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元明《孟子》学的转向——以洪武朝为叙述中心

作者：孙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来源：《江汉学术》，2020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正月十七日癸未

          耶稣2020年2月10日

摘要：

元代《孟子》学以“纂疏体”与“旁通体”两类经疏为主，总体表现为“辞繁而旨深”的状态。朱元璋通过暂停科举、编纂《群经类要》和《精诚录》、罢孟子配享和编纂《孟子节文》三大举措，对元代“辞繁而旨深”又不切实用的《孟子》学予以了否定，提倡经典诠释的简易、通俗、以实用理念为导向的风尚。这种变革方向，与以宋濂为代表的元末明初学者的要求具有一致性，也与明代中后期《孟子》学发展的情况是一致的。元明《孟子》学的转向，实则发生于洪武朝，而非永乐朝。

关键词：《孟子》学；朱元璋；宋濂；

元代《孟子》学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科举制度以《四书》为核心，将《孟子》正式推上了“经部”，代表了“孟子升格运动”（周予同《群经概论》）的完成。二是孟子在孔庙中的位置，由“十哲”之下跃升为仅次于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的“亚圣”1，代表了孟子在儒家道统序列中地位的巩固。可以说，到了元代，《孟子》学乃真正成为儒家学术、思想的核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元代的《孟子》学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这一时期《孟子》学的发展，一直是作为《四书》之一。而对于元代《四书》学的发展，四库馆臣云：

朱子以后解《四书》者，如真德秀、蔡节诸家，主于发明义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后有杜瑛《语孟旁通》、薛引年2《四书引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道传《四书纂笺》，始考究典故以发明经义。[1]734

“发明义理”“考究典故”，正是元代《四书》学两条齐头并进的发展途径。对于“发明义理”这一进路，现代学者将其概括为“纂疏之学”或“附录纂疏体”“纂疏体”3等。其特点是纂辑诸家文集、语录中的文字，对《四书》中的义理进行阐发。而“考究典故”这一进路，笔者将其概括为“旁通体”（笔者另有专文讨论，此不赘言4），其特点是纂辑经史传记文字，对《四书》中的典故进行考核。这两者共同的特点，元人张存中《四书通证凡例》有很好的总结：

《四书集注》明理用事，简明为尚。至《集成》而理愈晦矣，云峰胡先生去其晦而取其明，则理通矣。今《笺义》出而事益繁矣，存中不揆僭越，去其繁而从其简，则事亦通矣。此二书之所以作也。[2]639

吴真子《四书集成》、赵惪《四书笺义》，分别是“纂疏体”与“旁通体”的代表，张存中此处所谓“理愈晦”“事益繁”，可谓正中这两种经疏的弊病。然而，如胡炳文《四书通》、张存中《四书通证》，乃至后来集大成的倪士毅《四书辑释》，虽然对前人著作多有删正，但仍是沿袭其体式，并无大的改变。

明永乐年间，胡广等人奉命编纂《四书大全》，便是以倪士毅《四书辑释》为底本，益以吴真子《四书集成》并二书所遗漏者而成。顾炎武云：“《大全》出，而经说亡。”[3]1010此说恰当与否且不论，但自此以降，凡论元明学术转向，便基本上从《大全》说起。这种理念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则《四书大全》的主体内容都来源于元人倪士毅的《四书辑释》，可谓直接元代学术传统；二则一般对洪武朝学术与文化的认识，也向来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说，是“明初文人多不仕”“明初多文字之祸”等等“暴政”。落实到《孟子》学史上来，也基本承袭了这一理念。就笔者所见，除具体对象的研究之外，明确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研究明代《孟子》学的，有佐野公治《四书学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88年）、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孙计康《明代〈孟子〉考据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0年）、陈育宁《明代前、中期孟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黄英《明后期孟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王园园《明代前期四书学考论》（硕士学位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2013年）、周冰冰《明代〈孟子〉义理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5年），总共八部论著。在八部论著中，仅佐野公治先生对科举制度有较深入的研究，可以算是涉及洪武一朝；另外则是陈育宁《明代前、中期孟学研究》对洪武年间的《孟子节文》有所涉及，所谈也无非是皇权对学术的宰割。其余六部，几乎全不涉及洪武年间的《孟子》学。因此，从现有的《孟子》学史来看，洪武一朝几乎是一片荒漠。

但是，洪武一朝长达数十年，又是各项典章制度建立之初，对于有明一代学术来说，其重要性不可低估。研究《孟子》学史而置此不论，无疑是人为造成了一种学术史断层。而仅有的研究，基本上仅仅从一部《孟子节文》来窥测洪武朝《孟子》学的发展情况，也很难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近年来，以宋濂为代表的洪武朝学者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掘，如宋濂等学者乃阳明心学的先声，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5而宋濂是明代“开国文臣之首”，这一结论的得出，也正提示了我们洪武朝《孟子》学发展的重要性。职此之故，本文着重从洪武一朝《孟子》学的发展来梳理元明《孟子》学的转向，以博方家一哂。

一、洪武朝与《孟子》学相关的三大政策

早在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之前，《孟子》就已经进入了朱元璋的视野，许多支持明朝的儒者引《孟子》为新王朝歌功颂德。唐仲实、章溢均以《孟子》“不嗜杀人”称许朱元璋，认为他未尝妄杀，功超前代[4]。许存仁也引《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说：“自宋太祖至今，当五百年之数，定天下于一，斯其时矣。”[4]至明朝开国之时，也在许多方面采用了《孟子》的思想。明太祖与刘基商讨生息之道，言及《孟子》“仁心仁政”之说[4]；在决定以“仁义”为统治思想之时，也着重承袭了《孟子》“辟邪说”的理念[4]；在决定祭祀礼仪时，又以《孟子》“见其生不忍见其死”为据要求省牲[4]。由于“明初文人多不仕”，为了笼络士人、巩固统治，朱元璋在洪武前期对《孟子》多有提倡和表彰。洪武元年，即“诏以孟子五十四代孙思谅奉祀，世复其家”[5]7302，并“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复孔氏子孙及颜、孟大宗子孙徭役，官属并从衍圣公选举，呈省擢用”[4]。不过，上述这些措施，包括洪武三年开科举等，都是统治者建国初期常见的复兴手段而已。洪武一朝，集中体现了朱元璋个人意志的、对明代《孟子》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有三：一是洪武六年（1373）暂停科举，二是命儒臣编纂《群经类要》和《精诚录》，三是罢孟子配享和命刘三吾等人编纂《孟子节文》。

1.暂停科举

《明会要》载：

六年二月，谕中书省臣：“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非朕责实求贤之意。各处宜暂停科举，别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自注：已上《弇山集》）十五年八月，复行科举。三年一行为定制。（自注：《三编》）[6]868

此时明朝初立，求贤若渴，为了扩充人才储备，朱元璋不仅连开三年科举以“利诱”，更杀了不愿出仕的姚润、王模、夏伯启叔侄等人以“威逼”。但是，朱元璋很快就意识到，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人才，“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不得不暂停科举，仍令有司通过“察举”来选拔人才，一直停了九年才恢复。这一方面说明了元代模式培养的学者普遍缺乏“措诸行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朱元璋对事功的重视。

2.编纂《群经类要》和《精诚录》

延续前代传统，洪武朝编纂了许多类书6，而与《孟子》相关者则有二7，对于明初《孟子》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孔克表等人用通俗的语言对经典进行解释，撰成《群经类要》。宋濂《恭题御制论语解二章后》云：

右解《论语》二章，乃皇上所亲制，以赐翰林修撰臣孔克表者也。初，上留心经籍，以为经之不明，传注害之。传注之害，在乎辞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诏克表及御史中丞臣刘基、秦府纪善臣林温取诸经要言，析为若干类，以恒言释之，使人皆得通其说，而尽圣贤之旨意。又虑一二儒臣未达注释之凡，乃手释二章以赐克表，俾取则而为之。克表等承诏，释《四书》、《五经》以上。诏赐名曰《群经类要》，复装褫所赐为卷。以臣濂尝与闻斯事，请识其左方。[7]875

如前文所述，元代“旁通体”和“纂疏体”两类经疏，正是这里所说的“辞繁而旨深”者。至此，朱元璋命孔克表等人“取诸经要言，析为若干类，以恒言释之”，从内容上来说只是选取《四书》《五经》的部分内容，从体例上来说更是有一定的分类排纂，从诠释方式上也是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进行解释。佐野公治先生说：“太祖洪武帝忌讳宋儒，写成《论语》二章的新解释。”[8]6其言良是。《群经类要》的编纂，确实是对元代《孟子》学的一种否定，对于经典的普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洪武十六年，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吴沉等儒臣又编纂了《精诚录》。《明太祖实录》载：

二月己丑，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进《精诚录》。先是，上将享太庙，致斋于武英殿，召沉等谓之曰：“朕阅古圣贤书，其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经传，未易会其要领。尔等其以圣贤所言三事，以类编辑，庶便观览。”至是，书成。上览而善之，赐名《精诚录》，命沉为之序。书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书》七十二章，《诗》十七章，《礼记》二十七章，《孝经》、《论语》各一章；《忠君》一卷，取《易》、《大学》、《中庸》各一章，《书》四十六章，《诗》十章，《礼记》十四章，《左传》六章，《国语》一章，《论语》十四章，《孟子》十二章；《孝亲》一卷，取《易》二章，《书》三章，《诗》九章，《礼记》四十八章，《论语》十一章，《孝经》十九章，《大学》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章。[4]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到，《精诚录》的范围，仍是《四书》《五经》外加《孝经》，不及其他。不过，相比经典本身的内容，这里选编的内容非常少，这一选择的过程，无疑是有极强的目的性的。“敬天”“忠君“孝亲”三条宗旨，均指向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其目的性不言而喻。而其编纂方式，则是按照既定的宗旨，将经典文献予以类编。这种编纂方式，对经典本身的独立性予以极大的消解，使之成为论证“敬天”“忠君”“孝亲”三大核心主题的论证材料。简言之，《精诚录》的编纂，体现出朱元璋极强的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同时也推动了经典诠释方法的转变。后世如明宣宗所编《五伦书》等，即是此书导夫先路。

3.罢孟子配享与编纂《孟子节文》

《明史·礼志》“至圣先师孔子庙祀”条云：“五年罢孟子配享8。踰年，帝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5]1296又《明史·钱唐传》云：

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雠”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5]3982

夏燮《明通鉴》论曰：“盖太祖终不悦于孟子，而其复配享也，实出于一时之清议，故修《孟子节文》而自护其短也。据《典汇》所记，其所节者，自‘草芥寇雠’外，凡不以尊君为主，如‘谏不听则易位’及‘君为轻’之类皆删去。然则其所节者，大概可知已。”[9]273按核原书，仅就章节数而言，《孟子节文》删去了33.85%，超过三分之一；若就文字数量而言，则删去了46.67%，将近一半的内容。9而删去的内容，一是“不以尊君为主”之类，二是可以为“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作合法性论证的涉及仕隐态度的叙述，三是孟子本身的辩论纰漏、论史不实的部分。自容肇祖先生《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至今，学界对这一行为的认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认为这是朱元璋集权过程中对学术、思想以及儒者的打压和钳制。而从《孟子》学的角度来说，罢孟子配享和《孟子节文》的纂修，无疑是对孟子所代表的儒家道统的压制，对《孟子》文本的删节本质上也是对《孟子》思想的阉割，强迫《孟子》为新朝的统治服务。而从删节的内容来看，《孟子节文》所删多与政治相关，这样一来，研究《孟子》的学者，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度自然下降，这或许是促成明代《孟子》学向心学发展的一个影响因素。

通观洪武朝的三大政策，实则完全背离了元代《孟子》学的发展线索。首先，元代的学术模式，培养的人才多不能“措诸行事”，缺乏实践能力。朱元璋通过暂停科举，既否定了元代的学术模式，又提倡了崇尚事功的学术趋向。其次，元代的“旁通体”和“纂疏体”经疏，总体上表现为“辞繁而旨深”。朱元璋则通过编纂《群经类要》，否定了这种经典诠释范式，转而提倡简易通俗的经典诠释，极大地推动了经典的普及和接受。再次，元代的“旁通体”和“纂疏体”经疏，均是以注疏形式对经典进行疏解。朱元璋通过编纂《群经类要》和《精诚录》，打破了这种注疏形式，对经典的独立性予以消解，将经典内容转变为政治或哲学理念的论证材料，使得理念的阐发和论证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最后，朱子之人性论，由于主《中庸》“天命之谓性”，所以在《孟子》“生之谓性”章时便不得不出现困难，10这是作为整体的《四书》学的必然困境。朱元璋通过罢孟子配享和编纂《孟子节文》，将《孟子》中涉及政治方面的内容大肆删节，使得《孟子》学的研究集中在心性论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孟子》心性论的发展，也使得《四书》学人性论的矛盾愈发凸显。

二、元末明初士人群体的《孟子》学趋向

——以宋濂为叙述中心

洪武朝《孟子》学的新动向，几乎全部是政治层面的运作，再加上这些运作完全背离了元代《孟子》学的发展线索，似乎正印证了洪武一朝是皇权对学术的宰制。但元末明初士人群体的《孟子》学，却与这些政策的施行保有极大的一致性，透露出这种变革正是学术发展的必然。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龙门子，谥文宪。元世隐居不仕，宋濂大半生都生活在元朝。直至至正十九年（1359），才应朱元璋征辟，时宋濂已50岁，学术理念早已定型。其后为太子朱标等授经，主持编纂《元史》，参与明初礼制的建立等，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他的《孟子》学，正可作为元末明初士人群体的典型代表。在他的学术理念中，我们轻易便能找到洪武朝《孟子》学变革的“同类项”。

1.宋濂对“近世”儒者徒以博学为高而昧于力行持批评态度，强调“经”指导事功践履的作用。

宋濂本身的志向，便是能够在事功上有所作为。《龙门子凝道记》借弟子之口云：“天下有道，出辅明君，以兴一王之治，使三代礼乐复见当今，先生志也。”[7]2186是可见其人生志向。因此，与朱元璋一样，宋濂也对当时的儒者缺乏“措之于政”的能力予以了批判。《钱塘沈君墓志铭》云：

司马迁谓儒者之道“博而寡要”，……然近世师丧经晦，为士者以强记多识为高，而昧于力行。问之，则无不知，措之于政，则患不能。于是迁之言若可信矣。吾尝私病之，以为儒者之道，岂以多识强记为哉？亦论其行与事而已。其行诚非也，虽多识强记，乌足谓之儒！其行诚君子也，为身则端，为家则和，何暇计其余哉？[7]1449

“问之，则无不知，措之于政，则患不能”，正是针对元代学术模式培养下的学者缺乏实践能力的批判。

宋濂继承元代《孟子》学的观念，将《孟子》视为“经”，他说：“《孟子》以大贤明圣人之道，谓之‘经’亦宜。”[7]225而之所以称作“经”，是因为“不违戾于道而可行于后世”。《经畬堂记》云：

圣人之言曰“经”，其言虽不皆出于圣贤，而为圣人所取者亦曰“经”。“经”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统天地之理，通阴阳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内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状，气运之始终；显之政教之先后，民物之盛衰；内之饮食衣服器用之节，冠昏朝享奉先送死之仪；外之鸟兽草木夷狄之名，无不毕载。而其指归，皆不违戾于道而可行于后世，是以谓之“经”。[7]225

虽然仍然高倡“不违戾于道”，但落脚点则在于“可行于后世”，这是“经”的“指归”所在。在他看来，“五经孔孟之言”，其核心就在于施用，而不在于文本上的考究。《经畬堂记》云：

学者眩于其名，趋而陷溺焉者甚众，而五经孔孟之道晦矣。然非彼之过也，学五经孔孟者，不能明其道、见诸事功故也。夫五经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尧、舜、禹、汤、文、武，其臣皋、夔、益、契、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义、礼乐、封建、井田，小用之则小治，大施之则大治，岂止浮辞而已乎？世儒不之察，顾切切然剽攘摹儗其辞，为文章以取名誉于世，虽韩退之之贤，诲勉其子亦有经训菑畬之说，其意以为经训足为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于学经矣乎？学经而止为文章之美，亦何用于经乎？以文章视诸经，宜乎陷溺于彼者之众也。吾所谓学经者，上可以为圣，次可以为贤，以临大政则断，以处富贵则固，以行贫贱则乐，以居患难则安，穷足以为来世法，达足以为生民准，岂特学其文章而已乎？[7]226

学者陷溺，孔孟道晦，根本原因在于后世学者“不能明其道、见诸事功”。学经的目的，在于修身、行政、处世、垂法等方面的“小用之”“大用之”。在此之外，宋濂以经为“文之至”，因而论文之时，也每每以事功作为评价标准，如“凡所以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财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为也”[7]75、“秩然见诸礼乐刑政之具者即文也”[7]834、“凡有关民用及一切弥纶范围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别有其他也”[7]2002等等。凡此种种，数见不鲜，其推崇事功之义，已表述得淋漓尽致。

2.宋濂对元代“辞费”的解经方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提倡简易直接的解经方法。

宋濂对元代理学家“辞费”的解经方式作出了严厉的批评：

龙门子曰：“孔子之传《易》，孟子之释《诗》，加以数言而其意炳如也。是何也？辞不必费也。辞之费，其经之离乎。汉儒训诂经文，使人缘经以释义，必优柔而自得之，其有见乎尔也。近世则不然，传文或累言数百，学者复求传中之传，离经远矣。其造端者，唐之孔冲远乎？”[7]2197

所谓“传中之传”，即是“疏”，故宋濂说是孔颖达造其端。而元代的“纂疏体”“旁通体”经疏，正是以孔颖达《五经正义》自比11，其著作也正是“辞繁旨深”的“传中之传”。而宋濂认为，“传文或累言数百，学者复求传中之传，离经远矣”，这种“辞费”的经典诠释范式，反而造成了读者和经典的疏离，无法使读者真正体会到经典的义理。

宋濂认为，“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7]431，要理解经典，就应当直接考之经典本身，而不必拘泥后儒之说。《河图洛书说》云：

群言不定质诸经。圣经言之，虽万载之远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可强而通也。《易大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书·顾命篇》曰：“《河图》在东序。”《论语·子罕篇》曰：“河不出图。”其言不过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数之多寡也，其言数之多寡者，后儒之论也。既出后儒，宜其纷纭而莫之定也。夫所谓“则之”者，古之圣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画卦陈范，苟无《图》、《书》，吾未见其止也。故程子谓观象亦可以画卦，则其他从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图》之九与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一下行九宫法也，不必疑其为《先天图》也，不必究其出于青城山隐者也，不必实其与《太极图》合也。[7]1950

后儒之说，皆“不必”牵合，否则难免“强而通”，这本就是经典与其诠释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宋濂提出了他的经典解读方法，即“脱略传注，独抱遗经而体验之”。《六经论》云：

惟善学者，脱略传注，独抱遗经而体验之，一言一辞，皆使与心相涵。始焉，则戛乎其难入；中焉，则浸渍而渐有所得；终焉，则经与心一，不知心之为经，经之为心也。[7]1878

这种说法，与黄宗羲所说的“当身理会，求其着落”“屏去传注，独取遗经”[10]48如出一辙。在宋濂看来，只有“一言一辞，皆使与心相涵”，才能逐渐将经典的道理涵养于心中，最终达到“经与心一”的境界。这种解经的方式，无疑是最为直解简易的做法了。

3.宋濂虽然尊经，但是并不拘泥于经，而要求学者能够超出经的文本，去直接感悟与把捉形而上的“心”与“理”。

宋濂认为“六经皆心学”，而六经与“心”的关系，则是影与形。《六经论》云：

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人无二心，六经无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经有是言。心譬则形，而经譬则影也。无是形则无是影，无是心则无是经，其道不亦较然矣乎。[7]1878

“无是形则无是影，无是心则无是经”，以此言之，“心”及其中之“理”，其重要性是肯定要超过经本身的。宋濂更进一步说：“使人人知心若是，则家可颜孟也，人可尧舜也，六经不必作矣。”[7]2199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理想的境界，连六经也不必作了。职此之故，为学的关键，在于把捉此“心”此“理”，而不必拘泥文本。若只是屑屑于文本之间，就“末矣，陋矣”。《龙门子凝道记》云：

子以为《易》在竹简中耶？阴阳之降升，《易》也；寒暑之往来，《易》也；日月之代明，《易》也；风霆之流行，《易》也；人事之变迁，《易》也。吾日玩之而日不足，盖将没齿焉。子以为《易》在竹简中耶？求《易》竹简中，末矣，陋矣！[7]2237

下文更借弟子之口云：“非惟《易》独然，而诸经亦皆然也。”只要能把握诸经所蕴含的“心”中之“理”，不仅不能拘泥于文本，反而应当超出文本之外，去直接感悟与把捉。

“心”也好，“理”也罢，都是形而上的“本体”式的学术理念。宋濂的这种思想，实则将理念的重要性置于经之上。由此出发，对理念的诠释，也较经的文本解读为重。宋儒借用佛教术语，对“体用”大加发明，本就是对理念的推崇，其最著者，莫过于朱子补《大学》一举。宋濂的这种思想，可谓其来有自。然而也正如朱子补《大学》使《大学》成为了理学的论证材料一般，宋濂的这种思想，也使得诸经成为了论证此“心”的材料或探求此“心”的工具，故曰：“《易》《诗》《书》《春秋》，吾器也。”[7]2199

三、结语

宋濂的学术渊源，包括金华朱学、浙东事功学派、吕祖谦婺学、陆九渊心学、佛学五个方面，可谓是集诸家学术传统于一身。12要选择一个元末明初士人群体的代表，宋濂当之无愧。而通观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到，不论是在对事功的推崇、对简易解经方法的提倡，还是对经典本身独立性的消解上，宋濂的思想始终是与朱元璋的三大政策具有一致性的。由此看来，朱元璋对《孟子》学的改革，实际上是与元末明初士人群体的学术趋向是一致的，并非简单的是皇权对学术的宰制。换言之，元末明初的士人群体，早已酝酿着《孟子》学变革的学术理念，只不过是待朱元璋的三大政策才得以真正落实罢了。这一点，通过宋濂参与《群经类要》的编纂便可以看得出来。

相比而言，永乐朝编纂的《四书大全》，基本上承袭自元代的《孟子》学传统；而洪武朝的《孟子》学变革，则与明代中后期《孟子》学的发展更为契合。首先，《四书大全》仍是“辞繁而旨深”的解经方式，而随着心学的发展，明代中后期的《孟子》学著作日益通俗、简洁。如鹿善继《四书说约》，只是将自己的理解一一罗列，不再繁琐地征引前代注疏；如题为李贽的《四书评》，更是以小说评点的方式对《孟子》进行解读。其通俗性与简易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与《群经类要》《精诚录》的编纂具有一致性。其次，《四书大全》仍是注疏的形式，而明代中晚期学者的著作，有许多都跳出了注疏的形式，而以语录、文集为主，许多名家如吴与弼、王守仁等，一部注疏都没有作。他们以自己的理念为核心，需要论证时，才将《孟子》等经典用以佐证。这与朱元璋以《四书》、五经论证“敬天”“忠君”“孝亲”理念的做法是一致的。再次，朱元璋对《孟子》的删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孟子》研究侧重心性论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洪武朝对《孟子》学的变革，虽然看似行政因素较大，但一则与元末明初士人群体的学术趋向相适应，二则与明代中后期《孟子》学的发展具有一致性，乃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观永乐朝的《四书大全》，不仅跳过洪武朝的变革直接元代，而且与此后《孟子》学的发展大相径庭。元明《孟子》学的转向，与其说是发生于永乐朝，毋宁说发生在洪武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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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夏燮.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黄宗羲.孟子师说[M]//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注释：
 
1唐代以前，“亚圣”仅表示“亚于圣人”，因而许多人都被称作“亚圣之材”“亚圣之贤”等，并非专称。自唐代以降，“亚圣”即为颜子的专称。到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乃称孟子为“亚圣”，而将颜回改为“复圣”。
 
2按，薛延年，字寿之，此处有误。
 
3参见谷继明：《试论宋元经疏的发展及其与理学的关联》（《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1期）、刘成群：《“附录纂疏”体经学著作与“四书五经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经学为叙述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3期）、廖颖：《元人诸经纂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等。
 
4拙文《理学的考据进路--论元代“旁通体”经疏的发展》尚未正式发表，然已于孟子研究院“第二届国际青年儒学论坛”、华东师范大学“首届语言文学学科博士生学术论坛”（获评优秀论文）、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儒学·理学·心学：第三届上海儒学博士生学术论坛”（获二等奖）三次会议上宣读，读者可参考三次会议论文集。
 
5参见唐宇元：《宋濂的理学思想》（《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陈宝良：《明初心学钩沉》（《明史研究》第十辑，2007年）、李玉亭：《宋濂与宋明理学》（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8年）、甄洪永：《明初经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9年）、刘玉敏：《六经皆心学：宋濂的心学特色及其影响》（《孔子研究》2016年第4期）、路鹏飞：《明初理学思想辨析--以刘基、宋濂、方孝孺为例》（《贵阳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等。
 
6参见戴克瑜、唐建华：《类书的沿革》，成都：四川省图书馆学会，1981年，第63页。
 
7严格地说，《群经类要》由于增添了注释，与“类书”的概念不符，不当归入“类书”之中，然其以类编纂，勉强亦可以归入“类书”之属。
 
8据现代学者考证，罢孟子配享之事当在洪武二年。参见张佳佳：《〈孟子节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7年。
 
9按，笔者以中华书局1983年本《四书章句集注》计算，除去标点，《孟子》正文共260章，35337字，《节文》所删88章共16492字。朱高正先生的统计结果小异：“实则朱熹审定的《孟子》全文，共计二百六十条，《孟子节文》则保留一百七十二条，实际删去的应是八十八条。除此之外，文字删减、税（引者按，当作“脱”）漏或分章有异者有三处（自注：不计在删除的条目中）。若以字数计，《孟子》全文总字数三万五千五百一十二字，删除的字数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九字，而在《滕文公下》第一章中，《节文》多加了一个‘兽’字。因此，《节文》只剩一万八千（引者按，脱“八”字）百五十四字。（引者按，有脱字）而言之，被删除的字数占总字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九一。”见朱高正：《孟子劫文》，《孟子研究》第2辑，首尔：韩国孟子学会，1999年，第369页。
 
10李存山先生云：“统观朱熹对人物理气同异的论述，除了在解释《孟子》‘生之谓性’章时遇到困难之外，其余占据主流的是‘理同气异’的思想。”见李存山：《从性善论到泛性善论》，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
 
11赵顺孙《四书纂疏序》云：“顾朱子之奥，顺孙何足以知之？架屋下之屋，强陪于颖达、公彦后，祇不韪尔。”见赵顺孙：《四书纂疏·四书纂疏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页。
 
12参见陈寒鸣：《简论宋濂思想的特色》，《孔子研究》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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