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王鲁”说刍议：以董仲舒为中心

作者：杨运筹（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38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九月十一日癸卯

          耶稣2020年10月27日

内容提要：《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提出了“王鲁”说。“王鲁”，即以鲁或假托鲁为王。“王鲁”说远承孔子“变鲁”说，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变鲁”，即变鲁至于道。

“王鲁”又与“绌夏”“新周”“故宋”相联，王鲁，即鲁继周为新王，它符合三统循环、文质相复的王朝更迭理则。董仲舒等汉人论定“王鲁说”一方面是上探孔子“缘鲁以言王义”的微旨，另一方面是要处理汉代秦而兴的合法性问题。

而在具体处理汉朝代秦而兴的解释学说时，“三统循环”之外尚有“五德终始”，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彼此冲突。出于勾销秦统，为汉立法的意图，董仲舒采用“三统循环”而不取“五德终始”。

质言之，汉为新王，直接上承三代，而非接续秦统。鲁和汉皆是“新王”，故而，董仲舒申述“王鲁”说，内里映照的实际是王汉，以汉为新王。

关键词：春秋；王鲁；孔子；董仲舒；王汉

司马迁自陈其作史之因由，乃是上承孔子而绍法《春秋》，论《春秋》有言道：“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师事董仲舒，论“春秋”多袭用董义。

董仲舒其人精于“春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在阐发“春秋大义”中，提出了“王鲁说”，《三代改制文》“故《春秋》应天之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1]

踵继董仲舒，何休积数年之力撰成《春秋公羊解诂》，专门发扬春秋义法，“王鲁说”被列入“三科九旨”中的“一科三旨”，“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2]“《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3]

换言之，“《春秋》当新王”就是“王鲁”。何休之后，“王鲁说”遂成为后来公羊家说解“春秋”的定论。[4]那何谓“王鲁说”？

一、董子“王鲁”说

董仲舒论说“王鲁”，依《春秋繁露》，显见的除上文所引《三代改制文》，另有《俞序》与《奉本》，说法略有差异。

《俞序》有：“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5]

《奉本》有：“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故其所善，则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恶，则乱国行之终以败。故始言大恶，杀君亡国，终言赦小过，是亦始于粗粗，终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亦讥二名之意也。”[6]

董仲舒两次提到孔子作《春秋》，因行事以加王心。在《奉本》中，“王鲁”被称之为“缘鲁以言王义”：“夫至明者，其照无疆，至晦者，其闇无疆；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杀隐、桓以为远祖，宗定、哀以为考妣，至尊且高，至显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润泽之所被，条条无疆。

前是常数十年，邻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大国齐、宋，离不言会。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当此之时，鲁无鄙强，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邾娄庶其、鼻我、邾娄大夫，其于我无以亲，以近之故，乃得显明；隐、桓、亲春秋之先人也，益师卒而不日；于稷之会，言其成宋乱，以远外也；黄池之会，以两伯之辞，言不以为外，以近内也。”[7]

“前是常数十年，邻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与“大国齐、宋，离不言会”两句历代名家皆无确解，苏舆以为两句有脱误，不知确否，即便是也不影响对文义的整体性理解。

结合以上《俞序》与《奉本》的两段话，可知董仲舒的意思是：因有王心，故“缘鲁以言王义”，孔子之作《春秋》，是假借鲁史来寄寓改制的王法，这正是对王鲁说的发凡。

以现有的文字材料看，“王鲁说”首见于董仲舒。董氏自有师承，“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8]

子夏，即卜商，为孔子弟子，从子夏至公羊寿，计有五代，董仲舒师出公羊寿，为公羊正传。换言之，董仲舒之学脉可以上溯孔子。经分今古，汉武帝设立的五经博士，乃至宣帝时共存的十四博士，都属于今文。今文经师授源流，都可上达孔子，董仲舒之公羊学只为其中之一。与今文经相比，古文经无师授。

说古文经无师授也不太恰当，古文经也有师授，古文经以文字、诂训为法解经，古文经师也有老师，其后更有弟子，只是古文经不如今文经重义法，这一点在《春秋》经上体现尤为明显。《春秋》有三传，《左传》重史实，《公羊传》《谷梁传》重义理，即常说的“微言大义”。

当然，今古经之别也有一个时间先后，“《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公羊》，汉世乃兴，故谓之今学。”[9]《公羊传》在未著于竹帛之前，同其他的儒家经籍类似，靠的是口传心授。

口传心授不能记载于籍，徐彦以为：“孔子至圣，却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度秦至汉，乃著竹帛”。[10]孔子自然不能确知身后之事，说孔子“知秦无道，将必燔书”云云，显系推尊孔子和神化其作《春秋》之事。

徐彦之说实出于何休：隐二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公羊传》云：“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何休解云：“言无闻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於竹帛，故有所失也。”[11]

口传心授当确有其事，但无法论定其实，所能探讨的只能是见之于竹帛、传于后世的文字。[12]

以《公羊传》看，记载了多个公羊先师，学者已有所梳理。[13]如是说来，董仲舒公羊之学不排除有继承自孔子、公羊先师的“微言大义”。但到底哪些是习传的义法，哪些是董仲舒个人的发挥，无从考论，若是真有，习传的和发挥的已经融为一体，难以区分。

董仲舒尊孔，认为“孔子作春秋，因行事而加王心”、“缘鲁以言王义”，此即王鲁。“王鲁说”出自公羊先师还是董仲舒，不得而知。既然有所口传心授，循着这个路径，不禁要追问，孔子本人是否有“王鲁”或者说同“王鲁”有相近的表述及思想倾向。

二、孔子“变鲁”说

孔子答子张“十世可知也？”之问，“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继周者到底是谁？孔子没有明确地说，只是在由殷、周二代在各自继承前代礼制时所做的增损补益时，总结出了王朝更迭的一般理则。[14]

换句话说，继周者无论是谁，在礼制上都必然要遵循增损补益的理则，即便继周者是鲁国，也不能例外。按照潘雨廷所论，孔子一生之思想先后经历了“为东周”-“西周文王之德”-“尧舜之德”-“天之历数”的变化，且在这个过程中孜孜以求“变鲁”之道。[15]

“变鲁”，孔子亦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对于此章的解释，众说纷纭，兹列如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见解：

（1）包（咸）曰：“言齐、鲁太公、周公之余化，太公大贤，周公圣人。今其政教虽衰，若有明君兴之，齐可使如鲁，鲁可使如大道行之时。”[16]

（2）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堕尔。道，先王之道也。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17]

（3）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18]这三种说法，各有偏重，大义相近。齐鲁同为东方封国，但风教差异巨大，王道与霸道、礼乐与刑政，各自变革的方法不尽相同。

齐鲁之别，如包咸所说，其来有自也。据司马迁《史记·鲁世家》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

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周公受封于鲁国，本该前往封地，但武王早殁，成王年幼，周公不得已留京辅佐，同时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任鲁国。伯禽治理鲁国，三年有成，于是向周公述职。三年，相比于太公望三月治齐而言，周公认为伯禽报政的速度太慢，时间太长。

伯禽治理鲁国，“革其俗，变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体现的是礼制的基本精神，“尊尊亲亲”，可见鲁国是完全贯彻宗法礼制，所以报政迟缓。而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因地制宜，所以报政迅速。

一鲁一齐，治国方式迥异，颇有儒道之辨的意味。太公预言鲁国日后必定臣事齐国，同样地，周公也预言齐国“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19]鲁在宗法礼制之下，世卿世禄，长此以往，社会发展缓慢。齐举贤尚功，任用异姓贤才，国家权力必陷于他人。

刘向总结说，齐有霸者之迹，鲁有王者之迹。[20]值得注意的是，何以太公、周公都预言了各自的国运，但却不给出可能的应对策略，任其发展呢。其实不难理解，各自的治国理念已定，国家气象已成，况且天道不可违。

时间推进到春秋之世，周室东迁，势力一落千丈，先后出现五霸。齐桓公任用管仲，管仲仍然沿袭齐国旧有“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史记·齐太公世家》），尔后成为春秋首霸。

齐桓公“尊王攘夷”，孔子极为赞许，同时推重管仲。桓公称霸不以兵车，不是真正的不依靠兵车，试想，既要称霸诸侯，没有强大的兵车、武备绝无可能。说不以兵车，是嘉许齐桓、管仲“尊王攘夷”的“正而不谲”。

齐国因其富庶和兵力，称霸一时，但管仲死后，迅速衰落，到孔子之世，田氏崛起，国政已经不在宗室。这一点倒是和鲁国相似。鲁国完整继承了西周礼制，但宫室权利逐渐被三桓攫取。三桓的行为确实不符合臣子之道，君臣名分尚在，从侧面反映出礼治的功效。

孔子变鲁，任大司寇、隳三都，可惜的是，重振宫室宣告失败，于是周游列国，这算是孔子变鲁的具体政治实践。周游列国，实际上也是在寻求变鲁之道。[21]

孔子曾说“鲁卫之政，兄弟也”。（《论语·子路》）鲁卫本同为姬姓同宗，在血缘上亲近。其时的卫灵公因宠信南子，造成南子与卫国世子蒯聩的冲突，致使国力日渐衰退。卫灵公或说卫国之所以不亡，如孔子所说，有贤人在位，卫国所以不亡。

周游列国之后，孔子亦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编订经籍，修订《春秋》，孔子借鲁史而言志，“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所谓“变鲁”，以齐之武备结合鲁之文事，换言之，由齐国的霸道经鲁国的礼仪教化而成王道。齐国富庶，齐一变至于鲁，与“富而后教”相通。王道教化，更需贤人在位辅政。齐-鲁-道，鲁已非春秋之时的鲁，而是周室礼仪、王道的代称。

达至道，若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三、春秋“王鲁”说

董仲舒说“王鲁”，孔子“因行事以加王心”“缘鲁以言王义”，可谓“变鲁”的发展，有孔子修订《春秋》用意。谈“王鲁”，显然不能抽离来谈，《三代改制文》中，董仲舒将“王鲁”“绌夏”“新周”“故宋”并置。“绌夏”也叫“绌杞”，杞为夏之后，鲁分封大禹之后东楼公于杞地，延续夏朝的宗祀，爵位为公。

“三统”是指前两朝并己为三统，《春秋》托鲁为王则需要将夏绌置，体现在《春秋》书法上是，庄公二十七年“杞伯来朝”。杞伯本应称“公”，此处却称“伯”，表明绌夏或绌杞。复次，僖公二十三年有“杞子卒”，苏舆解释，“始见称伯，卒独称子者，微弱为徐、莒胁，不能死位。

《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贬称子者，《春秋》绌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贬之，明本非伯，乃公也。”[22]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认为，这是推周为新王的体现。依据成例，绌夏之公为伯，大禹自然应该并入帝皇序列。

绌夏之后是亲周。亲周或者新周，是用“亲”还是“新”，苏舆辩论甚详，以为当作“亲周”。[23]“亲周”和“新周”的讨论，与《大学》“亲民”“新民”类似，大学之道是通过“亲民”而达到“新民”，同理，“春秋”通过“亲周”达到“新周”。《春秋》兼有托鲁为王与尊周两意。

《公羊传》僖公二年、僖公十四年、襄公元年、昭公四年、昭公十三年皆论及“实与而文不与”。“实与而文不与”，实际上赞成，而文辞上不赞成。诸侯本受命于周王，没有私自分封国家的权利。

周王室东迁之后，势力一落千丈，天子徒有虚名，无法主持天下大局以实现拨乱反正，又屈居于洛邑一带，这与小国没有差别。在这种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情况下，天下诸侯有相互灭亡的，有能力去救援则救援是完全可以的。

换言之，诸侯不得专封专讨，但天子没有实权，诸侯又可以专封专讨，体现在《春秋》书法上就叫做“实与而文不与”。当然，专封专讨，不是任何诸侯都会得到赞许的，除非是像秉持道义的齐桓公一般方可。

宋与杞都是王者的后代，周初微子启被分封在宋地，延续殷商的宗祀。绌夏后，大禹已经归入帝皇序列，故宋，宋就成为三统中的第一统。即是说，对新王而言，宋和周同为旧二王之后。

绌夏、故宋、新周，按照董仲舒的解释，三代更迭的理则是文质相复，三统循环。三代各自所尚，初见于《礼记·表记》，[24]其后解经家各自敷衍成文，文质相复更为明确地说明是司马迁。

夏道尚文，殷道尚质，周道尚文，《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一文一质，由质而文，由文返质，循环往复。这应该算得上是儒家的历史观或历史哲学。

文质往往又和三统相联。三代夏、殷、周，三代即是三统，三统也叫三正：“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天統气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节绶帜尚黑，郊牲黑，冠于阼，昏礼逆于庭，丧礼殡于东階之上。祭牲黑牡，乐器黑質。

法不刑有怀任新产，是月不杀。听朔废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

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舆质白，大节绶帜尚白，旗白，大宝玉白，郊牲白，牺牲角茧。冠于堂，昏礼逆于堂，丧事殡于楹柱之间。

祭牲白牡，荐尚肺。乐器白質。

法不刑有身怀任，是月不杀。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亲黑統，故日分鸣晨，鸣晨朝正。

正赤统者，歷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舆质赤，馬赤，大节绶帜尚赤，旗赤，大宝玉赤，郊牲骍，牺牲角栗。冠于房，丧礼殡於西階之上。祭牲骍牡，荐尚心。乐器赤质。

法不刑有身，重怀藏以养微，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25]

以上论三统或三正的文字不少，足见董仲舒对三正的重视。如其篇目所示“三代改制”，新王朝初立的“改制”问题，“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与，通以己受之于天也。”[26]

何休进一步归纳为“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于人。”[27]夏代尚黑，殷代尚白，周代尚赤，因而服饰、牺牲、器械对应相关的颜色。

夏代建寅，以农历正月为岁首，殷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周代建子，以农历十一月岁首。三统，周为天统，殷为地统，夏为人统。

“一曰天统，为周十一月建子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统，谓殷以十二月建丑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统，谓夏以十三月建寅为正，人始成之端也。”[28]十三月，正月。《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为“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孔子作《春秋》，《公羊传》从立法改制角度解析，认为文王是奠立王道政教的受命王，《春秋》本应“行夏之时”，但出于政教目的，沿用周正。[29]王者通三统，《春秋》有“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

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二月，殷之正月页，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王，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30]

正月、二月、三月采用的周正，二月是殷之正月，三月是夏之正月。《春秋》编年，对于所记载的历史，可以从夏正、殷正、周正三个中的任何一个时间维度去看待，董仲舒、何休及其后的公羊家释“王”为“文王”，“正月”为“周之正月”，表明了《春秋》所延用的周正内里是包含了夏正与殷正。

用周正，编年纪实系在鲁国上，以鲁史为经，以他国之史为纬，不免存在“王鲁”的因素或倾向，无怪乎公羊家以“王鲁”解释《春秋》与孔子修《春秋》之意旨。

换言之，《春秋》用周历，周历内含夏历、殷历，夏为人统、殷为地统、周为天统，三统统于《春秋》，通三统而大一统。以周之一统为大，而鲁承继周，诸国历史系在鲁国历史上，有合于“王鲁说”。

四、董子“王汉”说

董仲舒言，“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三统循环，继周者当为鲁，王鲁也。而依据董仲舒的阐释，固然不错，但颜色涉及的是“五行”，引入“五行”就要考虑五行之间的生克。

《春秋繁露》中以“五行”命名或与“五行”相关的有《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变救》《五行五事》等数篇，此见董仲舒对“五行”的重视。“三统循环”与“五行生克”是解释王朝更迭的两个系统，两相结合不免存在冲突和矛盾。

夏尚黑，黑属水，殷尚白，白属金，周尚赤，赤属火，水克火，火克金，金却不克水，不符合三统循环、文质相复。如是，“三统”与“五行”必须分别看待，尽管“三统说”中含有颜色替换的向度。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构建了一套繁复的“五行系统”，其中有三次提到了“火”与“本朝”的关系，分别是《五行相生》中“南方者火也，本朝”；《五行相胜》中“夫火者，本朝”；《五行顺逆》中“火者夏，成长，本朝也。”

本朝即是汉朝，董仲舒以为属火德。汉朝到底属于哪一德，汉人本身也争论不休。《史记·历书》记载，汉初沿袭秦历，秦属水德，汉亦水德；至文帝时，公孙臣认为汉为土德。水德、土德，加上董仲舒所说的火德，就有三种说法。汉为哪一德，关乎汉王朝继承哪一统，通俗地讲就是汉王朝的合法性问题。

秦属水德，尚黑，以“五行生克”论，继秦之汉当为土德，土克水，尚黄。这与董仲舒所说的汉为火德相抵牾。同理反推，既然“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那么继承周的就应该是尚黑的秦，从历史看，继周的本来秦，而经文写“王鲁，尚黑”，如何解释？

秦人世代居住于偏远的西陲，了解和运用“五行说”却甚早。秦襄公始祭白帝，德公祭青帝，灵公祭黄帝和炎帝，始皇之时更有人论黄帝为土德、夏为木德、殷为金德，周为火德，秦变周当为水德。

“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封禅书》）“五德终始说”本由战国齐人邹衍所创，邹衍颇有声名，受到各国国君的礼遇，以至于司马迁感叹道：“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邹衍之学说也因之而流布甚广，始皇采用也在情理之中。与“五行”相配，秦国采用颛顼历，颛顼历建亥，以农历十月为岁首。

建亥与夏建寅、殷建丑、周建子有本质不同。清人提出“改正亦改时”，学者对此作出解释，认为清人的意思是四季的时间会随着改正而变化。[31]此说明显有误，混淆了月建和农历。

建寅、建丑、建子、建亥，是说岁首、新年从哪一个月开始，农历中的二十四节气是固定的，不会因为岁首的变化而变化。

建亥的颛顼历，《春秋纬·命历序》说颛顼部落共传20世，计350年，《易纬·稽览图》又说传了500年，孰是孰非，不知究竟。秦本为颛顼帝之后，颛顼帝绝地通天，创制了颛顼历，以此来说，秦或许一直延用颛顼历。

秦一统天下之后，颛顼历变为天下的通行、通用历，尚黑之风、礼仪制度仍然不变。秦的做法，很显然，并不符合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家所言：“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与，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

显然秦人只知或只用“五德终始”说。董仲舒、何休为汉人，论“王鲁”，除了推原孔子作《春秋》之旨意，也是在为汉王朝正名。刘邦建立汉朝，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相对于夏殷周秦四代来说，刘邦出身低微，并不像之前的朝代，它们都是通过几代、十几代乃至几十代人的努力而建立。因之，如何解释刘邦、汉王朝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成为汉儒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王鲁”，公羊三世说有“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其国”指鲁，鲁就是夏，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32]“王鲁”即是王华夏。

秦处西陲，历来被中原各国视为西戎狄仲，故而董仲舒论“三代改制”特别论及：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王鲁”于董仲舒、何休等汉人而言又具有了时代意义，“王鲁”“王（华）夏”同于“王汉”。

汉继秦而起，继承了秦的制度，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汉朝的建立者无尺寸之地、无累世之功，最终却夺取了天下，这与三代据德尚仁享有天下者截然不同。如何处理和解释秦汉两朝的代继成为汉儒念兹在兹的问题。

秦国、秦朝知晓“五德终始”之说，但不知“三统循环”“文质相复”之说。依据董仲舒、何休等汉人的看法，秦并天下后，正朔、服色等皆未变，凡此诸种不合天道。而论定汉代秦而起时，董仲舒认为汉本是上接三代，至于以汉朝为火德，则是他给出的一种说法。

换言之，董仲舒明确区分了“五德终始”与“三统循环”。毕竟，两套解释学说本就彼此冲突，出于勾销秦统、尊奉汉朝的意图，董仲舒采用“三统循环”而不取“五德终始”。

注释：
 
[1]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4-186页。
 
[2]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3]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4]详参申屠炉明：《论何休对董仲舒“春秋公羊”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齐鲁文化研究》2011年第10期；施婧娴：《孔广森〈公羊通义〉“王鲁说”考辨》，《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曾亦、郭晓冬：《春秋公羊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5]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5-156页。
 
[6]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0页。
 
[7]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73-276页。
 
[8]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9]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10]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1]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12]段熙仲：《春秋公羊传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2页。
 
[13]曾亦、黄铭：《春秋公羊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页。
 
[14]参见殷慧、张子峻：《“宗周”抑或“黜周”——<论语>“吾其为东周乎”“吾从周”析论》，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2016年第3期，新星出版社。
 
[15]潘雨廷：《易学史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2-72页。
 
[16]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9页。
 
[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0页。
 
[18]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41页。
 
[19]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123-1124页。
 
[20]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9页。
 
[21]潘雨廷：《易学史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22]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6页。
 
[23]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页186页。
 
[24]《礼记正义》，郑玄注，孔颖达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9—2082页。
 
[25]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0页。
 
[26]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2页。
 
[27]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28]《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51页。
 
[29]曾亦、黄铭：《春秋公羊传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页。
 
[30]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31]曾亦、黄铭：《春秋公羊传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页。
 
[32]《左传正义》，杜预注，孔颖达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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