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浙江台州

作者：张宏敏[①]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教育文化论坛》2019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三十日丙申

          耶稣2019年12月25日

摘要：浙江台州与绍兴、宁波毗邻，或许是这一地缘优势，明代中后期的台州有一大批的阳明学者，既有黄绾、林元叙、林元伦、应良、金克厚、赵渊、叶慎、林应麒、石简、潘瑊、李一瀚等亲炙王阳明的弟子，还有王宗沐、叶良佩、黄承文、黄承德、林文相、吴国鼎、王士性等王阳明的再传门人。来自浙中、粤闽、江右的阳明学者，包括王阳明本人，与以“佛宗道源，山水灵秀”著称的天台山之间关系密切。本文主要以天台山为中心，来梳理对王阳明本人及其弟子与台州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王阳明；天台山；阳明学者；游学

《教育文化论坛》2019年第6期“阳明学专栏”主持人语：

贵州、江西、浙江三省，是王阳明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三个地方：贵州是王阳明中年贬谪和悟道之地，江西是王阳明壮年建功和传道之地，浙江是王阳明出生和晚年讲学证道之地。本期王阳明的三篇文章，正好详细考证了王阳明在以上三个地方的一些重要活动及其影响。张明《王阳明与贵州贵阳》一文，仔细梳理王阳明在黔诗文史料以及相关的贵州地方文献，通过诗文证史的方法，对王阳明在贵阳事迹进行了考论，恢复了王阳明在贵阳的具体行踪，补充了钱德洪编纂《王阳明年谱》对王阳明在贵阳漏载的事迹，特别是纠正了《年谱》关于王阳明“主讲贵阳书院”的错误记载，可以澄清世人长期以来的迷惑和误解。钱明《王阳明与江西赣县》一文，具体考证了王阳明在巡抚南赣期间，对府治所在地赣县进行的文治教化，通过设学兴教、淳化民风、授徒讲学、刊刻著作等活动，培养了一大批江右学人，其影响力在赣州地区广泛而深远。张宏敏《王阳明与浙江台州》一文，以浙江台州天台山为中心，深入考证王阳明本人与台州亲炙弟子交往以及再传弟子的学行情况，同时通过这些弟子的著述，进一步发现浙中王门、粤闽王门、江右王门弟子与以“佛宗道源，山水灵秀”著称的天台山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深入挖掘阳明学地域性学派之间的相互影响具一定启发和借鉴意义。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贵州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 张明

台州位于浙江省中部沿海，东濒东海，北靠绍兴、宁波，南邻温州，西与金华、丽水毗邻。近年来，笔者从《王阳明全集》和台州诸县市的地方志文献诸如《民国台州府志》、《万历黄岩县志》、《同治黄岩县志》、《嘉靖太平县志》、《嘉庆太平县志》、《光绪仙居县志》、《康熙临海县志》、《康熙天台县志》、《光绪宁海县志》等中，陆续发掘出一批台州籍的阳明学者，除去《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中的黄绾（1480—1554，字宗贤，黄岩人）、王宗沐（1524—1592，字新甫，临海人）之外，尚有林元叙（1477—1525，字典卿，临海人）、林元伦（1487—1557，字彝卿，临海人）、应良（1480—1549，字原忠，仙居人）、金克厚（生卒年待考，字宏藏，仙居人）、赵渊（1483—1537，字弘道，临海人）、叶慎（1488—1564，字允修，仙居人）、林应麒（1506—1583），字必仁，仙居人）、石简（？—1551，字廉伯，宁海人）、潘瑊（生卒年待考，字子良，天台人）、李一瀚（1505—1567，字源甫，仙居人）等亲炙王阳明的弟子，以及王宗沐、叶良佩、黄承文、黄承德、林文相、吴国鼎、王士性等王阳明的再传门人。而在以上人物的著述中，笔者还发现阳明本人以及黄绾、应良、叶良佩、潘瑊、王士性等台州籍阳明学者，还有应典、钱德洪、王畿、沈谧、闻人邦正、王正亿、薛侃、郑善夫、陈明水、曾才汉等浙中、粤闽、江右的阳明学者，与以“佛宗道源，山水灵秀”著称浙江天台山之间关系密切。本文主要对王阳明及其弟子与台州之间的关联，以及台州籍阳明学者的生平学行的基本情况作一简要论述。

一、王阳明与黄绾、应良等台州籍学者的结识

先是在明正德五年（1510），已过而立之年的黄绾，因母强命而出仕，[1]卷十四上，12并以祖荫授后军都督府都事；冬十一月，时有“龙场悟道”经历，并升任江西庐陵知县的王阳明入觐，至京师进见正德皇帝。这一特殊的姻缘就为黄绾与明代两位最有名的心学大家——王阳明、湛若水（1465—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在京城的结识、共学提供了机缘。

钱德洪编《阳明先生年谱》载：“先生（阳明）入京：馆于大兴隆寺，时黄宗贤绾为后军都督府都事，因储柴墟巏请见。先生与之语，喜曰：‘此学久绝，子何所闻？’对曰：‘虽粗有志，实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明日引见（湛）甘泉，订与终日共学。”[2]1237因为共同的志业，即笃志于“圣人之学”追求，黄绾、王阳明、湛若水便结成道友。是年冬十二月，吏部拟升王阳明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为了挽留阳明在京师，湛若水、黄绾恳请户部左侍郎乔宇去游说时任吏部尚书杨一清；杨一清也通人情，擢王阳明为吏部验封司主事，让其在京师供职。如此一来，黄绾、王阳明、湛若水三人自职事外，“稍暇，必会讲。饮食起居，日必共之，各相砥励”。

黄绾与王阳明在京师聚众会讲、切磋论道之时，还同以“圣人之学”提携后进，使得不少青年才俊加入到“阳明心学”的队伍中来。比如在正德六年（1511），或许因同乡之故，黄绾介绍台州仙居籍学者应良[3]，问学于阳明；阳明同时介绍应良与道友湛若水结识，藉此，应良与王阳明、湛若水之间也确立了“亦师亦友”的同志关系。湛若水《赠别应元忠吉士序》云：“辛未（正德六年），（湛若水）因阳明得吾仙居应子者……日夕相与论议于京邸。……应子者忠信而笃学，其于吾与阳明也，始而疑、中而信，以固非苟信也。”[4]卷四十三，4

因系同籍（浙江台州）之故，黄绾与应良多一起向阳明请益。一次，黄、应、王三人就“学者成为圣人”的实践功夫从何处下手、“儒释之辨”等议题，争鸣切磋至深夜，方才散去；翌日，阳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乃修书《答黄宗贤应原忠》（辛未，1511）继续发挥之：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昨论儒释之异，明道所谓“敬以直内则有之，义以方外则未。毕竟连‘敬以直内’亦不是”者，已说到八九分矣。[2]158

此函之中，尽管儒者阳明“辟佛”意向明确，但在论说儒家成圣功夫论的实践路径时，仍借用了佛教禅宗神秀和尚（606—706）“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的偈语，来告诫作为“常人”的黄绾、应良，应如何“痛加刮磨一番”，以体证“圣学”，进而走进“圣人之心”。申而言之，“去私存理”，破除“私意气习”，证悟得“仁体”，乃是阳明对道友黄绾、应良的殷切期望。正德六年（1511）春，在阳明的介绍下，黄绾与时任祈州（今河北安国）太守并至京城考绩的徐爱结识，二人一见如故，还“假馆共榻，无言不谋”。[1]卷二十七，6

为了“真修实证”以求得圣学之“仁体”，应良在正德七年（1512）春即以“亲老归养”名义，返家浙南台州，开始隐居读书。据湛若水《赠别应元忠吉士序》云，应良离开京城后，是同当时奉命出使安南国的湛若水，一路同行：“壬申春，予奉使南行而应子归奔，乃与俱焉。”[4]卷四十三，4同年深秋，黄绾在任后军都事满考后，三疏乞养归，终以疾告归。黄绾《少谷子传》云：“岁在壬申（1512），予官后军，知未足于道，将隐故山求其志。”[1]卷二十二，13离京之时，阳明有《别黄宗贤归天台序》相赠：“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守仁幼不知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余，求诸孔子、子思、孟轲之言，而恍若有见，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贤于我，自为童子，即知弃去举业，励志圣贤之学。……今既豁然，吾党之良，莫有及者。谢病去，不忍予别而需予言。……宗贤归矣，为我结庐天台、雁荡之间，吾将老焉。终不使宗贤之独往也！”[2]248-249别序文中，阳明对黄绾的天资、材质颇为欣赏，“吾党之良，莫有及者”之语足以说明一切。阳明还“现身说法”，以自己早年由佛老返归儒家的修学悟道历程，诸如“龙场悟道”，“格物致知”、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提“知行合一”说等为例，劝诫黄绾在学习、体悟“圣贤之学”的过程中，当扬弃程朱理学家“格致”论强调的“向外”用工之路数，以孔子、思孟之学为指针，向自家内心用功，去欲祛习，克己立诚，藉此而明心见性。除却赠“序”文外，阳明还赋诗《赠别黄宗贤》[2]762。

不难发现，已经“悟道”而笃志“圣人之学”的王阳明，对道友黄绾（包括应良）是寄予厚望的。而从前揭的赠别诗、序文中，我们还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或许是对正德朝时政的不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阳明亦有致仕归隐之意，“宗贤归矣，为我结庐天台、雁荡之间，吾将老焉。终不使宗贤之独往也”云云，可资为证。[②]离京月余，南归途中的黄绾有《寄阳明先生书》（四首之一），继续就“心学”的修证功夫路数予以讨教：“登舟月余，默验此心，惟宿根难去，时或郁郁不乐，竟不知为何事。此道在人，诚不易得。苟非直前担当，难行能行，非忍能忍，恶可得哉!相去日远，疑将谁质？行将谁考？言之不觉泪下。世事如此，先生归计，亦宜早决。”[1]卷九，11-12言语之中，黄绾也同时希望阳明能早日致仕，一道归隐读书。

承续上文，黄绾离京之时，对王阳明、湛若水二位道友是有承诺的，那就是在浙南天台、雁荡间为王阳明、湛若水二人各建草亭一处，且以其别号（阳明、甘泉）标之，供三人隐居终老之用。黄绾《别甘泉子序》载有三人的对话，阳明曰：“吾将与二三子启雪窦、帚西湖以居诸。”甘泉曰：“吾其拂衡岳、拓西云行，与我三人游之。”阳明、甘泉同谓黄绾曰：“子其揭天台、掀雁荡，以候夫我二人者。”黄绾曰：“我知终身从二子游，二子有欲，我何弗勤，且我结两草亭、各标其号以为二子有焉，何如？”[1]卷十一，4-5对此，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有云：“（阳明）时讲于大兴隆寺，而久庵黄公宗贤会焉。三人相欢，语合意。久庵曰：‘他日天台、雁荡，当为二公作两草亭矣。’”[2]1410王、湛、黄三人，最终均兑现了各自对友人的承诺，只是“天意弄人”，三人终未能偕居终老，实为憾事！

在湛若水、应良、黄绾相继离开京师后，王阳明在正德七年十二月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下供职，并顺道返家（绍兴）归省。是时，徐爱升任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遂与乃师阳明一道，同舟归越。[2]1241

二、黄绾数次诚邀王阳明至天台山游学，遗憾未能如愿

上文已论，黄绾曾承诺王阳明、湛若水在天台、雁荡间，为两人各揭草亭一处，藉讲学而终老。先前，黄绾还曾恳请王、湛二友为时在京师游学的雁荡山人章达德（生卒年不详）归乡而撰序赠文，王阳明《送章达德归东雁序》（辛未）文提道：日后自己会与湛若水一并到雁荡之屏霞、天柱、泉石间，寻访章达德[2]919。而章达德也有接待湛、王二人来访雁荡的承诺与期待。

正德八年（1513）春，王阳明归省至越地（绍兴），即拟与徐爱同游台、荡，以寻访道友黄绾、应良、章达德。先是在三四月间，为宗族亲友所牵绊，时刻弗能自由；五月底，阳明决意前往，时又值烈暑，阻者益众且坚，复不果；六月，王阳明与徐爱在会稽山傍“东南林壑最胜绝处”，与数友聚讲，等候黄绾的到来，再同赴天台，亦未能如愿；等到七月，徐爱至南都兵部供职的凭限过甚，乃翁督促，势不可复待；八月，阳明、徐爱遂从上虞入四明山，观白水，寻龙溪之源，登杖锡，至于雪窦，上千丈岩，南望天姥、华顶，[③]若可睹焉；王阳明、徐爱一行原本设想从宁波奉化取道至天台（台州），“适彼中多旱，山田尽龟裂，道傍人家，彷徨望雨，意惨然不乐”，遂从宁波买舟而还越。王阳明、徐爱的第一次天台、雁荡之行遂中止不成。

此时，身在台州的黄绾苦候道友王阳明前来而不果，遂有书信询问其中缘由，同时还有“明春之期”，即希望阳明在明年（正德九年）之春再来台州（天台山）游学。随后，王阳明复函《与黄宗贤书》（壬申[癸酉]）[④]，一方面，王阳明对未能履行约定而前往台、雁一事的前后经过，进行了解释，并表达了歉意；另一方面，王阳明对往昔在京师与黄绾共学之情景，历历在目，期望继续与黄绾（包括应良）保持联系，一道笃志于圣人之学。

在《与黄宗贤书》中，王阳明还提道，此番赴约前往台州的“相从诸友亦微有所得，然无大发明。其最所歉然，宗贤（黄绾）不同兹行耳！……闻彼中山水颇佳胜，事亦闲散。宗贤有惜阴之念，明春之期，亦既后矣。”[2]162由此，我们还可以提炼出王阳明在传播心学过程中，所提倡的“寓教于游”（抑或说是“情景教学”）的教化理念；易言之，王阳明的教育实践活动往往是与门生偕游自然山水相结合。对于此次游学会稽、四明、白水、龙溪源、杖锡、雪窦、千丈岩的系列活动，钱德洪总结道：“盖先生（王阳明）点化同志，多得之登游山水间也。”[2]1242就是说，王阳明善于在观赏山水间，点拨门生，从而诱发他们对圣人之学、之道的向往与体证。申而言之，王阳明此番前往台、荡的真实意图，不在于游玩天台、雁荡间的秀山清水，而在于点拨黄绾、应良等归隐读书的道友。

对于上引王阳明《与黄宗贤书》（壬申[癸酉]）所云，在会稽山与徐爱数友期候黄绾、而黄绾“不至”的原因，或许是因为黄绾受夏天酷暑的侵袭而病倒，兹有黄绾诗作《病中习辟榖寄阳明甘泉》“伏疴久未愈”云云为证。[1]卷二，5同年（正德八年）十月，王阳明至滁阳（今安徽贵池县），督马政。是年底，王阳明有书函《与黄宗贤》（癸酉）[2]163，相告滁阳讲学近况：“日与门人遨游琅琊、瀼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与此同时，“旧学之士皆日来臻”，故而希望身在台州的黄绾，能够脱身前来，于“登游山水间”而共学论道。当时，许多读书人追侍阳明左右，与他“寓教于游”、讲学布道时，所营造的自由、轻松、活泼的气氛有关。

而为了兑现先前对王阳明、湛若水二友共学天台、雁荡的承诺，正德九年（1514）左右，黄绾在黄岩紫霄山中构建草庵，并在灵岩为王、湛各建一亭，起名曰“阳明公亭”、“甘泉公亭”，合称“二公亭”[1]卷十七，15。黄绾还赋诗《紫霄怀阳明甘泉》敬候王、湛的来访：“我庵新构紫霄间，万壑松烟翠自环。却忆曾盟骑鹤侣，两京寥落几时还。草庵初与两亭完，二妙高明落此山。怪我蒲团终日望，天涯人远掩松关。”[1]卷七，2同时，黄绾有《寄阳明先生书》（四首之二）告知此事：“近于山中构一庵，更结二亭，各标尊号，以俟二君子共之。偶成小诗数首，敢录请教。”[1]卷十七，12

正德十年（1515）春，黄绾再有书函与时在南都鸿胪寺任职的王阳明，劝说他早日归隐，来游台、荡，以再续昔日京师论道之前缘。王阳明复函《与黄宗贤书》（癸酉[乙亥]）[⑤]，此函之中，王阳明对自己在南都的近况予以相告，同时告知黄绾：湛若水因丁母忧，近期肯定无法赴约而前往台、荡。同时，阳明还告以徐爱等昔日京师学友之动向，并有等时机成熟，再次与徐爱一道游学台、荡的设想：“曰仁（徐爱）又公差未还；宗贤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报，益使人神魂飞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曰仁入夏当道越中来此，其时得与共载，何乐如之！”[2]163-164

为了达成黄绾在天台接待友人来访的期许，王阳明于是年（1515）八月上《乞养病疏》[2]311-312，不允。是年，王阳明在南都之时，来自台州临海林典卿（林元叙）、林彝卿（林元伦）兄弟二人，同问学于阳明。林氏兄弟拟归省，临行之前，与业师道别，阳明先生有《赠林典卿归省序》（乙亥）[2]250-251，特别叮嘱：林氏兄弟在返乡之后，要以“立诚”之言劝勉尚正讲学于台、荡间的道友——黄绾、应良。

行文至此，我们初步总结一下王阳明本人、台州籍阳明门人与天台山之间的关联：在正德八年至十年间，尽管有黄绾、应良、章达德、林典卿、林彝卿在浙南天台、雁荡间隐居读书，以证斯“道”，王阳明前后两次决定亲赴天台，与道友门生相聚，个中原因，主要是家事牵绊，政务繁忙，致使阳明的天台之行未遂。但是，在笔者看来，这并不妨碍阳明心学在天台山一带的传播（可称之为“阳明学地域化”），以及地域化阳明学的学术命题——“台州阳明学”的成立。这是因为：在正德十一年至十六年间（1516—1521），王阳明受命至南赣汀漳平乱剿匪，随后“经宸濠、忠泰之变”，“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良知”之说，正式揭“致良知”之教；正德十六年，王阳明归省至越（绍兴），黄绾又前往越中，在服膺“良知”之教后，正式向阳明先生行弟子礼。与此同时，金克厚、赵渊、叶慎、潘瑊、李一瀚等台州籍学者亦前往绍兴，听闻并受教“致良知”学说。此外，嘉靖七年（1528）阳明病逝后，为照料阳明先生的哲嗣王正亿，黄绾携正亿至台州老家抚养；而阳明的诸多门生，像王畿、钱德洪、薛侃、陈明水、闻人邦正等，纷纷前来台州探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天台山自然就成为他们的游学论道之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良知心学在台州的传播。

三、阳明学者与天台山之关联

据文献记载：黄绾、应良、叶良佩、潘瑊等台州籍阳明学者，还有薛侃、郑善夫、钱德洪、王畿、沈谧、闻人邦正、王正亿、陈明水等粤闽、江右、浙中的阳明学者，都曾寻访、游学至以“佛宗道源，山水神秀”而著称的天台山。在天台山诸胜景之中，他们赋诗对饮、切磋问道，这何尝又不是对王阳明生前所极力提倡的“寓教于游”的教化之道的生动实践！而阳明未能游学、布道天台的遗憾，最终也由其弟子、后学所弥补。

（一）黄绾、应良、应典、郑善夫论学于天台山

先是在正德七年春，应良、湛若水离京南下，路经江苏浒墅关，与郑善夫（1485—1523，字继之，号少谷，福建闽县人）结交，[5]65并言及尚在京师讲学的黄绾、王阳明等友朋。同年暮秋，托疾请辞都事的黄绾，乘舟南归过浒墅关，遂与郑善夫相识。黄绾《少谷子传》有云：“少谷子为户部主事，督税吴江之浒墅。予过而遇之，握手与予语，竟日而别，别犹眷恋，曰：‘吾亦自此遯矣，子不我弃，其将访子于天台、雁荡间乎！’”[1]卷二十二，13郑善夫许诺黄绾，日后致仕，定至天台、雁荡间寻访道友。

正德十一年（1516），居于家的黄绾与新任台州太守顾璘（1476—1545，字华玉，号东桥，江苏长洲人）结识。[⑥]顾璘任台州太守期月之时，郑善夫有《与顾华玉书》，云：“黄石龙（黄绾），邦之贤者。其道未尽信者，乡闾之间贵耳贱目矣，奖进之责，实在君子。”[6]卷十故而可以推断，黄绾与顾璘的结交与郑善夫有关。这也为郑善夫在正德十二年（1517）冬至台州寻访黄绾、应良、顾璘等好友提供了机缘。郑善夫在大雪浃旬中来访黄绾，“相与论圣人之学，以及天地万物之奥极于无穷”。[1]卷二十二，13-14仙居应良、永康应典（生卒年不详，字天彝，号石门，浙江永康人）得知郑善夫来访，亦前来会合。岁末，黄绾、应良、郑善夫、应典在大雪中寻访台州郡守顾璘。顾璘闻晓好友来访，盛情款待，有五言律诗《雪中郑少谷黄石龙过郡》为证。[7]卷九嗣后，众人又同游天台，郑善夫赋诗《岁暮寻天台山水》曰：“桃源未可极，天台烟雾深。行歌白云调，坐见赤霞心。草次千峰会，鸿濛万壑阴。藏身一大事，聊观世人眼。”[8]23翌年（1518）春，郑善夫离开台州时曾对黄绾说：“吾为父母赠典未获，有此行，行当不远，再访子于兹山，以共老焉。”[1]卷二十二，14这就是郑善夫在《少谷集》中所称的“北山之约”，即相约三年后再访黄绾于天台。关于郑善夫此次天台之行的收获，其《会城中诸友》有“与黄宗贤、应元忠参究圣学又是一大痛快”云云。[6]卷十七

正德十五年（1520）秋，郑善夫履行昔日“北山之约”，即三年后再来访黄绾、应良于天台。值应典亦访黄绾，遂一道偕游雁荡、天台。黄绾《少谷子传》载：“既而告归，果再来山中，又同入雁荡，登天台，卧龙湫、华顶之间，粮绝肴尽，则掇山花、乞僧糜以食，各旬月而去。”[1]卷二十二，14-15黄绾、应良、郑善夫的天台之行，在共学论道的同时，还偕游了国清寺、华顶、石梁等天台胜景。黄绾有七绝《观石梁》：“天台四万八千丈，足蹑飞霞五百年。秋日天风散冥霭，银河照眼石桥悬。”[1]卷七，5《登华顶》：“昔年曾读中峰语，今日来寻华顶行。俯视云烟空界里，丹霞映壑日冥冥。”[1]卷七，5出山之时，黄绾赋诗《天台山赠应郑二子》：“二子生平湖海客，风云岁晚共徘徊。紫阁丹台正待尔，樵歌莫作剑歌哀。”[1]卷七，5郑善夫则有《天台杂诗》：“一夜雨声吹不断，国清寺前溪水鸣。欲过天台拾瑶草，秋风无限石梁情。”[9]卷十四，48

前文言及：王阳明在江西战事了结后，于正德十六年秋归越（绍兴）省亲。得知阳明归越讯息，嘉靖元年（1522）秋，黄绾启程至越中寻访之，路经天台，因忆及去年秋与郑善夫偕游天台时，郑善夫吟唱有《懒椿诗》，黄绾乃赋《天台道中诵少谷懒椿诗因忆之》[1]卷七，6。至绍兴，黄绾向王阳明请益，阳明即授以“致良知”之教，黄绾闻后，大为叹服，遂执贽称门弟子。黄宗羲《明儒学案·黄绾传》载：“阳明归越，先生（黄绾）过之，闻‘致良知’之教，曰：‘简易直截，圣学无疑，先生真吾师也，尚可自处于友乎!’乃称门弟子。”[10]318黄绾此次在越停留月余，侍从阳明宣讲“致良知”之教。

嘉靖二年（1523），隐居蛰伏于黄岩翠屏山十年之久的黄绾，在御史朱节（1475—1523，浙江山阴人，阳明先生门人）的举荐下，“再次出山”，出任南京都察院。在赴南都时，黄绾途经天台山，坐唐代高道司马承祯昔日所留“悔石”，赋七言绝句《坐悔石》（有引）：“唐司马承祯应聘出山，憩此而悔，遂得名。千古清风白云子，出山知悔亦依违。我来倚仗寒烟暮，翠壑丹厓几涕挥。”[1]卷七，7此外，黄绾在正德十一年（1516）左右还曾携客登天台，并留有七言律诗《登天台》《桃源洞》等。[11]卷三，2

（二）潘瑊、金克厚、石简、叶良佩等在天台山留下的文化足迹

也正是因为黄绾、应良、林典卿等先后师从阳明，参悟心学，服膺良知之教，再加上阳明的学问事功在正德、嘉靖年间确实首屈一指，故而不少台州籍的青年才俊，诸如潘瑊、金克厚、叶慎、李一瀚、赵渊等纷纷前往越中，寻访并师从阳明。而潘瑊等人正是土生土长的台州人，自然时常以登游天台、吟诗其中为乐。

天台学者潘瑊早年至越地游学，师从阳明，与邹守益、王畿、钱德洪等阳明高足，一起讲明良知心学。嗣后，隐居不仕，以畅游天台诸胜景为乐，有诗句“石梁华顶峰头酒，桐柏桃源涧底诗”为证；还裒辑历代学者吟咏天台诗篇，辑编成《天台胜迹录》，其中收录有潘瑊本人的诗作《石桥路》《天封》《天封宿雪》《华顶》《华顶和韵》《华顶雪霁》《八月十三夜宿护国寺》等数十首。[8]67、71、72、76、79、82、191作为阳明学者，潘瑊的《天台胜迹录》中收录的王门诸子如黄绾、郑善夫、王畿、钱德洪、叶良佩等讴歌天台胜景的诗篇居多，达三十余首。

仙居学者金克厚早年困于科举，闻阳明讲学于越中而往事之，“笃信力行，若水趋壑”。[12]卷一〇五，4嘉靖元年，阳明父王华病卒，门人弟子经办丧事，因才分任，金克厚得监厨之职。《阳明先生年谱》载：“（嘉靖元年）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七，疾且革。……（阳明）门人子弟纪丧，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谨恪，使监厨。克厚出纳品物惟谨，有不慎者追还之，内外井井。……是年克厚与（钱德）洪同贡于乡，连举进士，谓洪曰：‘吾学得司厨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谓学必操事而后实，诚至教也。’”[2]1293-1294某年春，金克厚偕友人游览桐柏宫、石梁等天台道教胜迹，有诗作《游天台山》（三首）：“夜宿清溪览桐柏，又从桐柏上琼台。仙人跨鹤归何处？岩下碧桃空自开。去年东去寿山房，清梦萧然到石梁。今日春风舒眼病，昙华亭外雨花香。踏破烟霞千万重，石梁桥上笑春风。桃花瀑布年年在，应有仙人在眼中。”[8]20-21

关于石简师从王阳明的经过，叶良佩《答钱绪山王龙溪论学书》[13]卷十六，7称，嘉靖六年（1527）秋，石简在杭州候迎阳明，并执弟子礼以师从之；而叶良佩因故先行离杭，未能亲炙阳明。阳明殁后，石简曾托人转赠自己收藏的阳明著作《抚夷节略》《居夷录》与叶良佩。叶良佩读后，“惨然不能终卷”[13]卷十六，8，对阳明心学愈加深信不疑。石简曾欣赏天台石桥“石梁飞瀑”之胜景，赋诗《石桥》：“爱尔真奇绝，神游今几春。飞虬横碧落，奔汉断红尘。古往千年恨，霞栖百虑嗔。中天才尺五，何处问通津。”[8]106叶良佩任职南都时，与黄绾交好，对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说有参究；叶良佩亦向江右王门学者邹守益请教“致良知”之教，邹守益有《简叶旗峰秋卿》，对乃师“良知”之论予以阐释。[14]574而叶良佩曾多次登临天台山，留有大量的诗赋、游记，诸如《游天台山记》[15]274-278《游天台国清寺》《石桥》《万年寺》《桃源》《天封寺》《华顶峰》《寒明路》《桐柏观次蔡中甫韵》等。[15]186-188

黄绾的哲嗣黄承文、黄承德作为阳明学者，也曾登临天台山，寻访胜迹，潘瑊的《天台胜迹录》就存录有黄承文的诗作《天台道上》（二首）和黄承德的《石桥》。[8]27、114林文相作为黄绾的高足，曾陪同潘瑊畅游天台山，有诗作《同潘梅壑征君游国清》，潘瑊还次韵和之。[8]52林文相还有《至石桥》《寓万年寺》等诗篇[8]121、138。仙居林应麒幼年颖悟，乡前辈、阳明门人应良钟爱之，“尝为弟二女择婿，一以妻李一瀚，一以妻（林）应麒”。[12]卷一〇五，4在应良举荐下，林应麒“少登王守仁之门”，“讲明绝学而所造益精”；又因应良而拜谒过邹守益，一生笃守阳明心学，终身推服之。林应麒亦有登临天台、夜宿华顶的经历，留有诗篇《宿华顶》：“一万八千丈，悠然海岳迥。不登华顶上，犹是失天台。太白读书堂，东有望海石。石上未三更，已见海底赤。”[⑦]

此外，临海学者王宗沐师承江右王门学者欧阳德，系阳明的再传弟子；王宗沐族侄王士性（1547—1598）受王宗沐影响，既是一位人文地理学家，也是一位阳明学者，曾至杭州天真书院游学，并向王畿等资深阳明学者请益。王士性更是钟爱天台山，其《五岳游草》卷四《入天台山志》，详细介绍了他从多支路径登上天台华顶的经过，并勾画出一幅绝妙的天台山立体蓝图；[17]80-85在桃源、华顶、石梁等天台胜景处，还留下了大量的诗歌。[17]163-167

(三)王畿、薛侃、沈谧、钱德洪、陈明水等因寻访黄绾、王正亿而登临天台山

上文提到，王阳明捐馆之后，其年幼的哲嗣王正亿由黄绾携至台州抚养。而阳明生前的诸多门生，像王畿、钱德洪、薛侃、陈明水、闻人邦正等纷纷前来台州探视先师的哲嗣，天台山自然也就成为他们游学论道之所，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良知心学在天台、雁荡间的传播。

嘉靖十六年（1537），王畿“因病归里”，[18]是年秋冬之交，与薛侃、郑邦瑞、王正宪（王阳明继子）一行，前来台、荡间寻访黄绾、王正亿。湛若水在《答王汝中兵曹》《答薛尚谦》书中，言及王畿、薛侃在是年（嘉靖十六年）有“天台、雁荡之游，此心飘然，欲往与之俱而不可得也”。[⑧]薛侃在天台山万年寺留有诗篇《寓万年漫兴》（亦作《题万年寺》）：“人间何处是天台，柱杖穿云却复回。一卧山房尘梦醒，远空孤鹤下琼台。我亦当年行脚仙，石梁华顶了心缘。桃花开落空流水，翠壁苍厓自岁年。”[19]

嘉靖二十一年（1542）秋，王畿再次偕阳明学人沈谧（1501—1553，字靖夫，嘉兴人）、杨珂（1502—1572，字汝鸣，余姚人）来访台州，黄绾遣婿正亿前去天台迎接，王畿、沈谧、杨珂、王正亿等遂偕登天台，王畿有诗作《再游天台山次少谷韵》：“雨里云霞显不飞，碧桃零落洞门稀。刘郎已去无消息，应有王乔采药归。曾跨飞虹瞰石湫，重来孤兴未全消。寥天落木千峰净，尘世无劳梦铁桥。”[8]25而王正亿亦有《赤城招仙赋》之作：“发兴绕天涯，赤城千丈霞。登临秋日霁，吟咏晚风斜。树密遮虚洞，山寒集暮鸦。桃源还浪迹，此地拟为家。”[8]60王畿一行在天台山万年寺住宿，并有《寓万年山房联句》，王畿诗联“浮踪投野寺，远思结云丘”；沈谧联“天姥频年梦，霞城此日游”；杨珂联“石溜含风晚，岩花带雨秋”。[8]139翌日清晨离去万年寺，杨珂又赋诗《发晓万年》。[8]141嗣后，王畿、杨珂、沈谧等到黄岩，黄绾、曾才汉（时任太平县令，阳明学者）、叶良佩、王正亿、石简等又陪王畿一行同游雁山。黄绾因追忆三十年前（正德十五年，1520）与郑善夫、应良、赵渊同游往事，此时郑、应、赵已作古，故而感怀，有七言律诗三首以抒发感叹。[⑨]王畿离开雁荡，拟同石简一道前往临海桐岩，黄绾、叶良佩有诗相赠，叶良佩诗作题名《奉陪久翁送石玉溪王龙溪至桐岩作》。[15]196

嘉靖二十五年（1546）春，江右王门学者陈九川入越拜谒阳明之墓，并入台州寻访王正亿、黄绾。据陈九川《简湛甘泉先生》：“丙午初春，即入越，省先师之墓及其家。乃入台，问其子仲时，因拜久庵，遂穷石梁、雁荡之胜，至秋而还。”[20]同年夏，黄绾与婿正亿接待了来台州造访的陈九川一行，并陪同他游览了台、雁等名山大川。陈九川在畅游天台胜景“石梁飞瀑”后，有诗《发石梁》：“晓起初阳照石床，虹桥飞瀑送韶音。云深仍失归时路，不似刘郎业障深。”[8]121嘉靖二十九年（1550），钱德洪至台州拜访黄绾、王正亿，曾有天台之游，并护送正亿入胄监（南雍读书）。[21]嘉靖四十三年（1564），钱德洪应王宗沐之邀，再游天台，并与王宗沐、潘瑊等台州籍阳明学者在赤城（今天台县）举行会讲，[22]论辩“良知心学”。在偕游天台山时，钱德洪因年事已高，养病于万年寺，留下诗作《卧病万年寺》：“病夫高卧得天台，落木云深是再来。三十峰头借禅扇，月明飞锡下琼台。一入天台便是仙，可怜尘世苦残缘。三更月出梦初觉，真与人间隔几年。”[8]136

浙中王门学者柴凤亦游学至天台山，登华顶、过石梁，留有道教题材的诗作《石桥》：“天台华顶势如飞，路绝层霄人迹稀。真诀百年应自悟，何须采药竟忘归。危崖老树覆灵湫，飞瀑千年雪未消。我自清风生两足，轻轻飞度石梁桥。”[8]106此外，余姚阳明学者闻人邦正至天台游学，参访国清寺时，即景抒情，有诗作《国清寺》：“郭北青山十里遥，珠林栋宇旧岧峣。清尊吸尽昙华老，翠壁穷跻贝叶飘。喜对云堂酬夙赏，细模碑藓认前朝。松涛万丈仙源溢，银汉何年驾铁桥。”[8]45-46

明清之际的阳明学者黄宗羲著《明儒学案》，着重构建了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的学术传承谱系。其实，黄宗羲本人亦曾光顾天台山，并撰《台雁笔记》，[23]其中有天台石梁、司马悔山、华顶杖、桐柏观的相关记载。正是因为作为儒学重要理论形态的阳明学，与天台山之间存在并发生的诸多关联，我们有理由判定：素以“佛宗道源”著称的天台山，不仅是佛、道名山，还是儒学名山，真可谓“儒佛道三教文化，并萃于天台一山”。天台山作为“儒学名山”的一个重要佐证就是王阳明及其门人后学与天台山之间发生的像诗歌咏诵、讲学论道等诸多的学术关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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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潘瑊.天台胜迹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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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林应麒.介山稿略[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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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薛侃.薛侃集[M].陈椰,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73.
 
[20]陈九川.明水陈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72)[M].济南：齐鲁书社，1997:39—40.
 
[21]钱明.浙中王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97.
 
[22]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253.
 
[23]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1册)[M].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497—510.
 
 注释：
 
[①]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阳明学与中国地域文化系列研究”（17GZGX0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09)。
 
作者简介：张宏敏，男，河北邢台人，哲学博士，副研究员，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浙江 史。
 
[②]对于正德七年阳明离开京师之原因，任文利有《<式古堂书画汇考>王阳明佚书四札：附考论》（载《中国儒学》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20—226页）文，其中对正德年间阳明在京师的出处进退之心迹进行了考论，并提道：正德六、七年间阳明诸讲友黄绾、方献夫、湛若水纷纷离开京师，而阳明亦离京的原因有三：君上昏庸、佞幸结党、大臣攀附；对于这种情况，非士人君子所能为，当此之时，可为之事即“退而修省其德”。据此，亦可推知黄绾、应良离开京师之真实缘由。
 
[③]李白有诗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倾情歌颂天姥山的不凡气势与天台山的壮丽雄姿。
 
[④]《王阳明全集》中称此书信为《与黄宗贤二》，并标识成文年代为“壬申”即1512年；而据文献记载：1512年冬黄绾已引疾告归，阳明随后亦离京南下；再根据此书所记时间（五月、烈暑）、地点（天台、雁荡、上虞、四明、白水、龙溪、杖锡、雪窦、千丈岩等），完全可以推知阳明《与黄宗贤二》成文年代非“壬申”，当系为“癸酉”即1513年为正。又据《阳明先生年谱》相关记载，成文时间可判定为九、十月间，时阳明尚未归越。
 
[⑤]《王阳明全集》系此函成文于“癸酉”，即1514年，显系误记。根据阳明在此函所书“甘泉丁乃堂夫人忧，近有书来索铭，不久且还增城”云云，而湛母病逝于正德十年（1515）正月。据此，可以推定阳明此函成文于“乙亥”即1515年。
 
[⑥]据《台州府志》记载，顾璘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至正德十六年（1521）任台州知府。见喻长霖等纂修：《民国台州府志》卷十《职官表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专辑44》，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144页。先前，顾璘已与阳明结识，但是顾璘并不大认同阳明的“良知心学”，二人为此有过论辩，《传习录》中就有王阳明《答顾东桥书》，言及“拔本塞源”之论。其实，顾璘可称之为阳明心学的“同情者”。
 
[⑦]林应麒：《介山稿略》卷六，载《仙居丛书》，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于2013年，据明刻本进行影印。
 
[⑧]湛若水：《泉翁大全卷》卷一○《答王汝中兵曹》、《答薛尚谦名侃》，台湾“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数据库本。本文关于湛若水文献的引述，主要参阅此电子文本。
 
[⑨]《久庵先生文选》卷三，第9页。该诗题名《与王汝中沈静夫曾明卿叶敬之冯子通杨汝鸣婿王正忆儿承式承忠同游雁山忆往年与郑继之应元忠赵弘道弟约同游继之元忠弘道久已鬼录》（三首）。据陈瑞赞编《侯一元年谱》，此次王畿来访台州，曾与浙江乐清学者侯一元会晤，侯一元作《窑岙驿赠王龙溪》《王龙溪由雁山访王公子黄岩赋赠》诗相赠（见陈瑞赞编校：《侯一元集》，黄山书社，2011年，第547—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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