使社会“归于正”。
在孔子看来,古人治政,有仁德、有爱心最重要。历史上的那些为政者,一定先把“爱人”放在首位。既然如此,孔子特别强调“人君先立仁于己”,因为所谓天下有道,一定是人道大行。故《孔子家语》记孔子说,君王以道治民要“内修七教”: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
显而易见,中国传统上讲为政以德,首先是为政者正,即“政者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因此,孔子强调“正名”,为君、为政者“其身正”,才能天下有道,社会才能臻至理想境界。
克己修身,天下归仁
人之为人,要追求知识和力量,但中国传统文化绝不单纯、片面强调“知识就是力量”,而是提升力量先确定方向。“止于至善”是中国人的追求,社会走向至善,就必须明德新民。明明德、致良知,以彰显人性的光辉。
在注重外在约束的同时,中国更强调内在自觉。儒家反复讲的是“克己”“修己”“敦于反己”“三省吾身”等。《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要明晰使命,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引导性情走上正路。君子“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笃行信道、自强不息,这种淡定与安宁来自对人生与社会的理解。人追求心与神、心与物的和合为一,有了起步阶段的修养,就能获得大格局、大气象。
中国的仁爱观强调内在情感的推延,由“亲亲”而“不独亲其亲”,以至于“泛爱众”。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爱的传递不是量的递减,它牢固而坚实,内力源源不断,最终“天下归仁”。孔子说君子“畏天命”,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天命”不是什么迷信,人们在西周初年就走出了这样的迷信,人们明白“天命靡常”“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这里,“天命”就是天意,天意就是民意。
和而不同,世界大同
人与人、国与国如何相处?中国文化传统既讲“和而不同”,也追求社会“大同”。“不同”与“大同”是对立统一,主张不同、观点不同,可以和谐相处,但不会盲目附和,更不会同流合污。既要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同时也不能忘记的是“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样的智慧让人们求大同、存小异,从大处着眼,往远处看。
这样的“不同”与“大同”,彰显了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精神气质、道德品格。它以“群体意识”为思维的逻辑起点,注重人的社会性存在,因而格外强调自我克制、自我管束。群体意识强化了秩序意识、责任意识,中国人重视礼法,懂得个人服从集体,服从组织。中国人讲尊重、讲平等,更讲责任、讲义务,每当关键时候,总能看到一大批乐于付出、甘于奉献的人。
在《尚书·尧典》中,就有“协和万邦”的理念。从孔子到今天,中国的社会理想就是“天下为公”。因为追求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人们注重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理想与追求,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先民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中华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等词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国文化的开放大度、和谐包容、智慧持中、踏实稳重。对于爱与正义,几千年前中国人的信奉已经全然而彻底。
任何文明的形成都会思考人的发展,都会从人自身出发。但出发点一样,最终方向却未必一致。当一个民族能思考人类共同的命运的时候,也就选择了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最佳路径。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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