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与古代中外交流》

作者：巫新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原道》第36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十五日辛巳

          耶稣2019年12月10日

内容摘要：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规模弘大，人体造型优美，是亚欧草原独一无二的青铜时代大规模摩崖石刻岩画。该摩崖岩刻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王炳华先生已有两部学术著作出版，此外学界研究关注的论文较多，研究多侧重于生殖崇拜。

近年西北大学文保中心刘成教授团队在岩画内容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笔者进一步认为，此岩画早期人物形象为女神崇拜且与四川盐源树形青铜器存在承继关系，是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西王母主题摇钱树文化的主要来源。

西王母起源于天山，表明古代新疆之于中国文明发展壮大之历史过程无比重要，隐寓了西域山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天山得名于中国古代天命观思想和自身作为丝绸之路亚欧大陆唯一陆路通道的重要地位。这充分表明，古代新疆不但不是区别于中国的异域，反而是核心文化产生区域。

关键词：天山；西王母；石门子岩画；核心文化；古代新疆；

一、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地理位置环境

康家石门子岩画位于新疆呼图壁县西南部山区，北纬43°51´01"，东经86°19´05"，海拔1570米。东北直线距县城58公里（图一）。

地属天山北坡低山带的丘冈地形，属于流水侵蚀、堆积带，山地形态明显，最上端近中山带，为良好的春秋牧场。岩画刻于一座高耸的侏罗纪晚期丹霞地貌山体南面的底部岩壁上（图二、图三）。

该山体高达200米，山势陡峻，峭壁如削。岩体岩面表面形成许多纵横的凸凹。裸露的山体中、上部多为沉积砾岩，底部为沉积砂岩。

图一康家石门子岩画位置图（覃大海绘制）

图二康家石门子岩画所在处山崖

图三康家石门子岩画所在山体地貌全景（西北大学文保中心拍摄）

二、西北大学文保中心研究成果简介

西北大学文保中心刘成教授团队，通过观察打磨工艺与刻画手法，以及精细绘制岩画全面线图，判断岩画早期题材主体人物并非生殖崇拜，而是右上部一组由1男8女（含双头人像在内）组成的纯粹的舞蹈场面，

那一个横躺着的突出生殖器的男性在后续时代添加的，岩画整体可以分为第一、第二两期。并在岩画的三维数据支持下，发现了岩画大量的添加人物打破原有岩画的现象，打破与被打破人物特征都有所不同。

还进一步判断岩画人物出现了为女性岩画配备男性人物，有的甚至原本的女性造型修改成男性现象。明确提出生殖崇拜内容是康家石门子岩画第二个时代形成的。[1]

三、呼图壁县文物局的最新研究进展

岩画集中刻凿于山体裸露岩面中央位置的底部，岩面向外倾斜，多有裂纹。主要岩画分布在东西宽约12.5米、高为距地面1.85米至8米的岩面上（图四）。

岩画画面的分布较集中于左侧，占据的面积较大，位置较高，图形较多、较大且较为集中清晰；右侧的岩画占据的面积较小，位置相对较低，图形较小、较散和模糊。

此外，该区岩画之下距地面1.2-2米高的岩壁上有些零散的以红色彩绘的羊、骑者、掌形以及圆点等彩绘图形；东西两侧数十米外的岩壁和坍落的大块岩石上也有一些岩画，主要图形有羊、鹿等，其中以羊为主。这些岩画的年代当较晚，有些疑似为近现代所为。

图四主要岩画分布范围照片与岩画图形全图（覃大海绘）

（一）岩画图形分区与数量

该范围内岩画的形象以人的图像为主，此外有少量的动物和工具图像。根据观察统计，可辨的图像共有292个。岩画可分为四区，即上区、左区中区和右区。（图五）

图五岩画分区图

上区岩画位于整个岩画的最高处，图形以人形为主，共有9个完整的人体和两个“对马”及一个单独的人头像。图形雕刻精细，线条流畅，姿态优美，而且布局、疏密得当，整个画面显得十分整洁。（图六、图七）

图六上区岩画

图七上区岩画线图（覃大海 绘）

左区图像较多，数量达百，以人形为主，但单独的人头像和动物的图像增多，人体的体形大小、风格与上区的有所变化。

除了中部的一个“双头”人体的大小、雕刻的精细可与上区的媲美外，其余的雕刻较粗糙，线条拙滞，布局较杂乱，出现图像的相互打破叠压，人体及动物形象上出现生殖器的图形。（图八）

图八 左区岩画

中区岩画图像逾一百五十。岩画的情形整体上与左区相似，但图形进一步变小，单独的人头像进一步增多，布局亦较杂乱，亦存在图像的相互打破叠压关系，部分岩画（主要在右侧）图形模糊、漶漫不清，除了刻痕较浅之外，应为受自然破坏（水侵、风化、剥蚀等作用）所致。（图九、十、十一、十二）

右区岩画距离地面最低的一区。该区岩画画幅较小，所刻图形不足三十，且模糊不清。特点为图形更小，单独的人头像居多，刻痕更浅。（图十三、十四）

图九中区岩画

图十中区岩画（左）局部

图十一中区岩画（右）局部

图十二中区岩画局部线图（覃大海绘）

图十二右区岩画

图十二右区岩画局部

（二）男性生殖器图形观察

在整个岩画中出现的男性生殖器图形共约60具，均出现在左、右两区，其中左区17具，中区32具，右区1具。相当部分是1人2具或3具，或裆、臀部或胯两侧各1具，有的肘部还下挂1具。

此外，有些面相、体态属于女性的人像也有男性生殖器（图十二）；相当数量生殖器图形是后期添加或加长的（非正常部位和女性图像上出现男性生殖器均为此现象）。

图十三女性人像上后刻了男性生殖器

（三）岩画的打破关系

岩画中有有多处打破叠压的关系。痕迹显示，有人像打破动物、一人像打破另一人像、一动物打破另一动物的现象。这一现象上区岩画中未有出现，均出现在上区之下的左区与中区中。

图十四打破关系现象图片（覃大海绘）

图十五打破关系现象线图（覃大海绘）

图十六打破与添加生殖器现象线图（覃大海绘）

图十七打破与添加生殖器现象线图（覃大海绘）

（四）岩画图像的初步分析

从整个岩画的图像来看，康家石门子岩画中最为突出、最引人注目、最具有震撼力的是上区的具有女性特征的图形，这些人像图形不仅雕刻精细、线条流畅、比例协调、姿态优美，而且布局讲究，画面整洁，是某一时间阶段某一人群思想观念体现的“作品”，其表现的对象与主题为女性。

位于其下的的左、中、右区岩画，图像的种类增多，人体上出现男性生殖器和一些交媾的图形，画面的内容丰富于上区。但其画面和图像的排布比较杂乱，刻画的精细度已不如上区，人像图形的形态与风格有所变化。

痕迹观察显示，这左、中两区岩画中，出现了图像相互打破和后添加的现象，既有一个人体（或人头）打破另一人体的现象，还有人体打破动物的现象；还有后添男性生殖器或添加类男性生殖器图案（某类工具）的现象等。

根据岩画的分布、特征、差异以及各种打破关系等现象判断，该处岩画最早雕刻的为上区的岩画，同时或稍后，其下出现一些动物岩画。此后人们在上区岩画之下和两侧不断刻凿岩画，但这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已发生了变化，故所刻凿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从岩画的组合、打破关系等现象看出，左、中两区的岩画是经历过一段时间、经过不同刻者刻凿而成，所以这两区的岩画缺乏整体的布局，相当一部分的岩画拥挤一团。出现了各刻者根据自己的思想与目的，各自安排和刻凿岩画现象，有的不惜破坏已有的图像、在已有的图像中添加新的图形。

康家石门子岩画是经过不同的时间段延续多次刻凿而形成的一幅“巨作”，以高超艺术的表现手法，集大成地记录了史前“康家石门子岩画刻凿时段”的天山游牧人群的思想、信仰与追求。

这幅“巨作”的起先主题应是对女性的赞美与崇拜，是女神崇拜思想的表达。此后，经历过多次的“创作”，各图形的糅合，出现了具有男性生殖器崇拜内容的“图案”添加。[2]

四、三角形和滴漏型符号的文化意涵

三角形（代表阴部三角区）自史前原始时代直至当今时代都是一种中心性象征，代表着给予生命和再生。

早至亚欧大陆西部的阿舍利文化时期（Acheuylian era，约公元前300000），晚至西方现代圣玛利亚和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形象，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象征的各种形式。在新石器时代艺术中，三角形意指女性身体。神庙中巨大陶制、石质的三角形充当祭坛。

在匈牙利南部的科克尼多姆（Kokenydomb）一座约公元前5000的神庙中耸立着一个三角形陶土祭坛，该祭坛下部的一个较小的三角形中图案中，女神形象若隐若现。

图十八A.三角形祭坛；多重三角形身体的女神（a陶瓶全景图；b陶瓶展开图，陶瓶高40cm）图；由两个相反的三角形构成的女神形象（盖雷斯地-內迪亚，罗马尼亚东北部）

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库库泰尼陶瓶上刻画着一位多重身体的三角形女神，画面表现出强有力的生命力量（见上图第二幅）。上图第三幅由两个相反的三角形构成的滴漏型人体图案，同样强力表现出再生女神形象。

这些都是生命与生育女神，同时也代表死亡与再生之神，她是一个生命周期的完整循环过程，人类史前史中这是一个共性主题。[3]康家石门子岩画三角形沟图的主要人物形象正是这种生命与生育女神，并非所谓纯粹的岩画艺术，而是渗透天山早期游牧人群情感思想内容的摩崖石刻。

三角形构图人像就是那个时代文化物态化的对应品，原始巫术或宗教是其较为突出的文化色彩。这里的岩画形象是由具体写实的巫术或原始宗教仪轨活动场面形象变化来。这是一种在直接社会活动基础上产生的同构对应，也就是原始积淀。

图十八B.康家石门子岩画最早的七位一体女神

岩画分区上区七个庄严高大的女神（图十八B，似还有早期数字“七”崇拜与古代天文天象观念在内），以及“肩并肩”地跳舞队伍（图十六）恰好以原始歌舞生动的写实，印证了这图象是写实的，又是寓意的。

它并不像今天表面看来那么随意自在。而是以人体舞蹈的规范化的写实方式，直接表现了青铜时代天山草原严肃而重要的巫术仪轨。

康家石门子岩画女神的形象与思想内涵大致应该以她给予和维持生命、面对死亡以及再生这三个方面的功能进行归纳。

虽然后期加刻的男性生殖器所表现男性力量在自然界同样起着推动再生并激发生命的作用，但是岩画主要形象表现还是弥漫于生命存在之中的女性力量。她们沟通天地，护佑人类和丰产万物。

图十八C.康家石门子岩画女神像

岩画所表现的遥远女神崇拜、图腾活动和巫术仪轨，除了岩刻图像其他早已沉埋在不可复现的历史年代之中。它们具体的形态、内容、形式和传播影响究竟如何，唯有依托岩画图像来帮助我们去追索和推想远古女神的历史面目。

五、康家石门子岩画可能的传播与影响

目前，我们可以找到的直观地能够与康家石门子岩画女神形象对应的出土文物图像资料唯有四川盐源出土青铜器枝形器（见下图）。[4]

盐源青铜枝形器居中人物形象与康家石门子岩画上区七位女神图像极为接近，尤其以三角形身体构图和手臂姿态最具相似性。而且盐源青铜枝形器6A型C：658人像还表现了十分突出的女性胸部生理特征。

盐源青铜枝形器顶部是一对头部相对的双手，其身体上的折线三角心平行咋一看与康家石门子岩画大型动物十分相似。

但是盐源青铜枝形器因有骑于兽身之上腰部带有刀的骑手人物形象，可以明确判定对兽为对马。这又与康家石门子岩画上区七位女神之间的两处对马神图像做出了完美的呼应。

盐源青铜枝形器与女神、对马直接关联的是青铜树形器对称出现光芒四射的日轮。这里我个人推想盐源青铜枝形器很有可能与权杖有关，是一种涉及游牧社会集团组织结构上层建筑的文化与权力仪仗的组成部分。

图十九盐源青铜枝形器6A型C：658

图二十盐源青铜枝形器4A型C：646

图二十一盐源青铜枝形器7B型C：656

图二十二盐源青铜枝形器8B型C：657

图二十三A.盐源青铜枝形器9B型C：658.

下面摘录《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考古报告部分相关文字如下：[]盐源出土的青铜器中有部分与北方鄂尔多斯青铜器相同或相似。相同者数量很少，但对于研究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却至关重要。

这类器物有兔形铜饰和直柄铜削。老龙头M9出土了一件兔形铜饰，该铜饰器身扁平，平面为一兔子造型，圆头，圆眼，长耳竖立，这种器物在鄂尔多斯草原发现较多；盐源征集器物中有一件直柄铜柄铁削，柄上饰有一排三只飞鸟，鄂尔多斯草原也出土有一件铜削，柄上纹饰完全相同。

另外，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有一种作回首张口状的虎形饰件，与盐源“干”字形铜杖上的虎非常相像。另一类是明显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影响的器物,这类器物数量较多，如双圆饼首铜剑、弧背铜削、铜杖首和马衔、节约等马具。

双圆饼首铜剑的主要特征是剑首呈双圆饼形，双环首青铜剑发现的数量较多,其特征是剑首呈“圆饼形”，柄部作圆柱体，剑身中部起脊，茎、首表面或素面或饰同心圆、三角、菱形、点纹、螺旋纹和折线纹。

目前此类青铜剑除盐源地区外主要发现于滇西地区，如德钦纳古、宁菠大兴镇、永胜金官龙潭，其中以永胜金官龙潭发现最多，达48件。

这种青铜剑在我国北方地区有不少发现，内蒙古的和林格尔、桃红巴拉，河北北辛堡，辽宁宁城南山根，另外，在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出土了许多此类青铜剑，该类剑是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族群中常见的文化遗物，一般意见多倾向于认为此类青铜剑属于北方草原文化青铜剑的传统风格，与川、滇西部古代青铜剑传统不尽相同。

但盐源出土的双圆饼首短剑在剑首部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带上了地方性特色。尽管二者剑首形态有所变异，但对其渊源或承袭关系的关注将有助于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

弧背青铜刀和削也是川、滇西部经常发现的一类有特点的器物，其特征为弧背、凹刃、扁平柄。德钦永芝墓地出土的青铜刀柄端有长方形穿孔，通长32厘米，盐源老龙头墓地也出土了类似的青铜刀。在我国内蒙古、辽宁、山西等地均发现有与此相类似的青铜刀。

盐源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有柄铜饰,这些铜饰与云南永芝出土的“短柄，方銎扁平圆形”的有柄铜饰、西藏拉萨曲贡和中亚、西亚、前苏联地区出土的带柄铜镜有不少接近之。[6]有学者认为此类器物可能从新疆经由西藏而至西南地区。[7]

图二十三B.康家石门子岩画双马图像

盐源出土的青铜器中还有大量来自西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因素，如青铜人兽纹树枝形器是盐源青铜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器物，该器物以马、人物和类似于钱币或璧的饰物为基本造型，装饰在一树枝形器上。

该类器物一般为长约20厘米的透雕饰片，整体形状似树枝,枝干的两侧有左右对称的一层或二层枝条相连，上层末端的璧形物上各立一马(有少量为兽)，马首相向，有的马背上还骑有一人。

另有一人立于树端之间，有的头戴翎状冠饰，腰剑斜插短杖(或剑)，单手或双手牵马缰。枝形器兼具了神和兽的形象，与青铜时代活跃在该地区族群的丧葬习俗、宗教祭祀和礼仪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此类器物的基本造型是对称的双马形象，而这种形象与中亚地区的“双马神”有着相似之处，为我们认识盐源地区的铜树枝形器的意义与功能提供了描述或阐释的空间。

“双马神”是古代印欧人的某种龙蛇崇拜，是印欧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祇之一。最早见于公元前3200-前2200年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随着印欧人在欧亚草原的迁徙，其崇拜“双马神”的宗教习俗被欧亚草原的游牧部落所接受并传承下来。

斯基泰人、塞人和阿尔泰人等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在各自的宗教和礼仪活动所使用的艺术品中创造了大量“双马神”的形象。伴随着印欧人的东迁，在晩商时期，这类艺术形象进入了我国新疆天山和内蒙古的阴山地区，并由此向古代中国的腹心地区渗透。

公元前2000年左右，东迁至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印欧人影响了早期羌人的信仰传统，并由此开始了其“中国化”的过程。盐源盆地地属横断山脉东缘，位于中国古代南北民族迁徙，也是南北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上，盐源出土的枝形器与“双马神”类似，应是该文化曾从西北地区沿横断山区南传的反映。

此外，曲茎青铜剑也是该地区较具特色的青铜器，其最大的特征是柄部呈弯曲形。在盐源老龙头墓地中M7出土的与滇西北的德钦纳古石棺墓(M22:3)出土的同类器非常接近，其特征是剑首呈椭圆形，茎部弯曲中空呈磬形，其上装饰有线条形镂空。

剑身（腊）呈长方形，中起脊，无格。在滇西北的永胜金官龙潭发现的1件，宝兴五龙公社出土的6件，均与纳古出土的曲茎青铜剑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

曲茎青铜剑在我国的陕西绥德、山西石楼、河北青龙抄道沟均有发现。它与川、滇地区古代青铜文化中的传统青铜剑有着迥然的差别，不属于该地区青铜剑的传统风格，它可能来自西北地区青铜文化。

综上所述，盐源青铜枝形器与康家石门子岩画人物形象以及关联内容高度相似，一定程度肯定了《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报告撰写者认为其文化来源于中国北部草原地带的观点，以及直接肯定了郎建峰先生硕士论文文化影响来自新疆的观点。

当然，学术界对于云南、四川地区于青铜时代晚期、早铁器时代曾经受到天山乃至中国北方草原文化深刻影响已经形成共识。这里就不深入介绍。

六、盐源青铜枝形器与西王母主题青铜摇钱树的关联

笔者个人比较支持盐源青铜枝形器的传播与影响及于我国西南地区汉魏西王母主题青铜摇钱树的观点。[8]

学界与本文论点有关的观点有两种：（1）四川广汉三星堆商贷神树是摇钱树的远祖，直接起源应该与四川盐源出土战国至西汉铜树枝和滇池地区出土的西汉储贝器有关（见前注）；

（2）域外来源说。认为摇钱树图像有着浓厚的域外文化色彩，青铜打造神树之俗不见于汉族。应该来自塞种或月氏等游牧部族影响。[9]这里所谓的塞种、月氏等其实与活动于天山一带中亚草原的斯基泰同为一种草原文化背景的游牧人群。

本文资料主要依据何志国先生著作《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10]迄今各地出土和收藏的摇钱树共计189例。主要分布在以四川（含重庆）地区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有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湖北等地。

摇钱树流行的时期大致可分为四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三国时期。东汉早期摇钱树发现较少，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地区；东汉中期和晚期摇钱树迅速流行，覆盖今四川和重庆地区，并辐射到周边地区；东汉末至三国时期摇钱树的数量锐减，西晋消失。

四川发现的摇钱树多以西王母内容为主。构图具有正面、中心对称、龙虎胁侍、梯几、华盖和天门等元素组成的偶像式构图特点，表现出西王母强烈的偶像神特点。

汉代西王母图像有以四川为代表的偶像式构图和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情节构图两种图像系统。其思想内容应该均来自《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等文献记载。

西王母形象则为只出现于摇钱树的偶像神形态，专门用于随葬，是一种重要的主要随葬品。茂汶天门摇钱树中的担钱人从天门中走出，暗示摇钱树生于天门之内。作为流行与西南地区的地域文化特点明显。[11]

下面仅一成都青白江区摇钱树为例简要介绍并讨论。该摇钱树现藏成都市青白江区文物管理所，出土情况不明。枝叶有两类。

西王母枝叶高9.5、宽25厘米；该枝叶以叶脉为界分为上下两区，上区中央为西王母，西王母坐于龙虎座之上，肩生羽翼，双翼向上弯曲支撑华盖，衣袖呈细密的圆弧形纹依次排列，龙虎座置于案几之上，西王母座前有一独木梯；

西王母左侧有一人手持一花，举向西王母，花茎很长；其左有一人扬臂作跳舞状，舞者左侧有一人在跳丸，跳丸者左侧有一人在三叠案上倒立，拿大顶；左端有一人侧立于树旁；

西王母右侧也有一人手举一物，面向西王母，其右有一人弓腰持壁形物，其右有一凤鸟，展翅卧于叶脉之上，右端有一人下蹲拽羽毛，下区并列排列六枚方孔圆钱，其外有芒刺，下区中间有两人悬挂于枝条上，作荡秋千（图二十四）。

图二十四成都青白江区摇钱树a树枝

西王母枝叶高10.5，宽18厘米。该枝叶由弯曲的叶脉分为左右两区，左区错落排列六枚方孔圆钱，其上铸有形状不同的星象符号，上端中央为西王母，西王母坐于龙虎座之上，肩生羽翼，向上弯曲，与华盖连接，形成背屏，西王母衣纹细密，衣领以下呈密集的倒置三角形衣纹，膝上衣纹呈密集的圆弧纹，并与龙虎身上纹饰融为一体，袖手；

西王母左下站立一人，左手举一物，伸向西王母，西王母右下有一人骑马，其右上侧有一龙，侧立于叶脉之上；

左区左端有二人并肩站立，牵一马，其下立二鸟和一狗；右区呈品字形排列三枚方孔圆钱，其上也有芒刺；右区上端坐二人，左侧一人似弹琴，右者服饰与西王母相似；

其下有一人骑兽；骑驴者右侧站立一人，高髻，手持一棒状物；立者左下方立一凤鸟，立者右下方有一龙（图二十五）。

图二十五成都青白江区摇钱树b树枝

从上图以及介绍来看，青铜摇钱树树枝（整树亦如此）与盐源青铜枝形器存在许多一致性特点：1.都是树形器；2.无论树形还是树枝对称布局；3.主要人物（女神）居中；

4.存在与主要人物对应的对兽形象；5.日轮变换为类似铜钱的图案，但是圆形铜钱边缘残留有表现太阳的光芒线条；6.同为思想、精神层面文化。尤其是汉魏摇钱树上的铜钱形态与盐源青铜枝形器的日轮极为接近，铜钱圆形外缘还保留有表现日轮的光芒线条。极为强烈第强调了二者之间的承继关系。

七、天山：欧亚大陆古代文明传播通道

新疆是亚欧大陆早期各古代文明相互沟通的主要通道，具有唯一性地位。人类各大古代文明在亚欧大陆发生、发展、成长壮大的实现，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文明交流关键地带，那就是古代中国西域即现在的新疆与其邻近的中亚地区。

这里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关键路段与区域。正是由于这种极为重要的亚欧大陆中部交通枢纽作用，成就了古代西域在中国上古昆仑神话传说中的高尚地位。

丝绸之路，其实是亚欧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的约定俗成之说。它首先是作为亚欧大陆古代陆路连接东亚、南亚、西亚、欧洲和东非各古代文明的路线与道路，而古代新疆恰恰是地理上沟通或完成亚欧大陆东西方文化与政治、经济交流的唯一桥梁性地域。

也就是说上述区域古代文化陆路沟通渠道必经以新疆为代表的中亚地区，而且是唯一通道。

新疆的唯一性地位是由亚欧大陆自然地理环境环境决定的。打开亚欧大陆地形图可以清晰地看见，帕米尔高原以南计有连续不断的自然天险：喀喇昆仑-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澜沧江-湄公河河谷、亚热带丛林等高山雪峰、峡谷激流、丛林险滩天然险阻，完全制约了亚欧大陆古代较大规模的陆路东西方向人类迁移。

只有帕米尔高原通道和昆仑山北缘通道成为亚欧大陆中部最南端的唯一大通道。由帕米尔、昆仑山向北，天山、阿尔泰山这两个东西走向的大山脉自然成为第二、第三大通道地区。

阿尔泰山以北则是酷寒的西伯利亚寒区落叶林分布带完全不适宜亚欧大陆古代人类大规模东西向往来。如此一来，亚欧大陆中部地理区域，只有古代西域（新疆）是唯一能够东西方向沟通东西方各古代文明区域的地带。

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古代交通形势和文明交流桥梁性作用，完全取决于地理环境是否便于交通的自然环境条件。

（一）天山作为干线通道

天山是亚欧大陆中部这个人类古代文明交流通道区域中最主要的干线通道。

1.天山的历史意义。天山是亚欧大陆中部这个人类古代文明交流通道区域中最主要的干线通道。天山山脉，是亚欧大陆中部这个广阔无垠极度干旱和荒漠化大地表面地壳隆起的一个大褶皱。

天山的存在以及它涵养的水源、滋养的植被是亚欧大陆东西方古代交通得以大规模进行的基本保证。

天山是亚欧大陆最大的山系之一，横亘在亚洲腹地，东西向绵延于准噶尔盆地与塔里木盆地之间，是沟通亚洲大陆东西方向天然的一道地理桥梁。东西长约2500公里，南北宽度在250-350公里之间。天山虽然是中亚跨境山系，但是主体位于新疆。

天山与中亚其他两个通道型山系阿尔泰山、昆仑山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具有东西方向全地理范围的水草保障（尤其是天山北坡），以及相当广大的断块陷落盆地和谷地，其中伊犁河谷、吐鲁番-哈密盆地便是典型例子。

无论山地还是盆地，他们的走向都受到北西西、北东东两组主要大地构造方向的控制。具有这两组方向的诸山脉与介于其间的菱形盆地是天山大地形的主要特征。

2.天山山脉的自然地理特性。天山山脉从被称为世纪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北端向东一头扎进亚洲腹地中心区域的茫茫沙漠荒原之中，把世界上最为干旱的这个地方一分为二，形成一道连接亚洲东西的大陆桥。

汇集众多峡谷溪水的河流在天山山麓两侧荒漠中形成大小不等数量不一的绿洲，成为这条巨型山脉身侧涵养生命孕育文明的草原地带。天山也就成为亚欧大陆中部这块远离海洋干旱区域最大的古代交通高速公路。

3.天山山脉的历史意义。人类文明从远古时期开始一直到近代基本都是在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的一些区域较为发达。

在那里，曾经分别产生了中国文明、印度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西亚新月地带）、地中海文明、埃及文明等许多著名的古代文明；出现过波斯帝国、秦汉帝国、马其顿帝国、大唐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地跨亚欧的世界性大帝国；还出现了祆教（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影响巨大的宗教。

这些宗教向东西方传播最为重要的地理通道就是天山，这样的商贸物流、思想文化传播给予亚欧大陆各区域主要文明的成长发展以极大的绝对性影响。

4.大商道。长龙一般的天山南侧多数孤立的绿洲和天山北部连绵的绿洲、草场，在历史长河中被亚欧大陆各区域文明以贸易通道、军事路线、宗教思想传播线路相互连结了起来。

而这样的交通在天山南北两侧的荒漠、绿洲、河流、草场中所留下来的痕迹便是商队、僧人、军人、部落迁移之路。向西，与天山南北的绿洲群分别相连的两条大商路，不久在西部与帕米尔以西的古代商业网络连结了起来，沟通着印度、伊朗、西亚、欧洲和东北非洲（埃及）。

向东，则从东天山喀尔里克雪峰两侧天山东端直接向东经过马鬃山进入蒙古高原东部；折转向东南则进入河西走廊，进而到达中原和蒙古高原南部。

由于亚欧大商道的存在，荒漠绿洲与天山草原本身也就起了变化，即它不仅改变了早期绿洲农牧业各半的社会经济形态，使之主要转向农业，并同时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贸易的因素。绿洲因而展现出中转市场的性质，并起到了商队驿站的作用。

大型绿洲内的城镇、村落，呈现出商业都市的面貌。来自亚欧各文明区域最好的物流贸易所提供的商业利润推动了各个大型绿洲地理单元的财富积累，使其变成了绿洲商业小国。

随着亚欧大陆东西各文明区域商贸文化交往的不断加深，各大文明区域的优良文化从各个方面渗入了绿洲文化，使绿洲城镇小国的文化变得丰富多面。实际上，沿天山分布的绿洲、草原居民并不是单纯的农耕、畜牧人群，他们兼而具有商业居民的性质。

回顾亚欧大陆主要物流贸易通道上西亚、阿拉伯、伊朗绿洲的的历史，与天山各地绿洲极为相象。可以说亚欧大陆绿洲的发展与大商道关系密切。

5.文化与天山。同样的情况在文化方面也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其后历史时期，亚欧大陆各文明区域的不同文化成果几乎都是通过天山完成交流的。

就拿宗教来讲，产生于南亚印度的佛教、产生于中亚的祆教（拜火教）与摩尼教以及从产生于欧洲从遥远的西亚安纳托利亚流传过来的的基督教(景教)，还有产生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回教）等，大多数时候也都是与商队一起进入天山并影响到这一地区。

当然，其中因贸易关系在进入该地区后被逐步接受或扩大影响。这样的文化交流，即使古代新疆南部绿洲各国的文化开始丰富多彩，也使天山北部广大草原地带不断形成大的游牧社会集团。

同一时间，文化传播并未停下脚步，而是马不停蹄地一直奔向东亚文明核心区——中国。反向也同样如此，来自东方中国的文化和丝绸等诸多珍贵时尚高档物品也源源不绝地经天山向西运送。

唐代高僧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序言中记述：“赡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故象主之国，躁烈笃学特闲异术，服则横巾右袒，首则中髻四垂，族类邑居室宇重阁。

宝主之乡，无礼义重财贿，短制左衽断发长髭，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毳帐穹庐鸟居逐牧。人主之地，风俗机惠仁义照明，冠带右衽车服有序，安土重迁务资有类。四主之俗东方为上，其居室则东辟其户，旦日则东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为尊，方俗殊风。斯其大概。”

玄奘所表现才出来的唐朝中国人的世界观，极为精彩。把亚洲分为象主、人主、马主和宝主四国。象主之国为南亚次大陆印度，人主之国为东亚中国，马主之国为天山北部游牧地带，而宝国之地则指天山南北两麓和其以西的绿洲区域。

玄奘如此解释宝主，“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清清楚楚地表现出中亚天山绿洲的亚欧大陆区域性中介特性。这样的商贸活动，并不只限于中亚绿洲居民，草原游牧人群也非常重视商贸。

二者都与东亚中国、南亚印度、中亚各绿洲、伊朗高原、西亚两河流域以及非洲、欧洲来往密切。虽然如此，天山并没有隔绝山南山北的各种沟通来往。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塞种（斯基泰）、匈奴、突厥等游牧人群和西域诸绿洲小国进行各类活动的情况。作为中亚两种自然环境天然界线的天山山脉，对山北的游牧民族来说起到了将其政治势力推向东方和南方的作用，而对山南的绿洲民族来说则是通向东方、北方进行贸易的道路。

此外，天山山脉，还有一个不能等闲视之的作用。那就是引导草原游牧人群流入绿洲，并使之转变为绿洲农业居民的作用。

从天山北部迁入绿洲地带的游牧人群会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而隔着这座山脉游牧的人群却鲜有改变。天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都是绿洲与游牧两种社会生活形态的分界。

在天山山脉的庇护下，数千年来亚欧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天山南北农耕、游牧两种社会生活形态的交互影响得以持续。实际上，亚欧大陆东西交往以及中亚南北往来都依赖于天山，它是古代亚欧大陆所有交通通道中最大也是重要的枢纽型“十字路口”。

（二）中国文化的关键影响

“天山”名称是何时出现、如何出现的？这是颇多争论，没有定论话题。巫新华认为是受到古代中国早期天命观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出现，原因在于丝绸之路必经古代新疆。

中国古代哲学中把天当作神，天能致命于人，决定人类命数。“天命”说早在商代已流行，少说迄今已有四千多年的流传历史。《小戴礼·表记篇》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从古器物发掘中所见到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受命于天”刻辞的不只一次出现。如大盂鼎铭文：“……,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

这件鼎是西周早期的，推断是康王时期。明确表达了天命观。当然与天命观关联的还有早期中国的天地崇拜观念。与天命观直接关联的是天子，“天子”概念与名称出现也很早。

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中就已经出现天子名称，如《静鼎》“静扬天子休”。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中多有天子名称出现，如《师酉鼎》《师望鼎》等，已经是常见名称。说明天命观就很早就是古代中国文化核心文化思想内容。

产生于古代中国的天命思想，在丝绸之路这样的亚欧大陆全区域文化传播交流吸收的历史过程中，很早就影响到了西域。

天命观念的影响下，西域和北方草原地带很早就出现了“天”崇拜观念，《史记》《汉书》等文献中记载的诸如“孤涂撑犁单于”一类的名称数量极多。天命观思想深远地影响了西域，并导致天山名称的出现。

（三）历史视野中的早期天山

天山这个名称，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在《史记·匈奴列传》：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返。《汉书·武帝纪》，把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定于天寒二年（公元前99年）夏五月。最早是指东天山。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条目记载“固、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这里所说都是现在的巴里坤、伊吾地界。也就是天山山脉的最东端。

天山还有别的名字。魏王泰《括地志》记载：“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罗曼山，在伊吾县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隋书》卷84《西突厥传》记载“（处罗可汗）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曼山”；

《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伊州伊吾县条目中有：“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呼析罗曼山”；敦煌文书《沙洲伊州地志残卷》伊州柔远县条目记载：“时罗曼山县北四十里。按《西域传》，即天山。绵亘数千里”；此外，还有“祁连山”、“贪汉山”等名。

“析罗曼山、折罗曼山、时罗曼山、祁连山、贪汉山、腾格里山”等天山之名都是音译。均是古代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天”之词“Tangri”，即天命观中受命于天之天，是古代中国精髓文化在西域发生影响的具体表现与象征。

（四）争夺天山

天山作为亚欧大陆中部最大和最重要的商贸物流通道，从人类文明东西方交流开始便成为各方势力的争夺目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控制了天山，其实就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这条亚欧贸易的最大商道。争夺者主要是亚洲中部草原地带的游牧人群与东亚文明核心区域-中国的中原人群。

（五）中国古代的西部丝绸之路

从天山通向本文论及的主要目标地区——中国西南地区，其实就是学界耳熟能详的“河南道”。即从天山经河西走廊或柴达木盆地进入现今的甘南地区越过黄河，沿着横断山断裂带进入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

综上，我们认为年代大致为距今3500-3000年的康家石门子岩画曾于春秋战国时期传播到四川西南部地区和云贵一带，并直接影响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青铜枝形器的出现。

而盐源青铜枝形器则是中国西南地区汉魏时期风行一时的西王母主题青铜摇钱树来源，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女神崇拜文化是这一文化交流现象的源头。因而，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有可能是中国西王母文化的起源地。

科学发展的今天，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学术界主张的中国文明起源与神话提示文明起源的诸多内容居然在昆仑山、黄河河源、天山、西王母这个观念上一致起来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上古时期有关昆仑与河源的神话传说，都是由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古人记载下来的，而这些神话传说的中心却不是以中原地区为主，而是以西北方向新疆地区的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天山为主。

而西王母最早产生于天山更是表明古代新疆之于中国文明发展壮大之历史过程无比重要，隐寓了西域山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西王母起源于天山，天山得名于中国古代天命观思想和自身作为丝绸之路亚欧大陆唯一陆路通道的重要地位。充分表明古代新疆不但不是区别于中国的异域，反而是核心文化产生区域。

注释：
 
[1]刘成、陈金宝、高莉：《浅谈岩画保护理论与实践——以新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保护为例》，《中国岩画》2016年第1期。
 
[2]呼图壁县文物局：《康家石门子岩画初步考古调查报告》，覃大海、刘晓成、王多伟、高莉等调查执笔。
 
[3]玛丽加·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叶舒宪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2页。
 
[4]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图版页。
 
[5]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198页。
 
玛丽加·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叶舒宪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2页。
 
[6]B.N.沙里克特：《古代巴克特里亚的铜镜》，《苏联考古学》1981年第1期；林法：《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张增祺：《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7]郎剑锋：《老龙头遗存的初步研究》，东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5页。[8]贺西林：《东汉钱树的图像和意义——简论秦汉神仙思想的发展、流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3期；何志国：《摇钱树内涵溯源》，《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4期。[9]施品曲：《汉魏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明器“钱树”之图像内涵及渊源探析》，摘要，台湾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10]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11]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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