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康 王炳熹】宗族祠堂的当代文化价值

栏目:庙堂道场
发布时间:2019-06-25 22:51:30
标签:宗族、宗族祠堂、祠堂

宗族祠堂的当代文化价值

作者:王健康、王炳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地方文化学者)

来源:《前进》杂志2019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廿三日癸巳

          耶稣2019年6月25日

 

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繁盛不衰的宗族祠堂,具有丰富而多元的社会功能及现实价值。20多年前,有学者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村落家族文化的何种态度,对村落家族文化如何应变”(王沪宁著《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客观认识和准确把握宗族祠堂的个体、家族、社会及国家价值,对于凝聚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当是破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一把钥匙。

 

 

 

王沪宁著《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

 

根系繁茂的宗氏大家族,构成了华夏民族历史文明进程的坚实基础。据《中国姓氏大词典》统计,中国姓氏多达23000多个,根据2019年1月公安部户政管理中心《2018年全国姓名报告》,目前全国在用姓氏共计6150个。以同姓同宗血缘为纽带修建的宗族祠堂,成为华夏宗族文化的独特社会映像。

 

绵延千年的宗族传承,拥有浓厚的文化淀积,是一种稀缺而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是我们个体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遗传基因密码,更是中华民族一份特殊的丰厚文化遗产,是我国屹立万世的文化命脉和集体记忆。

 

 

 

河南都氏祠堂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宗族祠堂,是华夏民族供奉祖先和祭祀先人的庙堂,是宗族的象征和圣殿,“无祠堂则无以安亡者”。宗祠实际上是宗族文化的物理空间,是宗族文化传统的物质承载者。建祠祭祀祖先,夏商时代始有之,但多限于士大夫以上贵族。宋代自朱熹启,平民开始兴建家祠。元代出现了以宗族为群体的立祠规制。明清之后,立祠已成为普遍的宗族文化现象。一座宗祠不仅记录着一个家族的迁徙史和创业史,更记载着这个家族的荣耀辉煌与文化传承。

 

以祠堂为主要载体并以其为核心内容的宗祠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体现的宗法伦理、价值取向、典章制度、家族象征和人生信仰等文化现象,历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化理念。寻根问祖、落叶归根、血浓于水、慎终追远、尊宗敬祖、感恩报本、家规祖训、宗族联谊、敦亲睦族、诗书传家等丰富多元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植根于百姓骨髓的文化传承,具有无可撼动也无可替代的重要文化地位,拥有无与伦比的社会影响力和历史文化价值。宗祠文化实质上是宗族思想文化、人伦道德、精神境界、人类历史进程及宗姓氏族兴衰的集中反映,是一部与国史、方志互补的民族发展史。

 

01个体——文化认同价值

 

“我从哪里来?”“我的祖先在哪里?”华夏民族的这个千年生命基因诘问,始终埋藏在每一个体的灵魂深处,流淌在我们奔腾不息的血液里。家族基因的万世传承,宗族薪火的代际传续,是华夏民族万世不变的遗传密码。为什么要“寻根问祖”,为什么要追问“我是谁的子孙”,因为人们的内心渴求知道自己的祖先在哪里,期盼知道自己的血脉传承在何方。这是一种人类心理的强烈渴望,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和情结。“祠,祖宗神灵所依;墓,祖宗体魄所藏。子孙思祖宗而不见,见所依所藏之处,即如见祖宗一般。”(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祖祠堂的控制功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祭祀祖宗不仅是祈福于祖先,不忘祖德,不舍亲谊,更是在找寻自己生命的来龙去脉,吸取先祖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精髓,明晰自己应当承担的文化传承责任。

 

修建宗祠,首要的是展示宗族血脉的高贵与名望,昭示家族的美德和功业。祠堂内的“永思堂”、“聚气堂”、“文载堂”、“孝义堂”及门楼、祠碑、楹联、匾额、雕塑、画像、牌位、神龛等,无一不在昭示着宗族的荣耀。个体对宗族祖先的虔诚祭拜,如参加本族举行的祭祖安魂大典,或始祖及始迁祖的生辰、忌日祭奠,通过摆香案、具供品、焚纸钱等隆重的祭祀活动,本质上是在搭建一个文化认同平台。族众借助这个平台,展开与先人的灵魂对话,这是一场血缘亲情的历史交流,更是一次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融合,漂泊的灵魂渴望归宿。宗祠就是安放灵魂的地方,当个体走进本宗族祠堂,走进家族历史深处,仰望列祖列宗,追念先祖,面对他们光天耀地的伟业,灵魂会顷刻感到强烈的震撼,心性会瞬间受到雷霆般的洗礼,会为曾经的家族繁盛而骄傲,为祖先的艰难创业而感动,为长途迁徙而震撼。灵魂的对话是文化的认同,更是一脉相承的族源认同。当个体走出祠堂时,也就完成了文化身份的构建,并在这种文化认同中确立了自己的宗族认同,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灵魂对话。

 

宗祠文化的认同,要义是从宗祠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里吸取营养。宗祠文化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寻根问祖、家规祖训、诗书传家等传统文化精髓,是涵养我们现代文化的珍贵营养。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4日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吸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华夏子孙对宗祠文化的认同,实则是对民族千年跌宕命运的认同,是对国家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的认同,更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心理认同。

 

祖宗崇拜是华夏民族心底最神圣的文化信仰。宗祠犹如一座家族的“教堂”,被祭拜的祖先就是庞大族群虔诚膜拜的“耶稣”、“佛祖”或“真主”,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权性和圣洁性,是子孙后代叩首敬仰的万世师表。个体对祖宗崇高人格的敬畏,其虔诚之心如同宗教信仰。甚或可以说,祖宗崇拜就是华夏民族坚守千年始终如一的宗教信仰。聆听祖先的教诲,赞美祖先的美德,遵从祖先的遗训,堪可比肩任何一种宗教。一代传承一代对祖先的心灵敬仰,拥有非凡的人生意义,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占有突出的文化地位。生于宗族文化世家,自幼无时不感受着优秀家传文化精华的熏陶,浸润在家族历史文化的沃土,这对个体的成长、成才、成就的意义无疑都是巨大的。正是因了这种祖先崇拜,有力地促成了族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构建了宗族文化认同的最坚实根基,并把这种文化认同进一步推向族群集体认知的新高度。

 

02家族——族群凝聚价值

 

宗祠一个突出功能是唤起广大族众的历史感、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宗祠为载体形式多样的宗族文化活动,能够把众多家族成员紧密联系起来,以维系家族情感,联结族人心灵,稳定社会道德秩序和行为规范,化解族人相互间的矛盾,获得“收族”之效,形成万流归宗的向心力,发挥“上述祖德,中联宗亲,下启子孙”的天然血缘纽带作用。

 

宗祠大多是某一地域规模最宏伟、装饰最华丽的建筑体,又因注入了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而成为一方土地上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独特人文景观。宗祠就是一个家族历史博物馆,它所展示的先祖塑像、祖训家规、文宗诗伯、硕辅名臣传记以及楹联横匾、先祖业绩等,其意义就在对族众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通过这种熏陶,家族成员不知不觉中认同家族的文化传统,思想意识得到统一,社会认知取得一致,由此奠定家族核心凝聚力的思想准备及文化基础。

 

宗祠的“收族”之效是显而易见的。救灾济困,养老恤残是其重要功能。《礼记·大传》载:“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广东南海县《潘氏典堂族谱》规定:“五代不回拜祭者,不得报丁领胙。”湖南省攸县慈峰袁氏宗族规定,不参加祭祖的族人,不能参加祭祀后的酒宴,这实际上等于被开除了族籍。这些详细规约,对确立宗祠管理秩序至关重要。宗祠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建立起扶弱济贫的慈善机制。清代宜荆地区陆氏《崇德堂条例》记载:“倘遇岁歉,将米谷赈饥。”江苏《吴江族氏义庄规定汇录族氏义庄赡族规条》规定:贫老无依年在60以上者、寡居家贫坚守苦节者、身有废疾无人养恤者、少孤之人家贫不能存活者,都是宗族贫困救助的对象。有的宗族还规定:“嫁女无力者”、“娶妇不赀者”、“病故无力成殓者”及“棺木停厝无力办葬者”等,都应给予适当救助。赈济贫困族人,救助家族成员,是团结族人的重要手段,使族人感受到依托宗族的重要性所在,从而将自觉围绕在宗祠的周围,敬宗仰族,维护宗族的权威,可谓是“宗道既尊,故族无离散”。

 

 

 

广东揭阳揭西上砂镇举行第六届世界庄严宗亲恳亲大会

 

宗族一年一度的祭祖大典,具有强烈的号召力,构建起族众血缘亲情的无形桥梁。散居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大洲的宗族儿女,不远万里,奔向宗族祠堂所在地,相聚祭祖,可称“穿越时空的家族聚会”,“收族敬宗的引力场”。不同语言、不同地域、不同国籍的同宗族人,通过相聚,敞开心扉畅叙亲情、友情,交流各自的文化感悟。相见时的一群陌生族人,分别时却成了至亲。祖亲相聚使感情得到了升华,联系得到了加强,心理得到了慰藉。这就是宗祠文化的巨大魅力所在,价值所在。广东揭西上砂是一个只有6万多人的小镇,2010年举办了世界级庄严宗亲大会,接待3000多名海内外庄姓和严姓宗亲。有学者认为,“宗族的复兴有其内在必然性”,“是基于自然的世系关系的共同起源而形成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并非出于利害关系或是某项活动而人为组织的临时组织。可以这样说,涵盖了血统、身份、仪式、宗教、伦理和法律等诸多要素的宗族理念早已内化为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周大鸣:《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黑龙江出版社2003年版)。

 

宗祠还是一面凝聚族众的旗帜。相聚在这面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政见不分左右,所有人都是某姓始祖的子孙,都是先祖的后裔。安徽《黔县志》记载:“家崇祭祀,木主列于祠堂,值岁时吉凶大事,不论贵贱贫富,集众子弟,广备牲醴,得以展其孝敬。”宗族的旗帜可以弥合人们之间的文化分歧,消弭相互之间的财富多寡,抹平彼此之间的身份高低。大家都是长幼有序的族亲,都可以平起平坐,共商族事。宗祠的旗帜具有明显的社会差别消融作用,对于人们消除隔阂,和谐相处,意义非凡,影响至远。

 

03社会——道德教化价值

 

宗祠文化的教化功能,绵延千年而不衰,已为众多宗族文献典籍所佐证。宗祠文化与书院私塾文化、家庙族府文化、地方庙宇文化等,共同建构起地域文化的立体形态。学者邓河在《论近代社会宗族组织的存留与演变》中提出:“祠堂之功能是‘上奠祖先之灵,下规后嗣之则’”。忠、孝、节、义、礼之儒学基本规范,修身、齐家、敦本、和亲等传统文化之道,都可以在宗祠里学习传授。严格的宗祠教化,目的是“祖德垂芳”,使本族子孙明彝伦、序昭穆、正名份、辨尊卑,保证宗族代有英俊,人杰不绝,光宗耀祖。王沪宁认为,“家族社会化的作用对村落家族说来是维系对家族的认同感,但实际上它的作用不限于此。它通过自己的运转把一整套观念传递给人们,这些观念将影响这些人在更大范围的外部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对政治的态度”(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关羽祠

 

 

 

岳王庙

 

 

 

抗倭名将戚继光雕像

 

宗祠文化的一个突出功能是弘扬明贤先哲的冰雪情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惩恶扬善,“登祠思祖德,入庙念宗功”。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涌现出了无数忠孝节义的道德义士,全国各地为他们建立了众多的宗祠,如关公祠、岳王庙、戚公抗倭祠、文天祥祠、木兰祠、西递胡氏“敬爱堂”等,这些忠孝仁勇的宗祠,宣扬孝父母、友兄弟、睦近邻、崇俭朴、恤孤寡、戒淫逸、禁赌博等伦理规范,是训诫子孙的极好道德教化课堂。浙江慈溪孙家境的“出为忠臣,入为孝子”的家训,可谓是遗训千年,教育百代。慈溪是一个小村,因五代迁居到此的孙氏家族而得名,“一个孙家境,半部明代史”。孙家境之孙氏家族曾为明代望族,以忠孝节义、学问人品名扬全国,“横河孙家境、官帽八百顶”。明清时期,孙氏一族以忠孝、政事、风节、文章称誉天下。家国情怀,忠臣孝子之风,孙氏家族传承了千余年。孙氏家族不仅是簪缨世家、忠孝世家,更是文化世家。深厚的家学渊源,使孙氏家族科举人才辈出。现在,孙境宗祠“燕翼堂”保存完好,世界各地的孙宗后人纷至沓来寻根问祖。他们走进孙家境宗祠,既是为了拜祖,更是为了身受教化,接受孙家境博大精深“忠臣孝子,家国情怀”宗族文化的深度洗礼。

 

宗祠文化所宣扬倡导的优秀传统人伦道德,对先祖忠勇仁义品行的道德张扬,具有强烈的标杆意义,可补充国家意志的缺失与空白。在中国广大农村,国家意志及思想文化难以企及的某些僻乡村落,往往出现伦理道德的缺失,子嗣不孝,苟且堕落,人伦尽丧,邪恶肆意等。发挥宗祠文化的教化功能,对于这些落后的村落,应有积极作用。冯尔康在《宗族制度、谱牒学和家谱的学术价值》中提出:族谱自“宋以降,主要功能是对广大群众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作为个人修养的工具,维系和强化社会群体的宗族和家庭,从而稳定封建社会的秩序”(《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版,代序)。有时候,宗祠文化的道德教化甚至可超越国家意志和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力,主导一个地方、一个族群的道德教化,确立自己的道德尺度,评判族群的德性行为。山东沂州《刘氏宗谱》载:“诸子孙忤逆不孝,干犯伯叔父、伯叔祖父者,当合族责板二十,锁祠堂内反省四日”;“兄弟有序,弟不敬兄者,责板三十;兄以势凌弟不友者,责板十。”(孙盛远《清代家谱汇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其道德评判的强制性、权威性可见一斑。

 

宗祠文化十分重视族规家训的严格教化。宗族的道德教育,以修身为宗族教育的根本,倡导修身之德与齐家之德并重。传统的宗祠具有组织、协调教育的功能优势,并能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以族规、族约、族歌、祖训、先祖传记等传统宗族资料为基础,以道德人伦为核心,对广大族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灌输性道德文化教育,给其人生留下铭刻不灭的印记。一个家族千百子孙,有的成就卓著,道德高尚,有的则忤逆奸佞,遗臭后世。家训族规是在借鉴先人德行优劣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选择那些可以教化后人的箴言哲语,作为教化规范。其最终形成的四言或七言诗化式的经过千锤百炼的“家训族规”,是家族优秀文化传统与个体实践的遴选结果,是淘汰糟粕,谴责恶行,宣扬德行,褒奖英俊的优化过程。代代传承的家训族规经过不断修订完善,其内容言简意赅,饱含哲理,发人深省,是教育子孙后代的范本佳文。广东顺德《文海林氏家谱家规》规定:“朝廷有国法,宗庙有家规。守国法为好百姓,守家规为贤子孙。”《蔡氏家训族规》规定:“读书尚礼,交财尚义,毋致骄慢啬吝,有玷家声。富勿自骄,贫勿自贱,毋致恃富疾穷,有失大礼”,“勤奋立业,坚定心志,青壮有为,光耀门楣,富贵分定,各自有时”。可称是字字珠玑,振聋发聩。“天下明德皆自舜帝始”,虞舜是华夏道德教化的源头,他所倡导并实践的“孝悌、谦让、忠厚、仁爱、德治”、“天地人和”、“德为先,重教化”的文化精髓,都可以在宗祠教化中寻到踪迹。

 

宗祠文化十分注重宗族名人效应的熏陶教化。宗族文化深厚的渊源根基,对个体自我发展的滋养价值异常突出,演化为一种文化基因的遗传。宗祠收藏保存着大量完整的本族世系和显宦明儒、忠臣孝子等重要人物的记、传、赞、行状、诰封等。这些人物的名讳、字号、品性、德行、重要事迹的记叙传世,变身为子嗣教化的生动教材。获得功名的先祖会被特别彰表,状元等科举功名获得者往往会被树碑立牌,以示尊崇并激励后人。祖先曾经的辉煌犹如一盏明亮的灯塔,为后人指明了奋斗的方向。或仕或文,或修身或齐家,都是一种可作尺度的楷模榜样。很多宗祠还办有族学,用来资助族内贫困子弟读书及第。江苏海安《崔氏族约家规》第3条规定:“培植人才。凡族中生有英俊聪明子弟,家极贫无力读书者,该族董等协总首,筹给历年膏火,或尝会给款,或承首募化合族给出,以便家寒子弟造成人才,始可光前裕后一族生辉。”第4条规定:“鼓励人才。凡族中子弟住高等小学堂,执毕业凭照,备办三牲入祠祀祖者,无论贫富,赏花红一堂,奖给钱八钏。”山西闻喜县裴氏是中国社会史上极负盛名的一大世家,裴氏家族自秦汉绵延至隋唐久盛不衰,五代以后,余芳犹存,宗族人物之盛、道德文章之隆,堪称至巅。根据《裴氏世谱》的统计,裴氏家族历史上先后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尚书55人,御史10人,中书侍郎14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25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另有封爵者,公89人,侯33人,伯11人。宗室与皇室联姻,皇后3人,太子妃4人,王妃2人,驸马21人,公主20人等。裴氏家族之所以“将相接武、公侯一门”,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的宗族前朝贤哲,对后世子孙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他们以自身的不朽业绩和优良品行一代教化一代,代代相传,激励着子孙后辈发奋苦学,奋发有为,终为人杰,流芳百世。

 

04国家——乡村治理价值

 

民族是家族的有机集合,家族是民族的组织细胞。个人与家族、家族与民族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寻根问祖的过程,也是民族的寻梦之旅。广大族众聚集在宗祠的旗帜下,绝不仅是寻找族谱和族群,寻找先祖和亲缘,更是为了寻找家族繁盛之梦,民族复兴之梦,为了激扬深藏于心底的家国情怀。家国一体,族国同源,家国同构,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文化传承。

 

宗祠的建立,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开始纳入国家治理构架中。自宋代朱熹始设立家祠之后,国家最高统治者开始逐步重视宗祠建立。明清以来,宗祠的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明世宗采礼部尚书夏言《献末议请明诏以推恩臣民用全典礼疏》的建议,正式允许汉族民间联宗立庙,从此宗祠建筑遍布华夏。自南宋到明初,一般的祠堂都是家祠。特别是明清以降,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举办宗族事务、修编宗谱、议决重大事务的重要场所。延至清代,《圣谕广训》规定要“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体现了国家意志。清朝对宗族的重视,表现在国家直接支持、保护民间修建祠堂。宗族制定的族规,中央政府也承认其具有某种法律效力,甚至对族长依家法处死族人也曾给予法律上的认可。为了稳定宗族的经济基础,清律还禁止盗卖盗买义田祠产,并给予族田赋税方面的优惠扶持。

 

 

 

无锡惠山古镇的古祠堂群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全国各地许多宗祠被新建和修复,大大小小的宗祠遍布大江南北,南方江、浙、闽、粤尤甚,彰显了宗祠文化的深厚民众基础。近年来,无锡民间正在兴起一股寻根问祖的文化热潮,部分姓氏恢复了祠堂祭祖传统,其中无锡惠山的祠堂群声誉全国。该祠堂群至今仍保存着自唐代至民国的118处祠堂建筑及一些祠堂遗址,祠堂宗建筑面积达4.7万平米。祠堂群内,寺中有祠、祠中有寺、园中有祠,形成了沿街祠堂群、沿河祠堂群、临泉祠堂群、寺中祠堂群等独特构成,包括70多个宗族姓氏,续家谱的人数呈爆发性增长。而根植于民间的宗祠文化,亦已上升为地方政府的文化自觉,与民间共同推动着宗祠文化的健康发展。

 

宗祠具有调解农村民间邻里纠纷的重要作用。作为宗族内部事务的管理场所,祠堂发挥着一定的化解作用。宗祠以其特殊地位,在族人间调解赡养老人纠纷、邻里宅基地纠纷、婚姻嫁娶矛盾等,具有相当优势。有学者就提出:“在宗族组织发达,宗祠活动健全的地方发现: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人际关系比较和谐、政府非法行政较少、公益事业容易推进”(鲁先瑾:《宗族的传统与现代》,《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9月)。近年东莞市政府先后投入4000多万元的专项补助资金,用于112处祠堂建筑的修缮,一座座古老的岭南祠堂变身成为公共文化空间新载体,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宗祠化解族群矛盾,是一种不同于政府行政以及司法机关的软性功能,虽然不具强制性,但却具有较强的化解力,易为群众所接受,是农村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优质资源。

 

宗祠还是农村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是一个村落的公共空间。浙江萧山南部宗祠遍布,历史悠久。几乎每个大姓都有自己的宗祠,有的村落还建有其分支。各宗祠的民俗文化活动异常丰富,大多与公共文化体系相融合,较好拓宽了宗祠文化的内容。楼塔镇管村章氏宗祠已有300多年历史。2008年开始,在此开设村文化活动室,提供图书借阅、体育健身、棋牌等文化娱乐和体育服务,深受村民欢迎,丰富的文化生活使得宗祠热闹非凡。

 

对宗祠文化于个体、家族、社会及国家价值的深度挖掘与客观评述,并非毫无保留地一味褒扬。宗祠文化与生俱来的宗法思想、族权意识、宗族圈子及非法治观念等负面社会效应,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甚或戕害法治社会的基础治理。严格对其进行约束、规范、因势利导,无疑是我们社会及国家农村基层治理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当然这种国家层面的治理应是从传统文化继承推陈上加以引导和规范,而不应是禁止、制裁或强制性灭毁。

 

回望宗祠文化,实是对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深度思考与展望。华夏共祖的文化认同,以姓氏溯源的谱系为渊源。个体文化认同是族群凝聚力的原始起点,族群凝聚力则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根基。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从一定程度上就来源于每个个体对祖宗的虔诚敬仰,对血缘亲情的久远眷念,对宗族群落的强烈依附。华夏民族血浓于水的血缘情结永远不会淡化,追宗念族的情怀至死不会失却。华夏子孙每个人心中那份源于先祖的归属和自豪,万流归宗,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包容天下的强大凝聚力和勃勃生命力!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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