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吉斯·德布雷 赵汀阳】天下理论二人谈

栏目:他山之石
发布时间:2020-07-21 01:25:15
标签:天下理论

天下理论二人谈

作者:雷吉斯·德布雷、赵汀阳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五月三十日甲子

          耶稣2020年7月20日

 

古代中国哲学“天下”能提供全球化未来的愿景吗?

 

本文从赵汀阳的一篇短文开始,随后是德布雷的回应。

 

赵汀阳:

 

北京——当今西方盛行一个刻板俗套的中国形象:专制独裁的帝国和傲慢自大的朝贡体系。其实,古代中国(公元前2070年到1368年,明朝之前的中国)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几乎被忽略的故事,那个中国的形象是多元的文化、深刻的哲学和开放的文明。这样的中国概念不仅在现代西方知识体系中几乎是缺席的,而且在当今中国也出于消退之中,这的确令人觉得荒谬。

 

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尝试沿着古代中国的古老故事线索为未来构建一个阐述世界秩序的理论。这个故事的特征是天下概念——普天之下,这个概念数千年前就已经在中国盛行。我相信能够将其作为世界体系的普遍概念来应用:所有国家、所有文明和所有人都共享的共同体。

 

天下既不是完美世界的承诺也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种在政治上重新构建的世界愿景,能够将给所有人带来持久稳定和安全感的机会最大化。从哲学上说,它提出了从本体论上解决美国政治科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说的文明冲突的政治问题的办法。

 

正如康德式的永久和平并非狭隘的德国工程一样,普遍性的天下体系提出的世界永久和平也鼓吹中国称霸的工程。康德式永久和平观点一直被局限在文化和宗教相似的条件之内,这并非偶然的,因为它没有能应对文明冲突问题。与此相反,天下这个永久和平概念建立在非排他性的基础上,扎根于几乎平等尊重每个神灵的多神论的中国传统,故而也更适合当今全球化的世界。

 

天下理论提出了从本体论上解决文明冲突政治问题的办法。

 

如果新天下是可能的,它显然并不意味着中国价值观的普遍化。相反,它应该吸收和利用一切普遍美好的价值观,无论它源自何处,正如“普天之下”概念的超验性隐含意义所示。

 

从理论上说,新天下体系应该建立在如下三个宪政性概念的基础之上:

 

1.世界内置化:将所有国家纳入一个共同的相互依赖的系统,再也没有排他性和外部性。这部分源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共存性”概念(compossibility),指同属于一个世界。当今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全球维度再清楚不过地阐明了“共存性”的意义,即这种内在的相互依赖性。

 

2.关系合理性:优先考虑将敌意最小化而不是将排他性的利益最大化。这与个体理性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现代观念正好相反。

 

3.儒家优化: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篇第28节。---译注)实现这种平衡要求能够允许人人同时进步的制度性安排。儒家的修身更多是相互性的,更多集中在集体繁荣而不是“帕累托优化”(Pareto improvement,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译注)这里,全球疫情就是说明问题的例子,遭遇新冠病毒这样的传染病,除非每个人都安全,否则没有人是安全的。

 

这三个概念符合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定义,即跨越政治和跨越文化的“要点”,民众或者思想在相遇后最终形成互利互惠的结果。天下超越了现代政治概念,暗示了我们需要对政治学进行重新定义,不是马基雅维里(NiccolòMachiavelli)、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卡尔·马克思、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定义的政治斗争,而是一种将敌意转变为友好的艺术。

 

我的好朋友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担忧这可能导致“中式和平”(Pax Sinica)取代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安定和平,即“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不过,这种担忧放错了地方,因为天下中根本就没有国王的地位——该系统本身就是国王。在这个意义上,天下类似于瑞士,那些说不同语言的群体(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罗曼什语)和当地方言的人和平共存于大致平等的区域组成的共同体内,位于伯尔尼的中央基本上是协调机构,轮流坐庄的总统的权力受到限制,有些瑞士公民甚至说不出总统的名字。

 

 

 

纽约韩裔画家(Hokyoung Kim)为本刊《诺耶玛》(Noema Magazine)所作

 

雷吉斯·德布雷:

 

巴黎——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并不存在犹太教-基督教的“创造者上帝”概念,也没有古代希腊的“人”作为万物尺度的观念。中国哲学是宇宙中心主义而不是神学或人类中心主义。它更喜欢相互关系而不是对抗,更喜欢延续性而不是中断,更喜欢逐渐演变而不是突然分裂,更喜欢循序渐进一点一滴的变化而不是暴力革命。

 

传统中国文化拒绝典型的西方二元论,如高与矮、身与心、可理解性与明智、冬天与夏天、概念与现实、善与恶、上帝与魔鬼。它拒绝这种类型的摩尼教(Manichaeism),这让中国无需发挥充分的想象力就可以实施社会资本主义,将我们觉得相互矛盾的东西融合起来,一边是市场,一边是一党制,这在西方社会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的朋友,哲学家赵汀阳已经建议将“宇宙”观---典型的中国特色的、有机体的、功利主义的宇宙概念——应用在解决阶级和国家的冲突上。他所说的“天下”可以被翻译成“普天之下”,这个概念拒绝接受边界、民族国家或战争等概念,无论是国内战争还是国际战争。

 

我们怎样实现这个理想,他有什么建议呢?虽然西方的革命概念旨在迫使具体现实去适应某个抽象理想,但他的主张是自发的持续不断更新的自我管理秩序,根本不需要暴力和唯意志论者的纷争。因此,他自命为反对革命派,他相信,依靠人类决策违背天性是不理性的、贫瘠的、最终也是危险的。

 

赵汀阳的主张是自发的持续不断更新的自我管理秩序,根本不需要暴力和唯意志论者的纷争。

 

引人注目的是,这种思维方式与当今时代吻合,它要求历史服从于自然,个性服从于共性。天下接受经济全球化和生态环境议题和新冠病毒之类全球疫情,设想我们的星球是一个整体,作为独特物种的人类和生物圈是首要的、最终的、和包含一切的。赵汀阳的设想(他的确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阐述了不同的、不那么清晰的现实,这个现实推崇女性特征,赋予阴凌驾于阳,河流和海洋凌驾于山峰的优先地位,因为水滴石穿。水陪伴自然而不是支配自然,试图顺着潮流前进而不是积累贮存,去施加影响力而不是提出要求。

 

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Malraux)宣称21世纪或许是宗教世纪或许不是,但是它肯定比20世纪更具女性色彩。20世纪的西方通过出口革命和共产主义观念想让“东方”西方化——正如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所说,基督教神学陷入疯狂。结果,整场运动开始反噬,依靠中药、禅宗佛教、沉思冥想和将人的一切都融入宇宙中,反而造成了西方的“东方化”。人们可能补充说,当代的内在特征是回归根源。后现代时代更喜欢复古——正如前现代的天下概念,它根源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古代。

 

但是,我们都倾向于用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术语思考,虽然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就让人产生疑问,赵汀阳设想的人类大家庭是不是儒家全球化的结果?或者这种承诺“永久和普遍和平”的全球体系难道不是中央王国(多多少少理想化的)扩展到全世界吗?这难道不是任何帝国要废除边界将全世界统一在中央政府之下的目标吗?

 

到现在为止,西方拥有一种天赋,将其利益和价值观提升到普遍尊严的层次(如人权)。现在到了中国以同样的方式前进的时候——或许是回归另一种霸权的迹象。毕竟,全球宪法起草时,用什么语言?哪个最高法院应该来确保法律的实施?法官由谁来提名?这个世界政府的首都放在何处?这些实际问题都没有得到回答。

 

“如果没有一支统一的支配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统一。”

 

不久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某些极端资本主义梦想家鼓吹的新世界秩序和使用的语言将可能是Globish,用英语的简化版作为全球通用语。现在,新世界秩序将要用中文普通话来作为通用语了。任何联邦都必须靠联邦政府——中央权力创造出来。如果没有一支统一的支配性军队,就不可能有统一。一旦民族国家消失,这个世界将需要协调者来确保人人都按照同样的成绩单开始比赛,民族离心力进入和谐状态。“美式和平”将被“中式和平”取代取而代之?

 

赵汀阳的作品具有深远影响的批判范围。即使他的政治设想或许是乌托邦,但他对西方缺陷和传统,对基督教二元论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度分析也能帮助我们将自己与思维中的任何自动性结论区分开来。它也让西方人能够不要把自己当作全球善的全能法官和仲裁者,而是人类的众多选择之一。谁也不比其他任何人优越。这是谦虚和洞察力的教训---西方的确已经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了。

 

译自:Tianxia:All Under Heaven ByRégis DebrayandZhao Tingyang

 

https://www.noemamag.com/tianxia-all-under-heaven/

 

作者简介: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2018-2019年美国博古睿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其《天下体系》是中文畅销书。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政治哲学家,创建了被称为“媒介学”(mediology)的哲学学派,思考文化和技术的交叉点如何塑造社会。1981到1988年之间担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的政策顾问。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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