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期“慈善文化会讲”举办,以“道教慈善的经典谱系与义理阐发”为主题

栏目:会议讲座
发布时间:2021-10-05 21:05:44
标签:慈善文化会讲

原标题:第九期“慈善文化会讲”在中国人民大学顺利举办

来源:“人大公益创新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八月廿八日乙酉

          耶稣2021年10月4日

 

2021年9月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举办的第九期“慈善文化会讲”在中国人民大学求是楼439会议室顺利举办,受疫情影响本次会讲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慈善文化会讲”作为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慈善文化行动性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通过“知行合一”的“行动性研究”,推动学界与业界创建、践行、传播“体用合一”的现代中华慈善。在观察和分析当下的中国慈善时,我们将传统的“体/用”思维作为一种分析框架,依据“体/用”框架逐一讨论慈善领域中涉及到的重要话题。自2018年12月以来,“慈善文化会讲”已连续成功举办八期,主题涉及儒家、自由主义、道家等不同的慈善文化与实践。

 

 

 

北京主会场

 

本期主题是“道教慈善的经典谱系与义理阐发”,针对道教经典,对道教慈善思想与慈善实践作进一步的阐释,并对道教的主要教义进行系统的梳理。

 

康晓光教授介绍本次会讲缘起,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慈善文化,慈善和商业不一样,如果一个人对利他主义没有强烈的认同,他是不可能参与慈善事业的,因为做慈善需要把自己宝贵的资源无偿的给别人,所以慈善和商业不一样,在慈善领域中,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中国有非常悠久的慈善传统,但最近这40多年慈善的重新复活是在西方的模式推动下成长起来的。西方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无法强有力的去推动利他,利他主义的内在动力是不足的。中国人实际上从骨子里也很难接受个人主义,虽然有的时候大家口头上说喜欢个人主义,但是深入分析的话,那种真正的个人主义本色是不多的,所以我们就想怎么样能够让中国的慈善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立足,把现代的慈善和中国的慈善文化传统衔接起来,只有这样才可能创造有生命力的中国现代慈善。

 

 

 

康晓光教授主持

 

9月23日下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尹志华就《道教经典中的慈善思想》这一主题对道教慈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讲解。

 

 

 

尹志华教授授课

 

尹志华教授首先为大家解释了什么是道教。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以“神仙”为崇拜对象,以“与道合真”为终极追求的宗教。道教的核心教义是“尊道”与“敬神”,主张“道神一元论”,神源于道,道显为神。任何一个宗教都有一个终极追求,人们所信仰的某一种宗教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就牵涉到道教的慈善,对道教来说,最大的慈善是让众生都进入生命的永恒境界。

 

接着,尹教授对《道德经》、《太平经》、《老子想尔注》、《抱朴子内篇》等道教经典著作的慈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讲解。

 

《道德经》中对“慈”、“善”和“救济”等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老子肯定“慈”,并且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不能为了出名或者凑热闹而去做慈善,老子批判“损不足以奉有余”,倡导“损有余而补不足”。得道者以有余而奉天下。《道德经》中的慈善思想具有顺其自然、完全自愿、不偏不党、慈善受助对象超出人类社会等特点。扶贫思想中就体现了顺其自然的特点,正所谓“以鸟养养鸟”,而不是“己养养鸟”,要帮助贫困人群培养生存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盲目的从主观出发去帮助穷苦之人(有时可能适得其反,“益之而损”),要以不妨碍百姓“自化”、“自正”为限度。其次是“善行无辙迹”。做慈善不是为了引起别人关注,也不是为了追求好名声。最后是不偏不党、一视同仁。正所谓“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慈善应该具有广泛包容性,而不局限于偏私的选择。

 

《太平经》是道教第一本较为系统记载道教思想的经书。这本书解决了人们对“德福不一致”的困惑,为什么有些人做了善事没有得到回报,而一些干了许多坏事的人,好像也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太平经》用“承负观”来解释人们的这一疑惑。这一思想渊源于《周易》的“积善之家有余庆,积不善之家有余殃”。虽然你做了好事,但是你的祖上做了坏事,所以你会替前人承担责罚,承担祖上的过错,只有将祖上的过错承受完以后才会有福报。而那些作恶没有受到惩罚的人则是在享受祖上积下的阴德,但是如果一个人总是做坏事,祖上积下的福德总有享尽的那一天。但是“承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宗教的精神就是体现在“劝人为善”方面,所以即使先人有余殃,只要你一直做好事,就能把责罚抵消掉。除了做好事,道教还提倡通过“守一”等修炼方法解除“承负”。

 

汉代张天师创立道教,对《老子》做了注解,编纂成《老子想尔注》。这部著作将生命问题的终极解决与道德行为的善恶联系在一起,“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也就是说,“无善功”的俗人生命只有一次,“积善成功”的道人则能死而复生。《老子想尔注》的主要内容是仁义忠孝,也包括“施惠散财除殃”等素为人们称誉的美德。晋朝道士葛洪写了道教经典《抱朴子内篇》。葛洪否定只凭炼丹就能成仙,提倡积善修德,“为道者当先立功德”,并指出成为不同等级的仙需要作不同的功德,即“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如果做了一件坏事,则前功尽弃。

 

尹教授还对《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太极左仙公请问经》、《洞真太上八素真经占候入定妙诀》几篇著作的慈善思想进行了简单介绍。

 

接着,尹教授对道教三大劝善书进行了讲解。首先是《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出自宋朝,蜀士李昌龄注解的《太上感应篇》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太上感应篇》注本。高尔俨曾作《太上感应篇直解序》,批驳“上等之人不教而善,下等之人教亦不善”的观点。道教劝善书在清代士大夫阶层有着深远影响。《太上感应篇》是这样讲慈善的:“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上天建立了严密的奖善惩恶系统,人们应该去做那些符合道义的事情,避免去做那些违背道义的事情。

 

《文昌帝君阴骘文》是道教劝善书中第二部经典著作。文昌帝君是文昌星与四川地方保护神梓潼神张亚子合二为一的结果,“阴骘”指暗中排定。“帝君曰: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锡汝以福。”文中记载了与慈善有关的两个神话故事“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那么如何行善呢?文昌帝君曰:“欲广福田,须凭心地。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济急如济涸辙之鱼,救危如救密罗之雀。”

 

关圣帝君是“忠义”的代表。关帝强调“劝善”的重要性。劝诫人们要“隐恶扬善,利物救民。回心向道,改过自新。满腔仁慈,恶念不存。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虽不见,神已早闻。加福增寿,添子益孙。灾消病减,祸患不侵。人物咸宁,吉星照临”。

 

儒家主张行其所当行,不以求福报为目的;劝善书以因果报应设教,似乎不符合儒家思想。对此,历代推崇劝善书的儒生在辩解时常引用《周易》“圣人以神道设教”之说,强调因果报应说的劝善功能:“三教圣人有忧之,不得已而倡轮回因果之说,以劝善而惩不善”。

 

除劝人行善之外,道教还提倡环境保护。道教认为人的生命存在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道教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出发,十分重视人对环境的依赖关系,认为维护整个自然界的和谐与安宁,是人类本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为了维护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太平经》提出了“三合相通”说,“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可得长安也。”

 

最后尹教授还介绍了道门中流传的《功过格》,就是做一个功过表格,每天把自己的善念、善事和恶念、恶事分清功过记录下来,以激励和警醒自己。

 

9月24日上午,尹志华教授以《道教的慈善实践》为主题,系统梳理了从汉代到当代道教在公益慈善方面所做的贡献。

 

汉代天师道的慈善举措有作义舍、置义米肉、修路等。三国时有道医董奉,为人治病,不取钱物,只要求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后世以“杏林春暖”赞誉医生品德高尚,典出于此。丘处机劝成吉思汗“止杀保民”则是更大意义上的慈善之举。晚清时期浙江道教的慈善事业很是出名。而南阳玄妙观因办学成绩突出,获清廷赏赐“全真广学”匾额。民国时期北京道教慈善联合会章程拟定的慈善事业有设立施诊所、民众学校、贫民工厂等。浙江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在抗战时期曾收留数千难民。当代道教的慈善实践更为丰富。1993年中国道教协会曾专门召开“中国道教界爱国爱教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受表彰者中有很多在植树造林护林、修桥修路、行医施药等方面有突出事迹。浙江平阳县三台道院陈光静道长收养70多名弃婴,获“温州好人”称号。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和道教自养能力不断提高,道教公益慈善事业继承传统,发展创新,呈现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与海内外道教界合作进一步增强、与世界各国公益慈善交流更加密切的新局面。近年来道教界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所积累的经验有:道教教理教义为道教界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提供了思想支持和内动力;做好道教公益慈善事业,关键在于找好切入点。尽管道教界的自养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然而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因而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不能面面俱到,而是要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周密安排,做出特色,做出成效。要充分发挥道教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统筹和整合全国道教界力量,保证道教公益慈善资源的有效集中,共同发展道教公益慈善事业;要加强公益慈善活动宣传,发挥典型带动作用;做好道教公益慈善事业,需要大力弘扬道教优秀文化,整合道教文化资源。

 

尹教授认为,近年来道教界的公益慈善活动取得了很大进步,社会影响良好,获得了多方面肯定。但也应该看到,受自养能力较弱、起步晚、基层道协组织不健全、宣传力度不够等客观因素制约,目前道教界的公益慈善活动还存在着内动力和长效性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专业化水平低、区域影响不够大、宣传力度小、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但这同时也给道教界未来在公益慈善方面提供了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9月2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及宗教高等研究院何建明教授以《道教结构与基本教义》为题进行了深入讲解。

 

 

 

何建明教授授课

 

何建明教授首先对中国人民大学公益创新研究院的慈善文化会讲系列工作表示了肯定与支持。何教授指出,目前学界对道教的核心教义的研究缺乏整体性把握,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试图建立一套系统的道教教义结构体系。

 

道教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系统的整合与创新,道教内容和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正如欧美汉学家和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中国人或中国民众的一般文化,道教是理解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特别是理解中国民众文化的关键。对于道家与道教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道家有别于道教,主要目的是为了回避或者降低道家文化或道家思想的宗教性,这主要是受新文化运动以来排斥宗教、将宗教视作迷信等落后观念之认知模式和价值观的影响。但是,从历史上来说,道教是道家的主要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至少在六朝以后很难找到非道教形态的道家。事实上,历史上,包括道教的《道藏》文献在内,很有少称“道教”,而大多称“道家”,道教与道家是分不开的,甚至是完全一体的。这样的道家,我们可以从哲学和宗教两个视角来看,一是哲学道家,有其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实践论和人生论等,二是宗教道家,可以从道教哲学、道教神学和道教仙学三个方面来解读。

 

何教授指出,我们人通常只能认识三维结构,也就是说,只有三维结构才让人觉得是真实的整体。由此他提出道教的三维一体结构说,即理性(道教哲学)、灵性(道教神学)、感性(道教仙学)三维一体论。何教授认为,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三维一体结构说,还考虑到人性的结构特点,即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现实的宗教。人性包括人的理性、灵性和感性。理性强调严密的逻辑,灵性是指人的信仰,指对宗教的悟性,感性指人的感情和意志。“道生与德成,有为与无为,长生与久视”是道教哲学里最核心的范畴。道教神学强调神来源于道,“堂堂乎为神明之宗。”

 

接下来何教授详细讲述了道教的主要教义,包括道体论、道性论、修道论、得道论。

 

道体论讲道体德用,“道以物为体,物还以道为体”;老子即道,“老子道也,乃生于无形,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三洞宗元,“三洞之元,本同道气,道气惟一,应用分三。”;生道合一,“道不可见,因生而明之。”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性论讲修心复性,“存想坐忘,修心复性。”;道性自然,“道性众生,皆与自然同也。”修道论讲:仙道可学,积学修真,“道不远人,人自远道。”;多闻博学,不如体真。“因学知道,悟理忘言。俗学伤性,绝学无忧。悟教之善,在于修行。体悟了道之人,在于精一,不在多闻。”信道守戒,尊道贵德,“欲求仙寿天福,要在信道,守诫守信,不为貳过。”性命双修玄又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命要传,性要悟,入圣超凡由汝做。”

 

得道论,亦即理想论或境界论。主要讲的是神仙不可以伎致,“世间伪伎常称道教。”;法有三乘,“安乐延年之小乘法,长生不死之中乘法,超凡入圣之大乘法。”;仙有五等,“得道之品,莫不有三,上得神仙,中得泥丸,下得延年。”《钟吕传道集》中将仙分为天仙(白日升天)、神仙(超凡入圣)、地仙(长久住世)、人仙(安乐延年)、鬼仙(超脱轮回)。

 

9月25日上午,何建明教授以《论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教》为题进行讲授。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何教授提出了“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教”这一构想。何教授首先对文化遗产概念进行了解释。文化遗产,分为有形的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通过对比宗教与道教的异同、阐释道教的核心价值以及道教作为文化遗产所应包涵的内容三方面,解释这一构想的合理性。他指出,道教具有文化性与宗教性,政治性和社会关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特点。道教具有“维道与德”、“立尊道贵德之教”、“慈、俭、不争”等核心价值。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教主要包涵:一、作为传统口头文学的道教神仙传说;二、作为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的道教;三、道教的医药、香道、茶道和花道;四、传统礼仪、节庆民俗中的道教;五、体育与游艺中的道教。

 

何教授指出,他并不是要将道教打包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强调道教和道教文化在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不能因为道教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被看作宗教,就抱着意识形态的偏见而忽视或无视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干的历史真实性以及道教仍然以各种文化形态存在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客观性。我们必须自觉地意识到,拯救和保护道教文化遗产,就是拯救和保护中国源远流长的人文和生态融合的文化遗产,是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表示了对中央民族大学尹志华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何建明教授的感谢,对第九期慈善文化会讲进行了总结。两位老师的讲述都非常精彩,选取的素材都是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让大家感受到了道教独特的文化魅力,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有很大收获,希望今后有机会再继续合作。感谢参会的嘉宾,希望大家今后继续支持慈善文化会讲系列!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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