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新年号说起：年号究竟有什么意义？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廿七日己巳

          耶稣2019年4月2日

昨天，日本公布了新年号：令和。从今年5月1日开始，日本将启用新的年号，旧年号“平成”退出日本舞台。

“令和”的新年号，按日本官方的说法，出自日本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批镜前粉，兰熏珮后香。”首相安倍强调说，这是“象征我国丰富的国民文化和悠长传统的日本古籍”。

有记者问：新年号为何不选用中国典籍？安倍回答说，“日本正迎来一个根本的转换期，为了反映日本人的新精神新时代，我们最终决定从日本的典籍中选用新的年号。”

这也是日本选用年号的第一次有意识的“脱中”。之前，日本的年号均选自中国典籍。

然而，安倍恐怕想不到，《万叶集》的这一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也是来自中国典籍。东汉张衡《归田赋》中有“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诗句，唐代诗人薛元超《谏蕃官仗内射生疏》也有“时惟令月，景淑风和”这样的句子。

年号本身，实际上就来自中国文化。自汉武帝建元之后，直到清末宣统，中国人基本上都以年号纪年，这一做法大约在唐代时传入日本。只不过，中国与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如韩国、越南）已废除了年号制度，只有日本还保留着。

年号，于今天的日本人而言，不仅仅是一项政治礼制，也影响到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公文、日本居民卡、身份证、驾驶证，都使用年号。以至于硬币、车票、食品保质期，都与年号密不可分”（转引自“年弹琴”文章）。

年号的意义，主要也是体现在这里：纪年。清人赵翼说，“年号纪元自汉武始，上自朝廷，下至里社，书契记载，无不便之，诚千古不易之良法也。”也就是说，年号的使用，是为了方便纪年。

因此，年号的用字一般选取吉祥字，通常并无特别的政治涵义，比如“令和”的令字，即取美好之意。中国历代年号，也是采用吉祥字，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康熙”“乾隆”“洪武”“建文”，都是吉祥字。

不过，要说年号并无特别的政治含义，我们必须补充一句：宋代例外。宋代的年号，很多都包含有特别的政治寓意，表明朝廷即将施行的政策主张。

第一个主动注入施政路线涵义的宋朝年号，是宋哲宗的“元祐”。我们都知道，神宗英年早逝，年幼的哲宗继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改元“元祐”。高氏同情旧党，听政之时，召回熙丰时期被逐的保守派官员，委任司马光执政，废黜熙丰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新的年号“元祐”有何深意？宋人说，“元祐之政，谓元丰之法不便，即复嘉佑之法以救之。然不可尽变，大率新旧二法并用，贵其便于民也。议者乃云：‘对钧行法。’朝士善谑乃云：‘岂独法令然，至于年号，亦对钧矣。’”元祐建元，预示着“熙丰之法”被摒弃，新政府转而取法“嘉祐之治”，虽然名义上“大率新旧二法并用”，但实际上，新法悉被废罢，元祐党人无疑更偏爱嘉祐：“哲宗即位，宣仁后（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同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俗，庶几嘉祐之风矣。”

元祐八年（1093），宣仁太后去世后，哲宗皇帝亲政，并下御札：“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布告多方，使咸体朕意。”“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这里的“上意”，指宋哲宗决意罢黜元祐党人，起用元丰党人，叫停“元祐更化”，接续“熙丰新法”。为什么天下人从一个年号就能想见皇帝的心意？因为“绍圣”者，“绍述圣皇”之谓也。绍述，意为继承、发扬光大；圣皇，自然是指哲宗的父皇神宗皇帝。

“绍圣”是北宋第二个具有政治路线宣示意义的年号。事实上，亲政的宋哲宗与执政的元丰党人也确实按“绍述圣皇”的宣示，恢复了宋神宗未竟的变法大业。

宋朝第三个有着鲜明政治路线寓意的年号，是宋徽宗的“建中靖国”。哲宗早逝无子嗣，由其弟弟徽宗继位，向太后（宋神宗皇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徽宗即位之后，宣布明年改元“建中靖国”，建中，意为建立中道的治理；靖国，意为消弥国家之前的争端，“盖垂帘之际，患熙丰、元祐之臣为党，故曰建中靖国”，“谓建大中之道，无熙宁、元祐之分也”。

徽宗消弥党争的决心似乎是很大的。他令翰林学士撰诏宣布改元时，宰相曾布说：“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时年号，不若更之。”徽宗说：“太平亦梁末帝禅位年号，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诏不疑。然而，这一旨在促使元丰与元祐党人和解的新年号，仅仅维持一年时间，向太后逝世之后，徽宗皇帝亲政，便于次年改元“崇宁”。

崇宁，又是一个明确宣示执政路线的年号，“崇宁者，谓崇熙宁也”。宋徽宗通过改元，向天下人宣告：他将接过父亲（神宗）与兄长（哲宗）的薪火，继续推行“熙丰新法”。为此，宋徽宗罢免了属于元祐党的宰相韩忠彦，拜元丰党人蔡京为右相，拜相制书颁下之时，徽宗将蔡京请至延和殿，赐坐，并诚心向他请教：“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国是，为宋代特有的政治概念，相当于“基本国策”，徽宗之意，显然是要将“绍述新法”确立为“基本国策”了。

从熙丰，到元祐，再到绍圣，到建中靖国，到崇宁，每一次改元，都是在宣告施政路线的改弦更张、改途易辙。而施政路线的更改，又意味着元祐党人与元丰党人的轮替，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台”：熙丰自然是元丰党人执政，元祐自然是元祐党人上台，绍圣时元丰党人卷土重来，建中靖国则是元丰与元祐党人联合执政，崇宁又是元丰党人秉政。

这样的“年号政治”，我们在其他王朝是不可能见到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