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船山对荆公朱子“六经四书之辩”的重构

作者：杨超（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

来源：《原道》第36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二十日丙戌

          耶稣2019年12月15日

（《船山全书》，岳麓书社2011年出版）

内容提要：《六经》去古甚远，其义难求。荆公知难而进，籍《六经》以成务，托古改制；朱子反之，依《四书》修己，以身心之理，而代经世之道，二人学说呈互斥之势，其实质是由二人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地偏执，所产生的张力。

船山以《礼》为堂，以《易》为室，消融了《六经》难解之问题，最终以人伦之学的确立，成己以成务，从深层次辨正朱子《四书》身心性理之学，与荆公《六经》礼制法度之学的对立。

究其根本，荆公、朱子四书六经之辩，可归约为古今之辨：荆公守“古”之旧，朱子求“今”之新，二者均因其时代语境，而有未尽之处。

船山在同情、了解之后，兼顾时代意之新，与孔子为代表原始儒家内圣外王之旧的双重意蕴，在完成对原始儒家核心精神回溯的同时，成功地建构了其时代话语体系，在内容与形式上，为后世之学人开辟了一条别样的道路。

关键词：王安石；朱熹；王夫之；《六经》；《四书》；典据歧异；

学界有关于荆公、朱子之典据歧异讨论颇多，多从分的角度触及：或借荆公《六经》法度之学达用，以讽朱子《四书》身心之学空疏；或以朱子之学精微，而刺荆公之学穿凿。

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至今未有公论。但于荆公、朱子“六经四书之辩”的实质，罕有更深层次的追究，对其化解之道更是无有论及。

一、问题钩沉：荆公朱子内外偏执中的“六经四书之辩”

一般认为，《六经》为孔子所述、三代以上之政典。及至荆公之时，去古甚远，《六经》所述之政事与治法，已实属难求。

荆公在《周礼义序》中说到：“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然知其难也。”[①]

三代之治，在后世不复出现，其礼乐制度亦是如此；秦始皇焚书之后，《六经》除《易》之外，佚失殆尽，虽有汉儒补救，仍无复全貌。

荆公有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魄力与勇气，知难而进，并试图找到古为今用、化难为易之方。“故逐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②]古今时局虽不同，但将其中诸多制度加以改造，依旧可以古为今用。“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③]

荆公试图依托《六经》，化难为易，而致君尧舜之上。那么，此种简易之道何以实现？

首先，在《三经新义》编撰之前，荆公便托《周官》中三代之古制，为其新政找寻凭据。“盖免役之法，出于《周官》……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司市，汉之平淮。”[④]

荆公明言，免役之法，出自于《周官》之《王制》。而保甲与市易之法，亦源于三代丘甲、司市之制，二者皆出自《周官》。

次而，在编撰《三经新义》之时，以新法训古经。荆公利用《六经》中三代法度之权威性，作为新政的推行合法性依据。在典据的选取上，荆公多着力于《诗》《书》及《周官》，尤重《周官》。

荆公于《六经》皆有触及，“若《易》《春秋》，亦有未尽处，未敢成书尔。”[⑤]与逐字梳析文句、求其义理之全的繁琐方法迥异，荆公则更侧重于，以满足现实需要为主，通过对三代典制的甄别，而择其治世之良法，再加以发明，后用之于当下。

在《诗经新义序》中，荆公言《诗》：“然以孔子之门人，赐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则孔子悦而进之。盖其说之难明如此，则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纷纷，岂不宜哉？”[⑥]

荆公所谓端木赐所得之一言为：“《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子因其“告诸往而知来者”而喜。实际上，荆公对此种现象的强调，背后亦有择经中一言发明，而后用之之意。

具体而言，在对《诗》《书》及《周官》的阐发中，充斥着为新政呐喊之意味。熙宁三年，在《答曾公立书》中，荆公自道：“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半”，[⑦]此封书信出于经义局设立之前，而此种思想，却一直贯通于《周官新义》之始终。

（王安石变法）

为了论证青苗法之合理性，荆公将《周礼》中“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一文，如此来解：“方春兴作，则粟宜贵之时，因其不足而出粟以资之。方秋收成，则粟宜贱之时，因其有余而敛之。

如此，则为农者不为兼并者之所夺，其生计可积而厚矣。先王之民，所以无贫困之患者，亦以有此术故也。”[⑧]

最后，《三经新义》成书之后，以经取士，通过“一学问”，而后“一道德”。新法的颁定、新政的施行，非一日之功，其能否取得实效，还需要持久的、上下齐心的推动，其核心便在于人才的培养及选取。[⑨]

熙宁八年，《三经新义》最终成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策进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计何先？治人之要务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边之计策何出？’”[⑩]

自新法颁行之日起，便议论纷纷，荆公亦欲藉由此，为新政扫清障碍：“今人材乏少，且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微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育承听，此羞廷不能一道德故也。”[11]不久，新学成为当时学问之正统，学术一元化之大势逐步形成。

如若说荆公托古改制，编撰《三经新义》以取士，在北宋将《六经》之学推向巅峰。那么，南宋时期的朱子，则接续由韩愈为开端，至二程初现雏形的经典结构重建，而后集大成，架构了一整套完备的《四书》学体系。

朱子对荆公《六经》之学颇有异议，其认为以《六经》之古法，来建今之典制，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字本来无许多义理，他（荆公）要个个如此做出来，又要照顾须前后，要相贯通。”[12]

“因语荆公，陆子静云：‘他当时不合于法度上理会。’语之云：‘法度如何不理会？只是他所理会非三代法度耳。’”[13]

“即不见古今成败，便是荆公之学。书那有不可读者？只怕无许多心力读得。《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这边自若也。”[14]

朱子对荆公穿凿附会，以私意赋予字词诸多义理，强使《六经》贯通之行为，甚为不满。在朱子这里，因文字缺失，《六经》之意难求，荆公变法所托《六经》之法度，已非三代法度。

朱子同样面临着《六经》难求之困境，那么其如何避免重蹈荆公覆辙，以化解此种困顿？

其一，在典据的选取上，超越《六经》，而向《四书》度越。朱子在对《六经》的隐忧中，就已经蕴含着对《四书》的高扬。在朱子看来，从残存的《六经》中可窥见的道理，在《四书》中亦可追寻：“《论》、《孟》所载是这一个道理，《六经》所载也是这个道理。”[15]

而“《论》《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16]既然《六经》不可为，那么可舍繁就简，“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17]

从《大学》到《中庸》，由易至难，最后达到对天地、万物之理的豁然贯通。

其二，在为学旨趣上，完成礼制法度之学向身心性理之学的转向。如若说《六经》是三代先王政典，多偏向于治国方案之设计；那么，《四书》则更侧重于对个体安身立命之追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

有弟子向朱子请教，为学可否以《春秋》为重，朱子答曰：“《春秋》是言天下之事。今不去理会身己上事，却去理会天下之事，到理会得天下事，于身己上却不曾处置得。”[18]

天下之大事，必于《四书》修身之处做起。《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规模，《中庸》“性与天命”之微妙，《论语》“仁义礼智”之根本，《孟子》“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发越，均是从切己之工夫中推出。

最终，以一己身心之修为，复原天命之性的至善面貌，进而达到与天理的和合。朱子亦未止于对《四书》身心性理之学的发挥，其还有以《四书》之理，断《六经》之义的倾向，完成了《六经》的“四书化”过程。

“读《六经》时，只如未有《六经》，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其理便易晓。”[19]《六经》治国平天下之典制，可由“自家身心上”发出。

“郑子上因赴省经过，问《左传》数事。先生曰：‘人若能于《大学》《语》《孟》《中庸》四书穷究得通透，则经传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无有不晓者，况此末事！’”[20]《左传》不能遍解《春秋》，而《四书》却能折衷《春秋》、《左传》之大事。

总体考察，荆公、朱子“六经四书之辩”，是由于二者对儒家内圣外王之偏重，所产生的张力。荆公通经以致用，托《六经》为当下的变法寻求正当性依据，为外王之学。

而朱子谓：“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嘉佑间法可谓弊矣，王荆公未几尽变之，又别起得许多弊，以人难变故也。”[21]

朱子却认为，从根本上而言，更制度易，变人心难。故其高扬人的内在德性，通过格致诚敬之功夫上达，合于天理。

合而言之，荆公《六经》与朱子《四书》呈对立之势。荆公重外在事功，托《六经》以成务，融法入经，最终以经取士，在确定《六经》权威性的基础上，亦为其新政确立了不可撼动之地位。

而朱子反之，依《四书》修己，以身心性命之理，代经世之道；凭借《四书》之理，断《六经》之义，完成了《六经》的“四书化”过程。

二、歧异辨正：船山内外并重以融通荆公朱子学说之对立

船山对荆公与朱子“六经四书之辩”，有过较为直接的评议，其首先肯定了荆公、朱子二人学术各有所长。

朱子曾贬荆公《六经》法度之学，而颂伊川身心之学：“刘叔通屡举简斋：‘《六经》在天如日月，万事随时更故新。江南丞相浮云坏，洛下先生宰木春！’前谓荆公，后谓伊川。

先生曰：‘此诗固好，然也须与他分一个是非始得。天下之理，那有两个都是？必有一个非。’”[22]

在朱子看来，儒家之道在于内在身心，而非外之法度。船山显然不认同此说：“夫子曰：‘道无可略，故德必求其备，修己治人以至善为归，尚矣。’德之内而体于心者曰智，曰仁；外而饬于身者曰庄；合内外身心于一致，而以所性之节文垂之天下者曰礼。”[23]

船山认为儒家之道广大悉备，荆公与朱子《六经》《四书》之学各有所长，“由礼”“尽仁”方能体道之全，故可合此内外而为一。

荆公与朱子之学虽都有其所长，但亦均有其未尽之处。荆公之短，在其于《六经》之穿凿，并以术破道，而对儒家之道的偏离，最终亦导致新法的偏失。

“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24]的梁启超先生于此亦有评议：“然但使十义之中，有一义焉合于孔子，则用力已为不虚；就令悉不合焉，而人人遵此道以求之，必将有一合者。又就令无一合者，而举天下以思想自由之故”。[25]

在梁启超先生看来，荆公之学，并未墨守经义，而多以己说附会《六经》。而朱子对于自己将《四书》之身心性理，强加之于《六经》之理念及行为，亦有所反省与悔悟。

（梁启超）

朱子曾对其先前以《四书》之理，断《周礼》之义，甚为不满：“曹问《周礼》。曰：‘不敢教人学。非是不可学，亦非是不当学；只为学有先后，先须理会自家身心合做底，学《周礼》却是后一截事。而今且把来说看，还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26]

《周礼》原本只关乎社会典章制度与规范，以身心之理断之，难免会走偏。同样，朱子晚年，对其着力颇多的《易》与《诗》，也有如此评价：“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27]

可见，朱子自认为以《四书》之理，折衷《六经》之义，亦多有偏阙。

船山处于明清之际，去古益远，他如何化解因《六经》之意难求，而至礼制法度与身心性理之学分途及混杂，这一延续千年的难题？

首先，在典据的选取上，船山借《六经》为儒学重开生面，尤重《易经》与《礼记》。船山曾言，其所希冀的张子之学“以《礼》为鹄”，[28]“无非《易》也”，[29]“得之《易》者深”。[30]

清代学者余廷灿也在《王船山先生传》中有所言，船山所遵儒家典据之特色，在于其“以《礼》为堂，以《易》为室”。[31]

其实，在船山于《易经》与《礼记》的诠释中，就有着对荆公、朱子“六经四书之辩”的辨正。在对《易经》与《礼记》诠释的理念与方法上，船山理事并重，未离事以为道。

船山以《易》为室，重新阐明易简之道，是对《六经》的“内化”，以纠荆公穿凿《六经》之偏。船山以《易》为三代圣王“神道设教”之典籍，孔子接通三圣之意，而作《易传》。在《六经》之中，“惟《易》有全书，后学之幸也。”[32]

朱子认为，孔子《易传》所述之理，并非《易》之本义，“圣人作《易》，本为欲定天下之志，断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说道理也。”[33]

船山反朱子之道而行之，认为孔子与三圣作《易》之法一以贯之。“由今而求羲、文之微言，非孔子之言而孰信邪？意者不必师孔子，则苟一畸人立之说焉，师之可也，又何必假托之伏羲也？”[34]

船山认为真正的《易》道至简，却涵有夫子引而未发之性理，又有伏羲、文王、周公事功之要领。在对《易》的诠解中，力避重蹈荆公、朱子覆辙：“《易》之精蕴，非《系传》不阐。观于《系传》，而王安石屏《易》于三经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其异于孔子甚矣。”[35]

除却定《易》为卜筮之书，朱子不以《易》教人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易》非为切己身心之学：“某不敢教人看《易》，为这物阔大，且不切己。”[36]

在船山看来，荆公所谓简易之道，只不过是舍“三经”之道德，而言法度：“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与不宜，因乎德之所慎。舍道与德而言法，韩愈之所云“传”，王安石之所云“至简、至易、至要”者，此也。”[37]

船山重阐易至简之道，“推极性命之原于《易》之道，以明即性见《易》，而体《易》乃能尽性于占，而学《易》之理备矣。根极精微，发天人之蕴，《六经》《语》《孟》示人知性知天，未有如此之深切著明者；诚性学之统宗，圣功之要领，于《易》而显。”[38]

《易》之道不仅可求之于伏羲、文王、周公《易》之古经，亦著明在孔子《易传》之中。正是基于此，《易》道中即有夫子引而未发“性学之统宗”，又有伏羲、文王、周公“圣功之要领”。

船山亦使《四书》之《大学》《中庸》重归《礼记》，还《礼记》之全，以矫朱子割裂《六经》之弊。朱子表彰《大学》《中庸》，将其并入《四书》之后，其作为经典之地位不断上升，并在明代达到顶峰。

船山认为，将《学》《庸》从《礼记》中割裂，危害甚大：“自朱子之时，已病夫程门诸子之背其师说而淫于佛、老，盖此书之旨，言性、言天、言隐，皆上达之蕴奥，学者非躬行而心得之……

凡此二篇，今既专行，为学者之通习，而必归之《记》中者，盖欲使《五经》之各为全书，以见圣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学》、《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异视也。”[39]

朱子将《大学》《中庸》义理阐发过于精细高明，数传之后，或沾染佛老，脱离日用躬行之道，不知其旨归所在。《大学》《中庸》单独成篇，不能与《礼记》其他诸篇相互印证，易为邪说所曲解：

“降及正、嘉之际，姚江王氏始出焉，则以其所得于佛、老者强攀是篇以为证据，其为妄也既莫之穷诘，而其失之皎然易见者，则但取经中片句只字与彼相似者以为文过之媒，至于全书之义详略相因，巨细毕举，一以贯之而为天德王道之全者，则茫然置之而不恤。”[40]

有关于《大学》中“亲新之辨”“格物之争”“章节之分”的论辩绵延不绝，异端牵强附会，邪说横行于世。

故船山主张，宜借《礼记》之全书，以辨诸《大学》《中庸》章句之是非。《礼记》中既有补他书不备的典制条文，还有对《周礼》《仪礼》意义的阐发。“《周礼》六官、《仪礼》五礼，秩然穆然，使人由之而不知。”[41]

《周礼》《仪礼》不仅文本缺失严重，亦无有“所以然”之理。而《礼记》中除却“《杂记》夫子以后行礼异同之迹”，[42]其他诸篇均与三代以至于孔子弟子之道相合：“夫子没，七十子之徒亲闻习见，各得圣人之一体，是以尊闻行知，各有所尚。”[43]

孔子据三代之典籍，知礼之全体。孔子没，道术分裂，七十子各执一端，后成《礼记》，其中有体有用，合而成之，夫子之道自现。故而，《大学》《中庸》所谓之身心道德之学，也应与《周礼》《仪礼》以及《礼记》其他诸篇相合。

值得注意的是，船山在对《易》诠解中，所言的“性理”，较之朱子《四书》身心之学，有明显地“外化”倾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亦止在身心上体认得‘精义入神’、‘利用安身’之事，非有一性焉、命焉，如释氏之欲见之也。”[44]

朱子《四书》中身心性命之学，侧重于对个体身心之安顿，而于社会政治少有实效。故船山认为，唯有《易》中的形上及形下之道，方可称为圣学之正宗。[45]

朱子《四书》及其以“四书化”《六经》的性理之言，以与孔子《易传》中所述相抵牾。此种冲突，较为集中的体现在二者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诠解上。朱子认为文王与孔子分途，文王之义为“大亨，利正”，而于孔子“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46]

（乾卦）

船山则认为：“元亨利贞，分言之则四德，合言之则二理。复礼为仁，礼者仁之秩叙；信必近义，信者义之始终。文王合四德而顺言之，孔子分四德而合言之，义固两存，不可云孔子之言非文王之意也。篇中亟正之。”[47]

孔子与文王之义相同，“元亨利贞”，不仅指人得之于天的“仁义礼信”四种内在德性，这四种德性亦需要外在礼仪制度之规范，“利于守正”，而后“大亨”。

最终，船山所要企及的，是《四书》《六经》的一贯之道。依船山之意，《六经》《语》《孟》中，既有微言，亦有大义，二者并行不悖：

“《六经》《语》《孟》之文，有大义焉，如天之位于上，地之位于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韫于山，珠之函于渊，不可浅而获也。极之于小，而食息步趋之节，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扩之于大，经邦制远之猷，引伸之而各尽其用也。”[48]

虽然及至船山之时，《四书》已甚为流行，但船山极少将《六经》与《四书》并举，而时常以《六经》、《语》《孟》并称。《六经》及《四书》虽在体例上各有侧重，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窥见，其中一以贯之、广大而精微的道理。

合而言之，船山“以《礼》为堂，以《易》为室”，通过对《易》道的重新阐明，以纠荆公穿凿《六经》之偏；亦使《大学》《中庸》重归《礼记》，还《礼记》之全，以矫朱子割裂《六经》之弊。

而后把《六经》典制之学内化，求其精义；将《四书》身心道德之学外化，扩大到政治事功，合《六经》《语》《孟》内圣外王之道于一，化解了荆公《六经》与朱子《四书》之学的对立。

三、辨证旨归：船山六经之学同夫子原意与时代意义相契

不同的时代背景会造就迥异的话语体系，荆公与朱子之典据中彰显的内圣外王之偏向，均有其时代之依据。二人内圣外王之偏向，是儒学内在的发展要求。从儒学自身发展的脉络来看，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及宋之时，已走到穷途末路。

故荆公、朱子相继起而辨之。荆公认为孔孟之道，非章句传注无用之学，“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49]故以经世之道代之，故偏向于外王。

而朱子除却汉儒章句之学，还要面对佛老形上之教，与荆公经术权谋之道：“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它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50]

章句之学无用；异端形上之教虚无，而儒家未发；荆公之学有术无道。故朱子以切己之身心性理接通天人，以应对之，故偏向于内圣。

船山对荆公、朱子因时代背景，而造成经典诠释偏向及失误，亦有所同情与了解。由上可知，在朱子那里，变法度易，而变人心难。

船山不认同此说，其于荆公有所同情：“合此数者观之，可知作法之难矣。夫安石之以成宪为流俗而亟改之者，远奉尧、舜，近据《周官》，固以胁天下曰：‘此圣人之教也。’”[51]

荆公之时，积弊已深，故须急变之，故荆公托《六经》之法度，以重其言，而未顾及圣人精义。

船山并未否定朱子经世之情怀，其于朱子学达性天之精义，亦有所了解：

“朱子又虑人却拈著者洒扫应对之形而上者以为至极，而以之贯天下之道，则其害之浅者，有致远则泥之忧，其害之深者，且如释氏之运水搬柴为神通妙用，将视天下之事，除取现前更无有法，而君子之以弥纶参赞乎天地者尽废矣。”[52]

朱子因担心后学沦入“洒扫应对”之繁务，而不知从中尽穷形上之理，而贯之以身心性理之达道，故而陷入另一个极端。

（清初剃发令）

船山历经明代亡国，海徙山移之巨变。此外，较之于朱子，船山还要面对“身心之学付之释老”的局面。[53]故其亟需反思自秦以后，尤其宋明的经典诠释之学，以突破此种困境。

荆公与朱子都因为各自的时代背景，而对其经典诠释各有偏重，对原典的本义都有一定程度的偏离。“除孔子是上下千万年语，自孟子以下，则莫不因时以立言。”[54]

孔子之道历久弥新，具有永恒性之特征，不会因为时间的消逝，而褪其色。“自文王至于孔子，孔子广文王之道以垂世教，亦五百有余岁矣。孔子何以知文王哉？”[55]

孔子历经五百年之后，依然能接续文王之道。船山所要思考的是，如何接续孔子之道，依据且不囿于时代，求得圣人之原意，而行得千万年？

其一，在方向上回溯原典。“大经正，则随所动而皆不失其正，此推本而言之。”[56]《六经》有其权威、独立以及纯粹性，船山不仅不赞成荆公、以“新法”断经，朱子《六经》的“四书化”倾向，其亦极力反对朱子杂糅他说以入经之行为。[57]

为论证《周易》古经本为卜筮之书，朱子将康节之先天图说置于经文之前，此种行径是于孔子之亵渎、原典之染污。

颜道泗言：“以经解经，方知注疏之是非”，[58]船山亦说：“夫君子之教天下，亦唯反经而已矣。三代之直道自在人心；帝王所修之人纪自在天下”，[59]只有回到经典本身，才有超越时代之机会。

其二，在方法上化解对立，寻求和合。孔子上承《六经》，下启《四书》，以从容之中道，一以贯之。[60]

（孔子周游列国）

孔子给了随意塑造的自由，但是自由的背后，又隐藏着不能滥用的约束。船山在《四书训义》卷末强调：

“一贯之理，散为万殊，则必明知先圣有其不易之法，而不可略。乃仲尼没而微言隐，七十子之徒散而异同生，必有因其文章，体其性道，确知先圣而表著之，则后圣之祖述宪章者益有征也。上征往古，而如是矣。”[61]

夫子之道，至大至广，有多个面向。不仅是荆公、朱子有歧异之处，就连七十子之徒也各有所执。《中庸》有“大德敦化”之言，超越是非之对立，使得诸流和合，亦可成就海之广博深厚，而识得孔子之全体。

其三，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以人伦之学的确立，化解身心性理之学与礼制法度之学的对立。

在船山看来，礼制法度与身心性理均有其无常之处，而人伦却为亘古不变之道：“求合于一时之乡，无常也。是故欲正天下之人心，使好恶有定，而不以乡原为说，则彼亦无利而为此矣。何以正之？亘古此人伦物理，则亘古此道，绝其随时之苟幸而已矣。”[62]

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即在于其尽人伦之至，“圣人，人伦之至也。因其忠孝之不容已，生则极其敬，没则尽其哀，制为典礼以定万世之经，凡为子臣者莫敢越焉。”[63]

不仅如此，三代圣王制礼作乐，而后孔子将其中人伦之道，述于《六经》，以留存于万世。[64]《六经》之制，虽有其实效性，但其中人伦法度之道，却足以治今之人。

总而言之，荆公与朱子皆因时立言，亦因此均有未尽之处。船山对荆公与朱子的时代背景，均有所同情与了解，并试图接续孔子之道，依据且不囿于时代，求得圣人之原意，而使己说具有“千万年语”之意涵。

究其根本，荆公、朱子“四书六经之辩”，可归约为古今之辨。荆公守古之旧，有着《六经》中三代圣王般，强烈的经世情怀。[65]王安石虽命“三经”之《新义》，但其学术旨趣依然为守旧。

荆公身居乱世，我们能感受到其于三代太平之治的憧憬，但因其于古之礼制法度之穿凿，而落得“以术破道”之名。

而朱子求今之新，有着《四书》中引而未发，浓烈的终极关怀。朱子直面佛老，先今之《四书》，后古之《六经》，并以《四书》折衷《六经》之言，着力于“性与天道”形上之架构，其时代意味浓厚，却因对“所以然”之性理的执着，而流于空疏。

而船山则兼顾时代意，与孔子为代表原始儒家内圣外王并重之意蕴，即重“六经”之本，又不忘为时代“开生面”，将形上之道重新收归《六经》。通过不断地追问与反思，在新的时代，面临不同语境，在完成对原始儒家核心精神回溯的同时，成功地架构了其时代话语体系。

 
注释：
 
[①]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6页。
 
[②]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6页。
 
[③]《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43页。
 
[④]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页。
 
[⑤]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页。
 
[⑥]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8页。
 
[⑦]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73页。
 
[⑧]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2页。
 
[⑨]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8页。
 
[⑩]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35页。
 
[11]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7页。
 
[12]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39页。
 
[13]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37页。
 
[14]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47页。
 
[15]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42页。
 
[16]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717页。
 
[17]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19页。
 
[18]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4页。
 
[19]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645页。
 
[20]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721页。
 
[21]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523页。
 
[22]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29页。
 
[23]《四书训义》，《船山全书》，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61页。
 
[24]梁启超：《王安石传》，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页。
 
[25]梁启超：《王安石传》，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92-293页。
 
[26]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1页。
 
[27]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431页。
 
[28]《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7页。
 
[29]《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2页。
 
[30]《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72页。
 
[31]《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5页。
 
[32]《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52页。
 
[33]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3页。
 
[34]《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50页。
 
[35]《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83页。
 
[36]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7页。
 
[37]《船山全书》第1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53页。
 
[38]《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32页。
 
[39]《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46-547页。
 
[40]《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46页。
 
[41]《船山全书》第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页。
 
[42]《船山全书》第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31页。
 
[43]《船山全书》第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31页。
 
[44]《船山全书》第6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734页。
 
[45]《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53页。
 
[46]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46页。
 
[47]《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71页。
 
[48]《船山全书》第1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66页。
 
[49]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7页。
 
[50]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51]《船山全书》第1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67页。
 
[52]《船山全书》第6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87页。
 
[53]《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68页。
 
[54]《船山全书》第6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52页。
 
[55]《船山全书》第8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74页。
 
[56]《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85页。
 
[57]《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80页。
 
[58]颜道泗：《论语》，《读经笔记》，台北华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59]《船山全书》第8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71页。
 
[60]《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64页。
 
[61]《船山全书》第8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74页。
 
[62]《船山全书》第8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65页。
 
[63]《船山全书》第8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80页。
 
[64]《船山全书》第8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71页。
 
[65]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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