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作者：程苏东

来源：《北方论丛》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程苏东，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摘要］《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关键词］《汉书》；董仲舒；胡毋生；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学制度研究”（19ZDA025）

《春秋》公羊学自西汉宣帝时期分化出严彭祖、颜安乐两家师学体系，至东汉建武初年又得以并置博士，成为一时显学。至于严、颜二家的师承谱系，自刘宋以来向存争议。顾永新先生的近作《西汉〈公羊〉学授受源流考》围绕这一问题系统梳理历代异说（顾永新《西汉〈公羊〉学授受源流考》,《中国经学》第26辑(2020)，第71-86页。最近的研究还有宋艳萍《汉代公羊学家考》,《西部史学》2019年第2期，第144页；宋文以《汉书·儒林传》“弟子遂之者”句所言均为董仲舒弟子，对此并未展开讨论），重新考定原始文献，指出严、颜二学实源出胡毋生而非董仲舒，立论平实谨严，令人信服。笔者在研究中曾有与顾文类似的判断，因对相关学术史未作深入考察，故未敢遽定。近日奉读顾文，更坚定此想法。由于胡毋生、董生的师授谱系不仅关乎西汉《公羊》学的传授过程，还涉及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对两汉公羊“先师”的批判及其撰述立场，对董仲舒经学的流传问题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这一关键性问题，任何细微的疑惑和佐证都有讨论、辨析的必要，故不揣谫陋，再作赘述，以为顾文补缀而已。

一、作为衍生型文本的《汉书·儒林传》

关于西汉中前期《春秋》公羊学师授问题的核心史料是《史记·儒林列传》：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瑕丘江生为《榖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兰陵禇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禇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汉书·儒林传》在此基础上加以改写：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而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孟为符节令，坐说灾异诛，自有传。

《汉书》的改笔集中体现在两部分：一是删去《史记·儒林列传》中有关董仲舒行事的记述，将其师授信息并入胡毋生传中；二是在弟子部分，删去仲舒弟子吕步舒的行事及师授信息，增加有关嬴公及其师授谱系的记述。两处改笔带来的主要争议在于，班固删去“仲舒弟子”中的“仲舒”二字，同时在其所列弟子中增加嬴公，那么，这位唯一“不失师法”的弟子嬴公究竟还是不是董仲舒的弟子呢？顾永新系统梳理了历代学者的意见，郑玄《六艺论》、荀悦《汉纪》、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认为“弟子”句紧承前文“而董生”句，故褚大等四人应均为董生弟子，郑樵《通志》、朱彝尊《经义考》、苏舆《春秋董氏学》及今人刘师培、徐复观、沈文倬等皆持此说。至于《后汉书·儒林列传》《隋书·经籍志》则以嬴公为胡毋生弟子，王应麟《玉海》、马端临《文献通考》、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及赵生群等承其说。在清儒的一系列讨论中，齐召南又举出《汉书》中睢孟称“先师董仲舒”之例佐证嬴公师承董生；但顾永新全面考察了两汉文献中“先师”的用例，指出其可泛指某经早期经师，与师承并无必然关联，故齐氏举证难以成立。顾文另辟蹊径，从地域层面指出嬴公、眭孟、孟卿均为齐鲁之士，与胡毋生为齐鲁《春秋》宗师的身份相合，故嬴公当为胡毋生弟子。这一论证基本足以说明问题。只是就《史记》所列董仲舒弟子来看，殷忠籍贯广川，地属赵，吕步舒籍贯温，地亦近赵，褚大籍贯兰陵，则属齐，可见赵地《春秋》学人固多出董生门下，然齐鲁儒生亦间有从董仲舒问学者。嬴公虽为齐人，仍不能彻底排除其师承董生的可能。

由此看来，关于嬴公师承的讨论仍要回到对《汉书·儒林传》自身叙述的理解，但诚如顾文所言，班固这段论述本身存在歧义，“弟子”句既可近承董生，也可遥接传主胡毋生，仅凭表面文意实难以判定。不过，如果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汉书·儒林传》武帝以前的部分多是基于《史记·儒林列传》改写而成的“衍生型文本”，比对二传，参照衍生型文本书写的一般特点，可以了解《汉书·儒林传》的编纂体例以及班固作为“钞者”删改《史记》的意图，由此揭示《汉书·儒林传》文本背后的深层信息，为嬴公师承问题的考定提供新的思路。

在讨论班固的改笔意图之前，有必要对《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在载录弟子时的不同标准略作说明。整体而言，《史记》特别关注弟子的仕宦成就，如称鲁申生“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然载录时则仅择取孔安国、周霸等官至太守、内史、中尉的七位长吏，并强调他们“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辕固生部分言“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尚书》部分用大量篇幅记载倪宽以通经而为廷尉的仕宦经历，在《礼》《易》《春秋》部分则持续使用“以《礼》为淮阳太守”“以《易》至城阳相”“以《易》为太子门大夫”“以学至大官”的叙述方式。由此可见，尽管关注师学传承，但仕宦成就同样是司马迁选录儒士的重要标准，显示出其观念中经术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基于此，司马迁在《春秋》部分才采用“仲舒弟子遂者”的方式叙述董生弟子的仕宦成就，对于《史记》而言，这一叙述有其一贯性。同时，在司马迁所载弟子中，除了韩婴弟子贲生、婴孙韩商、伏生弟子张生和徐生诸弟子任礼官大夫者以传经而见载以外，其余以仕宦而见载者如内史、太守、中尉、御史大夫、太子门大夫、诸侯相、丞相长史等，禄秩均高于二千石，司马迁也曾明确把“皆以《易》至二千石”作为其载录标准。由此可见，凡高于二千石者乃得显名，否则即统言“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汉书·儒林传》既以《史记·儒林列传》为基础，在记述体例上自受其影响，故班固对入传者的官职亦有所记载，但通读全传可知，儒生在经学上的成就及其是否“知名”才是《汉书》的主要载录标准。对于别自名家者，无论仕宦高低，班固皆记载其师授谱系；而对于“知名者”的择取也并不完全取决于仕宦，邴丹即以“著清名”而见载。同时，班固特别注重师授谱系的叙述，入传者无论地位高低，除了传至莽新时期的弟子以外，多有传经的贡献。

由此看来，尽管胡毋生晚年居家教授，理应弟子众多，但显宦者似乎唯公孙弘而已，故司马迁虽以胡毋生为齐鲁《春秋》学宗师，但对其弟子却未专门载录。同时，嬴公至昭帝时始为谏大夫，且秩不过“比八百石”，故无论其在武帝中前期是否显名，都难以进入《史记》的记载范围。班固关注师承谱系，作为东汉《公羊春秋》博士师法的严、颜二人师承眭孟，孟师承嬴公，故必然要增加关于嬴公师承的记述，而所谓“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显然也是基于严、颜二家在东汉的官学地位而作出的追述，与《易》学部分基于施、孟、梁丘等三家的官学地位而将汉初《易》学宗主从《史记》中的杨何改为田何颇为相类。当然，班固完全可以摆脱《史记》的文本基础自行叙述嬴公师承，但从《汉书·儒林传》的整体结构来看，班固显然有意保持其与《史记·儒林列传》之间的延续性，凡后者有所述及，班固皆援据史迁之文而略加调整。具体到《春秋》部分，由于《汉书》为董仲舒单独立传，故此处删去关于董仲舒行事的记载，而在胡毋生条下以“与董仲舒同业”的方式提示胡毋、董生均为公羊经师，但这部分的传主显然是胡毋生，故在提及董生同业后，又言胡毋生年老归教事，继而述及《公羊》学的传承问题，以“弟子遂之者”引出褚大等四人。前文已言，“弟子遂者”本是司马迁择录显宦弟子的记述原则，对于班固来说，这一原则已经不再发挥效应，嬴公“比八百石”之秩大概也难以达到汉人显达的标准。班固照录《史记》之文而将嬴公增入其中，至行事部分又不言其仕宦而转言其能守师法，正是“衍生型文本”中常见的文本失控现象。《汉书》作“弟子遂之者”，较《史记》衍一“之”字，使得此句颇难理解，故宋祁以为“之”字衍，当删去。不过，考虑到嬴公等秩本就难成显达，故《汉书》此处作“遂之”者，是否有更易《史记》文意之意，亦难判定，故“之”字的增加，以及此“遂”字之意是否仍从《史记》训为“达”，皆值得思考。这种书写方式也成为班固此段文字最终形成歧义的根源。

比较《汉书·儒林传》与《史记·儒林列传》存在衍生关系的部分，班固的删改多基于其对于西汉经学师承的特定理解，故虽有不合《史记》本意或史实者，但均非无心改笔。除了前文所言《易》学部分将“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改为“要言《易》者本于田何”以外，又如在伏生《尚书》学部分，《史记》言“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班固改为“是后鲁周霸、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班固认为，孔安国传习古文《尚书》，不应与今文家混同，故将其删去。事实上，西汉初期今、古文尚未形成家派之分，故孔安国得以先习伏生《尚书》而后以今文读古文《尚书》，但对班固而言，今、古文严分畛域，故难以接受孔安国传伏生《尚书》学的叙述，遂将其删去。再如申公《诗》学部分，《史记》言：“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班固改为：“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郞、掌故以百数。”通过在“学官弟子”前增加“其”字，班固将这些博士弟子尽数纳入申公门下，并删去他们言《诗》殊异的记载。可是，申公早年为楚太子傅，后返鲁，常年居家教授，至八十余始以太中大夫征，不久以王臧事免归，卒于家。终其一生，申公从未担任五经博士，如何会有逾百人之多的“学官弟子”！事实上，司马迁本意指申公《诗》学影响广泛，诸博士弟子言《诗》虽各有师法，然终以习鲁《诗》者为众，反映出西汉初期鲁诗在汉廷的巨大声望。班固未注意到申公并未担任博士的事实，误以学官弟子皆属申公，故难以理解申公弟子言《诗》反多殊异的事实，遂将此数句尽数删去。从这些例子看来，班固对于《史记》的改笔往往基于他的经学史观念，无论这些观念正确与否，但颇可帮助我们理解《史记》《汉书》叙述之间的微妙差异。

二、嬴公师承胡毋生说补证

回到班固对“仲舒弟子”中“仲舒”二字的删削，据前揭《儒林传》通例，这一改笔自然意在扩充“弟子”的指称范围，使其不限于司马迁所言“仲舒”门下，而将胡毋生弟子亦兼载于此，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

第一，从上下文逻辑看，“弟子遂之者”句承“而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而下，既然前文所言为董仲舒，何以论及弟子时能越过董生而指向胡毋生，或者说，既然其前文所言本就是董仲舒事，班固是否可能出于省文的目的而删去“仲舒”二字？我们认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需注意《汉书》“自有传”的体例。《汉书》人物列传在述及传主行事时，经常会涉及其他人物，若此人在《汉书》中没有专门传记，则往往在行文中简要介绍其生平，若此人另有本传，则以“自有传”加以注明。这一体例始见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在《汉书》中成为广见于各传的通例，当涉及多人时，则言“皆有传”。《儒林传》的《春秋》公羊学部分以胡毋生为传主，而董仲舒因为与胡毋生“同业”，故在传文中附及，但董生另有本传，故以“自有传”注明。统计今本《汉书》30处“自有传”，所有关于附及者个人的记述都见于“自有传”之前，在“自有传”之后则另起话头，或别起新传主之事，或仍回到前文叙事逻辑中。类似例证在《儒林传》中即可举出不少：

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林尊字长宾，济南人也。事欧阳高，为博士，论石渠。后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当、梁陈翁生。当至丞相，自有传。翁生信都太傅，家世传业。由是欧阳有平、陈之学。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国龚胜。崇为博士，胜右扶风，自有传。而平当授九江硃普公文、上党鲍宣。普为博士，宣司隶校尉，自有传。徒众尤盛，知名者也。

这段传文先后有三处出现“自有传”：第一处述林尊行事而附及平当，言其“自有传”，之后则转言陈翁生事；第二处述陈翁生师授而附及龚胜，“自有传”之后则转言平当师授；第三处述平当师授而附及鲍宣，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自有传”之后言“徒众尤胜，知名者也”，这里的“徒众”者显然不是上句所言鲍宣，而是前文所言平当，意谓平当弟子众多，而朱普、鲍宣为其中知名者。这三个例子充分体现出“自有传”的叙述体例，它是对附载者行事的总结，其后或转言它事，或回归前文意脉，其中第三处对于我们理解胡毋生部分的“自有传”尤具参照意义。此外，如大夏侯《尚书》周堪部分，在述及孔光时言“自有传”，其后所接“由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则统括前文孔霸、许商之学；《齐诗》后仓部分在述及师丹时言“自有传”，其后“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则回溯全段所言《齐诗》师学分化。至于在《高五王传》《李广苏建传》《卫青霍去病传》《佞幸传》《外戚传》等其他各篇中，“自有传”同样作为相关人物介绍的阶段性总结，其后均直接转入另一位传主的记述。准此体例，《儒林传》胡毋生部分“而董生为江都相”之后的“自有传”应表示关于董仲舒的记述到此为止，其后“弟子遂之者”当回归前文意脉，所指正可囊括传主胡毋生及其同业董仲舒。反过来说，如果班固在“自有传”之后所载仅为董生弟子，则据其体例，亦需明确以“仲舒弟子”表示其师授关系，此处“仲舒”二字不可省文。

第二，班固在《易》《书》《诗》《礼》部分论及师弟传承皆条分缕析，绝无错杂混同之例，何以至《春秋》部分却将胡毋生、董生弟子归并记述？不妨回到班固对于西汉经学传承的理解中来看，班固在《儒林传》中详细记述了各经“某之学”“某氏之学”等专门命氏之学的形成、分化过程。至于《春秋》部分，尽管后世有所谓“《春秋》董氏学”的说法，但《汉书·儒林传》却从未提及董家或胡毋家之学，反而是到了严彭祖、颜安乐的部分才说“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在叙述师法、家法分化时有两种体例：一种如“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由是《易》有京氏之学”“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指直接基于本经产生的师法分化；另一种如“由是施家有张、彭之学”“由是（孟氏《易》）有翟、孟、白之学”“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指某一师法的内部分化。准此体例看其关于严、颜师法分化的记述，显然在班固眼中，《春秋》学第一次师法分化产生公羊、榖梁、左氏、邹氏、夹氏五家之学，而颜、严之学则是由公羊师法再次分化而成，这中间的胡毋生、董生只是公羊学的传授者，并未对师法作出重大改变，故不以二者名家。这一看法与《儒林传》“赞曰”以公羊《春秋》与欧阳《尚书》、后氏《礼》、杨氏《易》并举的做法相契合，与《汉书·艺文志》“《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的说法也保持一致，只是与《五行志》以及《董仲舒传》中强调董生“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的别创之功似有违和，应当是班固基于西汉宣帝黄龙年间所定博士师法而作出的描述，故就班固文意而言，嬴公所守之“师法”既非董氏之学，亦非胡毋生之学，而正是公羊学本身。胡毋生与董生所传公羊师法既无不同，则褚大、嬴公等具体师从何人，对班固来说就不是必须交代的信息了，故删去“仲舒弟子”中“仲舒”二字，以“弟子”统言胡毋生、董生所传公羊弟子，无疑是最简便的一种改笔方式。结合前文所言《儒林传》改笔体例，可知其补入的嬴公应非仲舒弟子，而正是传自胡毋生。

或许有学者会认为，关于胡毋生弟子的记载已见于“公孙弘亦颇受焉”句，则“弟子遂之”部分不应再有胡毋生弟子。需要注意的是，“公孙弘”句承自《史记·儒林列传》，按司马迁笔意，似以公孙弘尚难称胡毋生入室弟子，故仅言“颇受”。至于公孙弘之外，胡毋生弟子中并无司马迁所定二千石以上显宦者，故《史记》未专言胡毋生弟子，仅言“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对班固而言，则公孙弘虽知名，却未有传经之事，自然也不必将其纳入师弟传承的叙述谱系中，故班固在涉及公孙弘的部分基本照录《史记》而不加改笔，这与其在后文中以“弟子遂之者”载录胡毋生的正式弟子及其传经谱系并无矛盾。

此外，日传本《文馆词林》中所录东汉李固《祀胡母先生教》对于嬴公师承的判定也具有参照意义。李固系东汉前期名儒，曾任泰山太守，感于胡毋生传经之业，故在任期间为其立祀。他在祀文中指出：“胡毋子都禀天淳和，沈沦大道，深演圣人之旨，始为《春秋》制造章句。是故严颜有所祖述微效，后生得以光启。”明确以严、颜祖述、征引者为胡毋生章句，由于严、颜师从眭孟，眭孟师从嬴公，故此言亦颇可佐证前文所论胡毋生与嬴公之间的师承关系。

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解经立场重估

在严彭祖、颜安乐被视为董仲舒后学的情况下，何休《解诂》也长期被置于董氏《春秋》学的背景下加以理解。何休一方面对公羊“先师”提出激烈批评：另一方面，则援据胡毋生《条例》以为绳墨，这自然被视为欲以胡毋之学纠正董学末流。何休师从博士羊弼，弼既任博士，则其学当不出严、颜二家，在东汉注重师法的文化背景下，何休背师说而“改宗”，而《后汉书·儒林传》等对此竟毫无讥刺，这实在令人费解。题名徐彦的《公羊疏》提出董仲舒为胡毋生弟子，故何休背董归胡亦不为背师法；江藩《公羊先师考》则认为何休之学上承李育而远宗胡毋生，本就与董氏所传严、颜二学不同。实际上，这些论证皆无实据，只是后儒善意欲为何休开脱的弥缝之说。今考知严、颜二家本为胡毋生后学，则何休“背师改宗”之嫌可涣然冰释，而其解经立场亦需重新加以评估。这当然不是本文能够解决的问题，故以下仅略作讨论。何休在序中对东汉公羊学的发展深表忧虑：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余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余窃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

何休认为，汉代公羊学的积弊在于经师解说经传时往往穿凿附会，过求深意。在此过程中，不仅导致章句规模极度膨胀，百万言犹不足以解释师言，甚至时有讥嘲异说，以及随意牵引他经、强行改变句读、曲意增字解经等各种臆说妄词，而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在辨经问难中立于不败之地。所谓“其势虽问不得不广”，何休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汉代高度发达的辩经文化。从历史上看，战国时期处士横议，辩才成为士人的重要素养，汉初陆贾“名有口辩”，晁错“以其辩得幸太子”，田蚡“辩有口”，可见其风入汉而不衰。这一风气与战国以来群经师学分派的现实相激荡，遂形成诸经不同师法之间的辩经传统。董仲舒所撰《玉杯》《竹林》《玉英》《精华》诸篇大量穿插“难者曰”“问者曰”的问对，即反映出问难风气对经学著述体式的影响。随着儒学获立官学，辩经的胜负更关乎师法尊废与经师的仕宦进退，故其风愈演愈烈。就前者而言，公孙弘曾会集董仲舒与瑕丘江公辩《春秋》义，公羊学由此成为官学；宣帝时期的石渠会议和章帝时期白虎观会议则是群经师法的大辩难，奠定了两汉官学经目的基本格局。就后者而言，朱云与五鹿充宗廷辨《易》学，在论难环节“连拄五鹿君”，获得“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的声誉，由此获任博士。光武帝更于正旦日“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辩经本意在辨析经义，但由于胜负关系重大，故在一味争胜的风气之下，经师不免舍本逐末，党同伐异，走向“浮辩”“诡辩”的歧途。夏侯胜批评夏侯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而夏侯建则讥夏侯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反映出儒者在求“道”的理想和求“胜”的现实之间出现了治学路径的分化，而夏侯胜的批评更透露出“章句”之学与辩难之间的密切关系，班固、范晔等史臣更将章句规模的急剧膨胀直接归咎于各经师法、家法“支叶藩滋”“异端纷纭，互相诡激”。此外，各家在论难中还常有讥嘲骋词，非但无助于经义畅明，实有悖劝学本旨，故光武帝在会集博士论难时特别称许桓荣“温恭有蕴藉，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猒，不以辞长胜人”，显然是针对多数博士骋辩持巧的不良风气而言。严、颜二家师法既为官学，免不了参与辩经问难，自然也难免沾染这些弊病。

事实上，汉人虽热衷于辩经，但不断膨胀的章句体系亦使经师不堪其累，故自两汉之际以来，始终存在简省章句的努力。光武帝令钟兴删定《春秋严氏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樊鯈亦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桓荣从其师朱普受欧阳《尚书》章句四十万言，至其入授太子，乃以“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减为二十三万言”；其子桓郁进一步“删省定成十二万言”。张奂以欧阳《尚书》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伏恭以其父伏黯所定《齐诗》章句过于繁冗，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中元元年（56年），光武帝颁诏，以“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表明对于章句的简省已成为朝野共识。

除了简省章句，两汉之际的儒林中还出现了一种更为彻底的救弊之道，那就是完全摒弃章句之学，而以训诂直寻“大义”。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桓谭“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班固“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显示出汉儒治经方法的进一步分化。当然，这种变革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章句在博士弟子的策试中仍具有重要影响，从东汉时期徐防奏议可知，太学考课中长期流行的正是崇尚臆说、迂曲的论难之风，以至于相形之下，由经师确定的“章句”反倒显得平实可靠了。总之，不为章句之学，也就意味着放弃了由甲乙策试而进入仕途的可能，故这种学术风气渐盛于两汉之际，多少与动荡的政治环境对官学带来的冲击有一定关系。

在此背景下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尽管其序文对贾逵等治古学者有所批评，但其核心仍在于对公羊自家“先师”在章句学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病表示激愤与不满。为了纠其偏失，何休没有像桓荣父子或张奂、伏恭等人一样，对既有的严、颜章句加以删减，而是选择了接近扬雄、桓谭等人的道路，完全抛弃“章句”体，转而使用在当时已颇过时而在西汉初期曾一度流行的解经体——“诂”来建构自己的公羊学体系。《后汉书》载刘歆曾命郑兴“撰条例、章句、传诂”，可知三者体裁、功能各有不同，大抵“条例”偏重《春秋》辞例之学；“传诂”主要解决词意训诂方面的问题，而“章句”则显然是为了《左氏》学进入官学而预作准备。何休以“诂”体解经，同时参用胡毋生“条例”，其用意显然在于纠正“章句”之失，即通过相对清省的条例之学使得东汉公羊学回归本旨。据《后汉书》何休本传记载，何休在编纂《解诂》时正以党锢居家：“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这一特殊的身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何以彻底放弃对于章句之学的简省而另起炉灶，这实际上也是放弃了以经学而求仕进的利禄之途，转而追求圣人之道。从整体上看，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无疑具有简省的特点，同时富有阙疑精神，范晔特别强调其“不与守文同说”，正是指出《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诸书与章句守文之学在方法上的不同。

何休与郑玄作为东汉后期最重要的两位经学家，在《春秋》学立场上针锋相对，至有“入室操戈”之说，但如果从“删裁繁诬”，弃章句而复兴“传诂”旧体的角度来看，何休、郑玄以及同时代的马融、卢植等均可视为东汉经学新风气的倡导者，这恐怕也是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能够得到魏晋士人认可，在中古官定经目不断调整的洪流中始终得以维持经典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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