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讲授；叶龙 记录整理《钱穆珍稀讲义系列》出版暨前言

书名：《钱穆珍稀讲义系列》

讲授：钱穆

整理：叶龙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8月

【内容简介】

《中国文学史》

这是一本最好的中国文学入门书。

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zui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

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

或许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

一本好的书，它本身只是起点，它可以让读者从起点出发，向知识更远更深处独立前进，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的书，它是启发者，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让人忍不住去阅读和思考它所提及的作品和知识。从此种意义上，它超越了那些严肃严谨的文学史。

《中国通史》

钱穆先生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亚。

在北大讲授四年，前来旁听的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尔后，钱穆先生辗转于香港，复讲“中国通史”课程。本书便是以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第三度讲授课堂记录稿为底本，可视为“《国史大纲》课堂版”。

尘封多年的讲义，更精粹的讲述。这本书以传奇的方式整理面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当时，一部《国史大纲》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使无数国人深受激励和鼓舞，进而寻求抗战救亡之道；而今，这部《中国通史》以其历史格局和文化情怀的双重担当，将给当下读者以新的启迪，为我们再次提供回望历史、面对未来、重塑个人知识格局的可能。

《中国学术文化九讲》

一本生动忠实的讲堂实录。

一次对钱穆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梳理。

一个与国学宗师亲近的机会。

钱穆一生讲学不辍，育人无数，对现代中国学术研究影响深远。这本由叶龙记录整理的《钱穆学术文化九讲》收录了钱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香港、台湾等地的9次讲演。内容涵盖思想、历史、文学、文化、政治、经济等诸方面。各篇互为补充，既有宏观上对文化历史的梳理，亦有断代研究的案例，以及个案研究成果的展示；既有思想文化的研究，亦有方法意义的探讨——是一本可以窥见钱穆宏大学术世界的小书。

读者如能从中了解钱穆的治学轨迹，明察其学问体系之庞大精细，体悟其对中华文化始终抱持的敬意，将对指导当下的精神生活、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有所裨益。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后移居台北。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其一生著述丰富，学识博达，被称为“一代通儒”。

叶龙（1928—），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士、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曾任香港能仁书院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教授及所长。

【目录】

《中国文学史》

《中国通史》

《中国学术文化九讲》

【前言】

讲到中国文化，便会联想到儒家学术。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谁也会承认。但现有两个问题须讨论者，其一为儒学之内容，即儒家学术究竟是什么；其二为中国文化中其地位之比重究竟如何。

吾人对此二问题当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作说明。因此本讲范围乃系有关中国文化中之中国学术史部分。而在学术史中，又专就儒学史为本讲之题材者，唯如此讲法已嫌范围过宽，又且中国儒学史一题，亦向未有人来对此做过系统之研寻。

本讲演则可谓对此问题作一开头，但所讲范围牵涉已甚广。又属开始探寻，自有许多观点，既是一向无人提出讨论，在此讲座中只是把此许多观点提出，并无定论可言，以待此后继续有人就此纲要而探讨，再隔些时可有一部中国儒学史出现。这却是一项饶有意义与价值的事。

要讲儒学内容，必须讲到儒学史。此即中国儒学之演变历程。

历史上任何事物，传递久远的，必有其一番演变历程。儒学自孔子以来流传迄今，已逾两千五百年，自然有许多演变历程可讲。

要讲演变历程，必先划分时期。此下将儒家演变姑试划分为六个时期。

关于儒家之第一期，即儒学之创始期，此在先秦时代。自孔子起，下及孟子、荀子，以及其他同时代儒者均属之。

此一时期百家争鸣，儒家不仅最先起，而且亦最盛行。《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又说：“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可见当时儒学之盛，亦可见在中国学术史上，儒学一开始便已与众不同，值得我们之注意了。

接着儒学之第二期，此为两汉儒学。我姑名之为儒学之“奠定期”。也可说，儒学自先秦创始，到两汉而确立，奠定了此下的基础。

有人说先秦学术至汉代已中断，或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而儒学定于一尊。此两说均有非是，其实儒家在晚周及汉初一段时间内，已将先秦多家学说，吸收融会，共冶一炉，有意组成一新系统。故说先秦各家学说，到秦代统一已中断，并对此后历史无影响无作用者，实是一种无据臆说。至谓汉后学术定于一尊，此说之非，待之后再提。

今讲两汉儒学，亦可说此时代之儒学实即是经学。只读《史记》《汉书》中之《儒林传》，便知凡属儒林，都是些经学家。而凡属经生，也都入《儒林传》，此下二十四史中，凡有《儒林传》的，莫弗如此。故说经学即儒学，此说乃根据历史，无可否认，而尤其在两汉时为然。我们也可说中国儒家则必通经学，不通经学则不得为儒家。如此说之，绝不为过。

现在试问，为何儒家则必通经学呢？此即就先秦儒家言，如孔、孟、荀诸人，他们所讲，即多是《诗》《书》《礼》《乐》，属于所谓经学范围，两汉承孔、孟以下，续此一传统，故成经学即是儒学了。

其次论到两汉儒学对当时之贡献与作用。我们当说两汉时代一切政治制度、社会风气、教育方法及私人修养等，种种大纲大节，无一非根据经学而来，故可说两汉经学实对此下中国文化传统有巨大之影响与贡献，此层实在无可怀疑。唯涉及经学内容处，已非本讲范围，今姑不论。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