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继明】 《易学启蒙通释 周易本义启蒙翼传》点校说明
《易学启蒙通释 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出点校说明
书名：《易学启蒙通释 周易本义启蒙翼传（易学典籍选刊）》
作者：胡方平，胡一桂
点校：谷继明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9年09月
【内容简介】
《易学启蒙通释》和《周易本义启蒙翼传》是宋末元初胡方平、胡一桂父子分别羽翼朱子《易学启蒙》、《周易本义》的易学注疏。
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是现存*部注疏朱子《易学启蒙》之作，其主要对《易学启蒙》进行字句上的疏解，就易学象数与义理知识作补充性说明，并对较难理解或陈述简单的知识点作详细阐发。此外，胡方平还对朱子留下的一些疑问作了解答或补充说明。总体而言，此书疏解清晰，是了解朱熹《易学启蒙》十分适宜的读本。
胡一桂《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主要通过追溯易学史、广引诸家的方式来羽翼朱子《周易本义》及《易学启蒙》，以证成朱子易学义理与象数兼备，是易学史上的集大成者。此书是宋元易学的结成性、提纲性著作。
此次点校，《易学启蒙通释》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所藏元刻明修本为底本，因此本卷首序文及卷末有缺页，故补以北大所藏元刻明修本，并以北大藏元刻明修本、《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荟要》本、《四库全书》本《易学启蒙通释》，《性理大全》本《易学启蒙》为对校本，以朱谧《易学启蒙述解》、《朱子成书》本《易学启蒙》为参校本。《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以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元皇庆二年（1313）刻本为底本，这也是目前所知z早的刻本，上海图书馆亦藏有此本，但不如内阁文库本保存完整。故此次点校以内阁文库本为底本，缺页处补以上海图书馆藏本，并以正德本、庆余堂本为对校本，以万历本、通志堂本为参校本。此次点校为全式标点，更方便读者阅读。此整理本，是有关二书的一次后出转精的全新整理。
【作者简介】
胡方平（？—1289），字师鲁，号玉斋，宋末元初徽州婺源（今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人，为朱子女婿黄榦的再传弟子，是朱子易学的重要传承人。有《易学启蒙通释》《外易》《易余闲记》等著述。
胡一桂（1247—？），字庭芳，号双湖先生，胡方平之子。十八岁时，领乡荐，试礼部不第，退而讲学。胡一桂秉承家学，羽翼朱子，作《周易本义附錄纂疏》（已佚）及《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其在易学史及经学史中的地位，较其父胡方平更显著。除此之外，还有《朱子诗传附录纂疏》、《十七史纂》等著述。《元史》有传。
【点校者简介】
谷继明，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易学、宋明理学，目前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六朝易学研究”。著有《王船山〈周易外传〉笺疏》《周易正义读》等，另有《周易内传校注》《易汉学新校注》出版在即。
【目录】
易学启蒙通释
点校说明
凡例
序
启蒙所引姓氏
通释所引姓氏
易学启蒙序
启蒙通释附图
伏羲则河图以作易图
大禹则洛书以作范图
先天八卦合洛书数图
后天八卦合河图数图
伏羲六十四卦节气图
伏羲六十四卦方图
邵子天地四象图
朱子天地四象图
挂扐过揲总图
近世揲蓍后二变不挂图
易学启蒙卷上
本图书第一
原卦画第二
易学启蒙卷下
明蓍策第三
考变占第四
附录
京都大学藏清原宣贤钞本书名页
京都大学藏清原宣贤钞本序文
胡次焱启蒙通释序
胡次焱跋胡玉斋启蒙通释
纳兰性德周易启蒙通释序
四库全书总目易学启蒙通释提要
汪师泰胡玉斋方平传子一桂
姚鼐胡玉斋双湖先生两先生易解序
周易本义启蒙翼传
点校说明
校勘引据书目
序
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上篇
天地自然之易
日月为易
河图洛书
四圣之易
伏羲易
文王易
周公易
孔子易
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中篇
三代易
古易
古易之变
古易之复
传授
传注
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下篇
举要
筮法
辩疑
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外篇
纬书
焦氏易林
京氏易传
太玄经
参同契
郭氏洞林
洞极真经
卫氏元包
潜虚
皇极经世书
皇极内篇
附录
序跋
【《易学启蒙通释》点校说明】
说明：《点校说明》节选自《易学启蒙通释·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中华书局，2019年），为配合网络版式，由作者转化为简体和新式标点，文字偶有改动。最后的《点校附识》是新撰。
一
《易》学到了宋代，在义理和象数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就象数而言，如朱震所说：
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惇颐，惇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惇颐作《通书》，程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篇》。
这个授受的谱系固然多虚言，但是它反映了宋人对于当时象数学主要流派的认定：亦即以周敦颐为代表的《太极图说》，以刘牧为代表的《图》《书》之学，以邵雍为代表的先天之学。至于程颐、张载，则是义理学派易学的杰出人物。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合称五子，是北宋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①]。由是可见，理学一派的易学，是兼顾象数与义理的。
到了南宋，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整理、阐发北宋理学家的著述和学说，一方面则是以理学的观点注释群经。就《易》学而言，程颐早就有《易传》，但朱子对其专门阐发义理不甚满意。他一方面强调《易》本卜筮之书；一方面强调注解不可连缀成文，使经书变为发挥己意的工具。在这种见解下，他作了《周易本义》。然《本义》所诠释的对象，主要是《易》的文本，即卦爻辞；至于《易》之卦爻象系统的结构，及其中蕴含的道理，则便需要另一部著作来表达，此即《易学启蒙》。
许多学者认为，《易学启蒙》是为了补《本义》言象数的不足，故乃大力表彰象数之作，此话大致不差；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启蒙》更深层目的乃在于通过简单、规范的象数体系来摒弃那些混乱、繁杂的体系。如其《答刘君房》载：
此书本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数以断吉凶，今其法已不传。诸儒之言数者，例皆穿凿；言义理者，又太汗漫。故其书为难读。此《本义》、《启蒙》所以作也。《启蒙》本欲学者且就《大传》所言卦画蓍数推寻，不须过为浮说；而自今观之，如论《河图》、《洛书》，亦未免有剩语。
《启蒙》主要作者为朱子，曾参考过蔡元定的意见，这在当时并无疑问。到了明末，随着攻击宋代图书之学风潮的兴起，不少学者怀疑此书的主要作者是蔡元定，推崇图书、先天之学非朱子本意。其代表者如王懋竑、胡渭、《四库提要》等。当然这只是一偏之见，许多学者对此已经做出驳正。
此书本来只有《原画卦》《明蓍策》两篇。前者根据邵子之学来说明八卦、六十四卦形成及其结构、意义。后者则详细探讨揲蓍求卦的方法，计算揲蓍中的数字排列，并批评了一些其他的求卦方案。其中的逻辑在于：古圣先根据一定的数理逻辑先创作出八卦、六十四卦，而后再通过揲蓍求卦来使用它们判断吉凶，创造之理与揲蓍成卦之理是不同的。
《系辞传》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然则圣人创作易卦，亦根据于《图》《书》。朱子又经过思考，在《原卦画》之前加入《本图书》一篇。其实我们开始提到，《河图》《洛书》与邵雍先天之学是两个系统，朱子皆把它们看做画卦的根据，这可以看出朱子欲整齐百家的努力。至于末尾加的《考变占》一篇，则是回答求卦之后如何确定动爻以解卦的。
朱子虽然常强调《周易》非学者之先务，但他自己却在这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而且《启蒙》一书与《大学章句》一起成为他最得意的著作。由此可以看见此书对于研究朱子易学及其整个思想的重要意义。
二
朱子去世以后，宋末至元明的理学特色在于对自周敦颐至朱子整个理学遗产的继承与疏释。理学大家特别是朱子，于诸经有了新的权威注本，弟子们的工作便是进一步疏释、编辑。理学的表达除了解经，另外一个鲜明的形式是语录。将语录加以分类编纂，系于相应的经学解释之下，即“附录纂疏”之学。此学成为宋末、元代、明前期经学的主流。
胡方平便是为《易学启蒙》这部经典作疏解者。胡氏字师鲁，号玉斋，宋末元初婺源人。据清原宣贤钞本《易学启蒙通释》所载胡方平自序及胡一桂附记，则其卒于元至正己丑（1289），生年未详[②]。从师承谱系来讲，胡氏为朱子女婿黄干的再传弟子。胡方平的次子胡一桂，亦是有名的易学家。父子二人阐述朱子易学，居功甚伟。
《启蒙通释》的诠释方式是，先以己意略为疏解，然后引朱子相关的语录，以及朱子门人中的说法来加以左证、申说。其诠释的内容，一是对于《启蒙》中一些典故进行疏证、就字面的意思进行串讲；一是就专门的易学象数、义理背景知识作补充性的说明；一是对其难以理解或表述过于简单的知识点作更详细的阐发。
当然，胡氏的解释不仅仅是重复朱子的意思，他对朱子所留下的一些难题亦作出了解答或补充说明。比如朱子的弟子周谟曾指出，若以《先天图》配卦气，会造成与后天卦气不一致的矛盾。临卦在先天图是十二月卦，但若以先天的卦气圆图视之，则正好在卯位上，这是春分的节气。面对此种矛盾，朱子强调先天图为伏羲之学，与后天之学要分开。以我们现在的研究来看，这是两种不同的卦序排列逻辑，因此不可强合为一，朱子的回答是比较明智的。然他仍然有追求体系统一性的冲动，因此认为这种安排“不应无说，当更思之”。朱子没有做进一步的思考，而胡方平则在此处做了深入的揣测和探讨。
另外，《易学启蒙》糅合众家，难免有不一致的地方。胡方平便在疏释中试图调和、弥缝其中的异同。林忠军老师已经指出，这是胡方平此书的“独到之处”[③]，并且作了相关的研究，可以参考。
总体说来，胡氏此书详略得体，疏解清晰，当为了解《易学启蒙》最便利之书。《四库提要》评价此书曰：“方平此书虽亦専阐数学，而根据朱子之书，反复诠释。……所衍说尚不至如他家之竟离其宗，是亦读《启蒙》者所当考矣。”洵为中肯。
朱子的《易学启蒙》现今并未有较早的单行刻本，而胡方平的《通释》则有元刻本在。我们选择此书来点校，一方面可以了解胡方平的思想和宋末至元代的经学特色，一方面亦可以作为《易学启蒙》的善本来读。
三
笔者在准备点校此书、版本调查初具眉目时，适逢谷建老师《胡方平生平及著作考订》一文在《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发表，所论甚为翔实。今约述此书版本之大概，并对谷建老师一文稍加补充。
此书撰作的时间，据《周易会通》“引用诸书群贤姓氏”注“胡方平”曰：“方平玉斋先生，徽州婺源人，师鄱阳介轩董先生、毅斋沈先生，著《易学启蒙通释》，至元己丑自序。”是此书盖成于己丑（1289）。又其自序称“沈潜反复二十余年”，则此书之作，在咸淳（1265-1274）间即已开始。
《四库提要》以为《周易会通》所记有问题：
据董真卿《周易会通》载是书有方平至元己丑自序，则入元已十四年矣。然考熊禾跋称“己丑春，读书武夷山中，有新安胡君庭芳来访，出其父书一编，曰《易学启蒙通释》”，又刘泾跋亦称“一日，约退斋熊君访云谷遗迹，适新安胡君庭芳来访，出《易学启蒙通释》一编，谓其父玉斋平生精力尽在此书，辄为刻置书室”云云，则己丑乃禾与泾刊书作跋之年，非方平自序之年，真卿误也。
《提要》以为熊氏、刘氏刊此书于至元己丑，非方平作序之年，故董真卿所载有误。《提要》这种说法是行不通的。首先，为何己丑刻书便不得为自序之时？其次，《提要》未详观跋文，但据文中己丑岁胡一桂携书示熊禾、刘泾的记载，便以此年为刻书之年，然考序文“庭芳再入闽，惟汲汲焉父书无传是惧，且欲以见属”，则非其己丑岁入闽之时也，《提要》臆测而已。实则刘泾跋文已明言此书刻于至元壬辰（1292）。再者，日本京都大学藏《易学启蒙通释》钞本，前载胡方平自序及胡一桂附识，所言作序及刊刻之事甚详：
先君戊子冬精加修订是书，其时一桂《附录》录成。明年春正月，命一桂携书千里拜考亭夫子祠下，证文献于是。阅四月归省侍，而先君已谢人间世矣。终天抱痛，追慕何极！舍弟天桂出先君遗命，拳拳斯文不朽之属也。复更定序文一篇，乃绝笔也。一桂承兹付授，不敢失坠。辛卯九月，再入闽阅历。壬辰季夏，两书锓梓皆成。是书感随斋刘侯捐金造就之赐，永矢无斁。雠校之余，谨次其事如左。
由此可见，胡方平于至元戊子（1288）修订此书成，而后胡一桂于己丑携此书至福建会晤熊禾、刘泾。四个月后胡一桂归家，胡方平已殁，其临终前有序文一篇。一桂于辛卯（1291）再入闽，当是为刻书之事。在刘氏的资助下，此书于壬辰得以刊刻。引文中“感随斋刘侯”，检北大本《通释》卷首刘泾跋文末牌记，有“建安刘泾”及“随斋”印，可知刘泾刻本即此书之初刻。
《易学启蒙通释》现存的版本，有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明修本，北大、武大图书馆所藏亦皆此种刻本。国图所藏元刻明修本行款是：正文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启蒙》原注文低一格，中字单行，行二十字；胡氏注文低二格，小字双行，行十九字。细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北大图书馆所藏，行款与国图本全同，据其标注为明初刻本，但经过与国图藏本对比发现，二者绝大多数页面的磨损程度特别是版框的缺损位置相同，当为同一刻本。国图本序文残缺，只剩半页熊禾跋，卷末二叶亦阙；北大本并载刘泾、熊禾跋，只是卷上阙第40-44叶，自“有干干之有枝”至“为四分每分”。
据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目录》，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有至元二十九年熊禾刻本[④]，由其描述可知与国图藏本为同一版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又有元至和元年（1328）环溪书院覆至元刊本[⑤]。
比较有趣的是京都大学所藏旧抄本。据严绍璗《目录》，此本为十六世纪初著名学者清原宣贤亲笔所抄，目前已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⑥]。此本严格按照某一刻本的行款进行抄录，经对比，我们发现其自熊禾跋以下，行款、内容与国图、北大的元刻本同。只是卷首有差别：首先是书名页，题“锦江精舍新刊文公易学启蒙通释”，然后是胡方平的《易学启蒙序》，低一格附胡一桂的题记，然后是刘泾的跋、熊禾跋。此本刘泾跋行款全同熊禾跋，与北大本为大字行书写刻者不同。我们推测，应当是名为锦江精舍的这样一个书坊翻刻了至元本。卷首的胡氏序文，或国图、北大藏本已经亡佚。此序文极为重要，前段已经有涉及了。
据纳兰性德序，通志堂本《通释》即据熊禾刻本而刊。其将朱子序文题作“易学启蒙通释序”，《四库提要》已辨其误。其所谓“新安旧有椠本”，谷建以为即胡氏后裔的明末刻本；然详玩序文，则其意以新安之旧椠本在至元本之前。葢作序者误会刘泾序文，以为胡一桂之前展示给刘泾的即旧刊本。后来《四库荟要》本，据其目录，是“依内府所藏通志堂刊本缮录，据元新安本、刘泾本恭校”[⑦]。所谓新安本、刘泾本亦是据纳兰序文而列。考其校记，则或以意改，或据前后文改，或据《朱子全书》本《启蒙》改，并未曾引据新安本、刘泾本。《四库全书总目》但云“内府藏本”，是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仅据通志堂本抄录。通过校勘我们发现，通志堂刻本虽以元刻本为底本，但产生了不少错误，一类是因为原书版漫漶，新刻或认错了字，或直接留白；一类大概是刻者疏忽造成的。《四库荟要》本忠实抄录了通志堂本，同时对其中的错误作了一些校改；而四库本最为恶劣，又添出许多新错误，显然可看抄书者的漫不经心。《易学启蒙通释》图和数字比较多，这些地方最容易出错，出错后对整个内容的理解影响又最大；而四库本的错谬之多，几乎使此书不可绎读。
又，南京图书馆藏有明刊本《易学启蒙通释述解》，除载《通释》外，还附有朱谧的述解，原为丁丙所藏。从校勘来看，一些错误承自元刊本，但也有改正。
还需要指出的是，明朝纂修《性理大全》，亦剿袭此书。如谷建所说，“《性理大全》是将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略作删节，几近全书照录。而所谓另外再补的‘朱子、蔡西山、黄瑞节等人的言论’，其实也并非胡广等人所集，均出自黄瑞节《朱子成书》。”[⑧]我们前面说过，《通释》的结构先是胡方平就字句进行疏释，然后就其中的问题或某一点进行发挥，其发挥处多引用先儒之说。今《大全》将其引先儒之说置于前，则变成对问题的解决在前，一般性的疏释在后，其结构颠乱可知。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大全》在文字方面远比通志堂本忠于《通释》原刻，因此有一定的校勘价值。
据谷建的文章，胡氏后裔于明末在婺源刊有《易学启蒙通释》，至清代嘉庆间，胡锦川、华川又据此家刻本重新校勘；然而此种刻本不过是据《性理大全》所载《通释》裁取而成[⑨]，已将原书体例变乱，故校勘价值颇低。
《周易本义启蒙翼传》点校说明
胡方平之后，其子胡一桂承家学，羽翼朱子，又作《周易本义附录纂疏》及《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于是朱子易学终成光大之局。
胡一桂在易学史及经学史中的地位，较胡方平更显著。其《周易本义启蒙翼传》，顾名思义，是羽翼《周易本义》和《周易启蒙》的。与其父《易学启蒙通释》逐句疏解的方式不同，胡一桂的《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则是通过追溯学术史、广引诸家的方式来发扬朱子学。其易学学术史的建构，一是说明朱子的学问是综罗百代，并证成朱子易学所以为百家之冠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亦是以朱子学来涵摄其他诸家易学，突破一些朱子学末流只学朱子而忽视诸家的狭隘学术路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可以称得上是宋元易学的结成性著作，亦是提纲性著作。作为元代经学的杰出代表，它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一、《翼传》的文献价值
1.考佚书
《翼传》具有相当大的文献学价值，特别是其中卷的《传注》部份，搜罗了历代易学书目，著录其卷数、序跋及评论等。
经籍年代既久，自然亡佚不少，如宋元人所见到的许多书，我们今天已难看到，只有靠一些目录才能揣测大致的情况。具体到宋以前的易学典籍，了解的途径有二：一是各类官私的目录学著作，比如正史的《艺文志》、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二是一些《易》学书籍的罗列和征引。就易学而言，后者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易》学家所作的专门目录，对于易学书籍的评骘更为专业，其搜罗亦更完备。
《翼传》便是在这两类目录之上而成《传注》部份。胡氏自谓“合唐、宋《艺文志》，唐《五行志》，晁氏公武《郡斋读书志》，郑氏樵《通志》所载《易经》注解，及愚收拾所得，在诸志外者，互相参订，件列于左，通计三百余家”，这是目录学书籍的方面；而考其内容，胡氏抄录自冯椅《厚斋易学·附录》者亦复不少。在此基础上，胡氏又亲自目验，增补、节录了许多题跋和评论，保存了不少而今已不得见的经籍材料。
如《周易义海撮要》一书，今本但存其书，而《翼传》则节录了周汝能的题跋，为今本所无。《经义考》摘录。再如蔡攸任大学士时，领衔进了不少民间的书，并写了提要，如今多已经失传，但《翼传》多有引及，并不以人废言。
《翼传》的《外篇》，述《易纬》、《易林》等诸家之学。其中不少已经佚失，我们得由《翼传》以窥其大概。如郭璞的《洞林》，是其一生占验的记录和心得，但今天已不得见。《晋书》郭璞本传载有其占筮数事，盖皆录自《洞林》。《翼传》录有《洞林》筮例八则，并标明其卷次，于是《洞林》之大概，可获睹矣。
值得指出的是，朱彝尊作《经义考》，大段引用《翼传》的资料。
2.《翼传》与《中兴国史艺文志》
从文献学角度来看，《翼传》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对宋人修《国史·艺文志》的保存。余嘉锡先生尝谓：“宋时国史凡四修，每修一次，辄有《艺文志》，其每类皆有小序，《通考》尚间引之。并条列其卷数甚详。元人修《宋史》，即据此四志，删除重复，合为一志焉。”[⑩]元修的《宋史·艺文志》虽参考宋人旧志，而小序等多删去，殊为可惜。
而《翼传》凡引《宋志》，皆是宋人所修《国史》之《艺文志》。例如其所引“《易》类小序”根本不见于元代官修《宋史·艺文志》；又如于“李椿年《易解》”小注谓“《宋志》称‘直院李公’”，今《宋史·艺文志》但著录李氏之书，未有“直院李公”之小注。不过，宋代多次修国史，则胡氏所据到底是《三朝国史艺文志》还是《两朝》、还是《四朝》，抑或《中兴国史艺文志》？如从时间上看，其引有不少在南宋者，似当即《中兴国史艺文志》。且更直接的证据，其《厚斋易学》条引：
《宋艺文志》序云：“宁宗时,冯椅为《辑注》、《辑传》、《外传》。犹以迥、熹未及尽正孔传名义，乃改‘彖曰’、‘象曰’为‘赞曰’,以系卦之辞即为彖，系爻之辞即为象。王弼‘彖曰’、‘象曰’乃孔子释彖象，与商飞卿说同。又改《系辞》上下为《说卦》上中，以《隋经籍志》有《说卦》三篇云。”
《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六引作：
《中兴艺文志》：“椅为《辑注》、《辑传》、《外传》。盖以程沙随、朱文公虽本古《易》为注，犹未及尽正孔传名义，乃改‘彖曰’、‘象曰’为‘赞曰’,以系卦之辞即为彖，系爻之辞即为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释彖象，与商飞卿说同。又改《系辞》上下为《说卦》上中，以《隋经籍志》有《说卦》三卷云。”
《中兴国史艺文志》至理宗宝佑五年（1257）才成书[11]，《翼传》所引《宋志》，最晚的学者至杨简，时间上在此下限之前。
《翼传》保留了《中兴国史艺文志》经部《易》类的丰富材料。近代学者赵士炜欲据《文献通考》等书辑《宋国史艺文志》及《中兴国史艺文志》，所得仅吉光片羽，《易》类只有《周易集解》与《厚斋易学》两条。《翼传》为了最大限度地搜罗《易》学目录，理论上自然是全部吸收了《中兴国史艺文志》经部易类的内容。
《翼传》明引《中兴艺文志》的地方，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在所引后面以小注标“宋志”二字；二是称“宋艺文志”，引起小序。然而在笔者看来，《翼传》保存的《宋志》不仅仅是这些。因为胡一桂做这一部份的时候，体例本就不甚严格，标注也不十分精确。比如他很多地方明显是抄录冯椅《厚斋易学》的目录，却有时标出，有时不标出。最明显的证据，赵士炜的辑本，据《通考》有“李鼎祚《周易集解》十卷。李鼎祚《易》宗郑康成，排王弼”[12]一条；而《翼传》却作：
李鼎祚《集解》十卷。《唐·艺文志》作十七卷。皆避唐讳，又取《序卦》各冠逐卦之首。所集有《子夏》、孟喜、京房、……孔颖达三十余家，又引《九家易》、《乾凿度》义。蜀才者，颜之推云范长生也。其序云：“自卜商之后，传注百家唯王郑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易》岂偏滞天人哉。”
其实这一条标目下面属“解题”的部份，内容见于《厚斋易学·附录》。此处内容显与《文献通考》所载不同。这是因为胡氏在抄撮《中兴国史艺文志》时是随意摘取吗？似乎不太可能。那么最合理的解释是：一些与《厚斋易学》条目重复的地方，胡氏摘录了《厚斋易学》的解题，而未采纳《中兴国史艺文志》。这些不同的地方，有些胡氏标明了，有些则未标出。[13]
3.资校勘
《翼传》除了保存了今天许多未见之书或书目外，因其目验甚广，故就流传的《易》学著作来说，它也能保留许多异本或别本，足资校勘之用。
比如《太玄》，其版本非常复杂，据刘韶军统计，到清代为止，《太玄》各种版本已亡佚者65种，见存者56种。[14]我们最常用的《太玄》版本，一是司马光的《太玄集注》；一是明万玉堂翻宋本的《太玄经》，此本有范望的《解赞》、王涯的《说玄》。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版本。《翼传》所载的，即是宋政和七年（1117）许良肱所进《太玄经解》。这个本子非常有特色。一是自范望注本以来，《玄首序》和《玄测序》就被置于整个书的前面，而最初《玄首序》与八十一首相连，《玄测序》与测辞相连[15]。许氏本则在中首的首辞之下。二者，《太玄》每赞有《测》以准《周易》之《小象》，许氏以为没有准《大象》者十分遗憾，故大胆地自己撰写《首测》以准《大象》。三者，《翼传》所见已非许氏进书之旧，大概传抄者又把《玄首序》、《玄测序》、《首测》、《玄文》拆开分入八十一首之中，类似于《周易》之《彖传》、《象传》、《文言》分入经中。许氏此书未见于史志目录，《翼传》摘录乃独一无二。由此可见，北宋除了司马光、邵雍之外，研究《太玄》的尚有很多人，因此形成了一个《太玄》研究的热潮。
另外如《京氏易传》，《翼传》所摘录的也与今本不同。《京氏易传》今天主要的版本有天一阁刻本、程荣校《汉魏丛书》本、汲古阁《津逮秘书》本等。《翼传》所引，则与诸本颇有出入，像坤卦“阴气凝盛”，今天一阁本、程荣本皆作“阴凝感”，不如前者为善。李秋丽已指出，建侯和积算的起讫位次，《翼传》所抄亦与今本不同[16]。其实除此之外，五星配卦亦不同。大要言之，今本为善。这可以反映《京氏易传》在宋代的流行状况。郭彧据《读书志》载晁以道“以其象数辨正文字之舛谬”，指出今本《京氏易传》是经过晁以道整理的[17]。那么比较合理的推测是《翼传》所抄乃未经晁氏整理的本子。
二、《翼传》的学术思想特色
1.对象数的重视
理学家治《易》，亦有义理与象数两种方法。若张载、程颐易学皆为义理派，邵雍则为象数派。然程颐最为理学宗主，故宋代理学家之易学，偏主于义理。朱子以为不可偏重义理，故其易学绾合程颐与邵雍之学。其《周易本义》已于卷首列九图，又以《易》为卜筮之书；《周易启蒙》复发扬《河图》《洛书》之说，及邵雍先天之学。胡一桂治《易》，对于象数的推崇，与朱子相比乃有过之而无不及。
胡一桂的观点可以通过其论述历代易学学者及其著作而知。比如他褒扬陈隆山的《大易集传精义》说“所集解详赡，时及象数”，并引史绳祖谓：“学者不可曰‘易论理不论数，数非易所先’，善《易》者必当因羲《图》之象数而明周经之彖、象，方能得其门而入也。”对于轻视象数的学者或著作，便时加批评，比如：
切意其（丁宽）学只是文义章句；象数之学，恐非所及也。
（《周易正义》）大概因王弼、韩康伯注为之解释敷演，于义理象数之学未能卓然自有所见者也。然则唐家一代之《易》学，从可知矣。
吴博士《周易详解》四十卷，只是敷演文义，为时文之学，全不及象数。
丁宽是汉代易学先导，胡氏因为看到《儒林传》的“训诂”字眼，遂断定丁宽未有象数之学而价值不大；《周易正义》是六朝以来义疏学的汇总，因其祖王弼、韩康伯，于是被认为不同象数而水平较低。如此则胡氏之意较然可见。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他要在外篇将《易纬》、《参同契》、《京氏易传》等附入，并且做了深入研究，还收入了不少与象数相关的伪书。
2．梳理易学源流，树立朱子正统
在《翼传》中，对于历代易学源流的梳理占有很大的篇幅。可以说，这开清人传经授受统系研究之先。然而对于谱系的叙述总是建构性的，也就是说，谱系建立的背后总伴随着建构者自己的认识，而且建构的目的也往往是为了树立正统。与清儒梳理传经谱系以复兴汉学不同，胡氏欲由此以树立朱子易学的权威，并且将朱子易学定位为义理和象数兼备者。
胡氏叙述汉代传《易》源流，多据《儒林传》，然其于传《易》者多有批评，其总结西汉易学曰“自二京以前文辞胜；自二京以后占数胜”，文辞胜是训诂之学，占数胜则流于技术。东汉易学，费氏大兴，变乱古经，其罪甚大。魏晋南北朝易学杂染玄学，而孔颖达等义疏学又是王弼易学的附庸。这样，在胡氏看来，以往的易学家见道者甚尟。
既然历史上的易学都是有问题的，胡氏遂引出宋代易学的传承：
前宋一代之易学，自分为三节：希夷先天一图，开象数之门，至邵子《经世书》而硕大光明；周子太极一图，洪理义之源，至程子《易传》而浩博弘肆。然邵乃推步之法，程子不言象数，至朱子断然以《易》为卜筮作，且就象占上发明义理以示教，而后一代之易，理数大明，体用兼该，使天下后世识易之所由作，不迷于吉凶悔吝之涂，而能适乎仁义中正之归，不其幸欤。噫，朱夫子于《易》学传授，其亦可谓金声玉振，集大成者矣。
在胡氏看来，程颐、邵雍犹有所偏，只有到了朱熹，才是金声玉振、百川归海。其实我们看胡氏论及《系辞传》说“若徒有上下经而无《系辞传》，则象数之学不明，理义之微莫显，易亦竟无以致用于万世，而适乎仁义中正之归矣”，则其认为易学即中正仁义之学，而中正即在于象数、义理的平衡。朱熹由此而成为近合程、邵，远接羲、文、周、孔的里程碑人物。
3．羽翼朱子
胡方平已作《易学启蒙通释》，可以看做忠实疏解《周易启蒙》的著作；胡一桂作《周易本义附录纂疏》是疏解《周易本义》的著作。《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则是以“翼”的形式，对《周易本义》《周易启蒙》两书的进一步解说。翼即羽翼，明显模仿了孔子对《周易》古经的诠释体裁。羽翼意味着不是对经典内容的逐字逐句的直接解说，而是作为经典的辅助，证成和丰富经典。于是《翼传》就根据朱子学，对于易学本身、对于易学史都进行了一次系统、条理的建构。这也是以朱子学会通汉学、宋学的一个努力。
三、《翼传》的版本流传
《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一书，目前最早的刻本是元皇庆二年（1313年）所刻。目前传世者，一在日本内阁文库，一在上海图书馆。其中内阁文库所藏比较完整，上图所藏则缺页严重。《中华再造善本》所收此书，即据上图藏本影印。因其在流传中磨损脱漏严重，明正德间，又有萧乾元重刻此书。据萧乾元跋文，其所据底本乃杨乾叔书笥中所藏；观其行款，当即据皇庆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有此书的外篇一册，末附萧氏跋文；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所藏明刻本，未著录刻者及具体年代，今观其行款版式，与上图藏本全同，亦当是正德刻本。但北大藏正德本虽为完帙，独阙末尾萧氏跋文一篇；将两馆所藏本对照，适相互印证。上海图书馆又有天一阁钞本残卷，录此跋文，行款全同，是亦据正德本缮录。因正德刻本所据底本已有残缺，故新刻问题不少：一是因底本缺页、或图版漫漶导致缺页、缺字，一是手民新增之误。通过这些错误可知，后来的《通志堂经解》收入此书，便以正德本为底本；而《四库荟要》、《文渊阁四库全书》等复以《通志堂经解》为底本，错误不断增加。
万历间，胡双湖的后裔又谋刻胡方平和胡一桂的书，其中的《周易启蒙翼传》，末载萧乾元跋，当是以萧乾元正德刻本为底本。不过根据校勘结果来看，万历刻本显然曾据元刻本做过校改，比如“牵合六爻，作小儿状。大率可笑如此”，北大藏正德本作“牵合六如此小儿”，《通志堂》本、《四库》本因之。盖其所据底本已残阙，故误如此；而万历本不误。但万历本的错误还是非常多的。清代，胡氏后裔又根据传下来的家刻本加以订正，重新刊刻，是为庆余堂本。新的版本校勘颇为认真，只是似乎未见元刻，故常常有以所引典籍改原书的现象。
作为家刻本，万历本、庆余堂本最诡异的是增入了其所谓“先祖”的书和学说。如传注部分隋唐五代一节，家刻本多一条：“胡明经公昌翼《周易传注》三卷，《周易解微》三卷，见后。《易传摘疑》一卷。公字宏远，登后唐同光乙丑明经，都魁进士。义不仕。倡明经学，为世儒宗。尤邃于《易》，尝谓学者曰：‘知象中有理，则显微无间；知理中有象，则体用一源。’后周广顺癸丑，征辟不就，赐号明经公，是为吾家鼻祖云。”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乃程颐《易传序》所独发明者，焉能其胡氏祖先早于程子发之？盖胡氏子孙欲推美其祖先，窃程子之言而伪托于胡昌翼也。其余尚有数条，详见校记。
本次点校，以内阁文库藏《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为底本，其缺页处，配以《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本；以正德本和庆余堂本为对校本，参校以万历本、通志堂本等；其引据各书，又核查相关善本。
【点校附识】
当拿到《易学启蒙通释》《周易本义启蒙翼传》样书那一刻，我如释重负。从2013年至今，七年时光匆匆溜走，我也从刚刚毕业的青年不知不觉走到了沉重的中年，想来不胜唏嘘。
博士毕业前，中华书局的孟庆媛编辑联系我，给我看一个《易学典籍选刊》的目录，问我想点哪一种，或者推荐哪一种。当时我做王船山易学的论文，知道胡氏父子这书对朱子易学的重要作用，便自告奋勇领了这个任务。毕竟我读着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书求学的，现在能亲自操觚，从读者变为作者，十分欣喜。毕业前即利用北大图书馆藏，将工作底本匆匆点校了一遍。后来孟庆媛编辑还十分认真地校了一遍，讨论了一些相关的事宜。工作安定下来后，我便潜心点校这两本书。当时先后跑到上海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清华图书馆雠校。在北大学习的这些年，跟着一些令人尊敬的老师学习了文献学的相关知识，虽然学到的只是皮毛，但我也认到这是一门高技术含量的工作。文献学的基础，相关专业的知识背景，二者缺一不可。除了找齐质量比较好的底本对校之外，我对该书中的大量引文进行了他校（不轻改底本），以及根据易例和数字计算进行了理校，总体而言还是解决了不少问题的。
由于编辑部人事的调整，稿子沉寂了一段时间。多年后王娟编辑接手此事，我又重新核对旧稿。中华书局编审流程繁复严密，出版速度相对较慢，但质量因此有较严格的保证。王娟老师非常负责、水平也十分高超。学术研究行业都常说，整理古籍是为人作嫁衣，因为不算研究成果；那么古籍整理的编辑，则是为嫁作嫁了。书稿虽然我认真看过多遍，但仍有不少疏忽。特别是本书图表较多，比如揲蓍的部分，朱子枚举蓍策数，用黑点表示。古代刻书、印刷的时候，稍一不慎就可能少一个点，这就意味着数字会产生差错。原图有几个点数的错误，是王娟责编指出来的。再如《考变占》的变卦图，即便是宋本也有错误（王铁已指出），据体例可推。我在校注中虽然已说明，并做了一个整体的调整。但具体到每一卦，仍有疏漏，也是王娟责编看出来的。还有一处算数的脱误，也令我十分佩服。不懂易学，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专业、精到的编校意见。其他一些断句的疑惑、校记的辞气等，我们也一一反覆沟通。此书如果质量还算不错的话，那应该有王娟责编一半的功劳。
点校此书也使我加深了对宋元易学的认识。《启蒙翼传》的《易》学目录使我感兴趣，从而写了一篇《宋中兴国史艺文志经部易类复原》，发表在虞万里先生的《经学文献研究集刊》上。在研究胡氏父子易学的过程中，我还颇得益于王铁、谷建、李秋丽、史甄陶等学者的研究。特别是李秋丽老师博士论文即做胡一桂研究，前些年她先给《儒藏》点校了此书。
近两年来，我很多的精力都耗在古籍整理上了。其中有乐趣，然也十分辛苦；虽辛苦，但也不敢懈怠。这还是多亏单位相对不那么严苛的考核体系。然而当今量化考核日益严密，压力是逐级向下传导、层层加码的。或许将来，要“以无厚入有间”地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领域了。
最后要感谢豆瓣的诸学友，有的因论学相识而给我这么一个点校的机会，有的在我去图书馆查书的时候热情招待，有的让我以此书的点校说明或副产品参加学术会议并提出意见，有的以研究成果使我获得启迪，最重要的是鞭策警醒着我不要在油腻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看看欠的几家出版社的文债，真恨不得有三个自己，及时、保质地完成。不过想想，自己的焦虑又十分好笑：“且慢！我只一个浑身，如何兼得许多？”
注释：
[③]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88年，第374页。
[④]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目录》，中华书局2007年，第10页。
[⑧]谷建《胡方平生平著作及考订》，《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五辑，第190页。
[⑨]谷建《胡方平生平著作及考订》，《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五辑，第186页。
[⑩]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3页。
[11]马常录《宋朝四部国史艺文志考论》，山东大学历史系2012届硕士论文，页27。
[12]赵士炜辑《中兴国史艺文志辑本》，见《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二十卷，页522。
[13]更具体的可参考谷继明：《宋中兴国史艺文志经部易类复原》，《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十八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
[16]李秋丽《胡一桂易学思想研究》，山东大学中国哲学2008届博士论文，第68页。
[17]郭彧《京氏易传导读》，齐鲁书社2002年，第63页。
责任编辑：近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