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从《春秋》经传看儒家的正义

作者：向世陵

来源：《孔子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简介：向世陵，男，1955年生，四川仁寿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儒家哲学和儒释道关系研究。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和平与战争相对而言，儒家向来肯定正义的战争，谴责通过战争去图谋私利、抢夺地盘。“春秋无义战”但又有“彼善于此”。和平的到来，需要仁德和国家实力的综合作用。“春秋之道”有常有变，判定战争与和平是否正义，有维护君臣大义、夷夏之辨和义利之辨等多个标准。理学家强调动机而贬斥苟且换来的和平，讲和会盟不能是屈辱投降，主张通过正义战争维护君臣大义和“中国”的礼义。有国有家者一定要站稳正义不谋利的立场，从根本上杜绝亡国败家惨祸的发生。热爱和平并不意味就否定战争，正义的原则在这里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

关键词：和平/战争/春秋/正义

和平是与战争相对而言的，有和平才可能有幸福安宁的生活，故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对和平、尤其是永久和平始终抱有真诚的期待。但是，和平如何到来，它以什么为前提和条件，却也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在传说中以仁德治天下的尧舜时代，其“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的美好情景固然值得向往，但自夏禹以后，和平的得来却是要靠革命即战争的手段去实现的。从《周易》对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肯定和赞扬看，商周社会长达数百年的和平是与正义的价值判断密切关联的。

孟子称颂汤武的正义战争，肯定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渲染其情形是“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梁惠王下》)正义战争解决了社会不公，将民众从深重的苦难中解救了出来。借用《尚书·武成》的说法，周武王伐纣克商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最后则是“垂拱而天下治”，和平社会因之到来。

孟子赞颂武王伐纣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孟子·尽心下》)，这与他描绘王道政治，倡导以仁义治天下的主张是相呼应的。因此，他坚决反对不义而争利的战争，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留在孟子脑海中的，正是离他不太远的春秋诸侯争霸，在那里随处可见争地以战、争城以战，所以孟子给予了否定的评价。声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春秋时期的战争没有正义性，只是在不同战争相比较时，其中一些战争比另一些战争好一些(接近正义)罢了。孟子如此判断的理由，是战争行为的发生，应为天子讨伐和矫正诸侯的罪过，即所谓“上伐下”，而不是列国之间的互相侵夺，但后者却正是春秋时期战争的特色，所以说“春秋无义战”。

不过，“春秋”之事是记载在《春秋》经文之中的。《春秋纬》载有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之语，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曾专门引证和阐发，对后人影响很大。孔子之言，意味一般地褒贬是非，还不如将其放到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事迹之中，针对具体的人物事件进行评判，以扬善惩恶，使后来者能以此为戒①。那么，孔子于历史事件和人物既然有褒有贬，对春秋时期的和平——止战结盟行为，就不应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应当具体分析，其中的关键，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古人心中的正义原则。也正因为如此，春秋列国之间的讲和，在孔子及后来儒者的眼中，本身就成为一个“事件”，其重点也就不在和平本身，而在和平如何到来，后者直接决定了对此和平的是非认定。

一、“召陵之师”的“彼善于此”

孟子讲“春秋无义战”的“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后来朱熹解释是“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②。所谓“召陵之师”，《春秋·僖公四年》经文有“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句，这是承前齐桓公率诸侯军队侵蔡伐楚而来。《左传·僖公四年》谓：

(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穀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齐桓公率诸侯军队攻打楚国，楚成王派大夫屈完去交涉，诸侯军队于是暂驻召陵。由于齐桓公愿意和好的善意和屈完的游说，齐桓公放弃了进攻，最后屈完代表楚王与各诸侯订立了停战的盟约，带来了和平。可能正因为如此，孟子把“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与“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孟子·滕文公下》)的业绩相提并论，即它们都是指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宁的理想社会的。

孔孟之后，儒家学者对召陵之盟通常持肯定的态度。的确，它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双方的协商实现了和平，故属于“彼善于此”的相对正义的举动。具体来看，齐及中原诸侯能实现与楚国的和平，原因包括多个方面：首先，齐国作为中原霸主自身的国力及其对中原诸侯的号召力，是楚国愿意与之会盟结交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楚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和有利防守的地理条件，则是齐桓公不敢贸然进攻的现实考量；第三，屈完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但又以齐桓公须以仁德安抚诸侯(也包括楚)为前提。

这些原因，一方面，说明仁德在当时诸侯和大夫的心中，仍然具有制约不义行为的道德力量；但另一方面可能更为重要，这就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各自对战争结果的合理预期。齐国及中原军队并不具有战胜楚国的绝对实力，所以在以“德”还是以“力”服人的权衡中，桓公最终选择了以德服人，从而导致了和平。那么，和平的到来，是仁德和国家实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正义便体现在这种承认各方权益的和平结盟之中。

由于《春秋》被认为是孔子“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③的亲手撰修，其中的每个字都被认为有“大义”。如此的“笔法”，在宋元以后成为科举考试必读教本的胡安国《春秋传》中，有专门的阐释：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进之也；其不称使，权在完也。“来盟于师”，嘉服义也；“盟于召陵”，序桓绩也。桓公帅九国之师，侵蔡而蔡溃，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责“包茅之不贡”，则诺；问“昭王之不复”则辞；徼与“同好”，则承以寡君之愿；语其“战胜攻克”，则对以用力之难。然而桓公退师召陵，以礼楚使，卒与之盟而不遂也。于此见齐师虽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礼下之而不骄。庶几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于斯为盛，而杨子称之曰：“齐桓之时缊，而《春秋》美召陵是也。”④

楚本为蛮夷，后受周封为子爵又僭称王，故在此之前，《春秋》并未称楚大夫名氏。此时却直接称名“屈完”，说明孔子肯定其休兵止战的言行。按胡安国的解释，孔子讲“来盟于师”，是嘉奖屈完和楚人主动结盟的和解愿望；而“盟于召陵”则是称颂齐桓公不以兵强、而以仁德收服楚人的业绩。故进一步发挥说，齐楚能和解，既有屈完在维护楚国利益的基础上，愿意讲和与善于言辞的缘故，更离不开桓公的仁义之举，甚至以为这差不多就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了，感叹它达到了春秋诸侯会盟的最高境界。他并引扬雄之言说明，齐桓公所在的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所以孔子及后儒特别赞美召陵结盟的正义之举及其带来的和平。

二、“常变”之议与“平者在下”

召陵之盟的和平值得赞扬，根本点在齐桓公的以德服人。但在同时，儒者评价春秋战争与和平事件是否属于正义之举，贯穿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维护君臣大义。国与国之间缔结和平休战的盟约，必须是国君本人到场或由被授权的大夫代表。在宋楚结盟中，一方是以齐桓公为首的中原诸侯，另一方虽是大夫，但却有楚国国君授权，屈完是代表楚成王与各国诸侯缔结盟约的，国君的地位和权力得到充分的尊重，这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尤为值得珍重。

然而，召陵之盟带来了和平，但和平盟约的缔结却有不同的情况。对于有违“天尊地卑”的君臣大义原则，却又促成了和平的事件，《春秋》及传注是如何记载和评价的呢?这里以僖公四年宋国与楚国的讲和为例来分析。

《春秋》经文：

(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传》曰：

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无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在此次宋楚结盟前，楚军围宋达九月之久，双方都已到了极其疲乏难以为继的状态，尤其是被围的宋国，已经出现了“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骇人惨景。两国大夫私下会面，华元表述了宋国即便拼到最后一息，也不会接受当年楚国胁迫绞国签订“城下之盟”那样屈辱投降的盟约；但若楚国愿意主动退兵，礼遇宋国，则宋国愿意听从楚国的号令。子反害怕最后拼到鱼死网破的前景，故与华元订立了盟约，然后才报告楚王。结果，楚国守约退兵三十里，两国休兵止战，两大夫坦诚相待而实现了和平。那么，对此几乎耗尽了人力物力的宋楚两国讲和止战，理应得到肯定和赞赏，但在汉以后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⑤。

其时责难宋楚讲和的儒者，其基本观点，一是司马子反作为楚国的使者，却同情宋国人的苦难，私自与宋讲和，这是“内专政而外擅名”，如果这样的“轻君”“不臣”都不谴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二是“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⑥。作为汉儒《春秋》学代表的董仲舒，则是从他的“仁义法”出发看待和评价这一事件的。董仲舒以为，立足于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子反的立场因此具有正当性，并扩展了孟子“推恩”的仁德，强调“推恩者远之为大，为仁者自然为美”⑦。儒家仁爱的推行是出于自然的情感，应当跨越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以普遍的人道关爱即“远”为治理天下的优先选项。因此，对于儒家的君臣大义，就应当站在常变、经权互动的立场上，以仁德为内核去适时地协调仁与礼的冲突。他称：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故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⑧

在董仲舒这里，“春秋之道”固然要坚守，但君臣大义的“道”本来有常有变，子反之事不当从常，而应当从变去看，这个“变”就在于当时宋国人相食的惨象已违背了根本的人道；与此同时，在仁德与礼制之间，仁是内核，是质；礼是文饰，是文。在“大失其仁”的情形下，“救其质”已成为最为紧迫的选项，顾不上“文”也就无可厚非。孔子讲的“当仁不让”原本不是指如此的情形，但用在这里却十分恰当，因为它体现了根本的人间正义。所以，讲说《春秋》，不能死搬“平定之常义”，而必须根据如此之大的变故做出调整，把握儒家的权变原则。正义必须是善的，或曰美德的位阶高于礼法，这应当是董仲舒做出如此判断坚守的底线。那么，宋楚之间的和平尽管有“轻君”“不臣”和“政在大夫”之嫌，但仍然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董仲舒紧紧抓住仁爱的实质，以儒家的权变原则调节春秋之道，应当说是有远见卓识的。这也体现了他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倡导者所拥有的胸怀和气度。但千年以后的南宋，生活在破碎的半壁江山中的理学家们，维护华夏正统性的春秋礼法更成为他们迫切的需要。在此情形下注疏《春秋》的胡安国，自然有着与董仲舒不同的心境，他对宋楚间的讲和也就有不同的评价。认为华元、子反本为二国之卿，《春秋》却称之为“人”，显然不承认“使宋无亡国之忧，楚无灭国之罪”的所谓大功，而是予以贬斥，因为他们事先未报告其君知道，“非人臣之义也”⑨。

胡安国有感于“君有听于臣，父有听于子，夫有听于妇，中国有听于夷狄”的衰微世道，强调“《春秋》贱欺诈，恶侵伐”，反对臣下专权。“仲尼所为惧，《春秋》所以作也”的缘由也正在这里。“故平以解纷，虽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则大伦紊矣”；而且，“后世羊、陆效其所为，交欢边境，而议者以为非纯臣也，知《春秋》之法矣”⑩。西晋羊祜与东吴陆抗镇守各自边界，却又相互礼遇交欢之事，后颇有评价是“仁德”和坦诚相待，但在理学阵营却是遭贬斥的。胡安国认为知《春秋》之法者，绝不会对他们的行为给予肯定。他不认可董仲舒的“常变”之论，但却按照董仲舒的“明其道不计其功”法则，指斥华元、子反这些人实际都是计功谋利而蔑视君权之徒。

胡安国长子胡寅站在其父的立场，批评司马光肯定羊祜“修德怀吴”和陆抗“不可无信义”之说，强调“人臣之义无私交”，“故君子以羊祜、陆抗交欢边境，方之华元、子反私平于下而蔑其君。仁人正义而不谋利，法固如是也”(11)。胡寅仍然只取董仲舒的“仁人正义而不谋利”说，谴责人臣私交违背了根本的国家大义。在他这里，羊祜、陆抗的行为与先前华元、子反的私下讲和，同样都是蔑视君主权威而应该遭到谴责，这本是《春秋》大法的根本要求。到朱熹，更以为“羊、陆相遗问，只是敌国相倾之谋，欲以气相胜，非是好意思(人杰录云：“观陆抗‘正是彰其德於祜’之言，斯可见矣。”)。”(12)朱熹亦从气质和功利出发，对羊祜、陆抗的行为予以贬斥，以为双方交往的所谓礼遇、德行不过是为倾轧对方而运用谋略而已。

三、夷夏之辨对和平的限定

从汉儒到宋儒，在《春秋》传注中对于君臣大义的维护，往往是与夷夏之辨相关联的。在儒家学者尤其是理学家眼中，和平不能违背夷夏之辨的原则，这始终是一个限定性的标准。譬如，成公二年鲁及诸侯与楚讲和结盟，《春秋》的记载是：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春秋》“三传”对此的解释都很简单，《公羊传》对于《经》称“楚人”有一句简短的评论：“此楚公子婴齐也，其称人何?得一贬焉尔。”但只是贬楚而未及诸侯。到胡安国这里，情况却有了很大不同。他以为，孔子讲“公及楚人”，就已明言是楚国主盟；而参与者都是各国的国卿，为何贬称“人”呢?他说：

楚僭称王，《春秋》黜之，以为荆蛮。晋虽不竞，犹主夏盟，诸侯苟能任仁贤，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结邻好，同心择义，坚事晋室，荆楚虽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从而与之盟，不亦耻乎!古者用夏服夷，未闻服于夷也!乃是之从，亦为不善择矣。经于鲁君盟会，不信则讳公而不书，不臣则讳公而不书，弃中国从夷狄则讳公而不书。蜀之盟，弃晋从楚，书公不讳，何也?事同而既贬，则从同同，正始之义也。从荆楚而与盟，既讳公于僖十九年齐之盟矣，是以于此不讳，而人诸国之大夫，以见意也。(13)

《春秋》以“荆蛮”黜楚，诸侯却不从“中国”之晋而从楚，所以是根本性的立场倒错。晋此时国力不够强盛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诸侯各自能“任仁贤，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结邻好，同心择义”，同时又“坚事晋室”，维护晋的权威和“中国”的统一，就完全不用害怕楚，接下来自然也不会有耻辱服从的讲和会盟。

孟子当年批评陈相，阐明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夷夏之辨的根本原则。胡安国坚守这一原则，严明夷夏之辨。他以为，孔子作《春秋》，是深为爱护鲁国君主的，常常讳言鲁公的不是，但这里却不避讳而直书，正在于要强化“正始之义”，从夷夏之辨出发来审视国君的行为，也因之才有正义可言。

所谓“讳公于僖十九年齐之盟”，《春秋》的记载是：“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14)可按《春秋》体例和历史事实，应当记为“冬，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然孔子深为“中国”屈从于夷狄感到痛心，故讳言僖公的与盟而不书“公”。胡安国说：

楚人之得与中国会盟，自此始也。庄公十年，荆败蔡师，始见于经。其后入蔡伐郑，皆以号举，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称楚，经亦书“人”，于是乎浸强矣。然终桓公世，皆止书“人”而不得与中国盟会者，以齐修霸业，能制其强故也。桓公既没，中国无霸，郑伯首朝于楚，其后遂为此盟。故《春秋》没公，“人”陈、蔡诸侯，而以郑列其下，盖深罪之也。又二年，复盟于鹿上，至会于孟，遂执宋公以伐宋，而楚于是乎大张，列位于陈、蔡之上而书爵矣。圣人书此，岂与之乎?所以著蛮荆之强，伤中国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讳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恶诸侯之失道，三以谨盟会之始也。(15)

楚本为夷狄，但后来势力渐次增长。《春秋》经文中，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记载“楚人伐郑”，是第一次称楚之国名。孔子虽不得不承认其势力“浸强”，但仍只称“人”而以示贬斥。不过，胡安国虽然强调义利之辨，却并不否认“中国”霸业的必要。正是因为齐桓公之后“中国”无霸，才给了楚人以可乘之机，致使其势力一步步地做大，圣人后来亦不能不称述其爵位。这应看做是圣人在“伤中国之衰”的情势下的不得已的举动，而非意味对楚的认可。

孔子所以讳言僖公的与盟，胡安国总结出了三条理由，即：一是为了贬黜夷狄；二是厌恶诸侯的非正义；三是谨慎告诫由夷狄主导的盟会自此开始了。或许，在胡安国脑海中，孔子当年十分痛惜的中原诸侯衰落之象，与他身临其境的两宋之际赵宋政权的软弱屈辱，有着深度的重合。胡安国晚年生活在战乱的年代，他一家老小离开家园，流离迁徙，和平对他本应是十分渴望之事。然而，他自始谴责苟且换来的和平，提醒荆楚“会中华，执盟主，朝诸侯，长齐晋，其所由来者渐矣”(16)。以此告诫人们预防不测，期待中华儿女“同心择义”以制强敌。

四、义利之辨的道德定向

讲和会盟正义与否，在“中国”与夷狄之间是以夷夏之辨为标准；而进入“中国”内部，义利之辨的原则更为儒家学者尤其是理学家所强调。其实，从前述胡寅对羊祜、陆抗交欢事件的批评亦可以看出，夷夏之辨说到底也是以义利之辨为基本导向的。

《春秋》隐公六年春的经文，只有“郑人来输平”(17)一句，汉儒对此，只是分辨史实，宋儒则是从辨析史实出发，将重心放在了其行为是否正义的价值评价上。

程颐解释说：

鲁与郑修旧好，既而迫于宋、卫，遂与之同伐郑，故郑来绝交。输平，变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于人，为国君而负约，可羞之甚也。(18)

在程颐，鲁想与郑修好讲和，却又迫于宋、卫压力出兵伐郑，故郑人来绝交。尽管其中可能存在不得已的情由，但毕竟隐公身为国君，应当保有比常人守信更高的道德约束，但最终却是失信负约，故谴责其“可羞之甚也”。那么，程颐的解经，贯注的是理学家强化信义操守和“格君心之非”的对君主德行的要求。

胡安国自谓其学承自程颐，借“郑人来输平”一句而大大发挥。其称：

输者，纳也；平者，成也。郑人曷为纳成于鲁?以利相结，解怨释仇，离宋、鲁之党也。公之未立，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会师伐郑，即宋、鲁为党，与郑有旧怨明矣。五年，郑人伐宋，入其郛，宋来告命，鲁欲救之，使者失词，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郑围长葛，郑伯知其适有用间可乘之隙也，是以来纳成耳。然则善之乎?

曰：平者，解怨释仇，固所善也；输平者，以利相结，则贬矣。曷为知其相结之以利也?后此郑伯使宛来归祊，而鲁入其地，会郑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鲁又取其二邑，是知输平者以利相结，乃贬之也。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义尔，苟为以利，使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诸侯必曰“何以利吾国”，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于篡弑夺攘则不厌矣。故特称“输平”，以明有国者必正其义不谋其利，杜亡国败家之本也。(19)

胡安国解“输平”为纳成讲和。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国与国之间派人讲和，意味着解怨释仇而不再兴兵作战，对此和平到来便应当给予肯定。但是，“解怨释仇”虽是善举，却不适用于郑国派人来鲁国讲和这件事。因为郑、鲁讲和的动机不纯，双方完全是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郑的目的在拉拢鲁而离间鲁、宋；而鲁则趁机攫取了城池，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互相勾结。这样的讲和，根本背离了“诸侯修睦以蕃王室”的天下国家大义，故须严加斥责。

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如果此风蔓延，诸侯、大夫、士人都不主正义而追逐利益，小至家庭，大至天下国家，一切以对己是否有利为出发动机，最终将会酿成上下交征利而篡弑夺攘的恶果。所以，孔子特别称“输平”，正是要彰明有国有家者一定要站在正义不谋利的立场之上，以便从根本上杜绝亡国败家惨祸的发生(20)。

胡安国动机优先的价值评价标准，后来得到不喜读《春秋》的朱熹的肯定(21)，从胡安国到朱熹，始终是将正义不谋利的原则放在了最优先的位置的。正是因为如此，当夷夏之辨的标准与义利之辨相交集时，义利之辨的优先性便凸显了出来。因为“中国”之可贵，根本点还是在对正义的坚守。

宣公十年，《春秋》经文是“晋人、宋人、卫人、曹人伐郑”，“三传”只有《左传》简略地提到“郑及楚平”与诸夏伐郑的事件。胡安国评论说：

按《左氏》：“郑及楚平，诸侯伐郑，取成而还。”其称“人”，贬也。郑居大国之间，从于强令，岂其罪乎?不能以德镇抚而用力争之，是谓五十歩笑百歩，庸何愈于楚?自是责楚益轻，罪在晋矣。(22)

本来，应当责备郑与楚讲和，但在这里，孔子的矛头却是指向晋等诸侯，而宽恕了郑。因为郑与楚讲和实属无奈，国家弱小，无力抵抗，只能委屈求和；而晋作为中原大国，不能以德安抚使郑回归，而是以武力去讨伐，其作为与楚国的贪利并无二致。而且，楚本由夷狄进至诸侯，贪婪乃其本性，故不值得过多谴责；相较而言，晋的伐郑战争完全是逐利而背离义，才是最大的罪过。

胡安国的《春秋传》是在为宋高宗讲习《春秋》经义的基础上写成的，半个世纪后，陆九渊在太学讲《春秋》，同样是坚守义利之辨的原则。他对于追逐私利而违背礼义的晋等诸夏的行为，进行了更严厉的谴责：

《左氏》谓“郑及楚平，诸侯伐郑，取成而还”。诸侯伐郑而称人，贬也。晋楚争郑，为日久矣。《春秋》常欲晋之得郑，而不欲楚之得郑；与郑之从晋，而不与郑之从楚，是贵晋而贱楚也。晋之所以可贵者，以其为中国也。中国之所以可贵者，以其有礼义也。郑介居二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亦其势然也。今晋不能庇郑，致其从楚。陈又有弑君之贼，晋不能告之天王，声罪致讨，而乃汲汲于争郑，是所谓礼义者灭矣，其罪可胜诛哉?书人以贬，圣人于是绝晋望矣。(23)

晋楚争郑，圣人一直的期待，是晋能护郑，而不愿看到郑屈从于楚，道理就在晋为中国而楚乃夷狄。陆九渊对郑国因其国力不济而无奈顺从于楚，与胡安国同样是从历史发展大势的层面给予了理解。但对于晋国，由于不愿承担起维护礼义和支撑华夏的职责，而是意图通过战争去攫取利益，扩大地盘，所以圣人要坚决贬斥。

在这里，“郑及楚平”的结果是和平，“诸侯伐郑，取成而还”的结果也是和平。这两个和平的性质有别：“郑及楚平”是郑的屈辱讲和；“诸侯伐郑，取成而还”则是“中国”诸侯在取得了城池后的止战。但无论是哪一个，都不是陆九渊心中所想。一方面，他自然不会鼓吹战争，他对诸侯“汲汲于争郑”的不义战争表示了根本的反对，认为其罪不可胜诛。但另一方面也同样重要，他实际希望的，是以晋为首的诸侯能够“告之天王，声罪致讨”，即通过正义战争去维护君臣大义和“中国”的礼义，而不是屈辱讲和或抢夺城池后的休战。概言之，在理学家心中，热爱和平并不意味就否定战争，正义的原则在这里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

如今，历史已进入到21世纪，和平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也应知道，和平是珍贵的，维护和平却是有代价的。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是由“鸦片战争”的“战争”来铭记的。当时的中国，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也得到了暂时的和平，但这样屈辱投降的和平绝非正直的中国人所欢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和平，离不开保家卫国的战争。今天的“中国面临复杂多样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受到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等威胁。推进国防现代化是中国合理的国家安全需求，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要保障”(24)。为了打击海盗行为，中国多年来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派遣海军护航编队，承担了维护和平的国际义务。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阅兵中，中国维和部队作为最后一支徒步方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受到全世界瞩目。不应忘记，他们中有多人在维和事业中牺牲。所以，没有流血和牺牲，也就没有和平。

注释：
 
①宋儒陆九渊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圣人作《春秋》，初非有意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又云：《春秋》大概是存此理。又云：《春秋》之亡久矣，说《春秋》之缪，尤甚于诸经也。”(见《语录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5页)按他所说，孔子本来无意于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只是为了“存理”才不得不需要借助它。可是汉儒只留意那些具体的“行事”而忘掉了孔子借寓于其中之理，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春秋》早亡了。相较于六经中的其他典籍，《春秋》文字只是在陈述历史事迹，没有直接叙述什么道理，如果学者把注意力都放在字面意义的“行事”上，其错谬就大了。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4页。
 
③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944页。
 
④胡安国：《春秋传》，王丽梅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26页。其中标点有改动。
 
⑤这里也存在文本的问题。《公羊传》与《左传》对史实的叙述有别，而且不是以双方坦诚相待的盟誓告终。《公羊传》开篇讲“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己也”；结尾却又说“此皆大夫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平者在下也。”既赞赏两国大夫带来了和平，又批评二者私下讲和的违礼僭越，且既褒又贬，体例也不统一。后来儒者的评价则各有所取。
 
⑥⑦⑧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第16页。
 
⑨⑩胡安国：《春秋传》，王丽梅校点，第228页。
 
(11)胡寅：《读史管见》，刘依平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13-214页。
 
(1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1页。
 
(13)(15)(16)胡安国：《春秋传》，王丽梅校点，第241，145-146，121页。
 
(14)《春秋》此段文字，由于并没有独立流传下来的《春秋》经文，在最早的传注文本《春秋》“三传”中，《左传》《穀梁传》与胡安国本同，然《公羊传》的记载，在“会”字前则有“公”字。
 
(17)《春秋·隐公六年》经文，自“三传”以来，有“郑人来渝平”(《左传》)与“郑人来输平”(《公羊传》《穀梁传》)两种表达，这里取后者。
 
(18)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95页。
 
(19)胡安国：《春秋传》，王丽梅校点，第29页。
 
(20)此处所引程颐和胡安国的经文注解及对此的分析，笔者在《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2期《“渝平”与“输平”》中已有讨论。
 
(21)譬如朱熹云：“大抵《春秋》自是难看。今人说《春秋》，有九分九厘不是，何以知圣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学者问《春秋》，且以胡文定《传》语之。”见《朱子语类》，第2960页。
 
(22)胡安国：《春秋传》，王丽梅校点，第218页。
 
(23)陆九渊：《陆九渊集》，第281页。
 
(24)见《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09-06，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www.scio.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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