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杰】论《论语》中的“君子”

——“圣”之内涵在后世的完整保留

作者：潘英杰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四月十六日辛亥

          耶稣2020年5月8日

摘要：如果我们仔细读《论语》，会发现孔子在有心地对两个范畴进行创见性的发挥，一个是“仁”，另一个就是“君子”。后世更多把眼光投向了“仁”，却对“君子”多少有些忽略了。其实，“君子”是“仁”在具体人格上的展露，也是“圣”的一个升进式过程的呈现。本文也意在对《论语》中“君子”容易被人忽视的两重超越性内涵，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梳理，让孔子在此的创见，多少得以昭著。

关键字：论语；君子；圣；超越性；工夫性

一、孔子对“圣”的创见保留在“君子”之中

“君子”一词广见先秦诸子典籍之中，在后世也一直层出不穷，而论到对“君子”定义最集中的经典，则非《论语》莫属。甚至可以说，“君子”是在《论语》那里才得到范式性的确定的。这其实意义非常重要。放诸世界文化，我们会发现，相对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而言，中国的儒家文化更注重对现世的关注、对家国的承担，其人格基础，便是“君子”。在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里，“圣人”是中国人向往的最高人格理想，然而却出现圣人不居圣的情景，如孔子就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第七》）再加上后世政治因素的参入，“圣人”更非一般人所敢自许。虽然明代的王阳明说过：“满街人是圣人。”（《传习录》）但更多性质指向的是教导语。除了“圣人”，另外也有“士”，而这多少都带有一种道德的拔高感，非一般民众所能易得。曾子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仁，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第八》）所以，相对这几者，“君子”在后世一直保持着儒家人格理想最初的范式，故更为一般人所接受。

其实，在前面所引的孔子说的那句话中，就已隐隐透露孔子对“圣”的转化，即“圣”不是一个静止性的最高人格范式，而是一个动态性的不断自我完善过程。后世很多人解这句话，都认为这是孔子的谦辞，因为他们多少都已受到了后世对孔子评价的观点的影响，而有了一个先入的预定，即把孔子认定为“圣人”的典型范式了。这虽然从根本上说没有错，但却由此而错失了孔子对“圣”的一个重大转化。即这不仅是谦辞，更是创见。话中“为之不厌”的“之”，显然指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圣与仁”。“为之不厌”，也便可以理解为：不断去追求“圣与仁”的人格境界而完善着自己，在这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孜孜不倦的状态。这里，我们见不到道德的拔高感，甚至一丝丝的紧迫感，只有一种悠然、快乐与充实，像《诗经×大雅×既醉》中说的那样：“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而孔子对“圣”的这一种创见，反而在后世孔子得到不断的圣化的过程中，却越来越不为人所承续，反而在“君子”这里，还保留着此创见的一点宝贵的骨血。

为何如此说？在《论语》中，我们会看到里面有非常丰富精彩的人格呈现，而处于核心地位的，莫过于孔子。但孔子在《论语》中，却非如后世“圣化”那样的高高在上，他有通乎性与天道的超越性，有对上三代核心文化的集大成，有身处现世的忧患精神与承担行动，有对精微之如“仁”的深刻体会与阐述，也有生活的悠然与自在，有诙然的智慧与幽默。这显然不是定之为一种静态的最高人格范式那么简单就可以的，而更有一种丰富、饱满与灵动，这在《论语》的“君子”一词中更显得合适。故如果我们仔细读《论语》，会发现孔子在有心地对两个范畴进行创见性的发挥，一个是“仁”，另一个就是“君子”。后世更多把眼光投向了“仁”，却对“君子”多少有些忽略了。其实，“君子”是“仁”在具体人格上的展露，也是“圣”的一个升进式过程的呈现。本文也意在对《论语》中“君子”容易被人忽视的两重超越性内涵，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梳理，让孔子在此的创见，多少得以昭著。

二、“君子”的原生义与创生义

在《论语》中出现的“君子”一词，据统计共107次，从《论语》全书的篇幅比例来看，这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仅次于“仁”（“仁”在《论语》中共出现108次）。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孔子对“君子”的看重。而且如果是论到对“君子”的专门阐述来说，比例居于全书之首。故《论语》可以参照先秦诸子的书名范例而冠名为《孔子》，可以由其核心思想而冠名为《仁经》，也可以循此创见性的思想论述而冠名为《君子经》。在《论语》中，“君子”出现，一般有以下六种性质：

1、隐含有理想人格范式的指称，如孔子在听到子贡推许其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之后的谦辞：“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第九》）

2、隐含有理想人格范式的劝诫语，如子贡对陈亢怀疑孔子是否贤于子贡的劝诫：“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子张第十九》）

3、对有德之人的代称或敬称，如仪封人语：“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八佾第三》）

4、带有对有德之人叹服的赞美语，如孔子对蘧伯玉的赞美：“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第十五》）

5、对掌权者的代称，如子游引用的孔子说过的话：“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张第十九》）

6、对有才有位之人的代称，如弟子侍坐时，孔子问到冉求的志向时，冉求对此的谦辞：“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先进第十一》）

由以上分析可见，“君子”一词在当时并不陌生，不仅孔子及孔门弟子在言语交谈中会很自然地提及，甚至当时乃至以前的一些人物，如卫国的仪封人、卫国大夫棘子成及周公等，也会提及，足见“君子”并非孔子所创，至少从周公时起，已有流行。但论到对“君子”内涵创造性的发挥，则几乎都集中在孔子及孔门弟子那里。从《论语》中能见的周公对“君子”的定位来看，其更指向于掌权者，或云“国君之子”，里面多少含有道德修养的内涵，但在此更偏于前者，这可以说是“君子”的原生义；而在孔子及孔门弟子那里，“君子”更多就指向于理想人格的范畴，这可以说是“君子”的创生义。

我们现在已不容易捉寻“君子”是如何从更多偏于“权”而转向更多偏于“德”的思想发展脉络，但有一点可以明白，即在周代嫡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下，权位已先天性地确定了，而为了让选出来的继承人日后可以更好地治理国家，也一定要对其有所教导，这便不仅有从才能方面的培养，也有从德性方面的引导，从《论语》中周公对鲁公说的那段话，即可以看出。这在周代当不属于特例，像《春秋左传》中就记载：“（齐灵公）使高厚傅牙以为大子，夙沙卫为少傅。”就是在请人教导“国君之子”了。而后来春秋末期，随着礼崩乐坏的加剧，原先的很多贵族丧失了他们的权位，但其所接受的贵族教育依然保留着，便促使了“君子”一词性质的转变，即更多从“权位”转向了“德才”，而又在“德才”中转向了以“德”为主，由此便展开了“君子”作为人格理想的丰富内涵扩充，集其大成者乃首论《论语》一书。因为在《论语》中，我们看到不仅是在交谈中会比较自然地带出对“君子”的论述，也有很多很明显是有心在对“君子”阐释的篇章。

三、君子的外在超越性：畏天命而感通之

“君子”一词就像《论语》一书一样，看似更多是一些日常箴言，但里面却蕴藏着浑然的超越性根据。这种浑然的超越性根据，到后来由《孟子》《中庸》《易传》及宋明诸儒的阐述，才更显得十字打开，但在《论语》中，实已具备无遗。这其实也是后来谈“君子”时的一个缺失，即忘了最初在《论语》中，“君子”不仅仅是一种人格修养的呈现，也具备其超越性根据。后来的周敦颐在《通书》中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直接就绕过了“君子”，其实“君子”也是直接就有“希天”的超越性的，这也是孔子对“君子”内涵的一大创见。包括在战国时期荀子的《君子篇》中，对此并没有涉及，因为荀子对孔子继承更多的是礼治思想，对儒家内外的超越性都没有真切的体会。那么，《论语》中“君子”的外在超越性是什么？曰：天命。主要由以下两则可见：

（1）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第十六》）

（2）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第二十》）

君子之三畏的前提，就是对此内容有深切的体会——即感通，知道其不简单。“天命”、“大人”、“圣人之言”三者其实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圣人之言”即是圣人生命修养至极而体会到内外两重超越性之后的垂教，即我们现在所读到的一些儒家经典；“大人”即是能流露出这种智慧的真实人格呈现；“天命”即是“天之所命”，是“大人”或“圣人”体会到的外在的超越性根据。所以，君子对此有所敬畏，未必他的生命已经完全沁入其中，但至少说明其对此有向往，而且多少有真实的体会了。“君子”也并不会只是局限在“畏”的层次，也必然要达到感通天命而后已。《论语》全书最后一则就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第二十》）此已表露无疑。孔子在五十岁的时候，也达到了“知天命”的境界，故我们在《论语》中，会感受到孔子在五十岁之后，时常会流露出一种大自信。如孔子周游列国在宋国险些遇到桓魋的迫害时说的话：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第七》）

而除了这样的一种大自信，“知天命”之后的孔子，也会流露出一种大孤独，如以下两则：

（1）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第十四》）

（2）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第十七》）

这流露出来的也是君子对外在超越性深入体会之后的生命境界。而对此的感通，也是君子内涵中最根本的立足点，确乎其不可拔，乃成其君子之大。后世于此就容易把“君子”给说小了。正因为有这一点，“君子”才能与“圣”直通，与“天”相应，而在《论语》这里，也有了明确的与其原生义迥然不同的创生义内涵。

四、君子的内在超越性：以仁存心

除了外在的超越性，君子也有其内在的超越性。此两者虽分内外，但其性质则同一，这用宋代张载的话来说，就是“天道性命相贯通”。因为人生天地之间，有本于天地的源生性，又有把这样的源生性，收之于心的能动性，即天之暂时离其自己，以能有空间来照其自己。朱子临终前的悟道语就说：“天地生万物，圣人应万事，直而已矣！”便可证这两者虽分而终合，其质也本为一。而君子内在的超越性是什么？曰：仁。“仁”在孔子的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孔子对“仁”也更多不是理论性的分析，而是生命性的指点，这前提也是孔子对仁有着深入的真实体会。故其论君子之于仁，也很深刻到位：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第四》）

孔子在本则就很直接地提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即便是造次、颠沛等匆忙处境也是如此。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于此就解释道：“言君子为仁，自富贵、贫贱取舍之间，以至于终食、造次、颠沛之顷，无时无处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后存养之功密；存养之功密，则其取舍之分益明矣。”说得很到位！这工夫可以说是孔门最深的一个工夫，像好学之如颜回，才能“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第六》）。而君子存心最重要的，也便在此。不仅孔子这样说、颜回这样做，孔门弟子中也有这样的共识，如曾子就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第十二》）作为孔门的传道之儒，颜回与曾子自然对君子的内在超越性有比其他弟子更真切的体会。故“仁”可以说是君子的一个本体性根据，也可以说是君子的一个工夫性指向，即君子落地在现实人间，他要做的最根本的修养工夫，便是“以仁存心”。这在孟子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挥。孟子就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章句下》）又说：“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上》）可见孟子也很明白君子的存心是其异于人的本质属性所在，其存心又以熟仁为要。这熟仁工夫，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之道。所以，由君子的内在超越性根据，又可以引申出君子的工夫论。后世更多从外在的言行气质来看君子，却忘了君子有此内在的属性及其本质的工夫要求，便有失君子内涵的深度了。

五、“君子”的内外两重超越性与“圣”的接通

“君子”之能继承孔子对“圣”的创见内涵，也便是基于其这内外两重的超越性。从以上分析可知，“君子”并不是直接等同于“圣人”，而是一个不断由下往上升进的努力过程，既有对外在天命的不断感通，也有对内在仁德的不断习熟，而至其极也，也必然可至圣人之境。但孔子对“君子”所赋予的新内涵之可贵，在于让圣人不再只是高高在上，而是明晰了从凡人到圣人之间的这一条路，让“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语）不仅有了先验性摸不到的本体依据，也有了现实性看得见的成就可能。由此而见，虽然儒家并没有成为宗教，但也具备了同其他世界性宗教一样的超越性根据与工夫性指向，儒家之能巍然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正由此对现实人间的关怀与担当之中，向上也透得出其外在超越性，向内又有其内在超越性的根据，并能开出其独特的君子修身之道。

参考书目
 
[1]〔宋〕朱熹注：《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2]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
 
[3]牟钟鉴：《君子人格六讲》（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4]高喜田：《君子之道——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5]张传玖：《君子不器：半部论语品一生》（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年）
 
[6]安鲁东：《何为君子》（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年）

作者简介：

潘英杰，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五年经常远至香港法住机构师从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当代国学大师霍韬晦教授，学习性情教育及国学，并从事一线基础国学教学近十年，与国内外各地从事国学教育者广泛交流，对国学有比较深的研究，发表论文多篇，并撰写诗、词、联共数百首（副）。现供职于内江天立书院，负责《论语》国学课程教材编写、整体设计与教学实施。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