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宗教经历（对孔子十二分的佩服）

作者：卓虞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琅琊康成書院”微信公众号

注：本文括注副标题为编者所加

拜神到无神

胡适生于一个“僧道无缘”的家庭；爸爸是严守程朱的理学家，对和尚道士非常反感，但在小儿子不到4岁就一命呜呼了。他死后，能撑门面的兄弟又出外做官，家里的娘儿们便无拘无束，拜起菩萨神仙来。小胡适就常常随母亲到庙里求观音保佑，同时也学小朋友用纸匣做孔庙玩，对孔子烧香膜拜，这让他妈妈看了很高兴，希望孔子的神灵能保佑他读书成名。

因为爸爸的遗嘱，小胡适得以读书；因为妈妈的送礼，小胡适得以读活书。加上自己的天资，他不满8岁就能自己念书。一念就念了一部天书，“由二哥的提议，先生使我读《资治通鉴》。……这翻读史，使我发生很大的兴趣[②]”，这种兴趣使他发现了范缜的“神灭论”。据他回忆：

“我11岁时，一日温习朱子的《小学》，这部书我能背诵却不甚了了。我念到这位理学家引那位历史学家司马光攻击天堂地狱一般信仰的话。这段话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锉烧舂磨，亦无所施。’这话好像很有道理，我开始怀疑死后审判的观念。

往后不久，我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读到136卷中的一段，我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③]

同在那一段内，小胡适又发现了范缜的反因果轮回说，使他的思想受到激烈震荡。从此便成了范缜和司马光的一个信徒[④]：

“他（范缜）和司马光的神灭论教我不怕地狱；他的无因果论教我不怕轮回。我喜欢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我信服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⑤]

于是他不肯再诚心拜神拜佛了。13岁那年他甚至搞了一次“毁坏神像”，以至喝醉酒被妈妈当作鬼神附身。

范缜在他心里留下了一条印痕，从16岁用范缜理论写《无鬼话丛》破除迷信，到60岁在信里和朋友大谈范缜哲学，他对范缜的兴趣持久不衰[⑥]。

与基督教的亲疏

1910年胡适和赵元任、竺可桢一帮人共赴美国留学。这些20左右的小毛头都是第一次离家十万八千里，中国人惯有的Homesickness，在他们身上得到尽情的发挥[⑦]。美国人，尤其是基督教中人，灵敏地觉察到留学生的情感需要，乃趁虚而入，对他们大谈“爱人”的教义，大搞温情的招待，使他们大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基督教的派别林林种种，和胡适最接近的教会，就是那个后来被他在演讲中说成“最保守”的教会[⑧]——教友会（又称“贵格会”，Quaker;Society of Friends）。这大致有三层原因：一、读过伏尔泰有关英国交友会的通信，对它的历史和开山宗师有浓厚兴趣。二、他的一个法文教授是个核心的教友，和他私交又不错。三、教友会崇奉耶酥不争和不抵抗的教导，与他崇奉老子的不争十分合板[⑨]。胡适这期间除研究犹太教、木尔门教外，还常常在集会中演讲。

胡适对基督教的感情越来越深厚，有一次参加“中国基督教学生会”的暑期集会，他被会场所着意宣扬的“拯救”所感动[⑩]，会终居然和其他六人站起来，“自言愿为耶教信徒”[11]。好在这以后变成了“说说而已”，并没有成为事实。大量的哲学、科普阅读和幼年无神论思想的不停作祟，使他很快从宗教热情中清醒过来。他开始憎恨基督教用感情捕捉人的把戏，开始攻击传教士传道时的傲慢和无知，开始对基督教的历史发生怀疑，开始对教派的繁多和教义的分歧起一种反动[12]。

然而反动并不彻底，他始终对基督教各派共同的信仰《圣经》表示最大敬意[13]，始终和教中人士保持友好往来。归国后还担任了基督教学校的校董，经常接受教徒的邀请参加各种影响。直到晚年，还送圣经给别人，在信里告诉友人他曾经读《圣经》的感动，但一直坚持“我自认是一个无神主义者”[14]。他常常说：“我自己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但我感谢这个社会能容忍我不信神，所以我一生自律，我也应该容忍世间一切诚心信神的人，应该恭敬一切诚心相信宗教的人。我是报答社会对我容忍的一点点微意。[15]”也许唯一的例外，是他在《容忍与自由》（1959）里引用基督教的“不宽容”作“反面教材”。

研究和尚，痛斥佛教

研究和尚是胡适整理国故的一个分支，1925年他发表了第一篇佛学论文《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16]，此后除1935至1952的17年中断外，前后写了数十万字的佛学著作。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禅宗，以“考据”入手，很少阐发佛教本身的思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不信佛教，不肯替佛教有意无意的宣传，但他自己给出的理由和蔡元培很相似，即先弄清佛教的真历史，再阐释它的思想，下一个客观的评定。不幸他这样子的研究，遭到一大批人的讥诮，铃木大拙说他“不懂禅宗”，梁漱溟说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林语堂说他“谈宗教缺乏神秘感[17]”，唐德刚则干脆说不信宗教，就不能懂宗教[18]。然而他自己一直颇为自信，认为信宗教就很难客观研究它。这自然也是他实验主义精神的“一以贯之”之处。宗教学家楼宇烈如是评道：“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非信仰者的立场，用思想史的眼光、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禅宗史的人。”[19]

胡适的主要学术贡献有两方面：（1）发掘了许多先前埋没和忽视了的禅宗新资料，力所能及地进行了科学整理。（2）清理出禅宗的“本来面目”；虽然各家对他的清理很有异议，但无法从根本上驳倒他的观点。

近代佛教复兴的中坚人物是杨文会（仁山）居士，代表人物有太虚、欧阳竟无等等（熊十力、梁漱溟后来都转向儒家）。胡适和杨仁山“生不逢时”，没有来往，但杨仁山的孙女杨步伟是赵元任的太太，与胡适是好朋友。杨步伟在回忆胡适的文字里，说他和杨仁山一样不信佛教，却研究佛学，最可注意。胡适和太虚、欧阳竟无都有来往。另外，他与印度政府派来的学者师觉月也有一段交情[20]。兹不详说。

胡适一生宣扬科学，当时（1930）有一位叫王小徐的人，写了一本《佛法与科学》，请胡适“表示一点意见”。胡适借用这个机会，痛斥了佛教的玄虚可恶，把佛教看成与科学势不两立的玄学。在一些演讲和英文著作里，他还常常提起佛教在历史上带给中国的危害。然而他对佛家的“成就河沙梦功德”精神十分佩服。这些后面将详说。

民族宗教的种种

胡适不承认先秦“道家”的存在，对后来的道教很少提起，大概是鄙薄道教的下流。但他很崇拜老子，少年很爱老子宣扬的“柔道”，晚年对政府鼓吹老子的“无为”哲学，认为老子既有容忍精神，又有抗议精神[21]。然而他很不喜欢庄子的“达观”[22]。

胡适对孔子十二分的佩服，新文化运动所以要打倒孔家店，目的在破除一尊[23]。他对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自始至终的赞赏。1934年他写了一篇很有“史诗”气质的论文《说儒》，认为孔子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圣人，是中国的“弥赛亚”，为孔子从新在历史上定位。他在书信、演讲、谈话中一有机会，总不忘赞孔子几句，但他从不承认是任何宗教的信徒[24]。

1936年胡适给周作人的一封信提到：

“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

这里的“多神信徒”只是个比喻的说法，很可看出他入世的伟大精神，决不偏执哪一种狭隘的宗教。

关于中国古代的民族宗教，他也表示过一些看法，但非常简略[25]。他对墨子的“非攻”、“兼爱”有过好感，认为墨子是一个大宗教家[26]。他很反对中国人的文字迷信，却也半玩笑地算过命，并且求得的签和他本人的心态神秘相合[27]。

胡适的民族宗教经历上，最有名的要数他的“丧礼改革”，他曾写专文述过此事的经过和意义，这里就不赘述了。

注释：
 
[①]这里“宗教经历”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经验”，而是胡适在有关宗教上的一系列经历。
 
[②]《四十自述》。
 
[③]See 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
 
[④]胡适说到幼年的无神论影响，还喜欢加上他的爸爸。在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里他直接说：‘I was my father’s son，and Ssu-Ma Kuang and Fan Chen attracted me.That was all.’
 
[⑤]《四十自述》。
 
[⑥]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译注》里根本不承认范缜对胡适有多大影响，认为那不过是胡适心理上“自以为是”。
 
[⑦]我们试看胡适在1910年重阳写的《翠楼吟》最后几句：“最难回首，愿丁令归来，河山如旧！今何有？倚楼游子，泪痕盈袖。”据胡适回忆，去美国的船上，已经有人痛哭了。
 
[⑧]《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⑨]参看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译注》。
 
[⑩]这些宣传，主要是当事人讲述自己“弃恶从善”的历史。现身说法，自然感召力特强。
 
[11]《留学日记》里“致许怡荪信”（1911年6月）。
 
[12]看他的《留学日记》和相关传记。
 
[13]他在文章里常引耶酥的话，如“同时侍奉财神和上帝”的比喻，如“你们这些信仰薄弱的人！”的豪言。他自道最爱读《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尤其爱《马太》的“登山宝训。”
 
[14]这些事主要看他的晚年《谈话录》和《书信》。《谈话录》涉及基督教的主要有1959年6月3日，1961年3月11日，1961年3月12日，1961年4月9日，1962年1月28日，等等；《书信》有1953年《复朱文长》，1958年《复俞耕葆》，1957年《复陈之藩》，等等。
 
[15]1958年《复俞耕葆》。
 
[16]胡适对佛教的留意很早，不仅在哲学上，1922年还写过一篇《禅宗的白话散文》。
 
[17]据说这是林语堂讲胡适的唯一“坏话”。
 
[18]唐德刚的原话：“胡适之谈宗教，也有个不可补救的缺点；这弱点正是他‘整理国故’弱点的反面。在‘整理国故’内，他的‘科学’还不太够；在‘整理佛教’里，他的‘科学’又太多了点。‘学问’和‘宗教’是两个时时有边界纠纷的大国，但他二位并不是一样东西，搞学问重在‘学’，重在‘识’；搞宗教重在‘信’，重在‘悟’。尤其是佛教，如果一位学者，既不信又不悟而偏要在‘思想’上去碰它，那就只能搞点佛教的‘史实’。”
 
[19]楼宇烈《胡适禅宗史研究评议》，载于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20]参看《中华佛学学报》第六期（1993.07出版）冉云华《胡适与印度友人师觉月》。
 
[21]这也许可以给周策纵《胡适之先生的抗议与容忍》做个补充。
 
[22]看《中国古代哲学史》论庄子的一部分。同时参看黄艾仁《胡适与著名作家》谈胡适与林语堂交情的一章。
 
[23]参看《口述自传》。
 
[24]参看“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儒教的使命”注释。
 
[25]参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演讲）。
 
[26]看《留学日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国古代哲学史》里论墨子部分。
 
[27]1928年5月20、21日的日记。签诗说：“恶衣粗实且认真，逢桥下马莫辞频。流行坎坷寻常事，何必区区谄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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