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我的导师邹昌林先生

作者：何卓杰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十月十九日庚辰

          耶稣2020年12月3日

今天接到师兄的电话，告诉我：我的导师邹昌林先生前几天去世了。我正好吃完午饭，一下子感觉心情很沉重，手不由自主地就把筷子放下了。在房里呆了好一会儿，这一会儿，心里是多年未有的茫然若失。前几天凌晨，我梦见有个人很像吴道子所画的孔子，对我说“将圣”二字，当时醒来不知所谓。今天想来，那天很可能正是邹老师去世的时候。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但是很多时候，往往是感知了死才能更好地明白生。对心灵的抓力，死要比生有力得多。

邹老师是一位儒者，而我算是一个儒学生。第一次接触邹老师，是我考研初试通过时。那时对儒学极为热情，见初试已过，分数不低，面试应该不会有问题，于是按照孔子的拜师要求，给邹老师寄去一些干鱼片，那是我家乡的特产。信里跟他说，邹老师，我家乡只产干鱼片，不产干肉，“束修以上”，希望能得到您的传道授业。没过几天，邹老师就给我打来电话，对我此举甚喜，告诉我干鱼片收到了，鼓励我好好复习，顺利通过复试。声音中透着笑意，我似乎看到了电话那头邹老师的笑容。

笑容犹在眼前，邹老师却已经作古了。但是死亡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古往今来，没有人能逃脱死亡。人生的伟大，不在于逃脱自然规律，而是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孔子在岁月忽暮之时，最担心的并非死亡，而是死后如何自见于后世。

邹老师对生死名利的态度始终都是豁达的。八十年代，他就任处级的职位，但是出于强烈的责任和担当，他放弃了职位，放弃了分房，考博师从余敦康先生研究中国文化。十余年前，他突发脑溢血，但神奇治愈。后来他告诉我，当时心中一片光明，无丝毫生死杂念，这是他得到治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无论何时，邹老师念念不忘的却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担当和责任。

对于他的学生来说，他的物质生命固然宝贵，但更应当宝贵的是他的精神生命，是他为中国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作为他的学生，这个时候悼念他，追思他，不仅是对恩师的感情，也是为了鞭笞自己不忘师训，为中国文化的复兴而继续前行。

邹老师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形成了《中国礼文化》和《中国国家宗教研究》两部著作。

第一阶段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了《中国礼文化》这一著作。这部著作以中国古礼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古礼的发生演变以及古礼在秦汉之际向今礼的过渡来建构一个连续性的古史系统，把中国文化的类型归结为礼文化。

邹老师吸收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成果，把世界文化划分为原生道路与次生道路两大单元的思路。从这个思路来看，中国文化属于从当地民俗传统连续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生道路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属于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发生断裂之后再发展起来的次生道路的文化。

古礼是早在文字产生以前，就承担着文化传承功能的完整的表意系统。原生道路文化从“礼俗”发展到了“礼制”，既而又从“礼制”发展到了“礼义”，与政治制度、伦理、法律、宗教、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广义的礼文化。而在次生道路的文明中，这种礼文化的发展中断了，逐渐转向宗教或法律。这是原生道路与次生道路文化的区别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

而代表五帝时代的大同理想的儒家，其根本立脚点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礼仪，而不是那种造成社会不公平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严格的政治等级礼仪。儒家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把这种政治等级制度纳入人生社会礼仪的系统中，而不是牺牲人生社会的利益去维护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政治等级制度。

第二阶段是在上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形成了《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这一著作。这部著作是《中国礼文化》的姐妹篇。礼的目的是“事神致福”。这部著作揭示了神性和神人关系这一礼的本质内容，融合了礼学与宗教，是礼文化研究的必然的发展。

这部著作主要以《周礼》一经作为研究古代国家宗教的基本教材，所以邹老师运用自己丰富的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的知识和方法，对此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实质内涵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邹老师又从文化学、宗教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等等角度，明确肯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存在，并对国家宗教的性质、功能及其特点，中西方国家宗教的差异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原生性”和“礼文化”仍然是这部著作对中国古代国家宗教进行定位的基准坐标。“原生性”是属性坐标，从发生学的角度对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的性质上的差异进行了详尽的说明。“礼文化”则是功能坐标，科学地揭示了中西方宗教功能上的诸种不同。在这两个坐标的指引下，邹老师指出，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基本特点为自然性与人格性的混和、终极性与宗法性的混和、至上性与功能性的混和、保护性与制约性的混和等等，揭示了中国古代国家宗教所特有的神性观。

综观邹老师的这两部著作，他主要贡献在于回答了中国文化如何整体回归和提升的问题。

部分新儒家提出儒学第三期说。佛教传入后，儒学为应对佛教的挑战，而从学理上产生一次大发展，其结果是形成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直接先秦孔孟道统，因而超越了两汉儒学。两汉儒学是第一期，而宋明理学是第二期。所谓第三期，就是现代中国儒学又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挑战，儒学又一次面临着一次学理上的大提升。

从学理的角度看，第三期儒学说，是有道理的。但邹老师指出，第三期儒学与宋明理学有一个根本不同点。宋明理学阶段，中国文化的本位不动，即依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特征（如礼仪制度）、以至社会制度，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仅仅是儒学面临佛教的挑战而已。然而，现在不同了，儒学所面临的，不仅是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主流的基督教的挑战，而且儒学所依托的整个社会基础，即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活动方式、政治统治方式、文化娱乐方式、人际交往方式，以至话语表达方式等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动摇。因此，从社会基础的角度讲，从现在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和变化特点来说，决不仅仅是一种学理上的提升，而是中国文化整体回归式的提升。因此，决不是一个儒学第三期说所能包括得了的。

邹老师以古礼为桥梁，把我们的思路从当代链接到三皇五帝时代。他指出，在儒学产生之前，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时间跨度达数千年之久的前轴心时期，史称上古和中古，以三皇五帝三王为代表，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在此时期逐渐生成，其基本面貌和总体特征已经定型，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的源头。只有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去，才能更好地了解儒学，了解中国文化。这一新型的文化观点，不仅提供了文化自信，而且为文化的立足点找到了社会基础。儒家文化的立足点并非那种不公平的、等级的、严酷的阶级社会，而是强调五伦关系、大同理想、仁爱感情、中庸思想的前阶级的原始社会。当代儒家，只有整体回归和提升到那个社会礼仪系统，才能找到底气批判造成社会不公的政治制度和暴君污吏，批判政治等级礼仪系统。

由于研究生毕业已经过去十余年，自己的资质又低劣，邹老师的很多教诲都已经忘记了，上述只是我目前还记得的内容。更可惜的是，哲人越到晚年，其思想才越成熟，邹老师在其去世前的十多年里仍然孜孜不倦地考证、思考，但由于脑溢血落下手抖的后遗症，他的思想成果已经不能笔之于文了，只能通过口述交流。我资质低劣，又不足以弘扬师说，只能寄希望于同门。我坚信，邹老师和其他儒者们所坚守的中国文化，一定会发扬光大，一定会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愿以此告慰邹老师的在天之灵和栽培之恩。

学生何卓杰百拜致哀

2020年12月3日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