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为何令人焦虑不安？

作者：雅各布·施耐德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我们为何做不到毫无内疚地休闲？雅各布·施耐德（Jacob Snyder）说，这要归咎于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

虽然新冠病毒疫情迫使我们不得不休闲在家，但我们的休闲时间总是不够却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我们的生活整日忙碌，希望有空休息一下。在思考背后的原因时，最初的答案显而易见，那就是我们的经济条件使我们难以抽出时间去休闲。我们想干活少些，但从经济上说，多干活是必要的。

这是非常方便的回答，因为它将责任归咎于我们之外的因素。不是承认在这件事上我们的任何能动性，却归咎于外部必要性。虽然经济上的必要性可能部分解释我们为何缺乏空闲时间，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如此轻易脱钩。如果经济条件是唯一或主要的解释，我们该如何解释有钱人的工作时间往往比任何其他阶级更长呢？我们还可以想得更广泛些，后工业化国家里的中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都能过上从物质上说很方便和舒适的生活，甚至令几个世纪之前的休闲贵族都羡慕不已。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辛苦工作，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呢？为什么不舍弃某些经济利益来换取更多休闲时间呢？只是因为简单的贪婪吗？

虽然经济解释很容易地让我们脱钩，但贪婪解释未免有些过于严厉，而且不太公平。相反，我希望审视本来可休闲时去工作的原则性理由。这种原则性描述有一些优势，可以解释我们休闲时为何感受到一种道德内疚。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用时也会觉得内疚，即使那个假设的用途并非经济意义上的，如重新整理车库或在草坪又长了一英寸之后修剪一番。

为了解释我们的内疚，我将使用亚里士多德和约翰·洛克的思想，两人都比其他人更深入和详细地探讨工作和休闲的紧张关系问题，虽然采用的方式差别很大，而且得出的结论相互冲突。事实上，正是他们的观点分歧最好地揭示了我们与闲暇时间的关系。

阅读亚里士多德和约翰·洛克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将揭示出，我们为何没有能力休闲是价值观和能力共同作用的产物。就价值观而言，我们不能休闲是因为我们接受了洛克道德哲学的两大关键：拒绝将娱乐和休闲区分开来，将工作提升到具有严肃道德意义的地位。至于能力，如果接受洛克的道德哲学，我们因而就要拒绝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观，即休闲是获得教育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觉得无聊，那是因为我们对休闲前景感到内疚；即使没有内疚，我们仍然在思想上没有准备好去适当享受休闲时光。

术语定义

让我们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的帮助下从定义术语开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没有工作和休闲之间的二分法。相反是一分为三的情况，即工作、娱乐和休闲（政治学 1337b）。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具有典型特征的是，各自都有自己的定义，也依据目标和目的而与其它两者不同。工作的直接目的是功利性，娱乐的直接目的是休息，休闲则没有其他目的；除了自身之外没有适当功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休闲在这三者之中最为宝贵。这也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结论中看出，虽然工作的直接目的是用途，但工作的终极目的是休闲。工作是要创造随后的休闲，因而比休闲低一等。因为类似的理由，和平比战争高一等：战争本身不好，它只是实现和平的手段。

但是，对我们现在的问题来说，更重要的是者娱乐的目的。有关时间用途的研究告诉我们，放松休息是我们闲暇时间里的首要活动，尤其是看电视或观看其他屏幕。亚里士多德的分析说，虽然娱乐的直接目的或许是放松休息，但最终目的是工作。这里明显的悖论很容易澄清：工作制造娱乐的需要，接受娱乐的目的是重新回去工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很长时间不工作会像疫情时期封闭或长时间隔离那样感到无聊。放松休息或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是依赖工作而存在的---如果没有工作，放松休息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工作的人来说，娱乐活动的价值是真实的，但其首先服务的是工作，它自身的价值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因为我们长时间工作而非常看重休息的价值，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没有了伙伴---工作，这个价值就荡然无存了。最终来说，休息作为终极目标是很荒谬的。

即使我们不同意亚里士多德有关放松／娱乐的价值判断，他有关娱乐和工作关系的分析仍然有很强的说服力，更加难以拒绝。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如果你在假期期间或失业时感到无聊，这是因为你的娱乐活动如果没有工作使其变得必要，就没有意义。不仅如此，比无意义更糟，它们就像吃了一顿大餐或吃得过饱后变得令人很不愉快。饥肠辘辘之时－－－或劳累了一整天之后－－－美餐一顿当然是最大的享受，但如果你已经吃过饭了，这顿大餐就难以下咽了。对于娱乐来说，也同样真实。如果已经娱乐过了，你就不想再娱乐了。娱乐的价值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依据情况而定的。

休闲作为一种成就

那么，在闲暇时间，我们该做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和洛克提出了相互竞争的答案。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休闲是人类生活的终极利益。它不同于娱乐，因为休闲活动是为了自身目的而做的，是值得你全心投入的。自然，顶尖的休闲活动就是哲学探索（《尼各马可伦理学》, 1177b），但是，休闲似乎包括培养起来的爱好真、善、美的各种其他形式，比如亚里士多德详细讨论了在其设想的休闲社会中的音乐教育（《政治学》,1339a–1340b），音乐教育的意图不在于演奏音乐的技巧，而是有能力适当欣赏更高形式的美。在这方面，休闲就是一种成就，它不仅需要思想教育参与其中，而且也是道德教育，是能排斥低等利益如感官快乐或游戏中发现的快乐的。智慧教育和不工作的自由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财富。因此，休闲不是人人都享受得起的。而且在娱乐带有普遍性而且可以立刻产生快感的情况下，即使我们拥有必要的财富水平，休闲也未必十分必要了。差别在于人们对巧克力的不同口味。娱乐就像巧克力饼干，它的甜是瞬间就能感受到的，作为食品人人都能普遍享用。但休闲就像不甜的黑巧克力。享受这种巧克力需要培养，不是人人都能喜欢的。

洛克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约翰·洛克（John Locke）

如果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有些异国情调，甚至不公平，这并不是偶然的。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在现代世界是被抛弃了的－－－最彻底最清晰地抛弃他的人是约翰·洛克(1632-1704)，此人为我们提供了闲暇时间做什么的第二种答案。洛克的回答是，我们应该继续工作，虽然那个工作具有“娱乐性”。

要看清这个样子，我们不妨首先考虑洛克如何拒绝亚里士多德的休闲概念。首先，洛克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娱乐和休闲区分开来。在洛克看来，这两者是一回事---接着，他否认我们有能力处理亚里士多德辨认出的休闲。他在“教育漫话”（1693)中说，拥有财富和时间的大部分贵族本来有条件享受亚里士多德式休闲，却把财富和时间用来“打扑克、掷骰子游戏和酗酒了”（sec. 207）。这应该提醒我们这句格言，“懒惰的手是魔鬼的作坊”（游手好闲惹是生非）。我们自己对亚里士多德的回应也类似于洛克式回答，有能力有资源享受休闲的有钱人常常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往往变道德堕落的家伙。稍微瞥一眼当今时代的纨绔子弟，就能提供太多证据来支持这个说法。

但是，洛克不仅仅是摇着手指到处指责的道德说教者。相反，他认为从长远看来，打扑克、掷骰子游戏和酗酒让我们变得更不快乐。更具体地说，休闲总是让我们变得更焦虑。而焦虑让我们转向更简单的快乐，最终引发更多痛苦而不是快乐。在打扑克、掷骰子游戏中，庄家最后总是赢家。至于酗酒，第二天总是有令人软弱无力的宿醉。如果没有工作训练身心，我们的行为可能变得非理性。达官显贵不仅仅腐败堕落，而且如果不工作也是更加不快乐的。如果不继承那么多财富，本来可能会更幸福一些。

为了充分说明其立场的基础，请让我转向洛克很少被研究的道德理论，其焦点集中在我所说的“激进的自我创造”上。

如果你了解洛克的伦理学的话，那很可能是他有关权利的政治理论，最著名的是财产权概念，即人们依靠自己的劳动添加在原材料上而获得的权利。但是，这最多可以说是洛克原始资本主义故事的一半。对其财产权论证的必要支持是他对人类幸福和卓越的描述。正是在这种描述里，人们找到造成我们当今对休闲感到不自然的罪魁祸首，也就是最终应该谴责（或称赞）的东西。政治理论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有钱人因为付出了更多劳动而拥有更多财富；但是，道德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钱人即使在生存条件改善后能够获得的改善越来越小，仍然继续工作---这个事实甚至在民主文化的早期评论家们就注意到了，如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在《美国民主》（1840, pp.642–43）中的说法。

白板与工作的必要性

洛克的道德理论是在其著作《人类理解论》 (1689)中形成的。洛克著名的白板理论－－－指人出生时没有思想和观点的头脑等待人们去书写，本身就带有道德隐含意义。我们获得的有关这个世界的各种简单想法如物品颜色和大小的印象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这些是现成的，不能被创造出来（bk. 2.1.25）。但是，心智的确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将这些简单想法进行对比、融合、抽象等，通过构建复杂观念而获得真理。（bk. 2.7.1）

这个理论在洛克的财产论中找到对等物绝非偶然。就像简单想法，世界及其资源是现成的。橡子、鹿和树就在那里，但它们没有多大价值，并不属于我们，只是在混合了我们的劳动之后才发生变化。（《政府论》第５章）。就像从简单想法中创造复杂观念，我们通过收集橡子，捕猎野鹿和砍伐树木变成木材而拥有这些东西。经过劳动产生的物品具有了价值，树木在被砍伐和变成木材之前是没有商业价值的。延伸开来，劳动是责任。为了生存，我们需要捕猎野鹿。野鹿在林木线附近的漫游看起来或许很愉快，但如果你在自然状态下忍饥挨饿时就未必了。同样，简单的想法没有多大价值，在简单想法上进行劳动，将其塑造成为真正有用的复杂观念是自由理性生物的责任。自然本身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有责任利用身体和精神工作。因此，劳动是我们天生状态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包括它。自然状态的个人依靠劳动生存显然非常必要。与此同时，贵族或者寡头已经超越这个条件，因此不需要工作了。所以，洛克带领我们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帮助解释了为什么现代西方的富人工作时间比其他阶级往往更长。这更进一步就是看到劳动不仅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而且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为了实现人类存在能获得的幸福，他无论属于什么阶级都必须工作。无所事事找不到幸福，幸福只能在我们身上找到，只能来自我们工作的成果。因此，劳动不再是必要的恶，反而成为所有幸福的必要基础。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by Clinton Inman）

娱乐成了工作

洛克在为工作开的处方中甚至更进一步。包括有机会享受休闲的贵族在内，我们不仅应该为了生存而工作，还应该让休闲时间变得更具生产性。在经过了一天的劳动之后，洛克在此要求我们要避免轻易放松休息，还要做一些有用之事。具体地说，在工作劳累后放松休息的时刻，我们的娱乐应该锻炼身体的其他方面（《教育漫话》第２０４节）。比如，会计师可以从事园艺活动。他的身体在工作时大部分处于休息状态，园艺活动能锻炼身体，同时让制作和解释Excel电子表格的头脑获得休息。做这些事服务于“更严肃的就业”。但是，那些没有严肃就业岗位的人不值得或不需要娱乐：“娱乐不属于无所事事的人，不属于那些没有因为就业的召唤而消耗大量时间和疲惫不堪的人。”（207节）。别忘了，这也是亚里士多德谈论娱乐的方式：放松娱乐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准备好开始劳动。因此，洛克和亚里士多德在这点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对于休闲就产生分歧了。在洛克看来，娱乐必须本身是有用的，而亚里士多德对休闲的定义是用任何其他方式定义本身都是无用的，虽然它最终是一种好处，除了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1177b）比如，演奏一则优美的乐曲不需要任何其他用途---这恰恰是为什么它比为了其他目的演奏音乐如赚钱更优越之处。洛克并没有开处方让人去做这种无用的休闲，就连贵族也没有。相反，我们的娱乐必须有某种用途。对于贵族君子来说，选择之一就是学习园艺。洛克告诉我们这是有用的，这样他能更好地指导园丁。（《教育漫话》第204节。）

但是，洛克的立场更极端：娱乐必须有用途，即使这个用途不是那么有用。他用罗马贵族辛西内塔斯（Cincinnatus,）的例子，此人在业余时间种庄稼和打猎。当然，辛西内塔斯的劳作是不必要的。他不需要亲自种庄稼才能在饭桌上有粮食吃；就像当今投资银行家不需要自己修理轿车或重新装修卫生间。即使这些“娱乐活动”有什么回报的话也很少，或者至少是在减少中。因此，功利性在此不是好处，相反是实践理性用途。实践理性服务于两个目标：首先，它给我们喝酒赌博等快乐的替代品，让我们摆脱麻烦，因为那些活动最终造成更多痛苦而不是快乐。其次，我们在实践实践理性时最幸福。努力奋斗是人类幸福的必要组成部分。辛西内塔斯在田野中犁地时或者在小农场干活时很幸福，虽然这种劳作很辛苦，他的干涉有些多余。

甚至洛克描述的哲学开始看起来像劳动。不仅简单地思考宇宙的真理和美，哲学被描述为“沿街叫卖和打猎”（《人类理解论》致读者的信）正是这种探索真理对洛克来说是快乐的而不是实际获得和欣赏真理。因此，即使哲学家也必须持续不断地劳动。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沉思默想理想形成鲜明对比，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不是寻找智慧而是积极拥有智慧。（论灵魂，2.1De Anima, 2.1）。

无用能好吗？

对少数人来说，适当的休闲和娱乐就是简单地休息；但是，在洛克看来，休闲仍然是劳动，只不过使用了和工作时不一样的部位而已。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休闲是表现我们灵魂最高贵部分的活动，而对洛克来说，使用实践理性就很好，无论我们做事的实际功效如何。

他们的分歧的核心在于这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被称为宝贵的无用的范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宝贵的无用如对美和真的沉思不仅存在，而且是人类生活的巅峰，代表了人类被赋予的神圣性，即使并不完美。但在洛克看来，这个范畴并不存在。无用令人焦虑和缺乏理性。用途的好处一直存在－－－即使这个用途越来越小。

洛克否认宝贵的无用这个范畴，从而也否认了亚里士多德的独特休闲范畴。他描述“所谓的贵族休闲”所表达的意思不过是赌博和酗酒的借口。贵族的休闲没有任何高尚之处，只有非理性的娱乐罢了。在洛克看来，这些无需工作的人并非如亚里士多德想的那样，是更容易获得幸福的阶级，而是很有可能沦入道德堕落的境地，实际上被剥夺了理性创造自我的机会和能力，因而无法实现实现幸福的生活。

既然我们继承了洛克思考休闲的方式，说到底，我们的目标不再是业余嗜好植物学的无所事事的贵族，而是践行真理性的白手起家的成功者。因此，如果感到无聊，那是因为我们渴望在某种方式上变得有用---无论什么方式。即使我们希望利用业余时间做些什么事如亚里士多德描述的休闲活动，通常也是没有能力做到。虽然我们能很快地在工作和娱乐之间转变，但纯粹的休闲不能像按一下开关一样瞬间完成。首先，它需要文化教育。你不可能简单地决定之后就能欣赏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之美，你必须努力学习之后才能做到。其次，休闲还要求道德教育。你必须有能力去渴望浪漫主义诗歌之美--这意味着你能拒绝简单的感官快乐，遏制对用途的欲望。你也必须能够摆脱与用途联系起来的内疚，最好是根本体验不到内疚。不过，我们大部分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是工作和有用娱乐的循环。我们继承了一种道德认识要求我们反对休闲，继承下来的这种遗产很不容易放弃。我们能为度假期间的简单快乐和放松辩护，因为它帮助我们准备好去从事更多和更好的工作，但我们无法为休闲辩护。休闲所需的投入要求我们贬低工作的价值，这或许是我们最难放弃的部分。

作者简介：雅各布·施耐德（Jacob Snyder），美国佐治亚州达尔顿州立学院（Dalton State College）政治学和哲学副教授。

译自：Anxious Idleness by Jacob Snyder

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142/Anxious_Idle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