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优秀教育传统仍具当代价值

作者：吴楠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二十日辛酉

          耶稣2019年5月24日

关键词：桐乡书院;古文;桐城派人士

桐城派是清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学术派别。桐城派成员在书院的讲学推动了书院的发展，也迅速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使桐城派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理论传播到全国各地。200余年过去了，书院教育已不复存在，但桐城派人士在办学中积累的优秀教育理念和教育传统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有些甚至还影响着当代教育。近日，本报记者来到桐城，探求这些传统对当代教育的影响。

桐城派与书院教育渊源甚深

无论是桐城派的立派，还是桐城派的中兴，乃至桐城派的衰微，都与传统书院有着莫大的关联。姚鼐、方苞、刘大櫆被世人称为“桐城三祖”。在桐城派立派之初，刘大櫆讲学于山西白泉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和歙县问政书院，姚鼐更是在书院讲学长达40年之久。据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光光介绍，乾隆三十九年，姚鼐从四库全书馆辞官以后，随即到江南四处云游讲学。在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年间，姚鼐先后在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等处讲学。

在书院讲学期间，姚鼐不仅培养了众多桐城派后继者，还编选了桐城派最重要的古文选本《古文辞类纂》，为后人提供了学习桐城派古文的标准选本。在其弟子中，也不乏桐城派的中坚力量，如“姚门四弟子”：姚莹、方东树、梅曾亮和管同。“《古文辞类纂》是桐城派立派的一个重要标志，姚鼐通过此书正式确立起桐城派古文的‘文统’‘道统’，并为后人提供了理解桐城派‘义法’的标准读本。”曾光光说。

在康乾时期，桐城派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据刘声木编撰的《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统计，曾在书院讲学的桐城派人士共计83人，晚清一段就有62人，占总人数的近75%。可见，在晚清时期，桐城派讲学成员之多，也正因此，桐城派在晚清时期才得以“中兴”。据曾光光介绍，在整个晚清时期，桐城派人士讲学的书院遍布全国各地，如广西的榕湖书院、秀峰书院，广东的韩山书院，浙江的杭州书院，福建的厦门书院、安澜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安徽的亳州书院、徽州书院，河北的莲池书院和湖北的江汉书院等著名书院，都有桐城派学人讲学的身影。

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废除不到两三年，传统书院走到了尽头，而桐城派也逐渐走向了没落。”曾光光说，传统书院的瓦解、近代学堂的崛起，使桐城派失去了讲学传道的重要场所；科举制度的废除，使时文成为时代弃履，与时文紧密关联的桐城古文也随之失去魅力，桐城派由此失去了吸引士子的法宝。

桐乡书院：重视培养学生品德

时至今日，桐城派人士创立或讲学的书院，多毁于战火。现存于安徽境内的书院尚有敬敷书院、竹山书院、紫阳书院、问政书院和桐乡书院等。近日，记者探访了位于安徽省桐城市城东三十里孔城老街的桐乡书院。

从桐城市出发，路过一片片建筑工地和油菜地，记者来到了安徽省历史文化名镇孔城镇孔城老街。老街入口处的院墙由青砖黛瓦堆砌而成，显得尤为古朴。踏在由长条麻石铺成的街面，沿着弯弯曲曲的老街向前走，可以发现整条老街分为十甲，“甲”是孔城老街基层行政组织。老街的商铺也是以甲为地段，各甲都有不同的商业主体特征。其中“三甲”是书院文化，也正是桐乡书院的所在地。

记者走到“三甲”，就看到了桐乡书院的门楼。四根泛黑的石柱子顶起横梁，上面挂着桐乡书院的匾额。旁边的爬山虎使劲地伸张着它的藤蔓，似乎想把石柱装扮得更年轻些。走进院落，可看见一座古色古香的两层小楼“朝阳楼”。该楼坐西朝东，高8米，长12米，宽7米，系砖木结构，两坡顶，上下各三开间。隔扇门窗、穿枋斜撑上雕刻花卉卷草图案，结构考究，典雅大方。

在朝阳楼一楼的墙壁上还悬挂着道光二十年的石制牌匾，上面刻“朝阳楼”三字，经年累月，牌匾已布满青苔。据《桐城县志》和《桐乡书院志》记载，该书院建于道光二十年。当时，桐城派名人戴钧衡与文聚奎、程恩绶，为教化桑梓而谋设书院，并得到知县陈元中的支持，从而捐得大钱9000串零9820文，购置田产十数处，建设了规模可观的桐乡书院。当时，桐乡书院内建有“朝阳楼”“漱芳精舍”“讲堂”“内堂”“后堂”“课堂”“仓房”“账房”……另外还开辟一处“旷怀园”，广植异树奇葩，以供授业求学之人闲怡情怀。杨隆寿、朱光潜、尹宽、慈云桂在此接受过启蒙教育。

“道光二十一年，桐乡书院开课，戴钧衡亲自主持校政，登堂讲学。每年大课考试两次，每月小课考试一次，考试成绩优异的给予奖励，优秀诗文由书院汇采刊刻。书院学生参加县试和府试，屡居案首。”孔城老街景区主任伍小兵告诉记者，桐乡书院创建未到3年，便声名远播，成绩卓著，桐城、舒城、枞阳三地士子负笈前来游学的有数百人。当时主持安徽学政的罗惇衍曾于道光二十六年督学桐城，看了桐乡书院课艺和《桐乡书院志》后，对桐乡书院倍加赞赏，说他们能“务根柢，而崇正学”。道光三十年，罗惇衍升任通政使，撰写《桐乡书院记》，褒扬戴钧衡等人兴办教育，卓有成效。

《桐乡书院记》的碑刻至今仍留存在朝阳楼院内小天井的墙壁上，阴刻的楷书字体清晰、工整，记述了建造书院“教化育才”的目的和功绩，赞颂了“贤达兴学”的风尚与精神。其两旁还有两块石碑，分别是光绪三十二年竖立的《桐乡学堂记略》碑和1920年所立的《桐城第三高等小学校初次建立楼房记》碑。三块碑刻记录了桐乡书院成立和发展的历史，反映了我国书院的名称从“书院”到“学堂”，再到“学校”的变迁史。

戴钧衡是桐城派中期代表作家，他以继承桐城派古文传统为己任，严守“家”法，不越雷池半步，从而成为桐城古文大家之一。戴钧衡立足现实，结合教育实践，写成了《桐乡书院四议》一书，其中提及择山长、祀乡贤、课经、藏书四议，清廷曾谕令全国效法，并载入《皇朝正典类纂》。

随着时代的变迁，桐乡书院后来相继改名为桐乡学堂、桐城县第三高等小学和孔镇学校。孔镇学校于2006年全部迁出该址，桐乡书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前后相继的100多年中，桐乡书院培养了无数的人才。时至今日，它仍傲然矗立在那，不断提醒着世人这里曾经的辉煌，也为当今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桐城中学：“勉成国器”育人才

桐城市当代的教育也受到桐城派教育传统的影响。桐城中学的前身，即是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于1902年创办的桐城学堂。这所中学面积虽不大，但给人的感觉与大学类似，林木繁茂，绿草如茵，花香飘逸，还有后乐亭、半山阁、石柱刻、左忠毅公祠、惜抱轩银杏树等有着悠久历史的景观点缀其间。记者走在校园内，看到这些活力四射的年轻学子，仿佛看到了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传承和中国教育光明的未来。

吴汝纶的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他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并于光绪二十八年赴日本考察学制，后将考察所得，撰为《东游丛录》一书。吴汝纶回国后，直接取道上海回桐城，将其考察所得付诸实践。为此，他多方奔走，事必躬亲，终于创办桐城学堂。在开学典礼前，吴汝纶为学校题词“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匾“勉成国器”。这副题词充分反映了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及其爱国爱乡之情。

楹联和匾额目前挂在半山阁的阁楼上。半山阁建于光绪二十九年，是桐城学堂的藏书楼，其设计形式和建筑艺术有独特的风格，古建筑专家单士元、罗哲文、郑孝燮曾称颂该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记者看到，半山阁系两层砖木结构，由楼、阁两部分组成，因阁暗依“楼”西山墙而建，只露“楼”之东山墙，故名半山阁。该楼上层为抬梁式木结构，南、西、北三面临空，设栏杆扶手，檐下装有挂落，屋面青灰小瓦，屋角设子角梁，下面悬挂着前文所述之楹联和横匾。楹联和横匾上的题字为鎏金阳文，光彩夺目。而今，横匾的“勉成国器”四字也成为桐城中学的校训。

半山阁楼下廊壁各开8面双开长窗，宽敞明亮。楼内木板铺面，有板壁长窗、扶手栏杆，均雕花刻木、平涂朱色。阁、楼之间有两道券门相通。在半山阁旁，记者看到一棵松柏和紫藤。据说这是吴汝纶所种，意为教育学子要像松柏一样挺立，而非像紫藤一样依附于别人。

除了半山阁外，校园内还有惜抱轩银杏树等与桐城派人物有关的景观建筑。惜抱轩银杏树为姚鼐书屋“惜抱轩”旁之宅树，银杏树挺拔参天，枝繁叶茂，见证了桐城中学陪伴着千千万万学子成长成才。据介绍，这所学校人才辈出，一代美学宗师朱光潜，两院院士孙德和、慈云桂、陆大道，著名核物理学家疏松桂、方正知，哲学家方东美，历史学家严耕望等，都曾就读于此。

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主任江小角告诉记者，桐城中学延续了吴汝纶创办桐城学堂以来的教育传统，十分注重开明办学和中西学结合。学校的重大决策多是由大家共议，学校还常聘请外籍教师来校任教，非常注重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培养学生的德行，致力于为新时代培养德才兼备的“国器”。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