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的生命尽头与新冠疫情政策

作者：奥古斯特·格尔曼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本文解释了临终时刻为什么更重要。

在美国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刻，母亲被诊断出脑瘤晚期，而且在快速恶化这种，她59岁了，之前一直充满活力。手术之后，她在重症康复中心学习再次走路和说话，以便延缓肿瘤增长的速度，但医院不允许我前去探望。康复中心工作人员有限，他们不得不取消某些事的优先权，如帮助母亲的手机充电，这导致我常常没有办法和她联系。我尝试给她发安慰的话语或遮盖伤疤的化疗帽或容易握住的画笔之类东西，这样她能在颤抖时作画，但是，邮寄需要几个月时间，因为亚马逊要优先保证医疗设备和家庭最基本需要的满足。令人感觉十分悲哀的是，母亲的处境很难说多么独特，当前限制医院和护理中心访客的数量，限制交货送货，限制旅行和大型聚会已经影响到了成千上万人走向临终时刻的方式。

当然，从某个角度看，这些措施都是完全合理的，非常不幸的是，它们出现在我母亲的处境中。缺乏探视机会、限制工作人员数量、优先保证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运输和交付都是防止有人死亡的必要措施。当我们在只能防止某些数量的人免于死亡时，虽然应该优先照顾什么人可能有争论，但是，这些措施注定要减少新冠疫情的总体伤亡率－－－挽救相当数量的累计寿命，否则，很多人可能因为感染这种疾病去世了。我们或许需要思考的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应该总是将防止死亡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

我并不相信这个道德原则的口号式版本显然正确无误。在确立我们的社会规范时，我们做出过很多选择，这些选择允许我们享受某些能够丰富我们生活质量的东西，虽然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积累的寿命增长消失了，对此，我们往往很少谈论。比如，我们接受了人们开车的现实，虽然没有哪个人不晓得致命的汽车事故的必然性（全世界每年有超过一百万人死于车祸）。显然，我们愿意在一些利害关系的权衡中做出妥协。接着，请考虑如何权衡下面这个利害关系：你愿意再活30年，然后在恐惧和困惑中死去，亲人为你感到担忧却没有办法前来告别，还是愿意再活29年51周，但能够抓住家人的手平静地死去？我想，大部分人宁愿寿命稍微短一些，也要保证临终时刻更好些。很多人甚至可能愿意在寿命上作出更大交换以便临终时刻更好受些。如果考虑所有因素，那怕寿命稍微短一些，人生可能变得更好。

这个事实应该让我们再次思考，总是优先考虑延长某些人的寿命，不惜让濒临死亡者陷入特别孤单和悲惨的境地是否真的理所应当。

这么短的时间（让我们假设人生的最后一周）怎么能够对你的生活质量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看决定生活质量高低的两种思维方式。

在最常见的观点看来，令你的生活美好的因素被认为是你一生中所有那些有助于你改善生活质量的时刻加起来决定的。顺序如何并不重要。从整体上看，简单地说，你的人生好不好就是生命中的每个美好时刻的总和，无论每个时刻的好坏是依靠幸福来衡量的还是欲望得到满足的程度来衡量的，还是其他的方式。相反，如果从非积累性视角看，我们只需要看你的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在整体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能理解这个时刻有多好了。衡量幸福与否的最根本单位是一生的价值而不是某个时刻的价值。

只有当我们采取积累性视角，人生的临终时刻对我们来说的重要性看起来才有些令人困惑。如果我们仅仅添加美好时刻，那么无论人生的最后一周多么糟糕，它也只是生命中最后的168小时，完全可以依靠你已经活过的数十万小时的价值抵消掉。那么，最后一周对你的总体人生幸福程度来说，应该很少产生大的影响，无论是好还是坏。相反，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非积累性观点，个人生活中的幸福时刻不能像数学方程那样集合起来，更应该作为故事情节交织在一起。

我们很多人对如何过好人生故事投入了很多精力。我们渴望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找到我们喜欢的和愿意从事的职业，最终找到理想的伴侣，渴望自己的辛苦努力得到回报。我们渴望自己的生活取得了某种成功，这种成功就是我们渴望的那种。这些东西都不仅与人生各个时刻如何美好有关，而且与它们加起来构成某种连贯的整体有关。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人生故事似乎有真正的价值。这并不是说，能够构成好小说或好戏剧的东西肯定能成就一种美满的人生。命运坎坷的英雄那令人心碎的故事或许感人至深，但未必成为我们愿意过的那种人生。不管怎么说，对我们来说，某种人生故事的诗意的或个人的回响似乎的确很重要。就我们的人生最终是否美好而言，我们的人生故事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产生回响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假设一个神灵出现在你面前，以某种方式让你经历了你的生命中可能经历的每个人生经验，并从这里开始选择你最喜欢的生活方式。你有关生活方式的仔细思考涉及到众多因素。如果你像我一样，很多最重要因素可能涉及到在每一种可能的生活中，你知道你的生活中各方面的故事都将呈现出特殊性，比如我想知道：是否继承了母亲的创造天赋，开始学习绘画，有朝一日画出某种如此完美表达我的视角的精品？我的伙伴和我能否共同成长，关系逐渐成熟，就像从前一样继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但是，积累论者可能坚持认为，就我们的人生故事究竟该如何展开来说，我们能够跳过体验、协商和反思的整个过程。相反，任何有机会接触原始数据的人－－－我在人生的每个时刻感受到的幸福程度、欲望得到满足的力度和数量－－－能够对我们的潜在生活价值进行评估，虽然其中的任何细节都不知道。在甚至不知道你如何评估潜在的生活时，一个掌握了原始数据的人就能为你们选择最好的生活，只是简单地添加每个潜在生活时刻的分值，然后为你挑选价值最高的那个选项。事实上，按照积累论者，你应该可能更喜欢这种选择方式，因为在什么生活对你最好的问题上，你或许很可能是错误的。更高的总成绩未必满足生活的要求，对你来说，那个生活似乎包含了你的所有尝试和苦难的巅峰时刻。

在我看来，积累论者狭隘地关注可测量的短暂时刻的幸福，却忽略了考虑我们的人生故事如何感动作为个体的我们以及我们更喜欢自己的人生故事到底应该怎么写。结果，我认为积累论者还错过了人生的终结是多么关键的一些东西，因为他们没有考虑我们对人生故事如何终结的偏爱。人生尽头（任何看过奈特·沙马兰（M. Night Shyamalan）电影的人都知道）能够转变整个叙事的格式塔。人生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也不例外。要从每个人最后168个小时的幸福程度来解释人生最后一周的糟糕性就错过了这个事实，即最后一周的大部分价值是依靠人生尽头如何度过来决定的。至于不同结局的价值如何，除了渴望自己的人生故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逝者本人之外，并没有最终的仲裁者。

我已经论证了我们应该拒绝积累论者的观点，相反，应该采取一种为其他视角留下空间的途径，即根据特定时刻在人的整个人生故事中发挥的作用来确定它的价值。鉴于故事结尾对任何叙述都具有的特殊价值，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人们对自己的人生究竟如何终结应该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些兴趣可能强烈到足以让很多人宁愿不惜缩短寿命也要争取有机会让他们的生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走向终点，即通常由最喜欢的东西或人簇拥着，得到最爱的亲人的安慰。而现在的公共卫生政策严格限制临终者所能获得的最基本舒适条件，是否要接受这样的政策，我们可能变得更加犹豫不决了。

这样说，我当然并不是想在疫情流行的背景下过分强调这个观点的隐含意义。我相信这些措施不应该被无限制地实行下去，它们给很多人的临终时刻带来显著影响，虽然控制疫情的其他努力在实施时也有极大的破坏性。如果一两个月内不加区别地一律禁止人们前往医院探视是唯一显著遏制疫情的方法，这当然是值得做。但是，我们应该牢记，每个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意外过早去世的人也经历了人生幸福时刻的缩短，还有丧失亲人的痛苦，这些都必须考虑进去。当然，几乎没有人想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们濒临死亡的场合预告了新一波感染的到来或造成身边人的死亡。

但是，我认为，即使阻止我为母亲提供舒适照顾的限制措施被认为绝对必要的，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努力克服已经放弃的东西的严重恶果也非常重要。积累论者的幸福假设背后是很多种类的指标，它们指导了政策制定以及很多听起来很简单的口号式论证，要求我们必须作出牺牲。我们或许通过测量传播的风险能够清晰地衡量运送口罩到一个国家是多么重要，或者可预测的寿命缩短所包含的幸福程度，但是，我很担忧我们在这场抗疫斗争中丧失的东西，随手可拿到画笔让人留下临终遗言的价值。在新冠疫情初期，我们很多人感到无比悲哀的不仅有生命的丧失而且还包括更细腻和更难以描述的种种损失。

危机袭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必须尽快行动起来，但是，我们不应该假装简单的指标仅仅因为更容易运用就已经足够，我们必须进行快速的头脑风暴，思考每个人渴望的东西是什么以便确定将维持人性的欲望考虑在内。在人的生命极易被简化为数字的时代，我们应该竭力确保我们作为个体的价值在人生尽头时清晰可见，拥有完整的人生故事。

作者简介：

奥古斯特·格尔曼（August Gorman），普林斯顿大学人的价值研究中心价值和公共政策博士后研究员。研究兴趣集中在心理健康伦理学、幸福、道德责任和死亡哲学。

译自：Tragic Life Endings and Covid-19 Policy by August Gorman

https://www.philosophersmag.com/essays/223-tragic-life-endings-and-covid-19-policy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