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柯建新】郑永年的撒谎与秋风的失礼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1-06-01 08:00:00
标签:
 
     
    郑永年的撒谎与秋风的失礼
    作者:徐柯建新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西历2011年5月31日
    
    
    
    5月30日,自由主义儒者秋风先生在他的新浪微博说:复旦上海论坛闭幕式,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秋风“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起身离开。经过主席台,手指郑氏,高声痛斥撒谎三声,临出门再斥一声,方觉痛快。我想不明白,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变态?”这条微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支持秋风的人甚至说“郑就是个政治理论混混,秋风说其撒谎,是客气了。我将称之为吹箫客、说是求被包养的面首也行”,反对的人甚至说秋风“只是挥着意识形态大刀胡乱砍杀而已。这种人说白了就是当代十字军,眼里都是幻象”。双方针锋相对,我仔细研读了速记稿《郑永年在上海论坛的演讲》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4b97b0100rhd9.html ,发现秋风先生的言行虽然有些不妥,但是他批评郑先生“撒谎”甚至“变态”,却是有根有据的。
    
     
    
    1、任期长短问题
    
     
    
    郑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mlh革命,中国有最高领导人的卸任制,虽没有西方的民主形式,但已有西方的制度形式,阿拉伯世界尽管有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但它基本上是一个人统治,一统治就二三十年,一个人如果在台上呆二三十年谁也不会喜欢你,不管你做得多么好,中国因为卸任制很好地避免了这个缺陷。
    
    郑在撒谎,党国没有发生mlh恰恰是因为不像阿拉伯世界已经有了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公民社会的力量严重缺乏,容忍表达抗议的空间非常有限。十多日前,党国刚刚警告了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党国此举恰恰暗示他们很明白阿拉伯世界mlh的发生与西方模式的民主大有关系。其二,朝鲜最高权力是赤裸裸的父子相承,极权的程度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但是朝鲜为何没有发生mlh革命呢?至少,朝鲜短期内比党国更没有mlh革命的威胁。可见民众是否乐意接受统治者,并不是能否发生mlh革命的唯一重要原因。其三,墨西哥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只有四年,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墨西哥的这一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墨西哥是权威主义专制,社会抗争乃至革命也持续了几十年。
    
    可见,假如某国没有发生mlh革命,与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长短并没有根本的关系,而且也不意味着民众乐意接受非西方自由民主的现政权,而是民众根本就没有机会、没有力量去反抗。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任期长短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一也。
    
     
    
    2、代际更换能力强弱问题
    
     
    
    郑认为中国的代际更换能力非常强,比任何一个国家的都强。这里,郑先生又在误导我们的思路。党国官员的代际更换能力是不是这样强大并不重要,代际更换能力的强弱与一个国家的治理是否良好,民众是否自由是否幸福,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并不用刻意去限制官员的年龄,而是要去限制官员的权力,限制权力才是根本,官员的权力得到限制,民众的自由才有保证,有自由才有活力与繁荣。
    
    威权主义下的年龄限制,一到35、40、55、60就得靠边站等等,不但不能解决社会治理的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可恨或可笑的问题,比如,吃皇粮者的膨胀,与这个年龄限制很有关系。更重要的,何止是浪费人才,简直是折磨在那些本想推行善政、做些实事的精英,过多的年龄限制反而限制了政治智慧。美国有的国会议员八十几岁、九十几岁,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许多时候,久经自由民主政治历练的老人也能够带来卓越的经验智慧。
    
    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代际更替能力强弱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二也。
    
     
    
    3、执政党基础问题(所谓的“开放”)
    
     
    
    郑永年先生说:执政党不是一个家族性的政治,而是一个群众性政党,其根据是执政党慢慢变成一个向各群体、各阶层开放的政党,以前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资本家的,但九十年代向私营企业家开放,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可以当干部,做官。而西方的多党制,一个党左一点、另一个党右一点,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据此,郑先生认为,执政党的基础甚至比很多西方类型的政党制度要广泛得多。这个论证很有意思,我再给郑先生增加一点意思,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要加入少先队,大多数的青少年是共青团员,依照郑先生的逻辑,党国的基础其实比先生想到的要广泛得多。而且,只要执政党愿意,他这个基础还可以扩大好几倍,比如,将党员扩充为两三个亿,那么执政党的基础大概就可以空前绝后了,完全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好几次了。
    
    但是,党员的多少、党员的阶层成分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党国的性质,资本家能够入党不过是党国“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罢了,不过是不走极权主义、改走威权主义罢了,这有什么可傲人的。威权主义者可以根据需要,引诱某些人入党,必要时甚至可以强迫入党。政治学的常识是,能够掌握国家社会权力的人总是少数人,党国的党员越多,并不意味着党国权力的分享者越多。威权主义之下党员证向全民的开放与扩充并不意味着合法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执政者所代表的基础越广,只是意味着执政者集团的内部调整,或许有时候还意味着可以收取的党费更多,身不由己的人更多,人格分裂的人更多,能够保持正常情感智慧的人更少。
    
    而自由民主之下的政党,各政党无论人数多少、无论或左或右,他们想取得某届政权,都得努力讨好民众,在政权的轮替过程中与各派相互妥协的公共政策中,多数民众的利益得到了表达与维护。一个政党倾向于自由民主与否,与其党员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
    
    不需要多大的智慧,一个人只要不是自我封闭,只要多接触一些信息,就能弄懂党国是哪些人在统治:不过是几十个家庭(或几百个)而已,其家族政治性质与美、英、日等国相比,只会更加显著。将政权基础问题(合法性)问题偷换为执政党党员的阶层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三也。
    
     
    
    4、竞争与参与的问题
    
     
    
    郑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开放”与“竞争”等,“开放”问题上文说了,这里看看竞争:郑认为中国的政治领域也讲竞争,但不是说完全自由的竞争;如果没有竞争,社会参与也不可能,中国经济的改革成功就是有各个社会阶层的参与,政治上也是这样,中国现在不同层次也在做,像地方选举已经进行了,各个地方在党内的公推、公选;中国有它的好处,就是把选举跟选拔结合起来。
    
    这更是在赤裸裸的撒谎,把走走样子的“选举”说成是中国模式中的“竞争”,真是如秋风所说的,是在侮辱众人的智力。至于选举跟选拔的结合,不仅选举是走走样子,许多时候选拔也是秀秀给大家看的,对党国确实很有好处。
    
     
    
    5、政策调整问题
    
     
    
    郑认为:现在西方社会各派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政策调整比较慢。而中国从八九十年代到现在,政策变化还是非常快的,重大的几次政策调整还是非常及时,“现在我们看到政策调整有困难,我自己个人相信,如果共产党领导一旦有他坚强的意志力,做政策调整是可能的,这个非常好。”
    
     
    
    其实,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文明已基本成熟,不要大调整,哪怕有时反对派真是为反对而反对也不会造成多大的问题。而党国目前不但是政策需要大调整,制度也是需要大调整,但最近十年却没有什么重要的调整,甚至还在走回头路。许多老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看到的似乎是,执政者似乎有坚强的意志力将既定的社会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固定化下来,而不是有坚强的意志力去做重大调整,“这个非常好”!郑先生说的反话真的非常好!
    
     
    
    6、符合自己文化习惯
    
     
    
    郑先生说:“我觉得一个政党制度还是要符合自己文化的习惯”。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东方文化与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不大兼容,东方人就习惯威权统治。如果是这样,那么日本、韩国、台湾的自由民主该如何解释?新加坡最近选举中反对党的突破该如何解释?
    
    退一步说:何为符合自己文化的习惯?注重民生、不与民争利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但是党国是否做到了呢?传统文化强调执政者要关注底层民众的呼吁、听取社会精英的批评,执政者是否做到了呢。不客气地说,在许多方面,现政权的专制蛮横程度比传统帝制还要严重。
    
     
    
    7、谁在空想
    
     
    
    郑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模式怎么发展、应当怎么发展,我觉得不应当空想,要从中国的实际里面去寻找它的本身的发展客观规律。”“既然大家都是学者,在这些方面,对各个方面都要有一些理性的思考,我觉得中国还是要走出自己一条独特的政治模式道路来。”
    
    这里郑先生本身才是空想:第一,试图寻找中国本身的发展客观规律,将某种客观趋势当作政治理想,党国的权力政治看起来像是客观规律一样不可动摇,郑似乎希望在权力政治寻找可以赞美和改进的东西。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什么必然的客观的发展规律,顶多只有某个时段某个区域看起来像是规律其实是趋势的东西,而任何社会政治趋势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有足够的社会政治动力。人类的社会政治动力就是人的追求,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多了,占了主导地位,自由民主就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另外,郑先生的意思好像是说中国走了自由民主之路,就丧失了独特性,这也是一种弥天大谎,西方自由民主的列国,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现在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东方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也一样。迈向自由民主并不需要照搬某国的模式,也不会丧失中国的独特性。无论是执政党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的儒家传统,都是坚持普世价值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其他国家或多或少也面对过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会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
    
    郑先生的第二个空想是所谓的“理性思考”,用网友的话说是“鄭先生是冷靜的客觀分析,基於現實的强權政治,提出漸進的改良方法”。面对的确实是强权,但郑先生并没有客观分析,他给人的那种理性客观的外表,不过是因为他试图将权力冲突、利益冲突的问题转化为探索独特政治模式的问题,仿佛那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整天呼吁“走出自己一条独特的政治模式道路来”,那不过是一种掩饰。他的所谓客观来自于他的行文不同于党国腐朽的八股文,并且他对党国有一些温顺的批评。
    
    旨在追求更多自由民主的政治改良,如果能够获得多多少少的成功,从来都是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进行的,哪怕是台湾较为顺利的民主转型,也不尽是因为遇到了开明的蒋经国,而是首先有强大的舆论抗争、社会抗争。而社会没有强烈的批评,强权政治就没有压力,就不会有什么动力去改进。不敢揭示真实的所谓理性态度与低调言论,根本就不能带来所谓渐进的改良,完全是空想。
    
     
    
    结语
    
     
    
    当然,我也要承认秋风先生的此次言行,在某种程度上也违背了儒家、违背了自由主义,其一是他批评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确实有些夸张,但是如果我们说郑永年先生“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之优良,甚至比西方还要好”,这还是可以成立的。其二是他在复旦上海论坛闭幕式的言行,确实比较刺眼,如果秋风先生能够在郑永年演讲结束之后再表达自己的严厉批评,似乎更合乎礼仪。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同秋风先生对郑永年的指责。这个社会,勇于直面暴政、丑陋、虚伪的人太少了,太少了。太多人,太多的学术名流,与郑先生一样,避重就轻、不敢直面权力政治的现实,反而热衷于制造一些虚假的理论与模式,来粉饰权力、美化现实,他们也有所谓的批评,不过是小打小闹。学者们要说真话,说实话,否则既误导执政者、又误导民众。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么怕是跪着向皇上进言的儒臣,也是要说真话、说实话的,所谓“事君有犯而无隐”。今天,学者们在理论上处于比历史上的儒者更为优越的位置,那就是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是党国也不敢公然反对的,学者们理应站起来,比旧时的儒臣更为坦率才行。至于郑先生,乃新加坡人,更不需要看着党国执政者的脸色吃饭,他为什么也能如此地弥天大谎(不止这一次,以前还有很多次,可在选举网、共识网等搜索查看),那实在是“我想不明白”。
    
     
    
    徐柯建新,2011/5/31,有邻居,上海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首发
微信公众号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