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繁华，还是危机？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三月初十日乙亥

          耶稣2020年4月2日

一部小说成就一门学问的，似乎惟有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为“红学”。一幅画卷成就一门学问的，似乎惟有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为“清明上河学”。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不但催生了无数仿作、摹品、衍生品，而且吸引了诸多宋史学者、美术史学者一次又一次的解读，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史、生活史、民俗史、服装史、建筑史、交通史、商业史、广告史、城市史、造船史的学者来说，《清明上河图》也是一座不容错过、不可多得的史料富矿（《清明上河图》摹本极多，这里所说的《清明上河图》指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张择端正本）。

正如《周易》所言，“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西方也有谚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研究者对于《清明上河图》的解读也是大异其趣的。

著有《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的曹星原女士认为，“《清明上河图》有可能是神宗授意下对《流民图》不指明的回应。作品不动声色地表现了东京的百姓在清明时节的富足祥和之情，而非潦倒贫困之窘境。也或者《清明上河图》是由某个揣摩透了神宗心思的大臣令人所作，以讨神宗欢心。”

但著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的余辉先生却提出，《清明上河图》“深刻地揭示出了开封城的种种痼疾和隐患，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画家的忧患隐于心中之深邃、其画谏现于幅上之委婉，仅为时人所识，而难以为后人所破。其意味深长，令细赏者不忍掩卷。”与曹星原的见解可谓针锋相对。

这两种试图“还原”出画家绘制《清明上河图》动机的解读方式都是比较冒险的。图画与诗文不一样，文字可以清晰地表达作者创作一首诗的初衷，图画则未必。

我举个例子，相传五代时，罗隐在吴越国主钱镠的王宫见到一幅《番溪垂钓图》，乃咏诗一首：“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这当然是在委婉地向钱镠进谏废除“使宅鱼”税。但创作《番溪垂钓图》的画家是不是也有这个意图，则谁也不知道。

从一幅山水画、风俗画，恐怕很难准确地还原出画家的曲折意图——除了那种意图非常明显的图画，如北宋郑侠的《流民图》、今天的时事讽刺漫画。企图指出《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为了讨皇帝欢心，还是向皇帝提出曲谏，都是后人的臆想罢了，不可能得到论证周密的证实，除非你能起张择端于九泉之下，请他亲口说说。

比如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城外画有一个高台，余辉先生指出，“画中惟一的望火楼已摆上供休闲用的桌凳，楼下无一人守望，传报火警的快马不知在何处。”认为这是画家在暗示东京城消防设施的荒废。

然而，《清明上河图》中的这处高台，形制跟《营造法式》规定的望火楼构造完全不一样（按《营造法式》的标准，望火楼由砖石结构的台基、四根巨木柱与顶端的望亭三部分组成，是塔状的建筑物），也跟南宋《西湖清趣图》描绘出来的望火楼造型迥异。显然，这并不是望火楼，而是一处供市民登高望远、饮酒作乐的亭台。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明代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也画有这样的亭台。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一处高台

（左：据《营造法式》记载绘制的宋代望火楼剖面图，转引自刘涤宇《北宋东京望火楼复原研究》；右：南宋《西湖清趣图》描绘的望火楼）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中的亭台

再比如说，《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不设任何城防工事，没有驻兵，倒是在城门内侧布置了一间税务所，向过往商人征收商税。余辉先生据此认为，这一细节“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以及“沉重的商税”问题。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张择端其实是用画笔说明宋代东京城的开放性与宋政府对于商品税的重视。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的商税务

历代看过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文人学士，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认为画家所绘者，“盖汴京盛时伟观也”，甚至觉得，“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宋室南渡之后，南宋市井中还出现了很多《清明上河图》仿品、摹品，以及“镂板以行”的印刷品，借以“追忆故京之盛而写清明繁盛之景也”，“京师杂卖铺，每《清明上河图》一卷，定价一金，所作大小简繁不一，大约多画院中人为之”。

由于看到北宋灭亡，东京梦华转眼如烟云消散，许多观画之人也会油然生出“兴废相寻何代无”的感慨，乃至为北宋王朝亡于安逸而痛惜：“而今遗老空垂涕，犹恨宣和与政和（宋之奢靡至宣政间尤甚）。”但是，这只是后人读画的观感，很难说是画家绘图的本意。事实上，画家的本意后人永远也无从深究了。

我们这么说，当然并不是否认《清明上河图》所隐含的丰富历史信息。《清明上河图》就如宋朝社会的一部“小百科全书”，从汴河上的舟楫往来，我们可以想见宋代汴河漕运的繁华（但余辉先生认为画家在这里暗示了“严峻的商贾囤粮问题”，则是余先生自己的臆想而已）；从市面中的酒旗招展，我们也可以想象北宋东京酒楼业的发达（余辉先生认为画家是想借此反映“泛滥的酒患”，也属于不可证实的臆想）；《清明上河图》画出的毛驴与骡子比马匹多得多（图中马只有20匹，毛驴与骡子则有46头），亦是宋朝缺乏马匹的真实写照；想了解宋代城门构造、民居造型、桥梁结构、市民服饰的研究者，都可以从《清明上河图》找到最直观、真切的图像材料。

这正是《清明上河图》的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