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问题检讨与新论

作者：丁四新

来源：《江汉学术》2020年第4期

丁四新（1969—），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武汉大学二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儒家经学的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四古本《老子》综合研究”（编号15ZDB006）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1）今人或认为“刑不上大夫”非先秦古法，或将《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两句分读，或将它们理解为“礼不施行于庶人之下，刑不施行于大夫之上”，根据竹书《尊德义》可知，这几种意见都是不正确的。（2）从历史主义的眼光看，相对意义上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说是存在过的，但是在中国古代绝对意义上的“礼不下庶人”说或“刑不上大夫”说是不存在的。（3）从用意看，贾谊、司马迁主张“刑不上大夫”是为了“励节”，以保持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尊严；而郑玄、张逸则将其理解为“《刑书》不上大夫”，且与“励节”说不相冲突。郑玄说更为博大，且来源更早。（4）竹书“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逮于庶人”两句话的发现，有助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问题的解决，前者包含着较强的道德主义味道，而后者则纯从社会身份而言，容易令人反感。另外，竹书这两句话出现得更早。

关键词：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尊德义》；郭店简

一、研究述评与检讨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两句，出自《礼记·曲礼上》。这两句话应当如何理解？在现当代中国成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引起了学者长期的关注和讨论。目前，通过知网（www.cnki.net）搜索“礼不上庶人”，有31条结果；搜索“刑不上大夫”，有58条结果；且这些学术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1979年之后。在现代“平等”观念的影响下，“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容易刺激人们的敏感神经，同时激发学者的批判热情，尽管在大多数时候这种批判是非历史主义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两句话到底是何意？由于郭店简《尊德义》有与之非常相近的两句话——“刑不逮君子，礼不逮小人”【1】，这使得笔者有条件，亦使笔者愿意面对和检讨此一问题。

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问题的解释和讨论，主要集中在汉唐和现当代两个时期。而宋元至明清的解释大抵可以归并为汉唐注疏一类。在现当代，学者的解释和研究以1979年后为主，民国时期及1950、1960年代虽然有几位较为重要的学者对此问题有所讨论，但从总体上看，不够突出。此期的解释和研究一般受到西化的平等观念的深刻影响，在1949年后，还受到阶级分析法的严重左右。概括起来，学者需首先面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特别是后一命题的真假判断：若是真命题则肯定之，若是假命题则否定之。一派断定它们是假命题而否定之，这肇始于东汉的许慎（约58—约147），在当代李启谦、陈一石等人主张“刑上大夫”【2】。在此断定下，他们认为全社会所有人都用礼用刑（即庶人有礼、大夫有刑），而无一例外，——它们是两个全称判断。同时，我们看到，在此，“礼”“刑”概念的用法是普遍性的。另一派则断定它们是真命题而肯定之，这肇端于汉初的贾谊（前200—前168），班固（32—92）、郑玄（127—200）、何休（129—182）、张逸（郑玄弟子）、孔颖达（574—648）都主张“刑不上大夫”。宋人陈澔（1260—1341）、清人孙希旦（1736—1784）和朱彬（1753—1834）都继承了此说，今人大多数也同意这一说法。这样，“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确有其事，是指部分人不用礼和不用刑，——它们是两个特称判断。同时，我们看到，“礼”“刑”两个概念的用法在此不是普遍的，它们有特定所指。进一步，后一说又可分为多种，传统注疏及现今大多数学者持“刑辱说”，李衡眉、吕绍纲等人持“肉刑说”【3】，马小红持“宫刑说”【4】。王文艳梳理诸说，认为“刑辱说”是“最为合情合理”【5】。笔者认为，“刑辱说”与“肉刑说”其实不是对立的，它们互为表里，“刑辱”最终要通过“肉刑”得到落实。以上只是从“刑”的概念来作辨析，而如果从“刑不上大夫”来看，那么“励节”才是其旨意所在。“刑不上大夫”说既是贵族特权的体现，又是德治主义的一种理想设计，儒家无疑肯定了这一点。总结以上两派学者的争论，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人们对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理解是单线条式的，是非此即彼的。一派学者主张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礼”和“刑”的使用是普遍的，从事实上来看，其例众多；从理论上来看，统治阶级将不会容忍那些危害本阶级统治的害群之马。不过，此派学者没有否定“礼”“刑”在其适用对象及其适用程度上的差异。一派学者则主张“礼”和“刑”的使用不是普遍的，一般说来“刑”适用于庶人及其下的仆隶，“礼”适用于大夫及其上的贵族。不过，这一派学者并不否认庶人具有一定的礼节，而贵族在特定情况下依然要受到“刑”罚，或者受到像“八议”一类规则的惩罚。因此，这两派学者争论的实质即体现在他们对于“礼”“刑”两个概念的宽窄定义上，他们的观点不是尖锐对立的。换一句话说，是站在现代观念上还是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上来看这两个概念，这是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问题，更为适合。

同时，据竹书《尊德义》篇，在目前的研究中有几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可以直接指出。其一，韩国磐认为“‘刑不上大夫’非先秦古法”，是戴圣将贾谊相关说法作为古法编入《礼记》的结果【6】。谭世宝批评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视为“先秦的古代社会长期实行的礼刑制度”的意见，认为它们是“战国末至汉初的托古之论”【7】。今天看来，韩、谭二氏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已在战国简《尊德义》中发现了相关文句。其二，王占通、张全民等人跟从宋人陈澔《礼记集说》所载“一说”的解释而别为句读，云：“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他们将“礼不下庶人”隶属于上一个句群，将“刑不上大夫”归属于下一个句群，王氏并认为二句的“意思毫不相干”，张氏认为“礼不下庶人”是指“车乘之礼不下及庶人”的意思【8】；其实，这一句读是错误的，一者于汉唐句读无征，二者竹书《尊德义》正将类似两句连抄在一起，且上下相对。其三，谢维扬认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应该理解为“礼不施行于庶人之下，刑不施行于大夫之上”。换一句话说，谢氏认为，礼下施于庶人而止，刑上施于大夫而止；他并批评传统注疏承袭贾谊《新书·阶级》“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之谬，“把《曲礼》原文的‘上’‘下’读成‘至’‘及’”【9】。现在看来，谢说是错误的。“上”“下”，竹书《尊德义》均作“逮”字。逮者，及也。《曲礼上》的“下”“上”其实就是“下及”“上至”之义。【10】

总之，关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注疏应当得到重新梳理，而今人的解释纷纭错乱，应当受到批判。在新出土材料的映照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问题应当受到新的检讨、回答和解决。

二、传统注疏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解释

上文已指出，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问题并肯定其真实性，是恰当的【11】。换一句话说，由于古语简约，《礼记·曲礼上》这两句话中的“礼”“刑”两个概念的内涵是特指的，而不是无所不包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来讨论“礼不下庶人”和“刑不上大夫”的问题。

（一）传统注疏对“礼不下庶人”的解释

先看“礼不下庶人”。对于“礼不下庶人”，古人大抵有三说。一说，谓酬酢之礼不下庶人。《白虎通·五刑》曰：“礼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于士。故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也……礼不及庶人者，谓酬酢之礼也。”【12】二说，谓庶人贫，无物为礼，故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郑玄《注》曰：“为其速于事,且不能备物。”孔颖达《正义》申述之，曰：“礼不下庶人者谓庶人贫，无物为礼，又分地是务，不暇燕饮，故此礼不下与庶人行也。”【13】三说，谓庶人不备礼，其有事则假士礼行之，这是郑玄弟子张逸的说法。《正义》引张逸曰：“庶人，非是都不行礼也，但以其庶务不能备之，故不著于经文三百威仪三千耳。其有事，则假士礼行之。”【14】除以上三说外，张全民《“礼不下庶人”发覆》一文还列出了今人的三说，分别是“战国以前礼不下庶人说”“贵族之礼不下庶人说”和“宗法礼不下庶人说”。【15】这些说法，其实都是对于汉代三种说法的推演，不过其中参有己意而已。

无论从实践还是从规范来看，庶人在绝对意义上是有行礼的规定和要求的【16】，这一点是确定的。例如《礼记·内则》曰：“凡接子，择日，冢子则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国君世子大牢。”又曰：“庶人无侧室者。”同书《曲礼上》曰：“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龁之。”《曲礼下》曰：“问庶人之子：长，曰能负薪矣；幼，曰未能负薪也。”又曰：“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国语·周语上》曰：“膳夫赞王，王歆大牢，班尝之，庶人终食。”同书《楚语下》曰：“祀加于举。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上下有序则民不慢。”这些引文完全证明了在绝对的意义上“庶人有礼”说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如果承认“礼不下庶人”这个陈述是正确的，那么就必须对其中的“礼”字作出特别的规定。换一句话说，“礼不下庶人”中的“礼”字不是一个无所不包，而是有特定所指及其适用范围的词语。

事实上，在绝对的意义上，传统注疏者都承认庶人有礼的说法，郑玄的弟子张逸甚至说：“其有事，则假士礼行之。”然而他们又同时承认“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其原因即在于他们所肯定的这个“礼”的概念有其特定含意及其适用范围。而在此基础上，《白虎通·五刑》进一步将其指实为“酬酢之礼”，郑《注》孔《疏》将其指实为“燕饮之礼”，并且孔《疏》申述郑意说“庶人贫，无物为礼，又分地是务”，故“礼不下庶人”的用意是良善的，并不是为了歧视庶人。今人杨向奎的说法，与郑《注》孔《疏》一致，他说：“在封建社会严密的等级制度下，只有四体的庶人，‘礼’对于他们是无用的，在日常生活中，士族处处有礼，而‘礼’对于庶人真是无用武之地了，此所以有‘礼不下庶人’的规定，庶人也可以称为庶民，或者是小人。”【17】又，杨志刚在孙希旦意见【18】的基础进一步指出：“（1）在《仪礼》十七篇中，冠、婚、丧、相见为士礼，乡饮、乡射通于士与大夫之间，少牢馈食、有司彻为大夫礼，燕、聘、公食大夫为诸侯礼，觐为诸侯见天子礼，唯独没有庶人礼。不宁如斯，庶人之礼在先秦没有任何已形成文本的痕迹。在这个意义上，清人孙希旦所说的‘制礼士以上’，‘不为庶人制礼’，无疑是正确的……（2）文献中提到庶人行礼的条文，大抵都是在与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对比中出现的……（3）从周礼的整个内容看，庶人所行之礼仅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并得出结论说：“基于以上三点，我们认为，先秦确是‘礼不下庶人’。”【19】总之，从相对的意义来说，“礼不下庶人”是可以成立的，它有其特定的含义和适用范围。至于《白虎通·五刑》曰“礼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于士”，这不一定是其本来用意，但可以看作今文经学家阐发其积极意义的一种努力。另外，与“礼不下庶人”相对，也存在所谓“礼下庶人”的说法。而“礼下庶人”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问题因为不在本文主题的范围内，故在此不作讨论。

（二）传统注疏对“刑不上大夫”的解释

再看“刑不上大夫”的问题。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后来的君主集权社会，都不存在所谓绝对意义上的“刑不上大夫”说。换言之，从广义的“刑”概念来看，高等贵族也是有用刑问题的。许慎《五经异义》曰：“《礼戴》说：‘刑不上大夫。’古《周礼》说：‘士尸肆诸市，大夫尸肆诸朝。’是大夫有刑。许慎谨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无刑不上大夫之事，从《周礼》之说。”（孔颖达《正义》引）【20】许慎之说，得到了一些现代学者的支持。从许慎的角度或从广义的“刑”概念来看，古代“大夫有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礼记·曲礼上》“刑不上大夫”说，是就普遍意义的“刑”概念及其用法来说的吗？这是需要审慎回答的问题。其实，古代注家几乎都不否定广义的大夫用刑说，然而为什么他们，例如贾谊、班固、何休、郑玄、张逸、孔颖达这些人都没有否定“刑不上大夫”说呢？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相信并推崇《礼记》，还是因为个中别有原因和含意呢？答案显然只能是后者。

古代为何要施行“刑不上大夫”的制度？人们认为，对于高等贵族不应当轻易用刑罚以羞辱其身，而应当用礼以激励其节行。这是泛道德化的理想解释，很可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贾谊和司马迁最先提出了“励节”说。贾谊曰：

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厉宠臣之节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21】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22】

根据上引两段话，“刑”指刑具与具体刑罚措施。刑罚加于身，这对于古代重视人格尊严的士大夫阶层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羞辱。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详细列举了不同程度且不同种类的刑辱，可以指实“刑不上大夫”之“刑”的内涵。人君对于贵族的统治，贾谊主张用礼义以节制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士大夫的羞耻感，激励其节行，促使他们更自觉地遵守规矩和忠于朝廷。由此可知，贾谊当然批评刑辱举措。这套说法，司马迁作了继承。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何士大夫阶层用礼、老百姓用刑来统治，是可能且有效的？这在《白虎通·五刑》篇中有说明，曰：“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有知”是“有自觉性”的意思，具体指“有知者”；“无知”是“无自觉性”的意思，具体指“无知者”。正是基于是否有礼义的自觉（道德的自觉），圣王得以制礼和设刑的。应该说，这两句话指出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主体性根据。

此后，郑玄、张逸、孔颖达等学者虽然对贾谊、司马迁的“励节”说作了一定程度的继承，肯定其对于德贤人格的尊重，但无疑他们的解释有重大的不同，实为另一说，笔者将其称之为“《刑书》不上大夫”说。郑玄《注》曰：“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孔颖达《正义》曰：“‘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设其刑，则是君不知贤也。”并引张逸云：“谓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贤者犯法也，非谓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则以《八议》议其轻重耳。”【23】结合张逸说和孔氏《正义》来看，郑玄说的要点是将对大夫的用刑和对庶人的用刑分别开来：《刑书》针对庶民犯罪，其条目为“五刑三千之科条”，其执行在公开场合（例如“市”“朝”）；而大夫犯法，不用《刑书》，《刑书》中没有设立相关条款，而其罪行的轻重以《八议》为根据，且由师甸氏不公开执行。所以在郑玄等人看来，大夫犯法并非不用刑、不行刑、不定其罪，而仅仅是不用《刑书》而已矣。这种区别性对待贵庶犯法的观念和方法，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归结起来，“刑不上大夫”的“刑”字应该加上书名号，作《刑书》理解，具体内容为“五刑三千之科条”。而此《刑书》与《八议》其实都从属于一般意义的“刑书”概念。孔颖达《正义》对此有详细的疏辨【24】，而许慎与郑玄理解之不同，即体现在此“刑不上大夫”之“刑”字含义的不同上。

李衡眉、吕绍纲的“肉刑”说，看似继承了郑玄的说法，但又与郑玄说有很大的不同。李、吕二氏说：“所谓“刑不上大夫”，只是说肉刑不上大夫，并非死刑也不上大夫。古人使用刑字这个概念，有时外延包括极广，一切刑罚均在内……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刑字的外延是有限的，往往只有肉刑一义。肉刑称刑或称刑罪，死刑称杀或称死罪。刑不含杀义，杀亦不称刑，刑杀有别，各有所指，这几乎是古人行文的通例。”又说：“到了汉代，把刑与杀分别开来的行文方法更为严格、更为明确了。刑，就是指肉刑，死刑不称刑而称杀，两者绝少相混。”【25】《尚书·尧典》《皋陶谟》《吕刑》三篇有“五刑”的名词，通常所谓“五刑”概念指墨、劓、剕、宫、大辟这五种主要刑罚方式，因其加之于身，故又称“肉刑”。李、吕二氏别出新的肉刑说，他们将“刑”“杀”两个概念区别开来，谓“刑”指“肉刑”，“杀”专指“死刑”（即将墨、劓、剕、宫四者称之为“肉刑”，将大辟称之为“杀”），这个说法与郑玄的解释大殊。郑玄将“五刑”均称为“刑”，并以“刑”为“《刑书》”。不过，李、吕的肉刑说与司马迁的“励节”说较为相近。顺便指出，李、吕二氏的肉刑说在近现代的直接来源是夏曾佑，夏氏认为春秋时代“劓、刵、黥之法，惟行之于民，而贵族无之。贵族有罪，止杀而已，其次则为执、为放。”【26】

总之，汉代流行两种“刑不上大夫”说，一种是贾谊、司马迁的“励节”说，一种是郑玄、张逸的“《刑书》不上大夫”说。“励节”说的基础是意识到刑辱问题的存在，由“刑辱”意识，人们进而得出对“刑”的否定，肯定或提出了“刑不上大夫”之说。据司马迁《报任安书》，“刑辱”包括辱先、辱身、辱理色、辱辞令、诎体受辱、易服受辱、关木索被箠楚受辱、鬄毛发婴金铁受辱、毁肌肤断支体受辱和腐刑这些内容，但不包括“大辟”在内。而所谓“刑不上大夫”，即是对于这些刑辱项目的否定，或加“不”字的行为。从用意看，“刑不上大夫”的提出在贾谊、司马迁看来，即是为了“励节”，保持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尊严。而郑玄、张逸对“刑不上大夫”的理解可以归结为“《刑书》不上大夫”说，郑、张二人并不否定大夫、庶人均用刑，但庶人用刑以《刑书》为根据，大夫用刑以《八议》为根据，二者所依据的法则、用刑场所及用刑之意图均有所不同。郑玄是在批评许慎“无刑不上大夫之事”说的基础上提出“《刑书》不上大夫”说的，此说同时融合了贾谊、司马迁的“励节”说。郑说最为博大。从内容看，郑、张所说的《刑书》指“五刑”，包括大辟在内，这与司马迁所述内容不同。笔者认为，司马迁所说内容比较可能是西汉时期流行的“刑不上大夫”说，而郑玄、张逸说则很可能系他们推考古说的结果，来源更为久远，因此所谓“刑不上大夫”说应当跟从郑、张二氏来作解释。在此，“刑”特指所谓“《刑书》”或“五刑三千之科条”而已。【27】

三、从竹书《尊德义》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问题

（一）《尊德义》相关文句的讨论

在当前，对于《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问题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即是郭店简《尊德义》带来的新材料和新视角。竹书《尊德义》曰（引文从宽式）【28】：

为古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其载也无厚焉，交矣而弗知也。无德者，且莫大乎〔无〕礼乐焉。治乐和哀，民不可惑也。反之此，妄矣。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逮于小人。功〔则〕往者复依，惠则民财足，不时则无劝也。不爱则不亲，不施则弗怀，不勑则无畏，不忠则不信，弗勇则无复。（简28—29＋简31—34）

上述引文的“矣”字以上当为一章，“刑”字以下当为另一章。难能可贵的是，上述引文有两句类似于《礼记·曲礼上》的话——“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逮于小人”，且与《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很相近。所不同者，其一，上下句颠倒；其二，竹书两“逮”字，《曲礼上》分别作“上”“下”；其三，竹书“君子”“小人”，《曲礼上》分别作“大夫”“庶人”。

就句序来看，《尊德义》的句序被《白虎通·五刑》《孔子家语·五刑解》所继承，《曲礼上》的句序则被贾谊所继承，这可以参见《新书·阶级》或《汉书·贾谊传》。孤立地看这两句的句序，有什么特别含意吗？答案是否定的。不过，从各自所在的文本来看，《尊德义》作“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逮于小人”，而《曲礼上》作“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其句序是符合其上下文的叙述逻辑（语境）的。据此来看，有人将《曲礼上》的“礼不下庶人”归之于上一个句群，将“刑不上大夫”归之于下一个句群，然后作所谓新的解释，这显然是靠不住的。

《尊德义》的两“逮”字，均训为“及”，见《说文·辵部》。《曲礼上》的“上”“下”二字，即上至、下及之义，与竹书作“逮”字义正同。《新书·阶级》作“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白虎通·五刑》作“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后一句同书又作“礼不及庶人”，它们都证明了《曲礼上》的“上”“下”二字即是上至、下及之义。有学者将《曲礼上》的“下庶人”“上大夫”解释为“在庶人之下”和“在大夫之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尊德义》的“君子”“小人”的含义，与《曲礼上》作“大夫”“庶人”是否有一定的差别？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古者，士以上即可尊称为“君子”，但通常情况下“君子”指大夫及以上男性贵族。包士而言的“君子”多从德行而言，不包士而言的“君子”则或从爵位而言，或从德行而言。《曲礼上》作“大夫”，其身份是很明确的。《新书·阶级》以“庶人”“君子”对言，且《汉书·贾谊传》《群书治要·传》引作“大夫”，则《新书》的“君子”指“大夫”，这也是很明确的。关于竹书的“君子”“小人”的身份问题，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廖名春的说法，廖氏认为竹书的“君子”就是“大夫”，“小人”就是“庶人”。【29】另一种是刘信芳的说法，他认为竹书的“君子”“小人”均从德行言，其含义与《曲礼上》的“大夫”“庶人”不同。他给出了一个硬证据，云：“遍检先秦典籍，只有大夫犯法受辱被刑的事例，而绝无刑君子、杀君子、轘君子之类的记载。”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刑不逮于君子’是合情合理且合于文献记载的；而‘刑不上大夫’，无论注家如何费尽心思，其解释都不可能是通畅的。”【30】在古书中，“君子”与“小人”、“大夫”与“庶人”是两对概念，经常成对出现；但“小人”可以表示庶人，“君子”可以表示大夫，这是毫无疑义的。“大夫”“小人”是一个纯粹的表示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名词，而“君子”“小人”则包含着德行之意，有其价值取向。对于《尊德义》来说，作“君子”“小人”是恰当的，因为竹书全篇是讲德政与德教问题，而无疑以德行为核心思想。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逮于庶人”的“君子”“小人”，就必定只能是德行意义上的“君子”“小人”。笔者认为，竹书此处的“君子”“小人”大抵相当于“大夫”“庶人”，但同时包含着德行之义。《新书·阶级》篇以“庶人”“君子”对言，说明竹书的“君子”包含着“大夫”之义。又，《荀子·致仕》曰：“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这则引文说明君子在先秦是可能遭受刑杀之难的。从道理上讲，我们不能说遭受刑杀的人就一定不是君子，或君子一定不会遭受刑杀。孔子主张“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而此仁人义士我们不能不谓之为“君子”。据此，刘信芳认为所谓“刑不逮于君子”的文本是合理的而“刑不上大夫”的文本是不通畅的的说法，则未必是可靠的。

（二）《尊德义》与《礼记·曲礼》相关文句出现的先后

最后，我们来看竹书《尊德义》“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逮于小人”和《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哪一个文本在历史上首先出现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廖名春、王谔的说法，另一种是刘信芳的说法。廖氏认为“简文和贾谊说都源于《曲礼》”，根据在于“《礼记·曲礼》明言‘曲礼曰’”【31】。笔者认为，这个根据未必可靠。在《礼记·曲礼》成篇之前，“曲礼”肯定是存在的。曲礼，礼之细者也，与经礼相对。但《曲礼》何时成篇？仅以《礼记·曲礼》篇首三字“曲礼曰”为据，这还是难以回答的问题。郭店简《五行》开篇即曰“五行”，以总冒下文，这是一个类似的文例。由此，《礼记·曲礼》篇首三字“曲礼曰”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读作“曲礼曰”，一种读作“《曲礼》曰”。而即便是后一种读法，其所谓《曲礼》究竟是何时形成的，目前这还是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至少，我们无法仅据此即得出竹书《尊德义》晚于此《曲礼》成篇的观点。王谔同意廖氏的看法，认为“郭店楚简《尊德义》是征引《曲礼》”，其根据在于他推考“《曲礼》之成篇当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即曾子中后期”，而《尊德义》被他看作是战国中期的著作。【32】尽管《曲礼》“成篇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意见是可能的【33】，但在笔者看来，它是否早于竹书《尊德义》的成篇，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王氏没有意识到《尊德义》有可能为孔子自著的问题，他径直将此篇竹书的写作时代定在战国中期，这是武断的。刘信芳与廖、王二氏的意见相反，他认为竹书“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逮于庶人”是“在先秦‘礼经’中的原貌”，而《礼记·曲礼上》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出于秦火以后的经典重建”【34】。笔者认为，刘说大意可靠，但他说《礼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在秦火以后重建的，这恐怕是不恰当的。

笔者认为，《尊德义》“刑不逮君子，礼不逮小人”这两句应该早于《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两句而出现。对此，笔者提供三条理由。第一条，《尊德义》这篇文章很可能出自孔子的手笔【35】，是孔子本人的作品；而《礼记·曲礼》或所谓古《曲礼》的写作时间则在孔子之后，大概是在春秋末季至战国早期。第二条，“刑不逮君子，礼不逮小人”两句在总体上符合竹书《尊德义》的德政与德教的篇意；此两句上下对称，正与其所处一章的总体表达结构一致；而且这两句话所要表达的是政治的理想境界：不以五刑侮辱君子，不以礼乐烦扰小人。与此相对，《曲礼上》上句“礼不下庶人”看似与上文“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相近，下句“刑不上大夫”看似与下文“刑人不在君侧”一致，但其实根据传统注疏的解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孤悬着的，在此章中与上下文并不连贯。第三条，“君子”“小人”成对出现在先秦文本中的频率很高，春秋时期已颇流行；与此相对，“大夫”“小人”在先秦传世古籍中成对出现则比较少见。综合起来，《尊德义》的“刑不逮君子，礼不逮小人”两句早出，而《礼记·曲礼上》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二句晚出，且后者有可能受到了前者的影响，系对前者的改作。不过，《曲礼上》的这两句话未必是在秦朝之后才被加入其中的，我们没有根据可以否定其出现在先秦《礼记》古本中的那种可能。

总之，竹书《尊德义》“刑不逮君子，礼不逮小人”这两句话可能早于《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两句话而出现。“逮”是“及”的意思。这两句话的发现，对于解决“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问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证明后者的“上”“下”应当训释为“上及”和“下至”，同时证明传世文献或传统注疏对后者作“励节”说的解释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符合德政的思想特质。至于“礼”“刑”的具体内容，则需要依据其他文献，特别是根据司马迁《报任安书》和郑玄、孔颖达的注疏来拟定。当然，竹书的这两句话包含着较强的道德主义味道，而《礼记·曲礼上》的那两句话则纯从社会身份而言，容易引起今人的反感和误解。此种不同是需要我们多加注意的。

注释

【1】参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2】李启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吗?——谈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齐鲁学刊》1980年第2期，第20—25页；陈一石：《“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第49—53页。

【3】李衡眉、吕绍纲：《“刑不上大夫”的真谛何在?——兼与陈一石同志商榷》，《史学集刊》1982年1期，第20—23页。

【4】马小红：《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法学研究》1987年第2期，第83—85、71页。

【5】参见王文艳：《试论“刑不上大夫”在〈二十四史〉正文、译文中的正解与误解》，《语文学刊》2018年第5期，第48页。王氏赞成吕友仁的“刑辱说”。吕友仁说：“这个‘刑’字当作‘刑辱’解，即种种刑讯手段给当事人带来的羞辱。”见氏著：《礼记研究四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6】韩国磐：《“刑不上大夫”非先秦古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4页。

【7】谭世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考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第42、39页。

【8】王占通：《奴隶社会法律制度中不存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第4页；张全民：《“礼不下庶人”发覆》，《吉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56页。宋人陈澔《集说》曰：“一说，此为相遇于途，君抚式以礼大夫，则大夫下车；大夫抚式以礼士，则士下车，庶人则否。故云‘礼不下庶人也’。”见（元）陈澔：《礼记集说》（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第2版，第13页。

【9】谢维扬：《“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学术月刊》1980年第8期，第76页。

【10】此外，近年还有一种综合以上诸种错误的所谓颠覆性解释。郭淑新说：“这段话的意思是：国君在途中遇到大夫，便扶轼示礼，而大夫则须下车还礼；大夫在途中遇到士，同样需扶轼示礼，而士也须下车还礼。而在途中遇到百姓，则无须像上述那样抚式示礼，而刑法也不用来惩治在君主身旁尽职的贤明的大夫。”又说：“‘上’‘下’二字，是可作‘置于上’‘置于下’之诠释……可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诠释为：‘礼不将庶人置于下，刑不将大夫置于上。’……进而将此话语诠释为：礼不卑庶人，刑不尊大夫，抑或庶人不因不懂得礼制而无须遵守礼；而大夫不因懂得刑法而对其加重责罚。”见氏著《“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新诠——读“三礼”有感》，《理论与现代化》2018年第1期，第82、84页。

【11】孟子、荀子等即有相关说法。《孟子·离娄上》曰：“君子犯义，小人犯刑。”《荀子·富国》曰：“由士以上则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这两段话都包含着小人用刑、君子用礼之义。《周礼·秋官·小司寇》曰：“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此外《周礼》还有“八议之法”，都表明贵贱的身份不同，则其是否用刑及如何用刑是不同的。

【12】对于“礼不下庶人”，《白虎通·丧服》亦有解释，云：“礼不下庶人何？所以为民制何？礼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从内发，故为之制也。”

【1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卷三，清嘉庆南昌府学刊本，第7页。

【1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卷三，清嘉庆南昌府学刊本，第7页。

【15】张全民：《“礼不下庶人”发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60—62页。

【16】参见谢维扬：《“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学术月刊》1980年第8期，第74—75页。

【17】杨向奎：《裼袭礼与“礼不下庶人”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6期，第19页。

【18】孙希旦曰：“愚谓庶人非无礼也……而曰‘礼不下庶人’者，不为庶人制礼也。制礼自士以上，《士冠》《士昏》《士相见》是也。庶人有事，假士礼以行之，而有所降杀焉。盖以其质野则于节文或有所不习，卑贱则于仪物或有所不能备也。”（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81—82页。

【19】以上两条引文，见杨志刚：《“礼下庶人”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第118—119页。

【20】（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卷三，清嘉庆南昌府学刊本，第7页。

【21】《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这段话又见于贾谊《新书·阶级》。

【22】《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2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清嘉庆南昌府学刊本，第7页。

【24】孔颖达《正义》曰：“与犹许也。不许贤者犯法，若许之，则非进贤之道也。大夫无刑科，而《周礼》有犯罪致杀放者，郑恐人疑，故出其事，虽不制刑书，‘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若脱或犯法，则在《八议》，议有八条，事在《周礼》：一曰议亲之辟，谓是王宗室有罪也；二曰议故之辟，谓与王故旧也；三曰议贤之辟，谓有德行者也；四曰议能之辟，谓有道艺者也；五曰议功之辟，谓有大勋立功者也；六曰议贵之辟，谓贵者犯罪，即大夫以上也；（郑司农云：‘若今之吏墨绶有罪先请者。’案汉时墨绶者是贵人也。）七曰议勤之辟，谓憔悴忧国也；八曰议宾之辟，谓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后也。《异义》：‘《礼戴》说刑不上大夫。《古周礼》说士尸肆诸市，大夫尸肆诸朝。是大夫有刑。许慎谨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无刑不上大夫之事，从《周礼》之说。’郑康成驳之云：‘凡有爵者，与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师氏，令人不见，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如郑之言，则于《戴礼》及《周礼》二说俱合，但大夫罪未定之前，则皆在《八议》，此经《注》是也。若罪已定，将刑杀，则適甸师氏是也。凡王朝大夫以上及王之同姓，皆刑之於甸师氏，故《掌戮》云‘凡有爵者及王之同族有罪，则死刑焉’是也。若王之庶姓之士，及诸侯大夫，则戮於朝。故《襄二十二年》，楚杀令尹子南，尸诸朝，是大夫於朝也。列国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明天子之士亦在朝也。诸侯大夫既在朝，则诸侯之士在市，故《檀弓》云：‘君之臣不免於罪，则将肆诸市朝。’郑云‘大夫於朝，士於市’是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清嘉庆南昌府学刊本，第7页。

【25】上引两条，俱见李衡眉、吕绍纲：《“刑不上大夫”的真谛何在?——兼与陈一石同志商榷》，《史学集刊》1982年1期，第21页。

【26】（清）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1页。夏书初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简称《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于20世纪初。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改名《中国古代史》。

【27】此外，王充对“刑不上大夫”另有一说，《论衡·辨崇》曰：“‘刑不上大夫’，圣王于贵者阔也。圣王刑贱不罚贵，鬼神祸贵不殃贱，非《易》所谓‘大人与鬼神合其吉凶’也。”王充在此阐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用“刑”的不平等性问题。法家大概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君主外）的理想主张，但事实上，中国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的建立，是近一百多年来的事情，是受到西方法律观念和权利观念影响的结果。

【28】下引文的竹简编联和释读，综合了一些学者的意见，参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荆门市博物馆编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一）·郭店楚墓竹书》，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87—98页；单育辰：《郭店〈尊德义〉〈成之闻之〉〈六德〉三篇整理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103页。

【29】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第77页。廖氏后在《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上发表了《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一文，此文包括了《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的内容。

【30】以上引文，均见刘信芳：《“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疑》，《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27—28页。

【31】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第77页。

【32】以上引文，均见王谔：《〈礼记·曲礼〉成篇年代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95—97页。

【33】王谔：《〈礼记·曲礼〉成篇年代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97页。王氏提供了两个证据，一个，《孟子》所引两条“《礼》曰”，均见于《礼记·曲礼》；二个，《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曾子本孝》等书篇有与《礼记·曲礼》相同的文字（见王文第95—96页）。第一个证据毫无疑问证明了《曲礼》成篇于孟子之前，第二个证据在较大程度上证明了《曲礼》作于战国早期甚至春秋末季。

【34】刘信芳：《“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疑》，《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27、28页。

【35】参见拙作《关于郭店简〈尊德义〉篇是孔子本人著作的证明》，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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