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仁者爱人”？

作者：琴和山人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仁者爱人”是至圣先师孔夫子的思想，几乎每一位中国人都认得此四字，但要深入理解，还是颇有难度。

我们无法给“仁”字下一个万全的定义。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之一，就在于中国从来不会以“唯一”“精确”来定义万事万物，将万事万物概念化、逻辑化。不像《柏拉图对话录》里，苏格拉底每次论辩，都要求先下定义：“虔诚”是什么？“爱”是什么？“灵魂”是什么？然后在此定义之下再抽丝剥茧，层层辨析。但要说中国文化没有理性，那又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说，中国文化的理性，不是西方文化定义下的理性。

“仁者爱人”这句话在现代语境下是如此浅近平常，貌不惊人，就像中年叔伯穿着有历史感的衬衣，腰间挂着一大串钥匙，行走于繁华锦绣、行人如云的街市，无声地泯然众矣。也难怪“深刻”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对至圣先师孔夫子是如此评价：“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在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没有对比就没有文化视野。古今中外都会说“爱”，但实际含义有天壤之别。在由古希腊、古罗马演进而来的欧洲文化语境中，“爱”更多是情欲之爱，奥林匹斯山众神大多是在宣泄情欲，由此相互追逐、惩罚、嫉妒、仇恨。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爱”是对葛德（GOD）赎罪式的奉献之爱，由此对教内所有人都怀着一种平等的博爱，但对教外之人则无此等情感。说一句题外话，GOD不能译作“上帝”，因为我们经典中就有“上帝”一词，有很深的文化渊源。同理，原来我们用来指代五经或十三经的“圣经”一词也被盗用了。将自家文化宝藏拱手与人，被外来文化侵略蹂躏而不自知，是近代中国之巨痛。

不管欧洲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有多大区别或多少融合，但有一点是异曲同工的：极少将“爱”视作人伦之间的温暖情感，或者说，两者均不重视人伦德性。现代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其实是复兴的古希腊文明的千年回声。人与人之间多是情欲之爱，因而很容易产生个人孤立乃至仇恨。与其说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独举大旗，还不如更准确说是“个人主义”盛行于世。在基督教里同样如此。《约翰福音》上耶稣对他母亲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另外，有人告诉耶稣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不管后代神学家对此作何解释，这里对人伦亲爱之情的冷淡和漠视，是毋庸置疑的。

宏观中西，才能有文明的准确定位。中文的“仁”，字形就是二人。所以《中庸》说“仁者，人也。”这不是卑之无甚高论，而是中国文化从不故作深沉，始终都从最浅近、最易行之处入手。正如《论语》中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以明确，“仁”首先是对人而言，非对鬼神、非对万物而言，而是着重于“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因此，既不陷于孤立物化的情欲，又不归于媚于鬼神的宗教。既然是二人相对、相处，则需有一定形式表达。华夏先圣于是乎制礼作乐，以礼乐文明作为人与人的相处法则。

如要深入探寻，则有更喜人的发现。“仁”是二人，而“二”上下两划在中国文字溯源上是天与地（见许慎《说文解字》），并非随意设置的两种物品。有天地，则有上下；有上下，则有左右；有左右，则有前后；有前后，则有内外；有内外，则有亲疏；有亲疏，则有远近……内外有别、上下有序，就是礼乐文明的精髓。此亦说明，圣人所讲“仁者爱人”，不是不分彼此的“博爱”，而是由内而外、自迩及远，格致诚正、推己及人。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爱有差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人不能爱邻居家的宠物犬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可惜二千多年前被孟子精微辨析过的道理，被世世代代中国人奉为圭臬的常识，如今成为遥不可及、有巨大陌生感的“思想高山”。十多年前，北京一位研究政治学、信奉自由主义的副教授，不满于从山区老家到北京暂居数月的老父亲喜欢看新闻联播而起争执，将老父亲“激情地”失手勒死。也常有一些青年人对家里的宠物温煦有加、呵护备至，节假日则在海边游泳池遥对晚霞，或在西藏经室寻求“灵魂安顿”的诗与远方，却罕见打电话给独守乡村的父母道一声安，对父母来电来信总有烦躁情绪，更别奢望晨昏定省。

从学问思辨角度说，作为德性的“仁”，不直接等同于外化的礼乐文明。东汉经学家许慎解释说：“仁者，亲也。”由孝亲敬老、兴家乐业，到济世救民、匡扶天下，归根结底是由仁之德性步步外推而来。但说“仁者爱人”仅仅是个人生活实践“老练”总结，作为中国人而拾黑格尔之余唾，毫无敬畏之心，那就是不肖子孙了。

《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天地大德、圣人大宝，与仁与义，是上下贯通的。正如朱子所说，“仁”乃天下之正理。又岂无高深学问可言？只是圣人教人，从来都是学不躐等，步步笃实，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从身边最浅近的事情做起，从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学起。如果学问德行不笃实，而贸然进入“性与天道”的高深学问，就好比挑断自己的脚腱。也正如此，朱子章句集注《四书》，示后学先读《大学》，次读《论语》，次读《孟子》，最后才是《中庸》，就是因为《中庸》讲的是高深的“性命之学”。

由德性存养到生活笃行，实际上就是上下融贯、内外澄彻的礼乐文明践履之过程。因此，中国文化既着重学问思辨，又着重德性践履，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交融关系。正因其明白无误的“实践性”，总是落实于道德生活、政治生活、文教生活之中，总是在各种不同的事上磨砺，因此在《论语》中，夫子始终随人随时随环境之不同而论说“仁”的不同含义，从未有且不可能有“标准答案”。

中国地理，北方是寒冻地带，西方是荒漠高地，东南之外则是汪洋大海，四边均有辽阔阻隔，在此山此水聚族而居，从客观地理环境上也需要发展出广大渊微的人伦德性和礼乐教化。由伏羲至周公的礼乐实践与思想传承，经至圣先师孔夫子删述为六经，成为中华文明之总源，而开后世二千五百多年礼乐教化之大江大河。夫子一句“仁者爱人”，将此大江大河之清源掬与后人，又岂是动辄“深刻”的哲学家们、文学家们所能揣度的？

（本文写于西元2021年10月2日，首发于“赞育”小程序，约2500字）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