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张岂之（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会长、西北大学原校长）

来源：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论文集，有个别删减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廿九日丙寅

          耶稣2019年11月25日

今年（2019年）是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儒学联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举办纪念孔子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有机会参加此盛会，深感荣幸。

一、关于中华文明起源

我想开题讲得宽些，从中华文明起源谈起。

西汉时期大史学家司马迁（前145-前90年），在其著作《史记》中说，他写中华历史，不写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即所谓“三皇”之事，年代久远，讲不清楚。他从“黄帝”、即五帝之首开始写中华历史。黄帝姓公孙，名轩辕。除黄帝外，还有颛顼、帝喾、尧、舜。

2015年9月3日，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阅兵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两次提到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他说抗日战争胜利“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明天”。

关于中华文明有5000多年的历史，我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面世，将继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大家知道，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一个是两河流域文明，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产生的巴比伦文明。再一个是埃及文明，即尼罗河文明，金字塔是它的象征。还有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古文明。

以上三个古文明与中华文明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文明连绵不断，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与西方古希腊文明起源相比，东方的中华文明有自己的独特道路，5000多年前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的氏族组织；国家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权力与财产按照血缘亲疏分配。西周时期的敬天、孝祖、保民这些中华文明的理论基石，也是探索中国儒学来源的重要方面。古人称此为“天人之际”，即把握天道与人道这个主题，强调二者的协调和谐，突出“人”的地位、责任与社会化的特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人”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首次系统地论述关于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完善、人的道德、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问题。儒学最早提出君子“人格”概念，后来演变为“国格”观念，以及提倡敬老、养老、救济孤独残疾、勤劳勇敢等美德，这成为中华民族整体的宝贵精神财富。有些研究儒学的学者认为，对儒学的研究，可称之为“人学”。我个人也持此观点。

二、儒学的“人学”与中华民族命运相联系

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和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在中国产生了许多思想学派，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医家，号称“百家争鸣”，不同学派和思想观点相反而相成。中华文明的一些经典，如《老子》（《道德经》）、《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都产生在这个时代。后来的中华文化从诸子百家中找到了文化传承的基因。

就儒学来说，孔子首先强调有道德修养的君子，要有理想：此理想可称之为“道”。“道”的价值超过人的生命。当“道”与个人生命相冲突，君子应牺牲个人，以维护“道”之尊严，这就是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人之所以有高尚理想，有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因为人有道德，人能思考，人超越于其他动物。孔子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八个字加以理论概括。这就是孔子的“人学”思想，它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富贵尊荣，而升华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在儒学思想体系中被称为“正气”“操守”。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君子要有“浩然之气”，这是集合了正义行为而产生的一种精神力量，在它的推动下，君子应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战国末期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称此为“德操”，他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荀子·劝学》）。总之，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标准就在于有没有德操；道德是第一位的。

在孔子看来，人对理想的追求，人的道德情操，要靠后天学习，加以培养。所以他特别关心教育。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是我国教育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孟子是“教育”一词的创造者，他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快乐的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随着国家政权的统一，曾尝试汇合地域文化，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书同文”、统一文字，采用小篆，得以实现。西汉王朝建立后，至汉武帝执政时期，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肃清，国家的统一成为重要的问题。统一要有理论支撑，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其中“大一统”思想符合国家民族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开始确立儒学在诸子学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当中国历史到东汉元帝时，即公元100年左右，儒学以“三纲五常”为主线，展示出国家意识形态的特质。这个时候的儒学已不完全同于春秋末期孔子关于儒学的论述。

三、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

在中国历史上，从战国时期开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从旧体制中脱胎而出，这就是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度。

这种政体一方面以帝制为核心，另一方面，在地方上实行郡县制。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的官员。这有双重意义，一是在国家制度中，地域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使中国由早期的部族国家转化为疆域国家；二是职业官员取代世袭领主，使贵族政治转化为官僚政治。在这种体制下，秦和西汉实行郡县两级制，东汉实行州郡县三级制。

与秦汉相比，唐代的君主集权制有些变化。隋代时间短，暂不论。唐代实行科举选拔人才，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发挥境内各民族融合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发展与会通，将中华古代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两宋时期，选官制度日益完善，书院建制成熟，中华文化（含科学技术）更加普及与深化。辽金元时期，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各有特色。明代君主专制继续加强，体制弊端更加突出。清代的君主专制制度曾使国力得到提升，保卫了中国的疆土，并使文化传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面对殖民主义入侵，清朝逐渐沦为一个丧权辱国的腐朽政权。1898年戊戌变法被皇权中的顽固势力扼杀以后，自上而下进行革新运动成为幻想，敲响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丧钟。

从历史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君主集权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利于维护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安宁，特别是其中的选官制度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为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开辟了入仕途径，形成了由下层社会到上层社会的政治通道。科举制度将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上层官员队伍的知识和道德水平。

在中国，科举制能够长期实行的原因是：儒学自始至终是它的主要思想文化资源；科举制的每个环节都和儒学密不可分，同时科举制也促进了儒学与时俱进，两宋时代的“新儒学”（即理学）的兴起和科举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从中国古代历史中可以看到，儒家经学为不平等社会里的“各色人等”找到了一些平衡点。皇权统治以经学为武器，而民间也以经学作为维护社会关系（含宗法关系、人际关系等）的依据。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家规家教，在思想上都同儒家经学有关。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漫长的封建制社会中有法律，但它不是“法治”，皇权把法律作为治民治吏的手段，而皇帝及其家族则凌驾于法律之上。正因为如此，同一政治体制在不同的皇帝手里，可以有不同的效果，治与乱有天壤之别。这充分反映出人治的弊端。明清之际的一些史学家对此曾有过深刻的论述。这种政治体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主要是农民）与皇权及其支柱之间的阶级矛盾，当农民难以生存下去时，便揭竿而起，这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不过，朝代的更替并未损害中华文化，后一朝代基本上使用前一朝代的政治体制，在思想文化上其主轴仍然是儒家思想学说（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也是如此）。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社会作用及其广泛的功能。

中国历史说明：中华各民族密切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这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不断的迁徙、杂居、通婚和其它各种形式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混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各民族、地域间的界限日渐淡漠，而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共同文化和心理特征则随之加深、加强。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早在先秦时期，我国有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和百越五大民族集团。古代有舜为“东夷之人”、周文王为“西夷之人”的说法（见《孟子·离娄下》），华夏族是在夷夏融合中发展起来的。汉族能够在中国历史上起主导作用，不仅因为人口众多，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

以上讲的是中国古代的历史，下面我们将探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问题。

四、习近平主席提出关于当今世界的大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3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新年祝词中说：“70多亿人共同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应当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发展。”他在2016年新年祝词中说：“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2017年1月18日联合国日内瓦总部高级别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说：“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今年（2019）4月26日他在北京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讲演，强调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这个重要的理论体系，从历史来看，与中国古代儒学有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得清楚。

1、建立文化自信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这样说：“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

文化自信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认同：

第一，中华文明从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开始，5000多年没有中断。

第二，文化自信认同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演中说：“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

第三，文化自信认同：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必须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第四，文化自信认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融合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反抗外来侵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第五，文化自信认同：中华文明有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汉字最初有甲骨文、金文，秦始皇为统一汉字书写，采用小篆。在中国有多样的书写形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书法艺术。书画同源，中国书法艺术又和中国国画（水墨画）结合，成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重要部分。

2、丰富的中华文献典籍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绵不断与传承发展

习近平主席对中华文献做出这样的评价：“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里可用儒学“十三经”来做说明。儒家经书被誉为“经天纬地之作”，西汉时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东汉时，“五经”加《孝经》《论语》成“七经”。唐朝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加上《周易》《尚书》《诗经》成为“九经”，后又加《论语》《孝经》《尔雅》成为“十二经”，宋代增加《孟子》成“十三经”。

儒学从“五经”到“十三经”，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需要。这些经书具有“经世致用”的鲜明特色，也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社会各界成员，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特别是隋唐以后的科举取士都离不开“十三经”文化的深刻影响。“十三经”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珍品，其思想与社会思想作用表现在：1、维护我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尊卑贵贱的分野，使之各尽其职、各安其分。2、这些经书对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都有明确的论述，使社会各色人等清楚地了解自身应尽的家庭和社会责任。这些经书对社会的安定与发展都有所贡献，但它也有负作用，就是对社会进步发展需进行改革，增添了思想上的阻力。

3、儒家思想中关于“大同”“小康”社会的论述

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完整表述，是从《礼记·礼运》篇开始的。《礼运》篇托名孔子，认为这里所写的是孔子的思想，其实这段文字形成的年代，学界多认为是秦汉时期。

《礼运》篇借孔子之口，以“天下为公”作为大同社会的特征，认为这是一个贤能在位、讲究诚信、和睦的社会。在这里有平等友好的社会关系，财富为大家享有，人人为全体的利益而劳动；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在这个社会里有良好的保障和福利，养老送终，教养幼儿，都有人具体负责；男人有自己的事业，女人有自己的家庭。在这个社会，人们既不愿将丰富的资源弃于无用之地，也不会将之以饱私囊；人们愿意为公众的事务竭尽全力，不带任何私心杂念。在这个社会里，勾心斗角的阴谋不会发生，杀人越货的勾当也不会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就是大同世界。

《礼运》篇高度概括了儒、墨、道，特别是儒家的理想追求，也有所扬弃。例如，它既吸取了孔子“克己复礼”、遵循西周制度去建设社会的愿望，也扬弃了孔子倡导的“尊尊”“亲亲”的等级观念；既吸纳了孔子、孟子思想中“老安少怀”、君民同忧同乐、以王道反对霸道的仁政方案，又扬弃了儒学中不区别大同和小康，把尧舜禹和夏商周的历史等同起来。总之，《礼运》篇在对儒、墨、道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为公”的社会模式。《礼运》篇所说的社会历史是从大同到小康，但其实质是讲从小康到大同，这个理想为中华历代仁人志士所继承和发展。

这里要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确定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分别是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培根、阿奎那、伏尔泰、康德。中国的孔子是当之无愧的。

4、论朱熹的《四书集注》

“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中《大学》、《中庸》本来是《礼记》中的两篇。南宋时期思想家朱熹根据前人的注解，重新注释，写成《四书集注》，成为儒学的新篇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朱熹（1130-1200年）是南宋时期的思想家，原籍徽州（今江西省），后迁至福建。朱熹一生活动都在南方，做过地方官，但主要是著述、讲学。他修复江西的白鹿洞书院、长沙岳麓书院。1167年，朱熹与学者张栻（1133-1180年）在岳麓书院讨论学术。朱熹认为：研究儒学，应当像活水那样，不断流动，使学术得以展开新的局面。朱熹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四书集注》。

朱熹主张：读“四书”，第一本应当是《大学》，这里有关于儒学的基本纲要，即“三纲领”“八条目”；第二本读《论语》，这里有孔子关于儒学核心理念“仁”的阐述，认为“仁”的本质就是“敬”，即尊重别人，为别人着想；第三本读《孟子》，理解孟子如何维护和推进孔子的思想学说。阐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强调君主要爱民、重民，与民同乐、同忧，将儒学的“民本思想”提升到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理论高度；第四本读《中庸》，领悟儒学思想的“微妙处”（进入人生的最高境界）。解析“诚”的含义，包括“博学之”，广博地学习；“审问之”详细地向人请教；“慎思之”，周密地思考；“明辨之”，清楚地分辨是非；还有“笃行之”，懂得道理以后要付诸行动。用上述方法来学习，可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朱熹提出，君子应该在两门学问上下功夫，一是“尊德性”，一是“道问学”。前者指人生修养，而后者则是关于事物的具体知识。他主张君子在学习、修身过程中，既要博大，又要精微，既有宏观，又有微观，如果在这两方面都下了功夫，则必有所得。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推进了中华文化。

5、建设新丝绸之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汉时期，中国西部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天新疆乃至中亚之地，称为“西域”。当时汉王朝遭到匈奴的侵犯，住在敦煌、祁连山之间的大月氏，以及祁连山下的乌孙等，都受到匈奴的袭击。汉武帝为保卫国土，派遣在宫廷担任郎官的汉中城固人张骞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历尽千辛万苦，用了13年时间，使中原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西域知识，并说服西域的一些国家共同抗击匈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即从长安出发，经新疆，到中亚、西亚各国，再到意大利的威尼斯。

古丝绸之路在今天获得了新的巨大活力，正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五国，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讲演，他深情地说：“我的家乡在中国陕西省，位于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顾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亲切。”习近平主席出访期间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的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G20峰会的开幕式上说：“‘一带一路’的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又说：“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说：“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我们应该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中国古代还有海上交通。唐代国力强盛，但没有大规模海上出使的文字记录。事实上，随着海上贸易往来的发展，出现了从福建泉州出发的“海上丝带”。明清之际，尽管官方采取了“海禁”政策，但民间的海上交往并未停止。在郑和下西洋终止以后，中国的一些商人和平民，经过海上交通往来贸易，甚至到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定居，成为今天海外华人的祖先，他们为中华文明的远播作出了贡献。

五、联合国2015年9月25日大会决议：《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在《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序言》中有这样的文字：“我们今天宣布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展现了这个新全球议程的规模和雄心。这些目标寻求巩固发展千年发展目标，完成千年发展目标尚未完成的事业。它们要让所有人享有人权，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它们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并兼顾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

从分类上看，一共有五项：

“人类：我们决心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与饥饿，让所有人平等和有尊严地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发挥自己的潜能。

地球：我们决心阻止地球的退化，包括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消费和生产，管理地球的自然资源，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使地球能够满足今世后代的需求。

繁荣：我们决心让所有的人都过上繁荣和充实的生活，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和技术进步。

和平：我们决心推动创建没有恐惧与暴力的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和平。

伙伴关系：我们决心动用必要的手段来执行这一议程，本着加强全球团结的精神，在所有国家、所有利益攸关方和全体人民参与的情况下，恢复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活力，尤其注重满足最贫困最脆弱群体的需求。”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上述各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划和阐述。

2013年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五国，提出用创新模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和上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精神是相通的。

六、结束语

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为我国创造了良好国际环境、开拓了广阔发展空间。”

我们将沿着改革开放的大道，继续前进。同时我们将越来越深入地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