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华民族」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吴启讷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远望》2019年10月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二十日丁巳

          耶稣2019年11月16日

做为近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她的范围和内容是在近代才形成的。

此前的王朝中国的官民，在提到「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时候，通常会有强烈的自豪感，但这样的自豪感，源自对华夏农耕区域生活富足、文化昌明的主观感受，以及据此而植根于心中的「天下」中心观念。

当时的「中国」和「中国文化」，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并不存在有形的边界。我们若放大检视，可以清楚看到：王朝中国的臣民（「中国之人」），是以（不同程度的）「忠君」的方式连结起个人与（传统）国家，也只能从「忠君」的角度理解「报国」；

反之，王朝中国的政府，则并没有赋予其臣民单一的、排他的政治身分，以区分谁是「中国之人」，谁是「非中国之人」，其间只有模糊的文化界线；「中国之人」也无法从文化、地域以外的角度界定「我群」与「他群」的差异。

「忠君报国」固然是中华「民族意识」的传统基础，但它无疑并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直到19世纪中后期为止，中国仍未确定将朝着民族国家转型。换句话说，「中国人民」原本未必会构成「中华民族」。

中国近代转型的标志：国界与国民意识

王朝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型，标志之一，是中国有了确定的疆域和边界。

近代中国疆域的基础，是在元、明、清三代奠定的。但确定的边界，却来源于17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一系列国际条约的明确规定。这一系列国际条约，几乎都是在近代列强发动针对中国的战争之后签订的，是对中国战败后果的确认。这样看来，近代中国的范围是由侵略中国的外国自外向内确定的。

王朝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的另外一个标志，是传统王朝的「臣民」，逐步转变成为近代国家的「国民」。

「国民」与「民族」、「国族」、「民族国家」，都是源于近代西欧观念中「nation」一词的汉字（未必是中文）翻译。一个西方词汇，居然有这样多的汉字译词，正表明了它背后与亚洲迥异的文化、历史。

萌芽于西欧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促使该区域脱离封建状态，催生「民族国家」（nation）。换句话说，在西欧，民族意识或国民意识（nationalism）的出现，早于民族国家（nation）的建立；没有民族意识，便没有西欧民族国家。

但由王朝中国转型而来的近代中国，其边界既为列强所划定，则此时边界内的人民在边界划定之际，还没有建立「共同体」的意识。换言之，中国的「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进程，晚于国家边界的形成。

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先天不足，是由帝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补足的。19世纪中期以来，东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萌生（相对于侵略者的）「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的意识。针对以损人利己为指向的「西欧民族主义」及其最高形式「帝国主义」，中国人开始建构做为自卫工具、反抗旗帜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国民族主义。

一开始，为了重建人民的自信，这种民族主义有意借用传统资源，追溯并诉诸恢复祖先的荣耀；接下来，又想挪用西欧的经验，走向狭隘的汉人民族主义，排斥境内少数族群参与国族建构；继而，才在国家利益面前，建立国族整合的目标，建立中华民族「五族共和」的民国。

然而，直到1930年代中日战争之前，中华民族意识都还没有成为全民共有的认知。1930年代，来自日本的入侵迫使四万万中国人在强大的外来威胁面前，不分阶级、不分族群，共同抗击侵略，获得了命运相同、生死与共的历史经验，在战争的洗礼中奠定了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意识的基础。传统王朝的臣民，在此初步转变成为近代国家的国民。

抗战时期，青海省会西宁的回教民众参与「抗日救国」的游行

抗战奠定了中华民族国族建构的基础，但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过程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反法西斯的一面，也有新老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一面。战后的冷战，正是这两条平行线索的延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中，中华民族建构依旧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

西方意识型态对中华民族国族建构的挑战

其一，西方意识型态攻势的挑战。

对于中国而言，民族主义其实是一个从西方输入的意识型态，中国人意图将之改造成为推动民族解放、建构民族国家、摆脱被欺压境遇、进入与西方和世界各国平等的世界体系的路径。

然而，做为民族主义意识型态的始作俑者，西方却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平等的行动，视作对其主导的压榨型世界秩序的挑战，无所不用其极地压制这种行动。

除了动用军事、经济和政治等有形手段之外，西方同时运用意识型态手段，向第三世界推销他们自己仅名义上奉行、实质上做为财团利益工具的「民主」、「自由」，将「全民普选」包装成为「普世」价值，用来瓦解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去殖民化的民族主义。从伦理的角度看，西方的行为，无异于「己所不欲，必施于人」。

在西方的意识型态攻势下，从19世纪开始，在受到西方列强欺凌的亚非国家内部，普遍浮现部分知识菁英厌弃自身传统文化与传统价值并将列强口头宣扬的价值奉为「进步」和「普世」准则的现象。在看待本国民族建构的议题上，他们往往顺应西方的政治目标，将亚非国家内部反帝、去殖民化的民族主义妖魔化为狭隘、仇外的民族主义。

这些在文化上自我殖民的菁英，逐渐掌控亚非国家的话语权，主导亚非国家的政治方向，使得多数亚非国家人民迄今仍未完成去殖民化，也未真正完成国族建构的目标。

族群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国族建构的挑战

其二，国家内部族群民族主义的挑战。

「中华民族」是现代中国的国族，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词。但中华民族的建构却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就先天而言，传统中国是文化多元的国家，它的政治一体化进程包含文化融合而不包含国族建构。前文提及，中国的国族建构是对西方压迫的被动因应，因而仍携带了传统多元的色彩。

但东西方列强则有意利用中国本有的族群、地域文化多元现象，改制为裂解中国的工具，且在汉民族主义一度喧嚣的背景下，中国境内某些少数族群的知识菁英也将其族群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扭转为族群民族主义，诉求脱离中国。

近代中国先后以「五族共和」、「56个民族大家庭」等包容性族群政治架构，吸纳少数族群的文化和政治诉求，将中国境内不同族群纳入新的「多元一体」论述中。然而，自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施以来，对「少数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尊重，超过对「中华民族」建构的推动。

某些少数族群中的民族主义者，乃因利乘便，利用民族识别政策所赋予的「民族」（Nation）定位，逆向推动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解构，导致近年来中国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全球化氛围下展现社会活力，同时也面临国家政治整合力下降、内部族群民族主义及分离主义兴起的困扰。（详见《远望》2018年3月至11月号〈人群分类与国族整合〉之系列文章）

不仅如此，在宪法和法律层面皆属中国领土的香港和台湾，尽管汉人在两地居民的族群构成中居绝对多数，但其内部相当一部分人基于各自异于大陆的被殖民经验及冷战经验，发展出阶级优越感和价值优越感，以其对殖民主义和殖民者的斯德哥尔摩式眷恋，将原本中国汉人社会常见的「地方主义」转化为「反中民族主义」（反而台湾的非汉族群却鲜有分离意识），并在美国主导的部分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攻势中担任马前卒。

中华民族架构在两个方向的弱化

其三，改革开放与中国传统价值的复兴，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弱化了本已成形的国族建构架构。

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过程中包含了几次改朝换代、改造社会的革命。当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得到快速成长之际，整个社会氛围转向重新检视革命的缺失和代价。这种社会思潮导致外观不同的两个面向的变化：其一是重新重视和肯定中国传统价值；另一则是更加面向世界，飢渴地吸收非中国文化。

热切复兴中国传统价值的风潮，使得近代中国透过「革命建国」、「抗战建国」的历程和结果受到低估，近代中国人在充满血与火的共同历史经验中获得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渐趋淡化；

而与世界接轨的急切心情，使得中国人在面对外界时，以好奇心代替了警戒心，门户洞开，又造成一些人亟欲抛弃中国文化、中国价值（实际上可能比西方价值更有「普世」性）、中国经验的心态。

这两种倾向，尽管在表面上诉求各异，但都导致了近代才成形的中国民族主体意识和民族危亡意识的弱化。在一段时期的某些政治场合，甚至可以在国际事务、内部族群政治事务、香港台湾事务上看到中国国家主体立场有所退让的现象。

到此为止，「中国人民」是否就等于「中华民族」，在很多人的主观感受中依然尚不确定。

中美对决与港台乱局促进中华民族国族建构

世事的演变总是出人意料。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3月开打，香港「反送中」运动于2019年2月启动，台湾当局在此二事件中也选择反中立场，趁机藉配合美国与香港敌视中国的姿态，收割选举政治资本。从表面上看，这几件事对中国而言都是祸事。

但在这几个事件中，美国政界及港、台的反中势力，都鲜明地宣示「敌─我」的关系，在上层政治和街头行动中，毫不犹疑地将「中国」、「中国人」归入「敌人」、「他者」的营垒。

美国和港、台反中势力这种干净利落的敌对作为，一举打碎了1970年代末期以来很多中国人的「普世」梦境，在历史上又一次自外向内明确地界定了「中国」和「中国人」的边界。

美国前任和现任总统都不讳言，美国针对中国的政治干预与贸易惩戒，近期目标是阻止中国经济和消费提升对美国垄断世界资源的局面形成竞争，而其远期目标则是阻止中国国力上升对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构成挑战。

中国人这才发现：美国根本不像它过去所宣称的那样关怀中国人的经济福祉和政治权利；相反地，美国并不能容忍中国人过上富足而有尊严的日子，还将这种情形视为威胁美国国家利益。这次贸易战中，美国人摘下了所有假面具，在严词威胁之外，更毫不留情地挥动大棒，痛击中国的软肋。

而在声称要「光复香港」的那群人中，一个人可以仅仅因为讲中国普通话而非在香港流通的中国广府方言，即遭到殴打；或仅因为没有附和「自由斗士」的主张，即被拘禁并剥夺言论自由。大陆观光客在台湾，也可以仅因为撕掉「连侬墙」上的港独招贴以表达个人观点，就遭到控诉并驱逐出境。

这一切，让许多普通中国人清楚看到：在香港「自由斗士」和台湾当局眼下，「言论自由」是附有前提条件的──你必须是不认同中国的港人、台人，并且发表反中仇中言论，才能享有「自由」；至于在美国，支持香港「自由斗士」和支持台湾拒统的言论才可享有高度的「自由」，甚至可以违反国际法而赤裸裸地诉诸立法与行政作为来干预中国内政。

反之则会遭到美国当权政客和「政治正确」舆论铺天盖地的羞辱。这样的负面经验，当然会迫使那些本来还不打算视「中国人」为一体或仍打算融入「普世」体系的中国人，深切体会到做为「中国人民」的一体感。

《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相依，相反相成。中美对决与港台乱局将注定载入史册，因为这几件祸乱使得中国人切实体认到「中国人民」就是「中华民族」，让中华民族国族建构的进程得以接续，并再上层楼。

「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在一百多年来的内忧外患中逐步炼成。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