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完美的贤能政治

作者：阿格尼斯·卡拉德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十一月十六日丁未

          耶稣2020年12月30日

两本新书旨在阐述贤能政治的道德失败，但是，我们能够支持一种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同时无需放弃贤能的追求。

我们该如何生活当然由我们说了算，但生活也受制于我们无无法控制的因素的约束。这个故事的哪一部分是我们强调的重点？保守派往往看到杯子有一半水，强调代理人对结果的控制以及个人应该为结果承担责任。进步派则更可能凸现外部因素的作用－－－即使这些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是“内在的”，如个人的基因构成－－－从而提醒我们宁愿站在避免由于糟糕的结果而指责他人那一边。

人们很少活该要失败，即使真的有这种情况，但是，人们的成功通常都应该配得上赞美的。

教育家和随笔作家弗里德里克·德布尔（Fredrik deBoer）认为，在一个领域中，这种政治模式就完全行不通了：即谈及学业成就的对话。在其新书《聪明崇拜》的绪论中，德布尔提出了这个难题，他引用博客作家司各特·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的回忆，由于在英语考试中得了A(优)而得到表扬，却因为在微积分考试中得了C(中)而遭到批评。

每次在英语课上我被当作典型来表扬的时候，我都羞愧得想钻进地缝中死掉算了。我根本不配！我根本没有认真学习，有一半的时间，我是在上学路上的汽车里写完作业的，那些在州竞赛中的获奖作文是闹着玩儿似地胡乱拼凑起来的东西，根本没有下多大功夫。为此称赞表扬我，过去似乎不公平，现在仍然如此。

但另一方面，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我在微积分基础课上获得中（C）的成绩理应为我塑个雕像才是，它应该矗立在校园中央，上面还有一块儿匾额，写上诸如“司各特·亚历山大使出吃奶的力气终于在微积分考试中及格，虽然他们在稍微弯曲的S符号后面继续随机性地扔些东西，而且假装完全说得通。”

亚历山大纳闷，为什么要称赞或者指责显然属于天生品质的那些迹象呢？他注意到“充满关爱的、同情的、进步的立场”是拒绝认定酗酒问题---或肥胖或忧郁或偷窃狂---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不该指责人们的心理或生理疾病，不应该坚持认为只要充分努力就可以纠正克服这些毛病。但是，德布尔注意到，在同样的进步派圈子里，“如果应用在学术能力上”，“这种想法就成为一种诅咒”。为什么竭力避免因为遗传条件而指责他人的同一批人要将学业成绩完全归功于努力学习的结果呢？

作为追求完全平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德布尔哀叹我们这个社会的典型特征，即特权者和富豪享有不平等待遇。但是，他并不相信教育体系是能够实现平等的杠杆。

德布尔认为，这个解释的部分内容是进步派过于仓促地驳斥有关智能的科学研究成果。因为遭遇过科学种族主义的黑暗遗产，进步派迫不及待地想否认族群层次上的智商差异，但是，他们同样迅速地最终否认如下的科学结论：即个人的智力水平至少有一半属于遗传性因素。亚历山大和德布尔都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他们提议，我们的同情和进步性应该保持前后一致，直面硬连接的个体智商差异这个事实所隐含的意义：学业的成功和失败就像心理健康或疾病一样并不是“凭本事挣来的”，这样看待它们就有些过于残忍了。

在德布尔看来，这个论证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论证自身。它是其批判选拔贤能的教育体系新书的核心主题。《聪明崇拜》用经验丰富的教育者雄辩有力的权威口吻写出，正如本书所说，是“天赋不高的人的祈祷”，焦点集中在他们的“困境”和教导他们的老师们的困境。他提出了充满激情的现实主义呼吁，智商水平不高和学业成绩不好的人能做到什么以及学校体制能做什么来克服现有社会的种种毛病。作为追求完全平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德布尔哀叹我们这个社会的典型特征，即特权者和富豪享有不平等待遇。但是，他并不相信教育体系是能够实现平等的杠杆。强制实行“更高的标准”只不过造成降低毕业率以及惩罚那些缺乏奢侈条件开除差生的学校等后果。他写道“告诉我学生如何被分配到你们的学校，我就能预测你们可能得到的结果。”

德布尔的书在开头就谈及了2019年校园蓝调行动（Operation Varsity Blues）招生丑闻的讨论。（一批美国名人和金融大佬花费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让他们的孩子进入著名大学，这场大规模大学招生舞弊闹剧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发起的曝光后彻底终止。－－－译注）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新书《贤能暴政：公共利益何在？》谈及同样的话题。两位作者都用这个话题来说明大学招生录取已经成为我们社会选贤任能机器的支柱。你的社会“价值”可以根据你上的大学准确预测出来，以至于有钱的父母不惜践踏法律也要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名牌大学，而且家长做这些事还要背着孩子，因为他们希望孩子觉得自己是依靠自身实力赢得这个地位的。

在德布尔看来，学业的成功和失败就像心理健康或疾病一样并不是“凭本事挣来的”，这样看待它们就有些过于残忍了。个人智力的遗传性意味着学业成功与失败就像心理健康或者疾病一样并不不是凭本事赚来的－－－这样看待就有些过于残忍了。

桑德尔和德布尔都清楚说明他们的目标并不是针对触犯法律的这群人，也不是针对合法地通过大量捐款而换取孩子被名校录取的家长，或学校凭余荫进入名校的传承录取（legacy admissions）政策，或有钱人的孩子在成长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占尽优势的事实，从孕妇孕期低水平铅暴露对婴儿听觉发育的可能影响一直到高考辅导课程以及花费不菲的有助于增进录取机会的课外活动特长技能等。在两位作者看来，道德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没有能兑现选拔贤能的理想（虽然可能实现了），而是我们为何将其视为理想追求本身。任何基于学业成绩就能预测其获得相应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制度天生就是恶劣和糟糕的。

像德布尔一样，桑德尔从根本上反对贤能政治的道德伪善：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成功是凭本事挣来的，我们将很容易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同时将失败归咎于自己努力不够。贤能政治的积极自我信仰伦理学－－－桑德尔所说的“向上爬修辞话语”产生了“缺乏道德吸引力的态度”，即优胜者的傲慢自大和失败者的愤愤不平。这反过来导致社会冲突，破坏社会团结协作。桑德尔广泛论及贤能政治的历史和政治博弈过程，追溯其根源到认定工作是个人道德价值证明的新教伦理观。他将此观念置于经济学家哈耶克（F.A.Hayek）和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甚至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福利国家自由主义的背景下，即生产效率更高者理应获得更多金钱补偿。桑德尔承认这些思想家使用效率为其提出的社会制度辩护，公然否认生产率越高就越有价值或者越应该获得更多报酬等主张。不过，桑德尔仍然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当今道德伪善的进化论先辈：“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开辟了我们从选拔贤能角度理解成功的道路，而这本来是他们公开反对的东西。”

桑德尔和德布尔都认为大学招生录取已经成为我们社会选贤任能机器的支柱。

桑德尔讲述贤能政治诞生的关键一步是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在20世纪40年代改造大学的故事。桑德尔解释说，通过“一种静悄悄的精心计划的政变，”科南特将“学术水平能力考试”（the SAT）制度化，重新想象公立学校可以发挥筛选贤能英才的功能：不是本身作为目标而是成为“为了具体目的而重新塑造”的工具，用以实现招录新贤能精英的工具。科南特激活了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提议的计划，杰斐逊是这样描述的：“每年从底层选拔真正有价值、有天赋的人才20名，用公共资金资助他们受到完整的教育，去击败财富和门第的竞争，赢得公众的信任。”

在当今，桑德尔辨认出涉及范围广泛的现象，要么是贤能政治的起因要么是其结果：民粹主义的政治反叛；直升飞机般的家长；全球化的崛起，专家统治和反移民心态；知识经济转型；2008年经济危机；气候变化辩论；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文化差异；20岁到24岁年轻人的自杀率上升；不平等加剧；美国制造业衰落；过分强调学位的文凭主义。他的讨论在这个领域恣意游荡，而指导性的线索就是贤能政治将社会改造成为傲慢自大的优胜者和愤愤不平的失败者组成的社会。

在两位作者看来，道德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没有能兑现选拔贤能的理想（虽然可能实现了），而是我们为何将其视为理想追求本身。任何基于学业成绩就能预测其获得相应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制度天生就是恶劣和糟糕的。

桑德尔非常清晰地表明“当今政治中最深刻的分歧之一就是拥有大学学位者和无大学学位者的分歧。”但是，我并不完全赞同国家被区分成为傲慢自大者和怨恨愤怒者的说法。一方面，他在描绘优胜者的画面时引用的实证性数据并没有暗示优胜者对“凭本事赢得”这地位时的得意洋洋：他描述“特权青年中盛行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富裕家庭的孩子超乎预料的情感压力”，包括那些考上名牌大学并显示出“空前程度的压力和焦虑”者。这听起来并非傲慢自大。至于说他描述的非精英阶层的怨恨愤怒：愤愤不平是那些相信自己的收获远非达到自己应有水平者的典型态度。如果桑德尔说的非精英人士把失败归咎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人们可能预测这种自我理解的最主要表现应该是羞耻和沮丧而不是怨恨和愤怒。

人们被赋予不同的等级地位－－－我们依据周围人来衡量我们自己，并且竭力改善自己的相对地位，但我们同时对这是对我们的处境的真实描述而闷闷不乐。这个困境其实是两种驱动力造成的结果。

人们渴望出类拔萃；但也不想形只影单。桑德尔和德布尔都在论证说，我们应该放纵第一个欲望以便更好地满足第二个欲望。

首先，人们受到归属感需要的驱使，随后的动机既有利于群体有利于个人作为群体的完整成员的身份得到普遍承认。描述这种驱动力的积极词汇是“合作”和“不自私”；某些消极词汇则是“循规蹈矩者”和“温顺的绵羊”。其次，人们倾向于认定自己与群体之间保持距离，要卓尔不群。当我们赞同这种倾向时，我们将其描述为“追求卓越”的“出类拔萃”者或“独立不羁”者；当我们不喜欢它的时候，会使用“缺乏合作精神”或“自我主义倾向”或指控这种性格的人“热衷竞争”或“贪婪”。在积极和消极术语之间转移是我们有意识地适应这些冲突的动机以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之一。

人们渴望出类拔萃；但也不想形只影单。桑德尔和德布尔都在论证说我们应该放纵第一个欲望以便更好地满足第二个欲望：减少等级体系差异以换取更多的社会团结、关爱和平等。其书籍提出了理想的转换：打倒拼搏、机会、个人成就和自我观念以及积极认同等语言。他们鼓励我们将成功视为更多归功于好运而不是凭本事挣来的结果；目的是希望这种更少热衷和更强调宿命性的途径将更有利于增强族群之间的团结协作。桑德尔说，“财富伦理学欣赏人生中超越人类理解和控制的维度。”

其书籍提出了理想的转换：打倒拼搏、机会、个人成就和自我观念以及积极认同等语言。

没有什么地方比每本书在针对现有秩序的具体变化提出的应对之策更明显的目标了：德布尔可能想让20多岁的年轻人能够选择辍学，桑德尔提议采取抓阄的方式决定谁进入名牌大学读书。虽然我并不怀疑每位作家都相信这个世界将因为这些建议而得到改善，但他们在书中的主要焦点显然并不在公共政策：其具体建议往往只占几页，而且在接近结尾的地方。相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指明意识形态的变革方向---我们的话语以及价值观应该转变的方向。我们需要学会接受某些20多岁的年轻人的确不适合上大学，我们应该停止为名牌大学的选拔确定价格标准。

我们应该从这个工程中得出什么结论呢？意识形态上的确发生了文化转向，桑德尔和德布尔或许挑选出了这个趋势的模式，该模式处在更少“出类拔萃”和更多“适应”的边缘。其实，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保守派政治评论员，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也依照类似的路线批评贤能政治：“贤能政治秩序坚持认为成就杰出者的一切都是凭本事挣来的，为此自豪理所当然。”但是，作为一种哲学问题，桑德尔和德布尔并没有给出雄辩有力的论证来说服我们相信放弃“凭本事挣来的”、“成就”、“渴望”等话语有很好的理由。这是因为，虽然两位作家都特别强调和坚持其目标并非攻击贤能政治概念本身，但实际上他们的目标只是选出了贤能政治的偶然实例而已。

虽然两位作家都特别强调和坚持其目标并非攻击贤能政治概念本身，但实际上他们的目标只是选出了贤能政治的偶然实例而已。

让我们返回到刚开始的难题。为什么人们更倾向于认定基因应该为心理健康或学业成绩或思想成果的有无和高低承担责任呢？我认为这并不像德布尔和亚历山大认为的那样令人困惑。这两个案例之间存在显著差别。个人的生活结果在很多方式上是其基因天赋功能造成的（不仅仅是智商问题，无论智商如何定义，而且在其他很多行为和身体特征上都有所表现），这是科学发现的真理。但是，基因科学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该真理的伦理后果是什么－－－更具体地说，科学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的伦理后果对所有性格特征来说都一样。所以，从基因角度看，即使心理健康和智商同样都有遗传性，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些事实的回应应该一样。事实上，他们认为应该不一样。

心理健康、体重调节或药物滥用等问题通常应该一分为二：相关结果要么是正常的，要么是不正常的。与此相反，成就通常应该一分为三：可能是偏低的、正常的、和超常的。在一分为二的案例中，我们遭遇的仅仅是需要避免指责人们取得的成果偏低，而在一分为三的案例中，我们需要不仅避免指责人们取得的成果偏低，而且我们想能够确认和称赞超常的成就。在一分为二的案例中，我们通过将结果归功于基因就得到了渴望的一切－－－但是在一分为三的案例中这样做就可能破坏我们的伦理目标之一。

请让我用运动员的案例做一番解释。人人都知道运动成绩拥有强大的遗传因素，但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并不认为它“完全归功于基因”或“归功于基因加上运气”。体育明星可以充当激励年轻人奋斗的偶像人物，他们代表了为自己取得非凡成就的可能性。天赋可能给你身高或快速反应能力，但运动场上的卓越成就也同样需要多年的辛苦努力和付出。凭借这种努力，我们认为明星赢得了为自己成就感到自豪的机会。认为大多数人不适合取得杰出运动成绩以及认为成功者得益于他们付出的努力，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大张力。承认、羡慕和认可成功者，你并不需要认为运动场上的失败者---包括笔者在内---就应该因为努力不够而受到谴责。对运动场上的失败者友好并不需要付出高昂代价，非要对运动场上的优胜者冷漠以对不可。

我们该如何生活当然由我们说了算，但生活也受制于我们无无法控制的因素的约束。这个故事的哪一部分是我们强调的重点？

我们称赞谁指责谁的问题并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伦理问题；除了严肃地思考我们渴望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之外，并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本着这种精神，就“充满关爱的、同情的和进步的立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本文想提出新的候选对象。首先，我们应该倾向于认可那些取得杰出成就者真的凭本事挣来了这个成就，人家付出了辛苦努力理所应得感到自豪，并拥有一种成就感。其次，我们应该倾向于将失败解释为基因或社会经济障碍、运气不好等等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这样的方式清楚说明，在面对失败时，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应该是同情和愿意提供帮助。成功者应改对自己感到自豪，当他们看到别人失败时应该这样想：我之所以成功只是多亏了上帝的恩典和眷顾。

人们很少活该要失败，即使真的有这种情况，但是，人们的成功通常都应该配得上赞美的。要证明这种不平衡性具有连贯的合理性，我们不妨想想一帮努力打拼的朋友的道德观。当我的学界朋友之一遭遇职业上的挫折时---论文投稿被退稿，找工作铩羽而归，终身教职申请遭拒绝---我们其他人的回应往往是同情和关爱。我们并不会说“这是你的错，你没有足够努力。”除非在真正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应该指责朋友、埋怨朋友或谴责朋友。但是，当同一个人取得了某项成就，我们通常会祝贺她因为自己的努力终于看到了收获。我们将成就归功于她却不会把失败归咎于她。人们不应该假设，这种状况肯定最终归结于亲切友好地夸大朋友在成功中发挥的作用或善意地但欺骗性地弱化她应该为失败承担责任。在我们的反应中没有必要涉及善意的谎言，因为针对偶然性在成功和失败中的作用做出不平衡的回应，这在道德上并没瑕疵。简单的事实是，你可以称赞学生取得了优异成绩，但无需指责另一个学生成绩不佳。事实上，这通常就是我们本来应该做的事。

对运动场上的失败者友好并不需要付出高昂代价，非要对运动场上的优胜者冷漠以对不可。

我相信我们应该大方地承认所有成就，包括特权者的成就：富人的才干并不是靠变戏法得来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当人们不得不克服实质性障碍以获得现有成就时，他们在客观上赢得了更多，理所应当更加为自己感到自豪。我们能够这样说，同时并不贬低那些遭遇更少障碍者，当然，社会应该旨在尽可能多地消除这些障碍---同时承认桑德尔和德布尔观察的真实性----运动场从来不是充分平等的，因为有些“障碍”是内在所造成。虽然如此，与桑德尔和德布尔的观点相反，承认运动场的这种不平等与认可他人的成就并不相互矛盾。如果认可成就意味着指责无成就者，这就不兼容了。但是，那将只能是这样的情况，成就通常是一分为二的情况；但实际上，这是一分为三的情况。

请让我总结一下本文的结论，将本文对成就的这些哲学思考置于分配物质奖励和社会地位的社会经济体制中，因为就是这个大厦成为桑德尔和德布尔反对意见的最终目标。本文给出的论证提供了这样一种方式，即把我们对如何分配积极因素如财富、荣誉、名望和认可等的问题与我们如何分配消极因素如贫穷、羞耻、痛苦和不稳定性的问题分开处理。

你可能认为人人都应该获得体面的生活，同时也能认为有些人基于他们取得的成就，理所应当获得更多奖励。

剥夺某些人体面生活所需要的最基本需要是一种惩罚，应该说，除非或许因为犯下天大的罪恶咎由自取，人人都应该拥有这种基本生活条件。你可能认为人人都应该获得体面的生活，同时也能认为有些人基于他们取得的成就，理所应当获得更多奖励。这是接受我一直在论证的不平衡模式的结果，你能认为甲应该因为其成就得到物质奖励和社会荣誉，而乙是没有机会取得这些成就的（如因为基因的理由或因为性别歧视或纯粹的运气不好）。偶然性在甲的成功中扮演的角色这个事实并不否认我们奖励他取得成就的合理性。但是，我们能够和应该奖励甲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因为乙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功就惩罚乙。乙即使没有赢得我们理所应当给甲的奖励也照样配得上过体面的生活。

因为德布尔和桑德尔的目标是跌落到体面生活之下的制度的合理性，对于结果分配上半部分的那些无缘奖励者，他们并没有给出任何独立的论证－－－但那恰恰是贤能政治的实质所在。贤能政治讨论的是奖励成功但并不惩罚失败。我们不妨考虑1992年的电影《拜金一族》（Glengarry Glen Ross）中著名的羞辱性“动员”演说：“我们给这个月的销售竞赛稍微添加一些东西。你们都知道，第一名将得到一辆凯迪拉克埃尔多拉多高级小轿车，第二名可获得一套切牛排餐刀，而其余两名则是被解雇。”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可能在第二名和第三名之间挣扎颠簸。这是贤能政治被扭曲从而成为具有某种惩罚性和邪恶性的东西的时刻。如果我们的体制不仅基于贤能奖励优胜者还对非优胜者进行侮辱性地惩罚，那就是对贤能政治理想的破坏，不仅仅反对贤能政治本身了。只要贤能政治最终不仅决定成功的极端而且谴责没有取得成功者一钱不值，那它就是贤能政治的堕落，就应该受到谴责，就像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那样普遍承认的腐败现象受到谴责。难怪我要说桑德尔和德布尔已经将一种偶然性的、不完美的（惩罚性的）贤能政治模式的批判与对贤能政治理想本身的批判混为一谈了。

当然，成功伦理学充满了棘手问题。要划出一条线来区分什么是基于天赋和努力而取得的，什么属于所有人，无论其成就如何，这并不容易。至于“多少东西足以让人过上体面的生活”的问题也很难回答，除了内在困难外，这个答案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教育是战场，或许永远是战场，用来解释桑德尔和德布尔建议的政策干预的方式之一是将其视为在那个领域如何划线产生了分歧。德布尔的建议是我们愿意赦免某些十多岁孩子进一步上学深造是一种划线方式，只不过这条线很低－－－高中就已经是额外要求了；而桑德尔的抓阄招生录取的建议划线的地方更高些：即使大学教育也不应该基于天赋、前途或成就而进行分配。

构建非惩罚性的贤能政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构建非种族主义的或性别歧视的贤能政治或构建不给富豪优惠的贤能政治一样会有波折，但这样的工程值得尝试一番。

构建非惩罚性的贤能政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构建非种族主义的或性别歧视的贤能政治或构建不给富豪优惠的贤能政治一样会有波折，但这样的工程值得尝试一番，因为非惩罚性的贤能政治认定不仅在话语上而且在现实中将有光明的前景，它能够将崇尚合作和社群团结和谐的欲望与我们致力于追求个人卓越和成就的承诺结合起来。桑德尔和德布尔敦促我们为了追求前者和不惜牺牲后者，但这是不必要的，如果我们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的话。一个更友好、更关爱、更进步的---也就是说更少惩罚性的－－－贤能政治将给我们带来最美好的世界。

对两位作者来说，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如何在边缘处修正现有体制，而是应该考虑我们要追求什么理想－－－即使这个理想在近期内不一定有实现的可能性。德布尔的书最后是对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颂扬性描述，他自己也承认“有人可能毫无疑问地称之为幻想。他们可能说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但这个设想赖以存在的假设是错误的：他假设我们必须放弃选贤任能的奖励以便把我们从选贤任能的惩罚的浩劫中解脱出来。本文要说的是，既然我们在做梦，那就不妨做个更大的梦。

作者简介：

阿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7年芝加哥大学学士，2008年伯克利哲学博士。主要研究兴趣古代哲学和伦理学，目前是本科生教学部主任，著有《志向：生成的力量》。

本文评论的书：

弗里德里克·德布尔《聪明崇拜：溃败的教育体制如何延续了社会不公》

迈克尔·桑德尔《贤能暴政：公共利益何在？》

The Cult of Smart:How Our Broken Education System Perpetuates Social Injustice
Fredrik deBoer
All Points Books,$28.99(cloth)

The Tyranny of Merit: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Michael Sandel
Farrar,Straus and Giroux,$28(cloth)

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和原刊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

译自：A More Perfect Meritocracy byAGNES CALLARD

http://bostonreview.net/class-inequality-philosophy-religion/agnes-callard-more-perfect-meritocracy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