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情节与哲学论证：哲学家的故事

作者：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两人在辩论，更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辩论者大声喊道，“那么，无偏见的研究呢?纯粹的知识呢?”在另一个愤世嫉俗的辩论者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之前，这位理想主义者就用更加宏大华丽的问题来轰炸他了“亲爱的先生，真理呢？与自由及其殉道者密切相关的真理呢？”我们能看到愤世疾俗者脸上尖酸刻薄的微笑，“我的好朋友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纯粹的知识。”他冷静异常，他的话说得非常平静，与理想主义者的激情澎湃形成鲜明对比，虽然从逻辑上说，其声明有时候可能有些不连贯。愤世嫉俗者的反驳冷酷无情：

信仰是理解的载体，思想智慧是第二位的。你的无偏见科学不过是个神话罢了。信仰、世界观和观点---简而言之就是意志---总是存在的，因此，审视和证明它就是理性的任务。最后，我们总是来到“证明完毕”（quod erat demonstrandum）。从心理学上说，证明的观念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志愿性元素。

对于在欧洲启蒙的宏大叙事传统中长大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种观点看起来就像是对他所代表的一切的无情嘲讽。他只能把愤世嫉俗者的推理当作乏味无聊的笑话来看待。他会恳求说“不，别开玩笑，教授（professore，意大利语，意思是教授）。”每当他的情感处于高潮而兴奋不已时，他就倾向于不由自主地迸出母语意大利语的个别单词，这个证据不是说明他具有世界主义思想而而是表明他有一种不安全感。“你相信真理吗？相信客观的、科学的真理吗？”理想主义者发起正面攻击，最终把愤世嫉俗者逼到墙角。但是，后者觉得有义务透露他所说的真理。“任何对人有利的东西都是真理。”他解释说，真理并不是存在于抽象论述中而是与我们在世界上的具体地位有关。正如我们今天说的那样，真理是“处于特定场景中的”，否则就毫无价值。“理论知识如果在拯救人类的领域中没有实际应用的机会，就完全没有任何趣味可言，我们必将否认其作为真理的任何价值，彻底将其清除出去。”理想主义者有关为了真理而探索真理和完全没有任何利益纠葛的追求知识等冠冕堂皇的言论就是这种陈词滥调。而且，这样的讨论从社会角度看是危险的，因为它产生虚荣、幻觉和自我欺骗。

真正科学的任务不是追求毫无价值的信息，而是消除原则上有危害的东西，虽然宣扬本能、适度和选择作为观点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让人进入黑暗之中的东西将持续引导他进入更深的地方是“无偏见的”自然科学－－－即哲学的东西。

这个论证能够一直继续下去。两人这样辩论可持续几个小时－－－一页又一页内容丰富的论述。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哲学论证－－－20世纪最重要的论证之一－－并没有发生在真实生活中发生而是出现在小说中：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924年的小说《魔山》。

并不是说这将造成多大的不同：观念一旦产生和形成之后，它究竟是来自小说中的篇幅还是真实存在的有血有肉的哲学家就不那么重要了。其实，19世纪的有些最大胆的观点就来自并非真实存在的哲学家：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尼采著作中的同名人物）、依凡·卡洛马佐夫（Ivan Karamazov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中的人物）、基里洛夫（Kirrilov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中的人物）、奥勃洛莫夫（Oblomov俄国作家冈察洛夫Ivan Goncharov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昏庸懒惰的地主---译注）、地下室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地下室手记》中的人物）和其他等。鉴于哲学家脱离庸常现实和更容易生活在理想世界的习惯性倾向，这种情形就显得特别恰当。就好像艺术作品（小说、诗歌、电影）塑造出来的超级世界---既紧凑又连贯，虽然可能完全是非现实的世界---成为这些梦想家最美好的家园。（就我们其余人来说，更不要提哲学家单纯的文学存在伴随着额外的利益，我们本来可能觉得无法忍受的装腔作势和傲慢不逊---现在变得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虽然如此，曼的小说中的两位辩论者并没有因为仅仅是小说中存在的人物而错过任何东西。洛多维科·塞特姆布里尼（Lodovico Settembrini）是完全正派的年轻人，充满公民理想的通才和理想主义者，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思想深刻。虽然他常常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在海拔一万英尺的地方，谁的头发不会乱呢？），但你很难不同意他说的很多内容。愤世嫉俗者里奥·纳夫塔（Leo Naphta）同样是令人着迷的人物，他的干预极其深刻，入木三分---不仅大胆，而且具有打倒偶像的威力---他反对主流观点，与常规对着干的哲学方法使其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话者。从最好处说，这是狡猾阴险的思维。的确，曼的纳夫塔是以真实存在的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为原型塑造出来的，是用滑稽和夸张的方式，但这并丝毫没有影响其作为思想家的卓越才华和诚信。

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在达沃斯的对话不仅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具有颠覆性，带有世界末日大灾难预言色彩，这种末日是原始意义上的含义。在思想辩论的幌子下面，揭露出来和逐渐成型的是欧洲的深刻危机---有关它的过去和未来，主要是有关欧洲人的灵魂的危机。

托马斯·曼（1875–1955）用这本书展现了异乎寻常的技艺，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而得到进一步证实：现实生活本身在试图模仿小说的节奏缓缓展开。1929年3月，就在该书出版5年之后，在两位真实的专业哲学家之间真的组织了一场早已预料到的辩论。一方是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一方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所公布的话题与曼的小说人物曾经辩论的话题有很大不同：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中的自由和理性。但《魔山》对人们思想的论述太过深刻根本无法忽略，虽然参加者或许尽力尝试要忽略它。正如沃尔夫拉姆·艾伦伯格（Wolfram Eilenberger）在2018年的书《魔法师时代》（最近由企鹅出版社推出的肖恩·怀特塞德Shaun Whiteside译的英文本）所说，“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几乎惊人准确地映照出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

就像塞特姆布里尼一样，卡西尔也是启蒙的孩子，充满热情地热烈推崇其英雄、原则和价值观。他总是表现出德国思想生活中阳光的奥林匹亚式人物；与之相反，海德格尔是个更阴暗、更令人困惑和担忧的思想家。就像纳夫塔一样，海德格尔缺乏独立手段，是天主教教会慷慨帮助的受益人，从教会获得经济资助完成他的教育，甚至短暂加入耶稣会修道院，但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而打消了在教会找到终身职业的打算。就像纳夫塔一样，他对所谓的“黑暗时代”的思考带着一种深刻的熟悉性。到了晚年，海德格尔摆脱天主教思想的束缚，但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天主教思想是否真的离开了他。

或许因为《魔山》留下的长长身影，这场辩论本身并没有达到人们普遍期待的那种精彩程度。艾伦伯格注意到，“它实际上并没有进入真正的战场，甚至没有真正的交锋。”本来预期另外一场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的思想决斗，欧洲各大报纸的记者已经蜂拥前往达沃斯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却只是记录了一场虎头蛇尾的扫兴场面（修辞上的渐降法anti-climax）。《新苏黎世报》的失望情绪在下面的段落中表露无遗：

不是看到两个世界的碰撞，从最好处说我们看到了行礼如仪的场面，一边是彬彬有礼的绅士，一边是脾气暴躁但谨小慎微的年轻人，两人的交手不过是在自言自语罢了。虽然如此，观众中几乎所有人都受到辩论话题的吸引，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对双方到场辩论表示祝贺。

但是，我们为什么应该感到吃惊呢？当生活试图去模仿艺术时，通常都会挨一顿痛揍的。如果与梵高（Van Gogh）的绘画《星月夜》相比，连最令人敬畏的灿烂星空也会显得黯然失色。

星夜荷兰梵高1890年6月油画73.7厘米X92.1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但是，卡西尔－海德格尔辩论不过是艾伦伯格的《魔法师时代》故事的借口而已。他利用这个辩论作为故事的开头－－－为我们描述辉煌的背景，带领我们进入背景后面，介绍主要表演者－－－那已经足够多了。在我们逐渐认识到辩论本身之前，艾伦伯格带领我们进入两位辩论者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过去10年的缓慢生活旅程，同时添加了若干其他人的描述如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我们很快明白艾伦伯格的书谈及的真正辩论并不是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进行的两个小时的辩论（那只是简短的主要是让公众欣赏的结语部分），而是过去十年整个欧洲在社会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思潮，从柏林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莫斯科，从维也纳到剑桥。持续十年之久的更大辩论涉及到更多人、更多观点、更激烈的斗争，这是瑞士小城所难以容纳的。与达沃斯舞台上的展示完全不同，这个过程才拥有真正的戏剧性场面。

这个故事的结构显示出艾伦伯格作为哲学故事叙述者的灵验本能和杰出才能。《魔法师时代》很少提及《魔山》，即使在书名层次上也是如此，但两者的相似性毫无疑问。艾伦伯格有非常精彩的观点，他没有尝试去抗拒曼的影响反而充分利用了曼的影响。这部分是因为曼的小说投下的魔咒，艾伦伯格在书中做的的确主要是讲故事－－－即讲哲学故事。介绍主人公的聪明绪论，精彩的情节设计，一步步为戏剧性场景做准备，这里出现节奏的变化，那里出现了省略－－－所有这些技巧和小说写作领域的其它技巧在《魔法师时代》都有完整的呈现。艾伦伯格天生就是讲故事的高手，能够把丰富翔实的细节和非常说明问题的逸闻趣事恰好放在能产生最大影响力之处，比如在介绍维特根斯坦时，他引用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这位来自维也纳的天才在1929年来到剑桥时对妻子所说的话：“啊，上帝来了，他乘坐5：15的火车，我遇见他了。”对大部分德国人来说，魏玛共和国的最初一些年充满了无法言说的痛苦和社会动荡，作者引用的材料非常辛酸地抓住了这个状况，海德格尔写给妻子的信谈及土豆的重要性，说“土豆到了之后我应该怎么办呢？”或者本雅明的话，“当然有很多方法挨饿，但是没有哪种方法比在一群饥民中间挨饿更糟糕了”。

但是，曼的小说魔力无论多么强烈都不足以解释艾伦伯格书中占支配地位的叙述性。这里发挥作用的可能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西方哲学史的氛围非常活跃，热闹非凡，这一直是众所周知的。西方哲学家展现自我的最常见方式从来就是试图把前辈打倒并踩在脚下。“他们都错了，但我最终拨乱反正确立了新的秩序。”这是每个重要思想家似乎都说过的话，虽然不是说得很多。这个传统的精神首先是论战竞赛：西方哲学就是通过挑战和对抗，反驳和批判不断走向前进的，这是过去做的事。这就是苏格拉底对前苏格拉底派“自然主义哲学家”做的事，试图取代他们；这也是当今哲学家一直在做的事。难怪即使某个特定的哲学从自己的角度看说得通，但西方哲学的历史就未必如此了---它常常看起来就像聋子之间的对话，延续了25个世纪之久。比如黑格尔试图从刺耳的嘈杂声中提炼出哲学含义，我们仍然不能原谅他的行为，不是说我们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他的范式对我们的口味来说具有太过强烈的压迫性。

但是，哲学史即使从哲学上说不通，至少在本地层次上能够表达一种不同的含义即叙述的含义。如果更加密切地观察，我们将会意识到把一群哲学家的思考和言论当做故事来讲述是说得通的。讲故事的必要性迫使他们以某种方式继续进行下去，去做某些事而不是别的事，去采取某种立场而不是别的立场。若想提取和塑造这种叙述含义，人们就需要讲故事者的方法和工具。这就是萨拉·贝克维尔（Sarah Bakewell）在2016年的书《存在主义者咖啡馆》中所做之事：一旦遇到有前途的线索，她就坚持不懈地去追求，一直到把欧洲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整个故事讲出来为止。斯图尔特·杰弗里斯（Stuart Jeffries）在《深渊大酒店：法兰克福学派生平》(2016)中遵循了类似方法，为我们描述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成长历程（the Bildungsroman）。这正是艾伦伯格在《魔术师时代》中做的事：他刻画了一组思想家的群像，因为他们表现出同一哲学情节的组成部分。该情节不是艾伦伯格的情节而是将海德格尔、卡西尔、本雅明和维特根斯坦的故事聚集起来---有时候非常巧妙和聪明，但大部分时候并非如此---因为各自在1920年代的德国哲学舞台上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就像任何伟大故事一样，艾伦伯格的故事不是编织起来的而是提取出来的。生平事件如果遭遇到才华横溢的讲故事能手，它本身就有一种自我叙述的方式。

艾伦伯格著《魔术师时代》

让这些哲学家成为同一情节组成部分的不是围绕在各自著作中的少数共同话题（如语言问题），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说德语的思想家共同拥有的有关人类困境的认识。战争经历本身、欧洲旧秩序的崩溃、魏玛共和国及其危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前途及其失败、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崛起，所有这些发展都呼吁人们采取哲学探索的新方法。艾伦伯格的四位哲学家听到了这种呼唤。正如他在书中令人信服地展示给我们的那样，这些思想家认为，哲学不再是思想事件而且要求生存方式的彻底参与：哲学家的传记变成了他们哲学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的身份不能与你的思想和行为分割开来，因为你就是你的思想和言论。你搞哲学研究不仅仅是早上花几个小时，然后就变身为普通公民。你是在时时刻刻都在进行哲学探索，工作的时候，不工作的时候，醒着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尤其是在你做梦的时候。对这些哲学家而言，哲学不是一项工作或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对一种生存方式的承诺：一种观察、感受和聆听世界的方式。

哲学如果不能在生活中体现出来，它就什么也不是。这恰恰是让四位思想家成为讲故事的精彩材料的因素。他们都是精彩纷呈的人物，在等待着找到合适的作家去塑造，而要将哲学体现在人物身上就需要将剧本搬上舞台。对于艾伦伯格的四位主人公来说，戏剧冲突的主要源头都体现在他们与学界圈子的关系上。在当今世界理解和实践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就是将自己置于与大学的对立面，与其发生激烈的冲突。艾伦伯格观察到，这样的态度“恰恰存在着一种可以观察和认识到的张力，一边是生活哲学，一边是纯粹学术话题的目的、组织机构定义的目标、学术成果评定和职业发展道路等。”因此，对学院派哲学的“公开反叛和蔑视”就成为“哲学学科具有历史意义的若干根本性长久问题之一”。现代欧洲思想的最重要人物，从笛卡尔到斯宾诺莎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没有在哲学领域担任过学术职位。或者即便担任了职位，他们“通常都逐渐养成尽可能与学界保持适当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艾伦伯格的四个主人公复杂学界生活使其产生了如此引人入胜的情节故事。

虽然到了盛年，维特根斯坦得到了在剑桥大学讲授哲学的机会，但是艾伦伯格注意的是此前的阶段，他基本上试图过一种“辛苦工作的诚实生活”而且要实现“持久的贫困”。鉴于他出身欧洲最富裕家庭的背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签署将全部财富赠送给兄弟姐妹的文件之后，维特根斯坦前往奥地利乡村当小学教师。曾写过这个哲学家传记的小说家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很难掩盖他感受到的乐趣：“当乡村小学教师的亿万富翁肯定是个变态狂”。不过，这种变态后来突然走到尽头，因为维特根斯坦闯了祸而迅速辞去教学工作悄悄溜走了，他一再痛打学生的头把人家打晕过去。后来，他与维也纳学术圈成员的关系长期以来误解不断，偶尔还穿插一系列滑稽场景。这个圈子是以维也纳大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起源于他1921年出版的著作《逻辑哲学论》。艾伦伯格重新描述了很有意思的滑稽场面。

本雅明没有能加入德国学术界也成为传奇故事的好材料。最著名的场景是他的德语国家教授资格论文被法兰克福大学拒绝，如果我们的焦点仅仅集中在这个行为上，对本雅明充满热情地追求学界失败的尝试就不太公平。到了1929年时，本雅明已经“试图在很多大学求职（波恩、海德堡、法兰克福、科隆、哥廷根、汉堡和耶路撒冷），但处处碰壁，每次都铩羽而归。”有时候，失败可归咎于反犹主义偏见，但“多数情况是因为他自己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同样，如果我们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他的学界生活，可能对本雅明把事情搞砸的独特能力都有些不公，因为他总是寻求尝试更大规模的失败。艾伦伯格写道，到了37岁时，本雅明已经能够回顾过去几十次的大规模失败。在过去几十年，他同时扮演过不同的角色---自由职业者哲学家、记者、批评家---他首先成为无穷无尽的失败尝试的源头。无论是试图为出版社办期刊、学术论文或里程碑式翻译委托任务（普鲁斯特和波德莱尔全集），还是系列恐怖小说或雄心勃勃的舞台剧等，它们最后都不过是刚开始宣扬一番或开列初步提纲，之后就再无任何进展了。

人们究竟是如何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呢？这并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用心去做，还是能够实现的。我们在本雅明写给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的信中发现了一个秘笈，里面详细描述了他计划创办的新期刊：“这个计划完全是我一手制定的，要创办一份期刊杂志，根本不去考虑付费的公众，这样就绝对仅仅服务于智慧的公众了。”人们可能忍不住会想，他这样做怎么能不失败呢？

海德格尔与大学的关系更加复杂得多。（但是说到海德格尔，还有什么不复杂呢？）他最终成为非常怪异的动物：既是技艺精湛的学界圈内人，又时常反抗和不断嘲讽“学界哲学研究”。他曾经对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说，“我并不渴望与教授们为伍。与农民相处要更加令人愉快得多，他们也更有趣。”在20世纪20年代，雅斯贝斯（本人是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是海德格尔的好朋友，两人密谋从内部颠覆德国大学。但是，艾伦伯格不动声色地冷冷观察到，“即使他们密谋将反学界的抵抗组织的力量联合起来，海德格尔最珍视的希望是在风雨飘摇的庞大魏玛共和国中，他的地位得到提升，作为国家资助的知识分子获得终身职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海德格尔指望雅斯贝斯的宝贵帮助。

但是，正如他的很多学生所说，海德格尔是个很有个人魅力的哲学教授，最初在马尔堡后来到弗莱堡。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将其视为德国哲学的“秘密国王”决非空穴来风。海德格尔独特的哲学探索品牌还伴随着同样独特的教学风格，这个风格的特征是强调的重点发生了从“教导”到“表演”和从“辅导”到“劝说”的转变。正如艾伦伯格所说，“大学老师必须成为主人，研讨课领袖应该是生存旅程的导师---能够拉着其他人和他一起进入虚空的导游。”海德格尔的教学生涯在1933年达到某种高峰，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不久，他成为弗莱堡大学的新校长。这位研究深渊的哲学家现在有了机会为德国大学设想新的未来。“任何教条和思想，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法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法则。”当你凝视深渊足够长的时间，你有时候可能在深渊的底部发现模仿自我的丑陋形象，它像疯子一样对你指指点点和无情的嘲弄。

在艾伦伯格的四位思想家中，卡西尔是最优雅、最具吸引力的学界哲学家。长时间以来，因为其犹太人出身的家庭背景，他虽然学问渊博成果丰硕却一直无缘获得终身教职。卡西尔对其同事的行为所能说的话不过是“我无法强迫人家喜欢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最困难的处境下坚持继续教书，哪怕是灾难性的战争都不能阻止这位理想的德国公民履行其公民义务。最终，学界主导者的心态发生了改变，他们接受了他，卡西尔因而拥有了精彩纷呈绝的学界生涯，先是在德国后来扩展到国外。大学生活让他如鱼得水。与艾伦伯格书中的其他三位英雄不同，卡西尔从来没有发现“其大学哲学根源的文化有任何问题。”即便有问题，也是激发了他的活力和激情，赋予他生活以意义。卡西尔在他做的任何事上都保持四平八稳。那些认识他的人无不对他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而印象深刻。艾伦伯格开玩笑说，“卡西尔唯一真正激进的特征就是他追求均衡的意志”。

当你投入艾伦伯格的书中，迟早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如下感慨：“但是，这太不公平了。这是多么不公啊！”在这四个哲学家中，卡西尔在当今的名气最小，他的著作只有少数专家才去阅读，他的名字已经湮没在故纸堆中，但他是最优秀的学者，他的学问最渊博，举止规范无可挑剔，是绝对正派和体面的人。其实，在这四位思想家中，他的心理是最稳定和健康的。“有时候，历史是多么不公平啊。”你可能一再这样感慨。

毫无疑问，卡西尔周到体贴四平八稳。在艾伦伯格的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是“唯一从来没有出现过精神崩溃的人，我们没有听说过他遭遇创造性阻碍或陷入抑郁寡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或许不是他的问题。其他人有自己的问题，有些人的问题还非常严重。本雅明是很难与人相处的人，有盛气凌人和咄咄逼人的毛病。他生活放荡，经常花费大把时间和金钱去逛窑子，最终甚至抛弃家庭。他曾经屡次陷入精神崩溃和濒临自杀的境地（最终也是死在自己手中）。维特根斯坦的抑郁毫不逊色于这个人，对有自我毁灭倾向的任何事都痴迷不已（我知道自杀总是肮脏之事）。即便不去痛打学生，这位维也纳天才的脾气往往让人受不了，“他会突然一下子暴跳如雷，变得极端不近人情，让人为难和难堪。”

有时候，“不得体的一句话或逗人发笑的评论可能引发长达几年时间的怨恨和友谊中断。”你不大愿意想和维特根斯坦发生任何争执，甚至不愿意与他打交道。至于海德格尔，如果加入纳粹党还不够疯狂的话，他在战争结束时遭遇精神崩溃的折磨，把自己送进了精神病院。为什么拥有严重心理问题，将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思想家们能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他们的著作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流传下来，而像卡西尔这样规规矩矩的学者却被人们无情地遗忘了呢？

曼的小说人物纳夫塔给出了答案。在与塞特姆布里尼的辩论中，这位耶稣会士称赞疾病的好处，他认为痛苦、折磨和形形色色的精神失常对我们的身份塑造不可或缺。“成为人”就意味着要“生病”。人“天生就会生病”，正是疾病让人成为正常人。任何一位寻求“健康并尝试与天性保持平衡的人”想要的不过是“将人去人性化，把人变成动物而已。”而且不仅仅如此。纳夫塔相信，我们不仅仅是会生病的动物，疾病是让人变得伟大的关键。所有人类成就都是因为疾病才成为可能，创造性是疾病的功能。“人的尊严和高贵”就建立在“精神之上，建立在疾病之上”。因此，他得出结论，“你的疾病越严重，你就越具有人性。”“疾病天才”涉及的是“人性而不是健康。”人类之所以不断发展演变就是因为他们承受了痛苦。进步“多亏了疾病，更好的说法或许是多亏了创造性天才，”而这其实与“疾病是一回事。”

1927年，卡西尔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能毫无困难地把我需要表达的东西说出来。”这个本事当然令人钦佩，但它只能来自那些从来没有冒险前往生存边缘区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进入黑暗和模糊的领域，那里的一切都缺少适当名称，疾病横行，感受到虚空带来的刺骨疼痛，逼着你崩溃发狂。当你从那个地方返回时，如果有幸能够返回的话，你随身携带的东西可能深刻影响那些碰巧看到你返回的人。他们也被生活撞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一切都乱了套，为此，他们永远不会原谅你。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已经撞见鬼了，他们来不及回头。烙印已经落下。显然，卡西尔从来没有到过那些地方，因此也就谈不上回归常态。

上文提到纳夫塔因为患上严重疾病死在达沃斯的最后结局吗？就像居住在《魔山》中的大部分人一样，他前往达沃斯本来就是要寻找治病妙方的。最终，他发现了一种疗法：自杀能够终结所有麻烦。维特根斯坦或许赞同这种解决办法，本雅明则实施了这个疗法。海德格尔也一样，只不过他总想与众不同，稍微做了一些改变，只是把自杀转变成了道德自杀罢了。

译自：The Plot and the Argument：Philosophy as a Narrative Affair ByCostica Bradatan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plot-and-the-argument-philosophy-as-a-narrative-affair/

作者简介：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得克萨斯理工大学文科教授，澳大利亚昆斯兰大学哲学荣誉教授，长期担任《洛杉矶书评》的宗教和比较文学版面的编辑。著有《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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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莫塔戴尔《魔法师时代》的书评：思想高尚，政治低劣－－－四位革命思想家的生平故事《 》2020-11-2日https：//m.katywinge.com/article/19563---译注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