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存在主义转向

作者：卡门·李·德格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七月初九日壬寅

          耶稣2020年8月27日

虽然存在主义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焦虑、偶然性和死亡的很多智慧，但是我们必须具体思考其有关政治和机构的观点。

图片文字：按顺时针从上到下依次是汉娜·阿伦特、西蒙·德·波伏娃、让·保罗·萨特、马丁·海德格尔

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存在主义观点有了引人注目的回潮,从加缪的常常被人提及的小说《鼠疫》、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悲剧转向、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对自欺的批判到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受到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启发的对紧急状态的反思以及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布莱士·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给我们的面对死亡的种种教导都是强有力的证据。

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存在主义观点有了引人注目的回潮,从加缪、萨特、波伏娃到海德格尔和帕斯卡尔都是强有力的证据。

这些存在主义转向中贯穿始终的线索是对人类脆弱性的敏感把握，在全球疫情大爆发和社会秩序一下子被打乱的背景下，这个见解就显得尤其贴切。甚至连并不被视为典型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也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意识到自己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行动和生活的必要性。正如作家丽贝卡·索尔尼（Rebecca Solnit）描述的那样：

我们处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困境中，我们看不到结局会如何。我们在等待，这是我们大多数人最不愿意做的事，它意味着注意到你已经定居在未知的领域。我们身处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这虽然是我们一直呆的地方，但我们通常有一种更和善的认识，以为自己可以发表声明，并蹒跚前行。

人们对存在主义的这些新兴趣并不完全令人吃惊。我们现在思考20世纪上半叶在激烈冲突的德国和法国出现的存在主义者的著作，当时，不确定性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其主要倡导者和明确的支持者是波伏娃和萨特，他们在战后法国赢得巨大的威望。他们遵循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和卡尔·巴特（Karl Barth）等人的观点，这些人因为解读尼采和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的著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魏玛时期就已经声名赫赫。虽然其著作在细节上有很多不同，但他们都拥有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即抛弃宗教和政治教条，表达对学界抽象理论的嘲讽，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人类体验的有限性和荒谬性之上。

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都拥有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他们抛弃宗教和政治教条，表达对学界抽象理论的嘲讽，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人类体验的有限性和荒谬性之上。

但是，虽然存在主义出现在近代德国和法国，但存在主义者对人类生活意义的关注已经塑造了延续千年的哲学和宗教史。早期的现代怀疑论者如蒙田和帕斯卡尔往往被视为尚未获得明确封号的存在主义者（avant la lettre）。正如萨拉·贝克维尔（Sarah Bakewell）在《存在主义者咖啡馆》（2016）中回顾的那样，1938年在反思焦虑时，萨特将其时代与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Greece，指从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灭亡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为止的一段中近东历史时期，这段时期内地中海东部原有文明区域的语言、文字、风俗、政治制度等逐渐受希腊文明的影响而形成新的特点，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被西方史学界称为“希腊化时代”---译注）的希腊相提并论，当时雅典人抛弃亚里士多德式科学的冷静推理，转而喜欢“教导人们如何度过人生”的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更具个人色彩的转化性思维方式。

上个世纪的存在主义之所以受人欢迎，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将特别的新重点集中在人的自由观念上。萨特所说的“自欺”（bad faith）、海德格尔的“不真诚”（inauthenticity）和雅斯贝斯的“外壳中的生命”都是一种了注意力的干扰形式，它遮蔽了我们对自由的认识。我们定义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建立在阶级、宗教、种族、国籍、甚至童年时代的影响或潜意识动机等基础上，原因就是要获得对世界偶然性的控制，将我们自己置于在人类历史上或失败或成功的多样方式之中。但是，存在主义者坚持认为，这种控制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幻觉。它或许是一种吸引人的干扰，让我们避免看到自身的脆弱性，并最终屈服于一种腐蚀我们幸福生活能力的虚假权力。

相反，他们提出了相反的视角建议。他们纳闷，我们为何要将存在的、政治的、认识论的不确定性视为必须找到解决办法的问题呢？鉴于我们的脆弱性，无根性（groundlessness）本身为什么不能成为人类存在的基础呢？经过一代人之后，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挑衅性地提出如下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变成现代人？存在主义者以各自的方式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我们是否有些过于确定无疑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见证了对社会和个人不确定性潮流的广泛回应方式。一方面，对很多人来说，人们表达了恢复确定性的迫切愿望。我们或许已经发现我们更喜欢对未来感到确定无疑，无论这个未来多么严峻。我们或许寻求导致我们受苦、遭殃、陷入绝望境地的罪魁祸首。从政治上说，公民渴望强势的领袖来战胜疫情，控制病毒，这种现象被人称为“独裁领袖情结”。不确定性真空已经被阴谋论、叫嚣战争和否定科学事实的言论、以及层层加码的监控措施等乘机填满了。另一方面，一直也存在一些回应，他们在承认自己未知，在表达可能犯错的政治领袖中找到应对之策，抱着一种“无法摆脱不确定性”的希望，因为它开辟了批评性地想象和创建未来的空间，虽然这后一种声音可能一直比较弱。他们贬低伟大、报复、英雄主义胜利，带着怀疑的眼光去看待控制一切的承诺。

存在主义作家给我们一种认识，我们如何想象自己生活在既超越顺从或玩世不恭同样也超越获得救赎的虚假承诺的未知世界。

存在主义处于这个光谱的什么位置呢？它求助于不确定性的转向真能教导我们未知领域的人生某些内容吗？存在主义者不仅定义焦虑是“自由的晕眩”（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观察我们可能性的偶然无根性作为我们个人成长的前提条件时的晕眩效应，很多人还提供了对新冠疫情和大流行的反思。他们以隐喻的方式使用这些术语以便揭露政治危机与人类生活意义危机之间的关系。在生物性呼吸疫情暴露和强化窒息和阻碍黑人呼吸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时刻，这种联系再及时不过了。

但是，存在主义者对人类晕眩的回应的差别也很大。他们有关不确定性的观点常常以某种更高程度的确定性而结束。比如，海德格尔推崇那些带着坚定和决心进入深渊的悲剧英雄。施密特（Schmitt）对混乱感到惊恐，向政治权威保证依靠紧急状态实现控制。萨特再清楚不过地知道他不断变化的敌人是谁。但是，总体来说，这些不同视角具有建设性意义。他们对如何回应不确定性做出了栩栩如生的评论。将其结合起来，连同其矛盾观点将构成了一种对话，这将能为我们提供机会来意识到我们如何想象自己生活在既超越顺从或者玩世不恭又超越获得救赎的虚假承诺的未知世界。

参加到这个对话中的一个引人入胜的思想家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本人都有交往，在1933年和1941年生活在巴黎的时候，她亲身经历了这个思想场景，此后很快就用她自己的存在主义政治视角全神贯注地研究这个世界。1946年，在仔细研究来自德国的纳粹恐怖暴行报告（她有幸逃脱了这种灾难）后，阿伦特发表了两篇文章，探讨了德国和法国存在主义者思考方式的潜力和问题。她特别感到纳闷的是存在主义者是否强有力地暴露了不确定性的根源，这些只能迫使他们返回到“从前的安全状态”。为了说明这一点，她选择了两对截然相反的人物：第一篇中谈论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第二篇中谈论萨特和加缪。

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既是对人类存在的无根性的确认---让我们不再有上帝和真理确定性的世界----又是逃离这个世界的尝试。在面对人类逃避死亡的挣扎过程中，海德格尔宣称，人类存在体验的最根本形式是异化，感受到无家可归、焦虑和死亡恐惧的无处不在。坦然面对我们必然死亡的命运是我们能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和过一种有意义生活的唯一方式。只有在我们明白自己的生命有限并放弃永生渴望之后，我们才能在时间中生存，才能真实地存在。

阿伦特纳闷的是，存在主义者是否强有力地暴露了不确定性的根源，这些只能迫使他们返回到“从前的安全状态”。

正如海德格尔理解的那样，人们不能过真实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系统性地受到教会、科学和现代工业的无头脑喧嚣的干扰，所有这些都旨在将我们根本性的必死命运隐藏在非个人性的虚假面具之下，海德格尔称之为常人的“他们性”（they-ness，这与他强调的诗意地生活正好相反--译注）。这种令人怀疑的社会纽带可以被比作传染性极强的病毒，它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它没有任何确定性，但我们每个人都可成为其受害者，并且成为其积极的帮凶。如果不小心，我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成为抹杀自我的帮凶。常人替我做出决定，并替我回答问题，我如何成为根本不动脑子之人。

抗拒这种力量意味着迎接展现真实自我的呼吁，这个呼吁抗拒焦虑以及我与那些将我拉向常人浅水区的人的联系。“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哲学家因此确认了抗拒的“决心”，这里很少有表现怀疑、交流或者内疚的空间。臭名昭著的是，海德格尔从来没有公开为其纳粹思想道歉。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的决心是从全新角度理解对不确定性的敏感性症状。本来作为与有关来生的虚假安慰相反的体现思考人类生存体验的艺术的引人注目的深刻见解却逐渐被吸收进一种压倒性的神秘主义中---这本身就是一种抽象论述---赋予一种超越所有喋喋不休超越所有反思的非理性维度。因此，海德格尔相信，虽然现代技术和科学“并不会思考”，但我们的自然环境教导我们如何让存在和各种存在形式存在。阿伦特提醒人们警惕背后的浪漫主义，这激发了“面向自然的迷信”的灵感，带领我们走出思考的迷雾进入沉默中。

15年后，阿伦特在其引发争议的报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中重新谈及思考问题以及思考与罪恶的关系。她似乎呼应了海德格尔的观点，将纳粹党卫军军官奥托·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的罪恶比作病菌的无思想性。但是，阿伦特与雅斯贝斯的相同点更多，阿伦特认为此人是唯一一个没有放弃依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人类自由和尊严观的存在主义者。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写给阿伦特的信中，雅斯贝斯创造了“平庸性”观念用以指代纳粹罪恶的特征。这个具有自由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在1945年大学重新开放之后，强有力地提出德国人罪恶的问题，同时拒绝纳粹罪恶表达了破坏所有法律的激进罪恶观。相反，他将德国人比作微不足道但可能造成灾难的细菌，“能够引发横扫整个国家的病毒大流行。”

在阿伦特看来，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的决心是从全新角度理解对不确定性的敏感性症状。本来作为对来生的虚假安慰进行批判的深刻见解却逐渐被吸收进一种压倒性的神秘主义中。

在海德格尔谈及常人作为真实自我遭到抹杀之处，雅斯贝斯却抗拒了异化话语。他对真实自我的观念表示怀疑，以为它隐含着一种拥有自己人生所有权的形式，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徒劳的、破坏性的。更大的问题不在于自我被抹杀而是不确定性被抹杀。雅斯贝斯相信，我只能对我出于自由选择而做的事承担责任，这些不能归结于社会价值观、强制性暴力或者自认的因果规律等方式。鉴于世界的复杂运行机制，我也不能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换句话说，我的选择基础不能被完全知晓。如果用康德的话说，它们仍然属于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如果我们的人生不是深度偶然和脆弱性的，如果我们的行为后果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外，我们就没有办法体验爱、自由或者目的，我们也不能知道为那些东西负责意味着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不是对我逐渐发现的自我的坚定承诺，意识到那不过是同时指向超越自身的自我性的一种体验。只有在因为我不是无所不能时，我才是自由的。我不能预见到我在这个世界的未来，因为我体验到的我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人的反应。在无思想性能够像流行病一样传播之前，人们急需选择成为无思想，他们积极地假装知道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的东西。一旦这种无思想性传播开来，人们就不再相信他们曾经拥有的选择了。是平庸性而不是非真实性遮蔽了在人类生活的不确定性面前的积极选择。因此，与海德格尔不同，雅斯贝斯的无思想性概念并没有清除存在，相反，它清除了自由和责任的基础，也就是清除了不确定性---“我既不知道存在也不创造存在”的事实，我不能被作为实际存在被抛向这个个世界，而是只能作为可能的存在存在于世。

另外一个相信不确定性具有生产性的存在主义者---不能被征服只需要接受的是加缪，他拒绝承认在他看来是萨特的世俗神义论（theodicy）的东西，即对普遍苦难的无神论审判。萨特和波伏娃一起辨认出被压迫者争取自由的摇晃基础。他将海德格尔的观点激进化，积极为俄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虽然斯大林时代犯下令人惊骇的暴行），支持阿尔及利亚人反对法国殖民主义争取独立的事业和种种社会运动，一直到1968年的抗议活动。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地球上受苦的人”最清楚萨特确认的“成为虚无，因而自由”意味着什么，反对将民众当作虚无的残暴制度肯定会为暴力手段辩护。加缪纳闷的是，萨特如何能够一方面拒绝绝对知识，另一方面却选择站在常常互不相容的意识形态的某一边来终结他定义的历史罪恶。

在海德格尔谈及常人作为真实自我遭到抹杀之处，雅斯贝斯却抗拒了异化话语。更大的问题不在于自我被抹杀而是不确定性被抹杀。

历史的这种“分裂的”版本已经在1943年的时候充分展现出来了，萨特选择用瘟疫这个隐喻来批评德国对法国的占领。加缪在四年后出版的小说《鼠疫》中做了同样的事。与加缪对瘟疫爆发象征的压迫的批判不同，萨特并没有将《苍蝇》同化为某种毫无理由突然到来的自然界的病毒。相反，更像雅斯贝斯和阿伦特，他坚持人类的选择。相信这个瘟疫不可能被天生展现等级差异权力体系的历史和政治环境来决定其条件，在萨特看来，这意味着生活在自欺之中。萨特的主人公俄瑞斯忒斯（Orestes）和加缪的英雄里厄医生（Rieux）有很大不同。俄瑞斯忒斯挑战城镇居民的自欺，抗拒众神的光鲜华丽承诺和家人的共同体纽带，成功地挣脱疫情的束缚而获得自由。他代替所有人独自去承担起罪恶的重担，因而将痛苦转变为意义。

与此相反，加缪故意弱化英雄主义的版本则暗示，我们从来就不能摆脱瘟疫。加缪已经从充满自信地拥抱法国抵抗运动的胜利中离开，坚决反对将维希政权的最臭名昭著的辩护者判处死刑，转而表现出对政治充满懊悔的怀疑主义。这种从确定性到怀疑的转变导致一种认识上的谦卑，这要求在反对和屈服这简单的二元论之间来回滑动的范围无限的妥协、否认和辩护。虽然俄瑞斯忒斯坚决抛弃宗教和传统的元叙述，里厄医生则学会失败并引进了一种未知立场。他不能接受病毒是上帝的惩罚的观点，拒绝彻底驳斥宗教。他持续尝试理解和温和地参加到同胞公民帮助病人的共同事业---冒着可能被感染的风险。在加缪看来，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一种美德，它激励人们团结和建立友谊，它让人在没有可能不作瘟疫帮凶的时候可以选择流亡。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阿伦特相信雅斯贝斯---至少在当今四个中名气最小的人---可能是未来的存在主义者。

萨特正确地看到《鼠疫》中塔鲁（Tarrou）代表的流亡观点表达了悖论性的看法，暴力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正当的。加缪对这个悖论的回应是“一种来自乌有乡的观点”，萨特满足于这样的观点，很像加缪的西西弗斯（Sisyphus）仍然注定要受到惩罚，却并不伤及现实一根毫毛。其实，加缪感到绝望的是自己家乡阿尔及利亚的冲突日益严重，有效地招惹瘟疫降落在两个房间里，争取独立和反抗法国压迫。最后，他积极地选择保持沉默。政治现实主义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非常好地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他承认，加缪受到一种慈爱和正义欲望的驱使，但得出的结论是，他的道德化沉默“没有能成功地提升到超越好心的殖民者的程度。”

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此后的暴力冲突已经让法国存在主义者变得更加激进化，但是，方式正好相反：虽然萨特满足于人人手上都不干净，加缪则拥抱了非理性立场，认为理性和人类尊严仍然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虽然这并无多大合理性。在阿伦特看来，两者拥有的共同点比两人设想的更多。他们都拥有一种虚无主义的英雄立场，这进入了海德格尔建造人类“虚无”（ex nihilo）世界的行列。在用存在替换虚无，他们仍然是试图克服的最传统本体论的组成部分。最有反讽意味的是，阿伦特相信雅斯贝斯---至少在当今四个中名气最小的人---可能是未来的存在主义者，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用仍然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来表达不确定性的人，它拥有本体论内容却能将拥有差异的人联系起来。

所有这四种视角提供了我们如何丧失和获得控制权的丰富故事。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似乎是怀疑、出错和专注等的脆弱基础很快就被主观和客观真理、理性和非理性确定性等二元论占据了。虽然返回确定性的理性在整个场合中具有多重性，有时候是可靠的，甚至是必要的，但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听到的存在于确定性二元论中的人类生活中间区域的具体现实是多么稀缺。波伏娃很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女权主义者，她对这些独特区域特别敏感，至少直到她放弃对微妙差异的这个焦点并在1940年代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是这样的。在《模糊的伦理学》（1947）中，她认为模糊性是我们的生存状态。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掌握、浪漫化或逃避模糊性，相反，应该建立起与它的关系，并将其转变成为文化的和机构性的现实。实际上，波伏娃提供了生产性观点，我们需要能够丧失和获得控制权，能够质疑从前的信念并找到新答案---批判生活也需要稳定性。

虽然存在主义提供了现象的丰富性和对例外人生的深刻见解，但对于未知领域的真正轮廓以及脆弱性如何体现在时间中，如何塑造具体的机构、法律、和礼仪等，存在主义却没有能说出什么见解。

存在主义者知道一旦危机时刻结束，誓言和承诺很容易丧失其威力。虽然存在主义提供了现象的丰富性和对例外人生的深刻见解，但对于未知领域的真正轮廓以及我们的脆弱性如何体现在时间中，如何塑造具体的机构、法律、和礼仪等，存在主义却没有能说出什么见解。什么政治条件和文化实践留下了出错性的表现空间？我们如何能确认弱者得到体面的关照，我们的学校不仅仅讲授如何成功而且要讲授如何应对失败？在多大程度上记忆与内疚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反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斗争缺乏对脆弱性的更坚定反思？存在主义很少遭遇这种类型的质疑，但在回避这些质疑时，我们面临一些将其批判的无思想性永久化的风险。未来的存在主义者对话将需要提出这些严肃的机构性和实际议题以便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那里有存在主义如此强烈宣扬的真正自由和不确定性。

作者注：本文作者在此要感谢丹尼尔·斯坦门兹·詹金斯（Daniel Steinmetz-Jenkins）、彼得·戈登（Peter Gordon）、达伦·纳尔（Darren Nah）和杜恩·凯文（Kevin Duong）对本文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交流。

译自：2020's Existentialist Turn by Carmen Lea Dege

http://bostonreview.net/philosophy-religion/carmen-lea-dege-2020s-existentialist-turn

作者简介：

卡门·李·德格（Carmen Lea Dege），以色列耶路撒冷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目前在撰写一本论述不确定性理论和实践的著作，焦点集中在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上。

This essay originally appeared at The Boston Review on August 24,2020;used here with permission.

本文得到作者和英文原刊《波士顿评论》的翻译和发表授权，特此致谢。---译注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