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差异与概念转换：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的“贤能政治”语义分析

作者：张师伟（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教授）

来源：《行政论坛》2019年0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十四日甲寅

          耶稣2019年7月16日

【摘要】贤能政治的话语在中国并不新鲜，但在不同时代及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视域里却常常迥然不同，特别是当西方学者以汉语的方式参与这个话题时，贤能政治话语讨论中的视域差异与概念转换，就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比较政治学问题。自近代政治话语兴起以来，中国大多数学者站在现代看传统，贤能政治在民主、自由的政治话语中备受鞭挞，完全成为君主专制政治的显性标志。西方学者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话语则站在西方看中国，既急于在中国传统政治概念中寻找西方民主政治的匮乏之物，也在“贤能政治”的话语透镜下，过滤掉了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身影。中国本土的“贤能政治”推崇者则借机抬高身价，却不过是站在现代美化儒家传统。中国本土拒斥“贤能政治”的学者则坚持科学与民主的传统。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不同的视域及知识背景，造成“贤能政治”话语讨论的复杂性。只有放在比较政治学的视域下，才能准确明了“贤能政治”话语讨论中各种观点的庐山真面目。

【关键词】视域差异；概念转换；贤能政治；比较政治学；话语分析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如何进行精当的概括，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归纳问题，而是不可避免地包含一种因理论选择不同而带来的观念理解与概念选择的难题，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1]。特别是在当今中国古今中西政治话语大汇聚的时候，一方面，是西方学者立足于西方的新现实及特定的理论诉求，面向中国，寻找理论资源，试图从中国古老的传统政治话语及最近的政治经验中，寻找西方精英主义政治理论的东方支撑，主张以中国一贯有之的贤能政治弥补西方有缺陷的民主政治[2]；另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上逐步高涨的民族主义寻根诉求，试图在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政治上一以贯之的指导原则，主张在现代中国政治体系中恢复儒家贤能的原则[3]。有学者不仅将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及优点概括为贤能政治，并主张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要与贤能政治相融合[4]，甚至主张在当代中国恢复传统儒家的贤能政治等[5]。但是，仔细分析中国学术界关于贤能政治的诸多争论，实际上并不难发现在贤能政治的各种言说中，包含不同理论视域及由此而来的概念转化所形成的含义分歧问题。这种理论视域的不同及在概念转换中出现的同词异意，如果不放在比较政治分析的视野下，就不能使学者们在概念之含义与指称皆明确的情况下得到有效的学术交流，从而导致人们在关于贤能政治的话语讨论中一直停留在模糊混沌的状态。只有放在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下，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比较不同贤能政治话语的产生背景，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对诸种关于贤能政治的话语进行分析，才能明了贤能政治话语讨论中的诸多合理之处及其偏颇不当之处，并在理论上汲取其中的合理之处，妥当地解决现代民主政治该如何面对和安置贤能政治的问题，摆正贤能政治在现代中国民主政治中的地位。

从学术界开展讨论的情况来看，中文“贤能政治”一词开始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6]，但长期以来并未成为讨论的“热点”，即使是同时期的大陆新儒家也并未热衷于“贤能政治”的讨论。直到近十年来，西方学者贝淡宁介入中文“贤能政治”话题的讨论，“贤能政治”的话语才在中文学术领域里异乎寻常地繁荣起来，并被《文史哲》杂志作为“2016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之一推出[7]。贝淡宁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学者，在西方的政治话语讨论中较为关注西方民主政治的瑕疵，并在一定的程度上主张精英主义的政治。英语“meritocracy”一词开始于1958年，如果说它也有“贤能政治”的意思，其最初也是讽刺性的[8]，虽然西方也有学者努力扭转该词的反讽特点，试图将其转化成一种褒义的概念；但在西方的学术领域，“meritocracy”作为精英主义政治的内涵，在话语上被作为经济寡头统治而受到抵拒[8]。贝淡宁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并注意从儒家传统及中国现实中寻找“meritocracy”的支撑依据。但是他却并未使用“精英主义政治”一词，而是采用让不少中国人心生遐想的“贤能政治”，并由此而引发了中文学术界关于“贤能政治”的热议，议论纷纷，莫衷一是[9]，表面的话语热闹难掩诸多观点理论上的浅薄与浮躁。放在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下来分析贤能政治话语，正是将该话题讨论引向深入的一个可靠路径。

1、视域差异：古今中西政治理论观照下的“贤能政治”话语

不论在什么时代，也不论是在哪个政治共同体中，政治的产生都是为了公正而有效地解决问题。任何政治如果不能解决任何公共问题，那就丝毫没有存在的价值，而它对公共问题的解决如果缺乏充分公共性，那么它也就站在了政治共同体绝大多数人的反面，从而也很难真正持久稳定地存在下去。政治事务的公共本性决定了执行公共事务的政治必须在德行上取信于共同体的绝大多数，德行不足的政治，缺乏存在的必要基础；政治事务如果不能有效地执行则势必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人们生产、生活的正常维系和持续发展，要求政治系统必须具有解决公共问题和执行公共事务的充足能力，能力不足的政治，缺乏存在的社会必要性。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都会同时向政治提出德行和能力的双重要求，只有能同时满足德行及能力双重要求的政治，才有可能是好政治[10]。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理想中的好政治，就天然地是贤能政治，贤是政治的德行优良，能是政治的能力卓越。贤能作为政治的共性，乃是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心向往之的理想状态。人类历史上断无一个政治共同体公开呼吁道德败坏的政治体系，亦断无一个政治共同体能够容忍无能的政治体系。虽然各自所向往的贤能政治在具体内容及实现方式上各不相同，甚至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在某个时间段上关于贤能政治的内容表述也差异很大，但作为理想政治之必要属性的贤能都不能不是某种政治体系的制度结果。从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脉络来看，政治体系不能不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在德行及能力上日渐进化，政治体系的野蛮、蒙昧及诸多德行瑕疵呈减少趋势，而政治体系的平等性、文明性等德行内容则日渐普遍和丰富起来。与此同时，政治体系的能力也在回应和解答日益复杂社会的诸多疑难问题中呈现越来越发达的状态。政治的贤能状态在面向未来的发展中，既有很强的实践需求，也会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起来。

当然，很多讨论贤能政治的学者并不是立足于政治体系的功能属性而认识贤能政治，而是谈论一种依托政治贤能人物来治国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实践和理论都并不贫乏，不论是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还是西方历史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各个阶段，都存在一定范围或一定程度上的精英政治。“贤能政治的理念也是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核心”[2]。古希腊的斯巴达贵族政治及罗马共和国政治的贵族特质，中世纪以来的领主政治，近代以来的金融寡头政治，如此等等，都带有浓郁的精英治国特质，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归结为贤能治国的贤能政治。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也都普遍存在精英治国论的观点，柏拉图的“哲学王”是其中颇为著名的代表。“柏拉图强调，掌握真理的永远只可能是少数人。他在《理想国》中所提出的种种政治设计，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这少数人能够顺利地成为城邦的统治者”[11]。中国传统时代的政治完全属于精英治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的国家形态就一直以精英为核心，并且由精英来运作，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及治国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未能够达到一种可以制度化的高水平，精英几乎是不受制约地进行国家的治理，以至于形成一种“专制权力支配社会”的格局[12]。但中国传统的精英在实践及理论上却并不像西方那样具有结构的确定性，西方的精英或者以贵族的身份，或者以财富的丰硕，或者以信仰的虔诚，或者凭借知识及智力上的优势，或者凭借能力上的卓越，或者上述几个方面兼而有之，但是他们总归是与一般民众迥然不同的一群人，作为精英的一个群体，乃是政治社会构成中的一个结构性板块，板块内部虽然还有地位、作用等的不同，不过却并不存在一个贤能之上的存在，即使国王也在法律之下[13]。中国传统的贤能并不是一个结构性的阶层群体，贤能中的士大夫虽然也是精英治国的一部分，但在士大夫之上还存在一个遴选贤能和驾驭贤能的圣王，作为官的士大夫只不过是“分身之君”而已[14]8。与西方政治理论聚焦于对精英政治的政体论述不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更为聚焦讨论的话题乃是作为贤能之最的圣王，而士大夫不过是圣王治国选用的对象，即使是其中最卓越的丞相，也只能是“佐天子”（《史记·陈平世家》），“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而总览万几，全在一人之裁决”[15]。

实际上，虽然中国与西方在表达贤能政治的词汇及在贤能政治具体内涵上的理解差异很大，可以说是迥然不同，但在提倡以具有优良政治道德及卓越能力的人治国上却深相契合。仔细比较中西方政治理论之间关于精英政治的概念解释及为什么要实行精英政治的理由，就不难发现双方在精英政治上的具体观点根本不同。虽然西方文明在政治上也经历了君主制，但在它的政治结构中却始终存在相对均衡的君主、贵族及平民等三种势力，其间的关系虽也存在此强彼弱、此弱彼强的差异，并因这种势力对比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政体，精英政治只不过是贵族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政体。这里，姑且不论贵族是古希腊、罗马共和时期的贵族，还是中世纪的世俗贵族或高等级教士，还是现代社会的知识精英及经济寡头等，当一定类型的政体为贵族参与政治、影响政治，甚至是决定政治提供远比其他阶级、阶层更为充分和远为便捷的条件，并在政治运行的结果上较多地体现出贵族意志与主张的时候，这个类型的政体无疑就是精英政治的政体。西方政治理论上的精英政治实际上就是提倡这种精英主义的政体，但近数百年，西方政体的发展却在根本上改变精英主义政体的格局，不但民主化、自由化、法治化及平等化的趋势改变了精英主义政体的构造，而且广大社会阶层的崛起及政治权利的普及也造成一股越发不可遏止的政治参与浪潮。精英主义政治虽然还有其虔诚的坚持者，但政治的态势却是越来越支持政治的平等化及自由化，普通大众在国家治理体系及其治理后果方面的深度影响，从根本上取消了精英的强势决定性影响。民主成为一种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号称自己是民主的支持者或是民主派的政治家，而给对手贴上了独裁或反民主的标签”[16]。当西方国家的有些思想家试图改变这种政治的民主化、平等化、自由化态势时，他们就将观察点转向东方的中国，试图如同他们的先辈，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人文精神和东方道德那样，在中国传统文化及现实中寻找精英主义政治的支撑。西方学者21世纪初发起的这股“贤能政治”的话语潮流，就是如此，“meritocracy”在西方由讽刺性话语转向褒义的时候，西方学者就在中国传统话语中找到一个差不多完全是褒义词的“贤能政治”。

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体系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后，在清朝初中期达到她的“过度成熟”状态[17]，其中，儒家政治话语占据最为核心的地位，儒家所向往的第一流政治理想乃是“三代”那样的“天下为公”，而“天下为公”最明显标志，在政治上就是“选贤与能”。在儒家政治理想里的“贤与能”并不是在一般官吏层面上选择贤能，而是指如尧舜那样的圣人所具有的贤与能。从传统中国政治理想的层面上来看，所谓贤能政治实际上就是圣王政治，宇宙间至上的至善主宰以既贤又能的圣人为王，并将天下治理的权能皆授予圣人[18]。圣人精力有限，天下治理的事务繁多，非一人之所能治，所以圣人还需要从接受自己教化的其他人中选择教化效果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来襄助其进行天下治理[14]8。作为天下治理襄助者的贤能，在理论上是圣人教化的结果，在实践中则是等待圣人遴选录用的士人。所谓“学而优则仕”的仕，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贤能。虽然说儒家的贤能之人，似乎应该是兼具道德与能力双重高素质的人，即要求仕人“德才兼备”，但是在实践中其实却是要突出“以德为先”。虽然战国时期的法家明确主张以才与能来禄官授职，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的政治家及思想家明确主张“唯才是举”，但是传统中国选拔录用考核官员的贤能标准还是要贯彻“德才兼备”和“以德为先”的原则。实际上，中国传统虽然有“贤能政治”的尚贤传统，但是除了以“崇圣”形式表现的尚贤之外，士人入仕层面上的“贤能政治”重贤轻能，偏向于选拔和使用“德胜于才”的“君子”，而并不十分喜欢“才胜于德”的“小人”。中国传统的贤能政治贯穿“以上率下”和“以下奉上”的基本原则。这既体现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也体现为“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孟子·滕文公上》）。中国传统时代以贤能政治为理想，一代又一代的儒生盼望尧舜那样的贤能圣王，希望能回到“三代”，所谓“不以三代之治为治者，皆苟焉而已”[19]。但是，自近代遭遇西方民主以来，“贤能政治”又在政治价值的褒贬上颠倒过来，成为传统君主专制主义的同类项。即便是西方著名行政学家古德诺也不能说服民国初年的中国民众，让他们安心安然地重回贤能的君主政治[20]。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并非一句空话。

2、概念转换：“贤能政治”概念指称、含义的古今中西比较

贤能政治虽然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但在中国传统时代的语言中并无“贤能政治”一词。作为传统时代话语的“贤”在组词时，通常是与“圣”组成“圣贤”一词，这种情况下，该词的核心成分是“圣”，或者与“尚”组成一个动宾词组“尚贤”，以表示一种推崇“圣王”的政治主张[21]。事实上，“贤”本身就是一个含义完整的词，兼有政治和道德的双重属性，指代政治过程或政治活动所需要的道德内容和政治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与“人”相结合，组成“贤人”一词，比如“亲贤人，远小人”，就构成一种王者执政的指导理念，用以造就政治上的“治世”，而“亲小人，远贤人”，就必然在结果上造成政治上的“衰世”[22]。“能”作为一种在政治上得到肯定的素质，主要是在战国时期法家的政治主张及列国的政治实践中受到高度关注，并且体现在选官用官的制度上，形成“禄有能”的任官原则，以取代原先的“世卿世禄”原则。作为一种任官制度原则的内容“，能”既突出了战国时期列国对政治人才的具体要求集中在效率与结果取向的能力，也突出了战国时期列国在任官时主要考虑现实问题的解决，从而能够任用在道德上有一定瑕疵却又能力卓越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战国时期法家及列国所谓“能”涉及方方面面，但总归要体现在“功”的结果上，无“功”的结果呈现的“能”，就不是真“能”。法家的“禄有能而赏有功”，给出面向一切人的以“功”和“能”为导向和标准的政策，普遍地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及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以各种各样的“能”和“功”来助推国家的富强。在这个意义上的“能”并不是在一个狭小的能人圈子里选人，而是指国家的执政者要面向社会各阶层、各方面来发力，调动一切有利因素，以达成国富兵强的结果[23]。在战国时期“，贤”和“能”在话语上还是分而言之，还没有构成一个组合词，而且各自都是选人用人的一个完整标准，被不同思想流派分别推崇。先秦儒家在选人用人上推崇“贤”，主张用“君子”，以君子治野人（《孟子·滕文公上》）；法家在选人用人上却推崇“能”，主张“使有能”[24]。

两汉时期，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体系获得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达，以董仲舒为主要思想代表的汉代儒家，造成一种儒家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综合了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先秦儒家与其他各家，形成了意识形态化的天人之学。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客观上形成了汉儒天人之学的经学化表达，还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让士大夫“通经致用”“学而优则仕”的新路径。先秦儒家主张的德行之“贤”不但与经学的内容修习密切联系起来，而且与秦汉大一统国家所提倡的忠孝道德内容联系起来。皇帝作为政治领袖，在儒家经学的诠释中占有崇高地位，他在经学解释不能通过学派间的辩论解决时有最终裁断权[25]，而且皇帝作为天子，在忠孝的道德内容上也是表率。当汉代天子举起“以孝治天下”的时候，就不仅是在天下范围内普遍地提倡和推广孝的道德规范，也不仅是立意从家的孝子当中选择国的忠臣，从而在道德上把国家的标准和家的标准统一起来，更是一种在普天之下推广道德意义上的“尚贤”政治。但在汉代的政治存在中，先秦法家的痕迹还较为突出，不仅汉家治天下的法度是“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王道即是道德意义上的“尚贤”，而霸道就是带有较为浓郁法家特质的“禄有能”；而且也表现在汉代特别是西汉时期国家选人用人的方式繁多，不仅仅局限于“通经”和“移孝作忠”，功、能、才、财等皆可作为进入官场的门径；汉末的曹操及诸葛亮等也在新的政治情况下标榜官人的“唯才是举”原则，突出国家用人的才能导向。实际上，直到宋代，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及司马光在讨论国家选人用人的问题时，仍然没有使用“贤能”话语。王安石比较多地突出问题导向的倾向，较多地关注变法的绩效与结果，从而比较突出“能”与“功”的要素。司马光则突出和强调儒家贤人政治的理想，提倡以“德才兼备”的君子为国家治理的依靠[26]。从宋到清，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对贤能的语言表述主要是德才兼备和以德为先突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主张君子以德治国。清末对传统时期的“贤人政治”则又突出其批判方面的意义，以与民权政治相对而言。

西方传统的精英政治本身即包含贵族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军事精英及宗教精英等，但精英政治的核心意思总归是以精英的少数来进行政治统治的一种寡头政体。作为中文“贤能政治”一词的英文对应词“meritocracy”诞生于1958年，不仅只具有60年的时间，而且它在一开始还只是作为一种讽刺性的辞藻而存在。它只是在西方民主政治出现一些新的问题的时候，才被一些学者逐渐地转化为一种褒义的词汇，用以表述一种区别于民主政治的治理方式。虽然它的褒义性在一些保守主义学者的著作中得到确认，但仍有相当多的学人对它的褒义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主要体现一种精英主义的寡头倾向，具有一定的反民主特点[8]。从词根的分析来看“，merit”兼具有德行与才能方面的内涵，而作为一种精英政治的表述，“meritocracy”也就与“elite”有了内涵上的明确区别，即“meritocracy”更主要地突出国家治理中那些兼具有德行与才能的少数精英的决定性作用，“elite”所突出的少数人统治侧重在精英的人数少，而在精英所以为精英的内容规定上则相对宽泛一些，而不局限于从人的德行和才能方面来择取进行统治的少数人。“elite”中的少数精英既可能是由血缘决定的贵族少数，也可能是因经济富裕而形成的富人少数，还可能是因信仰原因而形成的宗教少数，更可能是因德行突出和能力卓越而形成的贤或能的少数。作为中文“精英政治”的英文对应词，“elite”和“meritocracy”两个词汇，不仅在精英政治的少数精英所以成为精英的决定性因素上存在明显的不同，而且二者在精英的来源上也存在差异。“meritocracy”比较侧重于遴选或选拔的环节，强调要从社会中遴选或选拔出德行高尚和能力突出的少数人[2]，主张以这些人进行的“贤能政治”替代“民主政治”，让他们承担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承担重要职能，发挥重要作用。“贤能政治”是相对于“民主政治”而言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实不足催生思想界的“贤能政治”学说[2]。

英语“meritocracy”所提倡的贤能治理，在西方并不新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学术界对民主政治决策的国会政治进行了深入反思，并在借助于欧洲大陆“官房学”的基础上，助推现代行政科学的诞生，形成民主政治和科学行政的相对二分[27]。在一定程度上，现代西方的行政科学就是帮助公正有效地进行治理的科学，而其中的事务性文官就是科学行政所要依托和依赖的贤能专家。虽然西方民主的进一步展开确实增加了民众在国家治理和公共事务中的内容影响力，甚至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也未见得就能选出德行高尚和能力卓越的精英，但作为事务官的文官却着实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并且高等级文官还都经历了功绩考核和能力选拔的晋升过程，更兼国家治理及公共事务管理还会得到许多高端智库的辅助。因此，即使是西方民众的民粹化现状，也并不能实质性地降低其国家治理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学者提倡作为“贤能政治”的“meritocracy”，就只能是出于对大众德行与能力的担忧，而这种担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他们对西方传统民主价值的背离，显示了他们保守主义的精英政治取向。大众的德行不足及能力不够，至多不过是降低国家治理及公共事务管理的效率，但贤能们可能的居心不良、精神懈怠、腐化变质及能力不足，却足以将国家与人民引向灾难[12]。在西方学者将“meritocracy”输入中国学术界，并名之为“贤能政治”时，中国学术界的民族文化保守主义正在经历长期积累后迎来一个蓄势待发的新阶段。不论是向中国学术界输入“贤能政治”的西方学者，还是中国本土的民族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在将“贤能政治”看作“民主政治”相对物的同时，也将“贤能政治”看作一个中国传统儒家政治的优良传统[2]，但这不过是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美丽误会。西方的学者借助于这个对中国传统儒家的美丽误会，在努力寻找他们试图在西方民主社会里实现的“meritocracy”，并试图以中国贤能政治为基础，振兴或复兴世界范围内的贤能政治，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则借助于这个的误会，期待传统儒家在现代中国的一次豪华回归[5]。

3、现代转换：“贤能政治”历史话语的准确理解及民主消化

虽然在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古代政治传统中，就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某种形式的精英主义政治特质，但这种精英主义政治特质，除了在理论上有过柏拉图“哲学王”这样偏重德行与智慧的主张以外，实践中的精英主义政治则基本上不突出德行与智慧因素，反而突出贵族、经济及宗教的因素，在总体上可以归结为贵族政治，英国中世纪后期“，世俗贵族群体”“对议会活动的主题与限度乃至整个王国发展之政治走向具有重要的乃至关键的影响”[28]。英国政治在近代经历了由贵族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变[29]。即便是到了近现代社会，精英主义政治的特质也仍然偏重在经济与血缘要素上，而德行与智慧要素则仍在政治实践中没有得到彰显[30]。西方民主政治自17世纪以来在其渐趋发达的过程中，虽然金融寡头政治的精英主义，在民主浪潮中渐渐受到遏制，但民主浪潮裹挟下的政治又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民粹的包围中，以至于一些倾向于效率的思想者不得不做出某种扭转民粹及由此而来的行政低效问题的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制度上，就是现代文官制度的建构。西方的现代文官制度通过文官资格考试来选拔职业化的官僚队伍，一方面，以文官队伍的政治中立，避免官僚队伍因周期性政治选举而形成的频繁变动，避免政府机构的行政中断乃至是行政冲突，保持行政的连续性及稳定性；另一方面，又以文官队伍的职业化来保证行政的专业性及科学性，既避免行政行为的诸多在科学上的不合理性，也有效地保证行政的效率，还避免因为政治派性差异而造成的明显行政不公。现代文官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贤能政治”，他们所谓“贤”就是政治中立，所谓“能”就是他们在行动中的职业理性及其在实践中的较高效率。除此之外，现代行政学在西方的诞生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贤能政治”的学理保障，行政机构相对于立法机构及司法机构的扩权及其对现代行政学知识的有效运用，在实践中助推和巩固了西方的“贤能政治”[10]。西方民主政治背景下的“贤能政治”主要体现在行政系统中，但是这并不意味西方的立法系统及司法系统就没有贯彻“贤能政治”的原则，就没有实现和践行“贤能政治”。

贝淡宁着意将“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对立起来，实际上是不满足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贤能政治”仅停留在行政、立法及司法的事务官产生及其业务上，而试图将“贤能政治”推广到政务官的产生及其业务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其反对民主价值的立场。这种立场并不是因为他提倡现代政治的效率，而是因为他为了效率而着意要对人进行德行与智力等的划分，提出只有德行和智力超过平均水平的人，才可以享有政治参与的权利，才能在国家的治理中发挥作用[2]。人类社会中的成员确实在德行及智力上存在差距，但如何来测算人类群体在德行及智力上的平均值，却是一个不太容易实现的事情。因为假如人类社会各成员在德行和智力上差距不大，那么就没有必要对人类进行这种以德行和智力为标准的划分了；如果人类社会中德行和智力卓越的人为数众多，那么这种划分的必要性也基本不存在。只有在人类社会中的成员既存在德行和智力方面的悬殊及具有高尚德行和卓越能力的人又为数不多的情况下，才有对人类成员进行以德行与能力为标准的划分的必要性。但这种划分的政治结果不外乎是剥夺了为数众多的人类成员的政治参与权利，而只赋予为数较少甚至是极少数人以政治决策的全权，从而在公共治理中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以贤治不肖”“以上智治下愚”“以能治不能”[10]。“贤能政治”的治理方式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进行德行及智力的测量，并据此对人类社会成员进行政治上的划分，但该依据什么标准及由谁来具体负责施行，虽然是贝淡宁所没有深谈的内容，但是“贤能政治”所不能回避的内容。作为“贤能政治”的“meritocracy”一开始就是一个讽刺性的词汇，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西方民主政治传统对所谓“贤能政治”的态度，而后它作为一个褒义的概念被使用，在理论上也遭到西方学者的激烈批评，以之作为维护寡头政治的代表者[8]。

在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体系中，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或许只能是寡头政治的代言者，但他在理论上的归宿则可能是一条回到“前现代”的道路[31]。与西方的“meritocracy”开始作为一个讽刺性说法不同，“选贤与能”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在各个时代的中文中都充满价值上的褒义，即便是民主主义思想开始风行中国的20世纪，“贤”与“能”结合的方式仍然在价值上备受推崇，并在现代政治话语中转变成“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实际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不仅更符合中国传统对人才优秀与否的判断标准，而且也能过滤掉传统政治的圣王专制特质，从而为中国民主政治体系所吸纳，成为一种民主政治下的干部遴选与考核、晋升的评价标准。贝淡宁将“meritocracy”转换为中文“贤能政治”，他既是以“meritocracy”来理解传统儒家的政治理念及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也是试图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理念及当代政治实践中，寻找“meritocracy”的理论及实践支持。一方面，他以“meritocracy”的内容为标尺，忽略当代中国政治的民主制度框架及运行机制，而只是突出干部遴选、考核及晋升的德才标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另一方面，他又以“meritocracy”为标准，理解和解释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将“meritocracy”的“德行与智力”标准与儒家传统的“贤”与“能”对应起来，但他又有意忽略儒家政治理想的归宿乃是人“皆为尧舜”的“成人”，而并非国家治理方面的高绩效。同时，贝淡宁还以中国传统的科举制来作为“贤能政治”的显著标志，但实际上科举制并不是唯一的选人方式，也不以选拔有治理能力者为目标，还不能保证被选出者在政治中的可靠操守。科举制选拔的人，才能匮乏[32]，德行不足[10]，几乎是中国传统舆论界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虽然“meritocracy”与儒家政治传统，在贝淡宁看来似乎是一致的，但二者之间的含义差距却甚为明显，但他将“meritocracy”汉译为“贤能政治”却既引起了当代新儒学及其同情者的高度关注，也带来与儒学复兴有关的诸多话题讨论，还引发了中国启蒙传统对儒学复兴批评的新话题。当代新儒学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其议论的话题逐步由文化层面进入政治层面，从文化保守主义转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从提倡复兴东方儒学文化转变为提倡复兴儒学政治范式，出现诸如制度儒学、政治儒学、儒学自由主义等流行的话题[1]。自中西文化在近代中国“两极相逢”以来，儒学也不能完全摆脱西学的渗透性影响，即便是政治保守主义的当代新儒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理论的渗透性影响，在一系列看起来是儒家概念的容器里实际上盛装着西方的理论内容。比如，即便是试图建立通儒院的蒋庆，也难以在中国传统儒学的范围找到内容依据，而所谓儒家士大夫专政的创意提法也不过是西欧中世纪教士专政的某种翻版。实际上，自现代新儒学创立以来，关于儒学的诸多有影响的话题讨论，都在概念及方法上受到西方相应思潮的影响，比如，张君劢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诸多观点即受到伯格森思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畅言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并主张人生观在中国的解决要依赖于宋儒的直觉方法。张君劢“援西学入儒学”，集中而合理地呈现了宋儒直觉方法在人生观领域的现代价值[33]，而儒家自由主义等主张虽然同样“援西学入儒学”，但却明显地曲解甚至是误读了儒家的政治主张。“贤能政治”在近几年的热议，虽然也寄托了传统儒学复兴者及同情者在传统儒学政治内容上的现代情结，但是也无可讳言，中文学术界关于“贤能政治”热议具有西方学术的背景，从而也是某种形式的“援西学入儒学”的理论讨论。

中国传统政治的优秀内容，能否在“贤能政治”讨论中，得到充分而合理的揭示，从而推动传统政治资源的现代转换，还是一个不能确切解答的问题。如果人们对“贤能政治”的把握和论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再一次表述某种据说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内容，而未能在比较完整的儒家政治思想体系中仔细剖析“贤能政治”的有关论述，那么中文学术界关于“贤能政治”的诸多论说，要么就仅仅是一种儒家经典政治理想的片面表述[5]，要么就仅仅是表达对中国民主政治面临被传统消解的忧虑[31]。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中，特别是在西方政治遇到一定的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西方学者将注意力聚焦于中国政治传统，试图从儒家理论中寻找到治疗西方政治疾病的“草药”，启蒙运动时期的伏尔泰[3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罗素等[35]，都莫不如此。贝淡宁推动在中文学术界讨论“贤能政治”，他的意图与其前辈没有什么不同，他不过是想在中国找“贤能政治”的“草药”，而助力于“meritocracy”在西方的舆论影响力，试图以此矫正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中文的“贤能政治”，特别是古典中文里儒家的“贤能政治”，并不具备民主政治的背景，它的完整政治形态只能是以尊使卑、以贵凌贱的君主集权，强调君子治野人、野人养君子、以贤治不肖、以智治愚顽。如果回到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中，所谓贤能政治，在政治形态上不过就是圣王政治，秦汉以后儒家在“贤能政治”方面的表述并没有超越先秦诸子的“圣王救世”[25]。从秦始皇开始的“皇帝理论”，到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原君”，他们设想和设计的君主政治在形态上都是“贤能政治”[10]。中国现时代的“贤能政治”热议，显然并不是要回到这样的“贤能政治”，但如不认真考虑“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而只是一味地高唱中国传统“贤能政治”的诸多理想性表述，似乎是在给贝淡宁提供他所需要的“草药”，但在结果上很有可能是打开通向专制主义政治的阀门。因此，中国学术界在讨论“贤能政治”的话题时，就必须注意将其放在比较政治学分析的视角下，既要准确地理解其含义，又要自觉地对其进行民主化的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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