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超 著《心灵的修养：一种情感本源的心灵儒学》出版暨序跋

书名：《心灵的修养：一种情感本源的心灵儒学》

作者：李海超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5月

【作者简介】

李海超，现任职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最近主要关注儒学的现代转型、儒家哲学的情感论转向和儒家心灵哲学的当代开展等问题。

【序】

这本小书是围绕“心灵的修养”这一线索展开的。本书讨论的内容很多，且较为粗简；虽然粗简，但也大体勾勒出一个体系性的理论，我称之为“情感本源的心灵儒学”。

所谓“情感本源”，是说情感乃是心灵最为基础的功能之一，是人的一切观念和意义世界建构之源泉；个体心灵修养的各种努力，在根本上是为了安顿本源情感的诉求。故而，心灵的修养首先要把握情感的特性。本书认为，情感运行的三个心理机制——情感感应与情感感受的可分离机制、情感对理智的“有导向的引擎”机制和共在关系中爱之情感的受挫扩展机制——是人们在心灵修养的过程中应特别重视的几个方面。对此三个机制有充分的了解，有助于个体建构健康的观念体系和意义世界，并尽可能地使本源情志得以实现。

情感感应与情感感受的可分离机制，让我们认识到有意识的情感感受与体验并不是观念心灵自然的源初状态，而是一种理想状态，但为了防范心灵的麻木不仁，我们需要对情感感受保持敏锐的体验，并保证其居于一切观念体系和意义体系的本源地位。情感对理智的“有导向的引擎”机制表明，情感始终作为源泉动力推动着理智的运行并给予其源初的方向，理智不能脱离情感而运行。[1]但情感所给予的方向只是源初的，是为了实现本源情志之诉求，理智会根据自己的运行原则和认知结果给出建议，从而使源初情志得到修正。现实情境越复杂，情志之实现越需要理智的帮助。共在关系中爱之情感的受挫扩展机制，是指在具体的共在关系中，平等之爱通常是在利己之爱遭遇挫折（现实的与观念的）之后才能增强的。这表明，博爱、平等之爱不是人先天的自然本性，而是受外在因素影响的结果，理智是培养平等之爱的重要助手。可见，本书虽肯认情感的本源地位，但并不提倡轻视理智的“唯情主义”；本书所实际提倡的，乃是一种“缘情用理”的“情理”哲学（后文有详述）。

所谓“儒学”，是说本书之理论体系在根本上是儒家义理的一种发挥。本书所继承的，是将孔子之“仁”的源初含义作本真情感解读的诠释传统，这一传统在先秦本是主流，在宋明理学中受到障蔽和异化，后由阳明重新敞开其可能，于泰州学派而再次发端，转而为现代梁漱溟的情意哲学，又经由蒙培元、李泽厚、冯达文、黄玉顺等前辈的努力，如今已为学界所熟知。具体而言，本书实际继承的是蒙培元、黄玉顺一系的“情本源”论的诠释方向。在发挥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本书着力吸收了神经科学、道德心理学、精神分析和心理咨询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从而在多学科融合的视域下，展开了关于心灵、情感、仁爱、境界、修养，乃至生死、爱情、家庭、国族、天下的讨论。这些原本就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论域，但本书按照自己的理论逻辑，以“心灵修养”为主线，以本源的仁爱情感为起点，对其作了重新的诠释与统合。尽管是一种新的诠释与统合，但按照我个人的观点和情怀，它依然是一种儒学理论，不仅讨论的话题是有关儒家的，理论的要义和其中开显的人生态度也是儒家的。然而，这只是我个人的认定，限于学力与悟性之浅陋，本人诚心接受方家之批评。本书的讨论不是严格按照儒家经典文本展开的，因而难免有离经妄议之嫌，但若有人愿意考究本书之理论与孔子哲学之关系，可参阅附录一，这是我个人对孔子修养之学的解读，私认为，本书之理论要义是与孔子修养之学相契合的。

所谓“心灵儒学”，是说本书所使用的“心灵”一词，并非源于今天流行的西方心灵哲学的语境，而是源于儒家特别是阳明学“心之灵明”的表述。“灵”强调的是心的作用和功能，而不是心中所蕴含的先天原理。因此，这里的“心灵”是与“心性”相对而言的。不能说“心灵”不是一种“心性”，但比较以往的儒学传统，前者更强调心灵的作用（感、知），后者更强调心灵的内容（理）。因此，本书使用“心灵儒学”一词，无非是为了与传统的心性儒学有所区别。但说它在广义上亦属于心性儒学的一种形态，也没有任何问题。关于这一点，我在《阳明心学与儒家现代性观念的开展》一书中已做过说明，这里就不再赘述了。[2]

本书之结构分内、外两篇，内篇重点论述心灵修养相关的理论，外篇具体论述其在具体情境——个人、家、国、天下——中的展开。本书所要强调的是，心灵修养的实现不是纯粹内在的事情，人们必须对其个人的生死、爱情及其生存时代的家、国、天下有必要的认识，然后才能推进本源情志之实现，才能真正增进心灵的自由。尽管心灵自由的这样一种增进，必然伴随和要求着行为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的增进，但本书并非要将外王问题的解决完全纳入内圣问题中，而只是强调，我们对待它们的根本态度和方法上具有一贯之处，它们是可以相互成全的；虽可相互成全，但毕竟各有各的一套开展逻辑。因此，本书不主张人们所常说的“内圣开外王”的观点，而是赞成前人对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不同理论开展逻辑的区分。[3]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即便主观体验的心灵能够被物理地还原、甚至取消，我们至少还能够生存在一个哪怕只是幻想的有意义的观念世界中，我们依然可以自以为“是”（自以为“真”）地去建构、美化这个观念世界。情感正是这个观念世界的源泉，本源情感（仁爱）之诉求（本源情志）的实现，是此观念世界建构的动力，而与此诉求之实现相伴随的是心灵自由的扩展。观念世界的建构会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此为不同的心灵境界。但若执著于任何一种境界，无论是知识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宗教境界、哲学形而上学的本体境界，抑或它们相互融合而成的各种境界，都有可能造成本源情感的过度压抑，从而导致个体心灵的麻木不仁。故心灵的修养，贵在保持个体本源情感（仁爱）体验的敏锐性，并能够以“缘情用理”的思维和实践去打破种种固化的、极化的境界，重建有助于本源情志之实现的崭新境界。留恋本源的情感境界同样是不可取的，此种极端的本真主义或唯情主义态度，反而会加速个体生命和心灵自由的颓萎，因为它拒绝接受、进而无法抵抗任何来自现实的对本源情志的打击和异化。

“缘情用理”是基于心灵情、智功能的一种实践活动，复杂观念世界的一切结构、秩序的呈现及其发展、变化、毁灭与重生皆由此活动而实现。我们可以将此心灵活动抽象成一种心灵运用的智慧或思维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的是一种“实践的中道观”——真正的“中庸”精神，它反对并努力消解任何极化的思维和理论，无论是唯情主义还是唯理主义、道德主义还是审美主义、世俗主义抑或神圣主义、现实主义或者理想主义，以及种种僵化盲目的折中主义、和谐主义、圆融主义、“相即”主义、“不二”主义。[4]它要求防范任何观念的极化，方法是将其统统摄入心灵的功能之中，在“缘情用理”的心灵功能锻造下生、灭、变化，从而使个体心灵中的观念永葆活力。而要真正地做到“缘情用理”，又必须对上文所述情感运行的三个机制有充分的把握。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多学科知识和语言的大杂烩，因而可能会引起很多读者的反感。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对很多学科的了解太过粗浅、片面，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综合、融会不同学科知识和语言的能力太弱。在这两个方面，我已有自知之明。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在儒学研究中，打破哲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经验科学之间的知识与话语限隔，是值得坚持和发展的方向，因为这是儒学话语体系保持鲜活生命力的需要。

李海超

2019年11月20日于南京大学圣达楼

【跋】

这本小书的写作有一个机缘。有一次我和好友、也是同门杨虎在济南开会，我们俩人住在同一个房间，聊到单篇发表的论文无法体系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于是我们商量，不如在写论文之余，顺便写一些小书，部头不要太大，既能把自己零散的观点串联起来，又不耽误太多工夫。回到南京，我便着手写作，但兴致并不太高。后来我去福建平潭岛出差，杨虎来看我，又与他一起散步、聊天，相互勉励。于是回南京后，我便一鼓作气，将这本小书写成。没有他的鼓励及其对本书写作提出的一些中肯意见，恐怕这本小书还遥遥无期，在此，我要向他表示感谢，同时希望他很快也有小书完成。

书中很多观点，我曾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过，甚至书中很多内容就是讲稿的整理、改写和发挥。所谓教学相长，我在讲课过程中亦从学生们那里获得很多启发，也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此书粗疏浅陋之处太多，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教，这些缺点会更加显目。在下诚心地接受方家的批评，也许兴致一起，正误、辩白之文又成几本小书，岂不快哉！

                                         李海超2020年2月12日于承德老家

【目 录】

序

内篇

第一章 心灵认知

第二章 心灵感受

第三章 心灵修养

第四章 心灵境界

外篇

第一章 生死

第二章 爱情

第三章 家庭

第四章 国族

第五章 天下

附录

一/仁爱本源的实践哲学——孔子哲学讲录

二/领会天命以超越宿命——对生活儒学“生活之为际遇”的解读

三/对生活本身的追问

跋

【注释】

[1]对于这一点，已有无数前贤做过论述，这里向对我影响较大的几位学者表达敬意。他们是：休谟、斯洛特（Michael Slote）、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蒙培元、黄玉顺。

[2]李海超：《阳明心学与儒家现代性观念的开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页。

[3]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4]本书关于“实践的中道观”和“极化思维”问题的讨论借鉴并发挥了刘笑敢《两极化与分寸感》一书提出的“中为”观念及其对极化思维的批判。参见刘笑敢：《两极化与分寸感——近代中国精英思潮的病态心理分析》，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