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作者简介:杨朝明,男,西元1962年生,山东梁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任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山东省政协常委,第十四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出版《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八德诠解》等学术著作20余部。 |
今天怎样读《论语》
作者:杨朝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中国政协》2020年第17期
《论语》全文不到一万六千字,然而这样短短一部书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卓越代表。两千多年来的泱泱中华,从乡野农夫到莘莘学子,无数人在童蒙之初便开始记诵“子曰”之章。《论语》作为孔子言论的选编,是孔子儒学最早也最为重要的典籍。无论从文明的体系结构,或是客观的历史实践来看,我们在当今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中国智慧,进一步走进“思想的中国”“学术的中国”,最重要的基础便是读懂《论语》。
《论语》所代表的是一个文化体系、价值体系
当我们手捧《论语》,涵咏其中的篇章字句,首先要知道它并非仅仅是一套古老的知识,其所彰显与代表的,是一种鲜活的文化的风貌、一种文明的样态。历经千百年的考验,举世公认孔子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等齐名的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明,是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相呼应与并峙的基本人类文明样态。
《论语》智慧的形成,不似一些地域性文明或者思想家的天才创造那样带有历史的偶然或个人化的色彩,它的孕育与诞生根植于广阔深厚的文化土壤,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考古材料的发现证实,孔子以前中国古文明的发展历程与发达程度远远超出了很多人的设想。孔子能够并且确实做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正在于在孔子以前的上古中华文明已经有着漫长的积淀与传承。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非孔子个人的向壁虚构或是一时之想。孔子不是“拉历史倒车”,而是充分尊重与重视先王圣贤的宝贵实践经验与文化创造。他回顾历史,审视来路,是为了更好地看清未来的进路。
因此,《论语》之中蕴藏的并非一套老旧的、远离现实生活的、可有可无的荒僻知识。千载上下,心同理同。《论语》来自于并且反映了中华先民对于宇宙人类、社会人伦、群己之间等根本问题的诚挚思考。这样一个文化体系、价值体系,即便“百姓日用而不知”,千百年来也始终影响着又映照着中华大地上每一个人的一生行藏。
《论语》是一部著作而非一般的“对话录”
依照惯常的说法,《论语》是孔子的言行记录,是一部“语录体”书籍。关于《论语》的成书,《汉书·艺文志》称其为孔子逝世后“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成,“论纂”或“论语”之“论”何意?我们往往对此认识不够深入确切。
在《汉书·艺文志》之前,孔子后裔孔安国在谈到《孔子家语》的编辑时曾提及:“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说《论语》具有“正实而切事”的特点,这是因为弟子“取”自有关孔子的“咨访交相对问言语”。可见“论”与“取”的含义近似,有“选择”“别择”之意。在当时,这一用法较为普遍,如《国语》:“权节其用,论比协材。”《论语》之“语”字,《说文解字》则曰“论也”,《广雅》曰“言也”。原来,“论语”的意思是选择言论,“论语”即指拣选出来的论述。
孔子去世以后,“儒分为八”。弟子后学传习师说,亟需汇集选编孔子遗说的宝贵内容,《论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辑而成。《论语》中的字句与思想属于孔子,而我们也要认识到《论语》文本同样反映了《论语》编者对于孔子的理解。不论以常理推断还是学术研究的证实,《论语》材料的选辑、整理、编纂都有着一个精心细致的过程,篇与篇之间、章与章之间绝非材料的随意堆砌罗列。譬如《论语》的首篇首章,在此关键位置是否仅仅讲述了三个毫无关联的话题?相信很多人已经不能满意于旧说。故而读《论语》要整体读,不能支离破碎,不可断章取义,因为它本身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其内在前后贯通的联系与逻辑。
“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不是前人的梦呓
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还有人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是对孔子与《论语》思想价值与意义的高度肯定。
中国作为一种文明的客观呈现,就像“中国”最初的出现就是一个文化概念那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历代不断调整充实、因革损益,逐渐铸就了自己的文明特征。中华先民思考人性和人的价值这一根本性问题:作为自然人,人人皆在父母的养育和家庭成员的关护下长大;作为社会人,人都首先属于自身的家庭家族,人总是要由家庭走向社会,儒家便将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伦理打通,把人的自然情感进行社会化的推展、应用与诠释,便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国一体观念。《论语》正是这种思维成果的最佳呈现。
既然家国是统一与同构的,那么“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就应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理想。《论语》重视这种信念及其养成,注重“志于学”“志于道”,强调遵道而行,循礼而动,立身处世以孝悌为本,以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为了更好做到这些,儒家注重父兄对于子弟、君上对于臣下的榜样引领,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孔子一生求道,希望天下有道。他追慕圣贤,希望培养更多明是非、知荣辱、敢担当的君子,成就更多有格局、有境界、能引领的大人。
以上思想完整细致地展现于《论语》之中。就像前面我们已经强调的那样,《论语》与儒家思想绝不仅仅是一套知识、一件博物馆里陈列的故物,而是活生生的行动的纲领与信仰的启迪。它向我们展示了儒家士人如何培养个人进而培育更好社会的完整逻辑、方向与具体步骤,因此古人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确实不为过。
读《论语》必须超越疑古、正本清源
读《论语》,会遇到许多耳熟能详却在理解上分歧很大的句子,这些句子因为简单而更易被歧解与望文生义,很多解释也确实背离了《论语》本来的语境与时代精神,沾染了解释者个人的取向与趣味,严重影响了对《论语》、对孔子、对儒学的整体认识。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几十年出土的大批早期文献,“激活”了不少传世文献,帮助我们更新了对于早期文明的认识。把《论语》与孔子整理的先王政典、诗书礼乐以及相关古代文献相对读,能够更好地走进《论语》原初的思想世界。
先秦时期是儒学的创立与形成期,儒学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强调权利与责任的对等,具有显著的“道德性”。然而秦汉以后的帝制时代中,儒学与社会政治结合,适应了专制统治的需要,不断强调与强化君权、父权和夫权的一端,这一阶段的儒学已经发生蜕变,带有显著的“不平等”色彩,因而“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了对于儒学与“民族性”的反思。如,新文化运动便将矛头直指孔子,借以抨击儒学和传统文化。“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客观上主要针对的正是被扭曲了的帝制时代中的儒学主张。可以说,近代以来乃至于当今人们对于孔子儒学的理解,尚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今天读《论语》,学儒学,需要明辨儒学在帝制时代出现的偏颇和扭曲的部分,回归先秦本初的语境,正本清源把握精神实质。如此方能发挥孔子思想经世化民的作用,儒学的天地才会更加澄净。
要结合自身与社会实际品读《论语》
怎样读《论语》,宋代的大儒程朱都强调落到“修身”的实处。朱熹推崇二程子的说法,提醒人们不能浮于文字表面,指出“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因此,要“熟读玩味”,将个人的感受、疑惑、反响置入其中,认真体会孔子本人以及《论语》编者“之意”,“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把“《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真正做到与圣贤为友,与圣贤同行。
读《论语》绝不能止于文辞。所以朱子强调读《论语》既要晓其文意,熟读深求,更须自我对照,量度事物。学以致用就是要“知道”,理解其中之“道”。正所谓“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梁启超也指出,人们读《论语》当分修养受用、学术研究两种目的,为修养受用,应当视《论语》如饭,最宜滋养人。
如果将《论语》的学术研究比作“登峰”,修身实践就可以视为“落地”。不言而喻,落地需要登峰,登峰为了落地,二者应该统一起来。不少人觉得自己已然对《论语》有深刻认识,可谓登峰,然而只有当具体落地之时,方可以检视自己是否真正登了峰。《论语》研究是真正高深的学术,也是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就是因为它需要而且可以走入人心。
读书有精有泛,而《论语》最宜精读,它言简义丰,真挚诚恳而意涵饱满,它指示人生之路,助人明道修德。读《论语》不可浅尝辄止,浮在表面就感知不到温度。下学方可上达,用心读经典,与个体生命经验相互映照鼓荡。惟其如此,才能找到感觉,使传统鲜活起来;才能“品味”出关于人生的“品位”,活出生命的精彩。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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