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主义与文明人

作者：佩德罗·布拉斯·冈查雷斯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西方文明是从远见卓识者道德的、精神的、文化的辛苦劳作中发展起来的。虽然西方文明的影响源头是古代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王国，个人思想、信念和创造的重要性充当了指导性原则和凝结剂的作用，维持了它到现在为止的连贯性。

今天，西方文明受到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威胁，以至于它现在越来越多地被人类个人形成的双重威胁所定义。世纪之久的谨慎智慧暗示，西方人不再承受得起为了换取糖果店般吸引人的时髦的流行技术，宁可丧失可改善生命的道德/精神价值观和遗产的代价。

未来主义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未来主义者被认为是有趣之人。至少，对于意识形态上的非激进分子而言，这是真的。行为主义者、优生学者、社会工程师一直为聪明人发出了危险信号。

很多未来主义者在评估未来机器和技术的价值时就像小孩子一样幼稚。这让他们更加亲近笼统文化，并使其看起来不会造成多大伤害。

在未来主义者设想的未来世界中，技术与现在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因为现在是我们确定无疑知道的东西，虽然确定性的程度可能不同，而对未来的猜测常常是吸引人的开放性活动。 

在很多方面，今天的未来主义和未来“咨询”已经成为一种家庭手工业。很好的例子是泰德演讲（Ted Talks是英文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它是由Chris Anderson创立的一个基金会做的，每一年的三月在美国汇集众多科学家、设计师、文学家、音乐家等领域的杰出人物，在TED大会上分享他们关于科技、社会、人的思考和探索---译注）中呈现为万事通大师的人。如果未来学家在任何方面都才华横溢，就技术而言，他们追求脱离现在的未来时代。

未来主义者有两种方式，他们的预测成为现实或者没有成为现实。如果预测成真，他们被称赞为天才，如果不真，没有人会记得他们曾预测过什么。

广义地说，想象力---就像发笑能力---是人类最根本的特征或独有特征。就像笑声一样，想象力也是短命的。

当然，未来主义者并没有垄断想象力---达芬奇、布莱克、爱伦坡、儒勒·凡尔纳（Verne）、博尔赫斯等数不清的富有真正想象力的天才都是展现人类想象力边界的例子。

虽然我们或许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未来主义者，但对未来主义者就未来社会和技术方面进行评论是其专长，我们应该会表示赞同。对未来的预测可能就像孩子们的玩耍一样无害，也有可能是不吉利的或邪恶的。

这样说的另一个简洁方式是未来主义者往往只关心未来社会的条件对生活标准产生的影响或对高度发达的技术社会的社会方面产生的影响。虽然他们的主要担忧是广泛的社会，但他们对个人在未来社会是什么样子很少做出贡献。

为什么这么多自命的未来主义者经受过实证主义心理学训练或社会学训练或者技术能手仍然是令人感到十分好奇之事。笼统地说，未来主义者将人简化成为看不清面孔的群体。

很多未来主义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哲学唯物主义的亲善大使。

有关哲学唯物主义，我们现在有两百多年的确凿证据，其目的就是将人的存在简化为机械性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学的过程。历史显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未来学家偏爱社会工程改造的原因之一。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是个很好的例子，是试图让人成为极权主义国家条件下的苦力的哲学唯物主义未来学家。自从布尔什维克在20世纪初在俄罗斯赢得胜利之后，这种伪装成为未来主义的原始主义形式就成为社会政治话语的支配形式。

我提及这一点的简单理由是：猜测未来将有多少人生活非常不同于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到达那里？

第一个问题关心的是将人转变为技术的旁观者或者应用科学创造出来的道德/精神现实的受害者。后者关心的毫无疑问是更重要的存在性问题，它在创造一种将个人变成集体成员的生活方式中将人转变成有意愿的自动化参与者，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二个提醒我们认识到，人类很容易犯错误，身不由己地珍视当下的生活。

将人置于超级幻想的未来，然后想象我们必须如何适应未来的条件，这就类似于想象婴儿已经25岁，同时还仍然被抱在怀里。

这种践行想象力的、太多实用性的、受阻碍的方式实际上破坏了很多未来主义者的古怪前提的信誉。很多不加批判地欢迎未来的人是道德/精神萎缩的受害者，他们往往目光短浅。

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长大，痴迷于阅读描述未来是现在社会的投射的杂志文章，在我幼稚的青少年心里，未来是现在永远不停移动的投射，我想象的一种我永远也不可能体验的遥远现实。但是，想象这样的遥远未来还是很好玩的。

小孩子设想的未来，从字面意思上说，是从来不会到来的。我想到未来像通过过滤器的水一样不停地流。这个主意激动人心。想象、敬畏和好奇的驱使让我激动不已---当然是先进文明的标志。

在听到电话可以小到塞进棉衣口袋里、空间时代的玩意儿、令人难以置信的挽救生命的医疗救治程序等，我都兴奋不已。

当然，阿波罗登月计划深刻地激发起我的想象。两个旅行者号探测器抓住了我的想象，因为它们开始发回太阳系的画面。当我看到地球和其他星球的画面，被无底深渊般的黑暗环绕着的光点，我被彻底征服了。这些照片给我刺激，让我认识到梦想和渴望就包含在这个点光源中。

我回想起父母告诉我，他们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如何阅读人类有一天登上月球的漫画。这些东西都已经成为现实了。让我这个年轻人感到有些失望懊恼的是，这些难以置信的成就就发生在我想象它们成为未来现实的同时。有关孩子们的幼稚和高超想象力，可说的话有很多。

到了十多岁时，我痴迷于阅读《未来的冲击》等书，其作者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将其描述为一种探索“在太短时间内出现太多变化”的著作，他的其他畅销书还有《第三次浪潮》。在2021年前后西方文明的文化沙漠中，那些书被认为太过陈旧和过时。

对当今之前不是很多代的年轻人来说，未来是举手召唤的诱惑。

文明和文化处于惊人扩张的交叉点上，我们被告知人类意识在空前层次上不断扩张。未来的技术将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世界在任何方面都将出现革命性变化。

通用人工智能的邪恶探索（AGI）

人工智能（AI）和通用人工智能（AGI）之间存在很多混淆，前者产生智慧的数据驱动的机器，后者依靠基因修改而主要为了超越人类。

人工智能是人们在设想未来时想到的东西：机器和技术。通用人工智能的动机则是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邪恶目标。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年警告我们这样一个时刻，极权主义国家将通过技术统治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美丽新世界》中，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预测后现代人将逐渐拥抱和喜欢国家的压迫。

未来主义者大致说得都对。

人在变化，我们能保证吗？我在想会怎样保证？

花费了一些时间沉浸在有关未来的书中之后，我开始注意到一种信息-智慧的缺乏---没有能够依据人性来理解未来。

应该承认，未来主义者的想法几乎没有注意到人们的道德/精神渴望、追求和存在的焦虑不安。在我20多岁时，我开始发现预测未来的这个方面令人担忧，最终就是思想死胡同/困境（cul-de-sac）。这导致我反思与人生意义和目的相关变化的本质。

我们不应该忘记人类事物中目的、意义、渴望和动机的极端重要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我们惊人的技术进步，当今很少人对他们使用的技术似乎感受到敬畏了。意识到我们生活在未来中，这已经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想象。

西方社会已经很少有人对技术令人炫目的更新速度和快速周转率感到吃惊了。当然，不仅仅是年轻人。稍微瞥一眼我们对待技术和笼统人生的态度，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激光眼部手术、拯救生命的医疗程序、因特网的曾经承诺、个人电脑、改善情绪的药物，所有这些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似乎都不再引人注目的了。

我们生活在未来的美丽新世界。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国家的人已经有条件接受未来的所有方面---道德的、精神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化的，统统都视为进步。

曾经被认为是兢兢业业的团结渴望、尽职的发明者、科学家和梦想家现在成为所有人的领地。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很长时间了。

西方人已经开始期待事情在它们一出现之后就要发生变化。我们的精神不适和倦怠要求这样。今天，我们已经是在为了速度而追求速度了。这说明了我们的道德/精神破产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迷失在新颖和耀眼和诱惑中，技术革新的诱惑和我们对获得计算设备和时髦玩意儿的超级狂热仍然是现实，创新冲动成了个人事业、救赎和每个人的责任。

我们不能忘记自由一直在个人素质培养和个人能够为社会做的贡献的重要性。我们越来越多地、方便地忽略了人无法否认的自我管理者角色。作为个人的标志性徽章，自由意志的尊严和完整性越来越多地被技术支持下的国家照亮了。

因为技术上的新发现和进步最终普及到每个人，我们很方便地忘记了集体人类生活是多么带有寄生性和非真实性---请原谅我身上的存在主义者本色。

技术常常遮蔽那些用现今使用的时髦玩意儿定义自己生活者的眼光。当然，这暴露出更多的人性弱点而不是技术。

为技术而技术准确地描述了后现代人的道德和精神困境。后现代人夸耀卖弄其道德精神顾虑，往往还感到非常自豪。

当技术不能用其最新的时髦进展满足我们的技术崇拜时，将发生什么呢？什么样巨大的、集体的道德核反应堆核心熔毁(导致核辐射泄漏）在等待着我们呢？这是未来主义者忽略人类生活的那个方面吗？是他们试图要控制的自动化一样的行为吗？

毫无疑问，未来主义在前进的道路上转向了某个邪恶之地。

在21世纪，技术充当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进行审查、心理操纵、生物战、人口控制时可以非常方便地使用的工具。

人类个人一定不能转向未来主义者的范围。

西方文化是从对未来前景的渴望中产生的。这是为什么未来拒绝被驯服或者被躲进可预测的计划中的重要理由，因为这将让人屈服于社会改造工程师的实证主义心血来潮和施虐狂。

作者简介：
 
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Pedro Blas González）佛罗里达迈阿密海岸巴里大学（Barry University）哲学教授。1995年在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冈察雷斯博士出版了很多有关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和乌纳穆诺（Unamuno）著作如《乌纳穆诺随笔》、《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新人的胜利》、《主观性、个别性和自主性随笔》、《作为激进现实的人类存在：加塞特的主观性哲学》等。

译自：Futurism and the Human Person by Pedro Blas González 
 
https://www.newenglishreview.org/custpage.cfm?frm=190682&sec_id=190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