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反思启蒙心态，重拾“天人合一”智慧

受访者：郭齐勇

采访者：文汇报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与 「文汇讲堂」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正月十二日戊寅

          耶稣2020年2月5日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郭齐勇

从野生动物传播开来的新冠肺炎,是继非典、禽流感、埃博拉病毒之后，大自然又一次给人类敲响的警钟。人与动物应该如何相处？“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为何没受到现代人重视？如何重拾重建？

2月4日，文汇报记者李念、袁琭璐连线专访了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郭齐勇（文汇讲堂第113-2期嘉宾）。他在大年初四撰写的《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微文，反思了这次疫情的缘起，得到了很多民众和学者的认可。

渔猎是人类生存主要手段，图腾崇拜中动物居多

文汇报：您是怎样知晓疫情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有否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同事或者中国哲学界同仁一同讨论此事？

郭齐勇：对于本次疫情，我个人知道得还是比较晚的。大概到1月20号左右，我才开始警觉这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会不会跟2003年的非典一样？那将会很严重。

因为我是老武汉，生于斯长于斯，对武汉有很深的感情，古稀年后每年冬天在海南过冬，所以这阵子我人在海南，心里特别牵挂武汉的人民，包括我的家人、亲友、学生，他们都还在武汉。

我一时也变得忧心忡忡，所能做的就是在初四撰写了微博文章以作反思。如《诗经》所言：“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文汇报：是啊，这场疫情让全国人民都更忧虑和团结了，大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击疫情。2月3日，钟南山发文说，新冠肺炎部分研究成果基本支持“病毒来源于蝙蝠”。

这就让大家反思17年前非典引发原因——病原体来自果子狸和蝙蝠，为何中国人中有这么一部分人总是喜爱吃野生动物？从文明演化的视角来看，这是否也是一种传统？它有合理性吗？

郭齐勇：过去老百姓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于野生动物也有饮食上的需求。比如说在《红楼梦》中，贾府置办的年货里，有獐子、狍子、熊掌、野鸡以及鹿肉等等，中秋节的食物中就有果子狸。

那是不是只有中国人才如此呢？其实也不是，从人类文明的进化发展来看，人类对自然界、对动植物的依赖、占有或者摄取，是一个合理的过程。人本来就是动物的一部分，在猿猴进化成人的过程中，渔猎事业是生存的主要手段。

在人类文明中，和动物的相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的图腾崇拜非常兴盛，图腾中也是动物居多，十二生肖里除了龙是想象的以外，其它11个都是实实在在的动物。

十二生肖是中国人对动物的图腾崇拜之一。所以说，人类和动物的关系是多面性的，一方面是朋友，甚至是崇拜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是人类食用、占有的对象。

十二生肖是中国人对动物的图腾崇拜之一

人对动物的取用要有情、有理、有节

这就需要从全方位来考量，人与动物的相处如何做到有情、有理、有节？

首先，对动物要有情。人类食用动物虽然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我们还是要讲情，感恩。过去老百姓家里杀鸡，老奶奶要对鸡说：“鸡子鸡子你莫怪，你是良家的一碗菜”。人不能残酷猎杀动物，尤其是为了谋利求取象牙、熊胆而进行的猎杀，灭绝性的猎杀，终会受到自然的报复。

二是要有理，就是要懂得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动物生长的规律，比方说“不殀夭，不杀胎”，不打杀幼小的鸟兽或怀孕的兽。《周礼》《礼记》中有规定，如“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即田猎时网开一面，留有余地。

禁止灭绝性的捕猎，保护幼小生命，这也是有节制的表现。对动植物都一样，不能滥杀、滥砍、滥伐，要认识到动植物除了对人类有价值外，它们还有自身的价值，需要尊重。通过《礼记》《周礼》的一些记载，我发现古代中国人对人与动植物相处的智慧至今仍有价值。

春联、节日中皆蕴含着人与万物相处的智慧

文汇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更强烈的天地人合一思想，包含了人类如何和万物相处，尤其和动物相处，这种思想不仅在被列为正统文化的儒家学说里有，在诸子百家中是否也有？您能否替我们梳理一下，这种思想的演变过程，它是如何内化于中国文化中？

郭齐勇：关于人和万物的相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诸子百家中均有陈述。墨家就有“天志”“节用”的思想，就是天有意志，我们要勤俭节约地过日子。道家老子主张顺应自然、崇尚自然、清静无为，对自然万物的占有要“去甚、去奢、去泰”。

“道法自然”是老子生态观的核心思想，依循“道”的自然本性，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首先要按照“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即不要人为干扰动植物的生长。庄子更是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强调“我”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道家表达了人与万物同处共在的智慧。

阴阳家也了不起，他们的阴阳五行学说、五行生克思想中也有大量的“天人合一”的智慧。其文献《月令》是一部小型历书，记述每月的时令及不同的天文、生物现象，从物候学的视域看，颇有意义。

这种智慧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也得到了体现，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比如说春节，老百姓喜欢贴春联。春联中就表达了人与自然相处的理念。如：“天长地久，物我同春”；“一年四季春常在，万紫千红永开花”；“黄莺鸣翠柳、紫燕剪春风”等等。通过春联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在民俗文化中展示了出来。

还有许多民俗节日也饱含了人和自然融合的智慧，比如清明节的时候要去踏青，要和春天的自然保持一种相应和的心情，端午节要悬菖蒲，挂艾枝，饮雄黄酒，以祛病免灾，重阳节要赏菊等等。

所以中国智慧中的天人合一，不是一种说教，在春联中，在民俗的节日中，在老百姓的行为方式中，都有人敬畏上天、敬畏生命、敬畏自然，人与动植物亲密相处的内容。

春联中表达了人与自然相处的理念

“天人合一”式微，源于工业革命后全球的人类中心主义

文汇报：五四新文化运动来临时，曾有“打倒孔家店”的说法，进入新世纪后，国人也曾反思对传统态度的“矫枉过正”。在您看来，天人合一的思想尤其是人与万物一体的思想是怎样的原因并没有得到现代人的重视？

郭齐勇：从世界范围来看，不仅中国是这样的，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因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就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和西方在过去传统社会的一些智慧就没有被重视。

可见科技的飞速发展的确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极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对自然万物也是一种伤害。尤其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与以往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的智慧重视生机的自然，中国人过去不太强调主体/客体、物质/精神的二元对立及分辩，就是人和神之间、心和物之间，不是紧张和对立的关系。中国人的身体和心理、理性和情感、人与世界、人与他人有一种生机主义的诉求。世界是存有的连续，中国人觉得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是无限的，普遍联系的。

中国人有一种智慧，就是天、地、人、物、我之间是相互感通、动态圆融的。也就是说，人和天、人和自然、人和他人、人和内在的自我的隔阂被打破了。人应该以一种宽容平和的心态，普遍和谐的观念来应对人与人、人与自然、身与心的紧张，这就是儒释道的一个主要思想。

需要强调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一方面认为人和自然、天人之间、物我之间还有界限，另一方面又重新肯定了人和自然的统一，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地征服自然，也不是绝对地占有自然。

所以说，和而不同、天下一家，不仅指人际之间的和谐，还有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的智慧。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人的主体性的觉醒，过于张扬主体性，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就产生了一些盲点，以致使我们陷于绝境。

精神人文主义是对现代病症的反省，有助提升伦理水平

文汇报：您在和国际同行交流中，听到了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怎样的反应？北京大学杜维明先生提倡的“精神人文主义”在国际思想界得到很好的回应，“精神人文主义”有四个维度：一是自我身心神灵的统一，第二是个人与他者的关系，第三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第四是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

其中也特别提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世界哲学大会上得到国际同行很好的呼应和支持。您认为和以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盛行的西方文化相比，在应对越来越多的21世纪人类灾难中，比如气候变暖、疫情、物种濒临灭等，中国这种思想是否更有生命力？

郭齐勇：启蒙运动以后，现代化、全球化都是以经济为唯一的导向，而精神人文主义一方面强调要富强，要自由，同时也要有正义，有理性也要有同情心和慈悲心。发展法律也要有个人尊严，同时还要社会和谐，要人权也要注意人的责任。

杜先生提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义的价值和自由一样重要，同情比理性更必要。人的责任，特别是个人对家庭、社会、人类的责任比权利更重要，礼治比法治更基础，社会的和谐比个体的发展更优先。所以，从过去的维度来看，我认为杜先生的精神人文主义对儒家传统的人文主义是一种继承和推进。

从现在的维度来看，精神人文主义也是对现代的一些病症的反省和批评。它的现实性、批判性很强。它包含启蒙精神，还有针对单面化、平面化的启蒙理性给予了批评。它批评了个人主义的张扬，也批评了生态危机、世界伦理等方面的困境。

还有人文主义这样一个世界意识形态日趋功利化、金钱与权力拜物教的产生、物质欲望的膨胀等等，我们如何来反省？现在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西方文化的不足。

第二届“精神人文主义”学术研讨会10月19-20日在北京大学举办

所以为什么要说天人合一？因为我们需要反思这样的一种启蒙心态。这种具有排斥性，具有侵略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是反自然、反宗教、反传统、反精神价值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和单线进化论。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

21世纪，我们要有一种更高的人文关怀和智慧，要有更丰富的意义领域，比如说生态环保、多元宗教的思考，这有助于我们反思启蒙心态。对于启蒙价值、个性、自由、理性、人权，我们要做出多维的思考和超越。在这种前提之下，检讨具有排斥性，具有侵略性的人类中心主义，肯定生态环保、理性主义、多元文化，肯定对全球伦理的重新思考。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提升老百姓的理论水平，处理好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调整人类和天地、和动植物的关系，调整个体和社会、国家、人群之间以及陌生人交往之间的关系，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建构人文，但是不能够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应有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强调仁爱思想，这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它包含忠与恕两方面。这不仅是个人和他人之间关系的原则，推而广之，也是国家、民族、文化、宗教之间关系的原则。

要站在“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角度提高对“人与自然”的认知

文汇报：也许这一次的疫情会让我们更好地吸取17年前的SARS教训，从根子上学会敬重各类生命，重建生命伦理，回到中国传统的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在大力呼吁尊重传统文化的当下，我们应当怎样去做会更有效？

郭齐勇：中华民族有多灾多难的经历，但“多难兴邦”。传统社会的水、旱、蝗灾和瘟疫频发。从人类文明史看，中世纪就有黑死病肆虐，两千五百万人死亡；1919年前后美国也有大流感盛行；中国历史上，云南1855年的大型鼠疫；1894年广东大鼠疫，传到香港，再传到印度和世界，中印一千两百万人死亡；东北1910-1911年秋冬的鼠疫也曾一度失控，传到河北、山东，六万人死亡，最后得到有效控制。每次瘟疫都有复杂的面向和复杂的原因，科学家和医生们在反思，人文学者也要反思和检讨。

从SARS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让我们要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氛围，当然因为人与自然不可能一直和谐，也存在着紧张，所以，就值得探讨。对此，弘扬传统文化是一种方式，同时，我认为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角度去提高这种认知。

郭齐勇教授牵挂着武汉家乡父老，“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文汇报：具体怎么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视域内理解呢？对于国家和国家之间，我们应用这个理念，对于这次出现的个别地域歧视，或许也可以。

郭齐勇：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讲人与同类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是讲人与不同类的关系。因此有两方面的维度：一是人与自然的相处，另一是人与人的相处。从后者来说，不同种族、民族、语言、文化、宗教、性别之间的人相处，当然也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

因为从深层次来看，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资源有限，人类群体的争斗，必然存在有限资源的争夺。我们的儒释道学说里包含的“人与天地人物一体”，就包含了这种人与动植物，与草木鸟兽、山水瓦石的和谐思想。

佛教说：众生平等。从生命本质来看，一切生命无二无别。众生都有佛性，众生都能成佛。王阳明讲“一体之仁”，不管对有知觉的动物、无知觉的植物，甚至是对没有生命的瓦石都要把它们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当它们遭到破坏时，我们因为有怜悯、同情之心而去加以爱护。这就是“仁爱之心”，由爱人推到爱物。

《周礼》中设有山林川泽的官员，不仅有理念更有制度落实

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如何将人与万物有机联系起来，这种智慧的根本是要对天地有敬畏，相信人和天地精神上有契合，对天下万物、有情众生产生博大的同情心。儒家的“博施济众，仁民爱物”、道家的“物我同体”，佛教的“普度众生”，都是因为认为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所赋予，所以，万物与人类的内在价值是同出一源的。

所以，人不是因为动物对人有用才觉得它有价值，而是要尊重动物自身的价值。人类因为私欲贪欲的膨胀才有了对天地自然的破坏，所以我们对人性的反思要建立在重建生态伦理、世界伦理的基础上。

传统社会对天地人合一不止是理念上，而是落实在礼乐制度上。《周礼》里设置了山、林、泽、川的官员，就是要取用自然的同时还要有所限制，与生态保护有关。儒家在礼乐层面的认识一直影响到了法律中，如云梦秦简《田律》，汉代的很多律法条款，就是保护生态的，与《月令》非常一致。但今天大家都忽略了。

《周礼》中对生态保护有理念更有制度落实

因信息泛滥导致的盲目乐观和极度悲观都不可取

文汇报：网络的发达使得各种信息泛滥，从而引发了人群恐慌和焦虑情绪，当下疫情所引发出的社会问题还有哪些值得人文学者反思？

郭齐勇：信息泛滥导致了盲目乐观和极度悲观，这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有2003年非典的经验，要尊重科学家和医护人员，要以审慎的乐观的心态，相信一定能战胜疫灾。

人与自然关系凸显后，人与人的关系也会变得紧张。所以，我们要理性、豁达和乐观。同时对疫情也要有“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从最好处着眼，从最坏处打算。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