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归来？

作者：董可馨

来源：《南风窗》，2018年第20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初八辛亥

             耶稣2018年11月15日

东衡村的“乡贤参事会”样本表明，乡村自治的有效性有赖于横向的村民自组织的存在。

东衡村的村歌被写在通往文化礼堂必经之路上的民房墙（来源：人民网 ）

东衡村，杭州以北50公里处的德清县洛舍镇下，一个典型的“现代化新农村”—至少从外貌上讲肯定如此。

从德清县驱车向东驶往洛舍镇，目之所及，远处丘陵相连，林木葱郁，近处鱼塘与农田间杂，平静闲适，这样的自然景观一路绵延。

直到进入东衡村，景观随之变换。

11层的小高层和白墙青瓦的联排公寓，规划齐整，道路和建筑无不崭新，传统的乡村风貌不再，倒更像一个现代社区。

新居处是2013年中心村集聚的成果，虽然漂亮气派，但当初说服安土重迁的村民搬迁并不易。

这其中，还多有波折。

东衡村的文化广场（来源：人民网）

自 发

“斯文不堕，全赖乡贤”。站在东衡乡风馆前，74岁的陈景超老人指着门上的楹联，一字一顿地念。他既是这副楹联的作者，也是东衡村德高望重的乡贤之一。

“陈老师，两袖清风。”一提起这位一辈子省吃俭用，只为购买书籍、研究学问的老人，当地人便竖起大拇指。

德清县之名来自“人有德行，如水至清”，认为家乡道德文化底蕴丰厚的德清人，皆以此为傲。东衡村更是如此，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晋之际。

彼时吴兴沈氏迁居于此，逐渐繁衍壮大，与后续迁入的章家、陈家，一起构成东衡村的主要家族。一部东衡史因为辈出的名人而厚重，至南宋时，朝廷六部内，东衡已出吏、户、礼、兵四尚书，而后的三百多年间，又出不少进士、文人，有名者，如文史家沈约、书法家赵孟頫，后者与夫人管道升之墓就在东衡山原。

一代代名人的新鲜画像，如今作为传统乡贤的代表，描画在东衡村里的公共街壁上，成了传统乡风的延续符号。

在古代中国，自有科举以来，读书为官就是最好的出路。又因农耕占据生活重心，丢下耕作稼穑、一心读书求仕代价高昂，所以走上这条路的往往家世显赫。在这套社会系统中，读书人、官员、望族子弟的重叠基础深厚，这三重身份的交集，就可称作乡贤。一个“贤”字的背后，实质则是知识、道德、权威的垄断，正是这些“贤”，为乡村的公共空间提供着精神支撑。

像陈景超老先生这般读书为学的前辈，在村里声望很高，亦被称作乡贤。然而此乡贤，已非彼乡贤。

东衡村的“乡贤参事会”在2014年成立，其前身“新农村建设推进委员会”，是3年前为解决土地整治过程的搬迁困难和项目推进问题而生。委员会成员多是村里的老干部，在村中颇有威望，他们先自己带头迁居，而后去说服不愿迁居的村民，这才做通了“钉子户”的工作。

 “乡贤参事会”，作为乡村治理新现象，继东衡村之后，在各村也落地生根。

雷甸镇洋北村的“乡贤参事会”亦在2014年成立。洋北村在农村拆迁改成中兴社区后，面临如何帮助搬进楼房的村民适应公共社区生活的问题。一辈子习惯了种地的农民，忍受不了不能再种地的寂寞，索性在小区的绿化区域种起葱蒜蔬菜。这种问题，强令不好使，说服也不顶用。

还有双溪村和宋村，皆以近几年成立的“乡贤参事会”，来解决“两委”（支委和村委）在村里推进工作的障碍。宋村村委的干部对《南风窗》记者说，村里有项目需要推进，并不是所有村民都会支持，尤其是牵扯到与村民土地相关的工作，更是困难重重。

这种村治尴尬，是现行治理结构的必然结果。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概括为“非官非民非族长，管地管人管皇粮”。现在的行政村多由几个自然村组成，既非传统社区又非自然聚落，村民委员会只是村民自治组织而非一级政权。在这种局面下，村庄既缺乏传统社区认同，又缺乏伦理纽带维系，一方面难以形成传统型自治所需的共同体凝聚力，另一方面公务员行政监督机制又鞭长莫及。

无奈之下，只能动用情面，常常还得依靠贤能者的威望和亲属关系来解决问题。这些人情资源，便是最好的润滑剂。在砂村，就有“村干部跑三趟，不如老蔡跑一趟”的顺口溜。

老蔡担任过10年党总支书记，退休后担任了砂村乡贤参事会会长。有一次村道改造，需要将某村民家一棵拥有30年历史的八角树移植到别处。“村委”成员、小组长，一波又一波的人前去协商都不管用。老蔡得知此事后，自告奋勇帮助协调，前前后后不下一个星期，跑了一趟又一趟。这位村民见老蔡这么执着，最后松口答应移植。

善用“乡贤参事会”调解村民矛盾的中兴社区主任姚玉国也深有体会：“老百姓很现实，你跟我关系好一点，我爱听你的。你跟我关系远了，我就不同意你。”所以高明的方法是要“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说白了，就是利用乡贤去做村民的工作，或者去做与村民关系亲近的人的工作。

梁漱溟先生曾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用力甚多，他的一段话是对此颇好的注解：“乡村人对于他的街坊邻里很亲切，彼此亲切才容易成为情谊化的组织。我们的组织原来是要以伦理情谊为本原的，所以正好借乡村人对于街坊邻里亲切的风气来进行我们的组织。”

梁漱溟著作《乡村建设理论》

其实，这段话揭示的还只是现在的“乡贤参事会”运作之一端。

利用乡贤资源里的人情关系有两个方向，向下是说服村民接受“两委”的工作安排，向上则是撬动上级党政机关中本村干部的影响力，在这些人的联络推动下，更顺畅地解决村里的各项难题。

东衡村的村主任陆英国，在提到参事会的作用时，并不讳言提及在县政府里担任司法局局长和交通局副局长的东衡村人。与上级政府部门的本村干部建立联系机制，是村庄政治的普遍生态。

当然，除了干部，企业老板、个体大户亦是乡贤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有钱的捐钱，有关系的动关系，有点子的出点子。从各方面来说，有了“乡贤参事会”，就有了发挥作用的正式平台。

合 力

东衡村的“乡贤参事会”工作开展得火热，但其命名的由来，却鲜有人知。

陈景超是知情者之一。2014年5月，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李强到东衡村视察，在乡风馆听陈景超老人讲村史。陈景超老人讲得细致，对每一副楹联都慢慢解释。当讲到“斯文不堕，全赖乡贤”一句时，省长眼睛一亮，当即便说乡贤的称呼好。在这之后，乡贤的说法慢慢推广开来。东衡村原来的“新农村建设推进委员会”正是在此后更名为“乡贤参事会”。

东衡村的“乡贤参事会”现场

就这样，本是自下而上的自治探索，因为获得了自上而下的支持与推动，便安上了加速器。以乡贤为名的村自治组织“乡贤参事会”，亦在德清乃至全省遍地开花。

在省一级，参事会已被定位为创新乡村治理组织形式的尝试，在“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完善社会组织为补充力量的乡村治理机构”的框架下，由精神文明办推动。

在县市一级，参事会是基层协商的重要平台，与乡贤参事会接洽最多的是民政局。德清县民政局对参事会多有支持和鼓励，但并没有用力推行的计划，而是将乡贤参事会引导向县政府支持乡村建设的平台。从更高的层面来说，继民政部之后，宣传、政法、组织各部都在陆续利用参事会指导乡村工作。

到了村里，好似“两委”左膀右臂的参事会就担起了村两委的“智囊团”以及联系村两委与村民的“桥梁”的责任。

双溪村的党总支书记金建新曾提起这样的故事。村里打算修建一个占地17亩的公园，这事在村民大会上遇阻，很多反对者认为“建公园没必要”。动议未成，后来提交到“乡贤参事会”，却意外得到了积极的支持。乡贤的意见分量重，公园最后还是修成了，现在已是老人们跳广场舞和青年们打篮球的好去处。

舍北村的乡贤参事会组成了“老娘舅”调解队，中兴社区（原洋北村）则成立了“老娘舅”平安和谐工作队，专为调解村民纠纷。不止于协商治理和调解纠纷，文体活动、捐款捐物、公共服务……参事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运作也日益规范成熟。

在德清县某村的《乡贤参事会章程》中，已对业务范围、会员组成、负责人的产生或罢免，以及资产管理、使用原则等都进行了规范。受访的几个村中的干部都表示，原则上，“乡贤参事会”秘书长由村主任或书记兼任，一年召开3~4次常规性会议，同时采用“一事一议”的机制，不定期召集相关成员议事。因为许多乡贤平时不在村里，亦建立微信群或QQ群，以方便讨论决策。当乡贤参事会的成员规模大于30人时，还要成立理事会，作为“乡贤参事会”的执行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德清县也正在探索建立县、镇（街道）、村三级平台，在村以上层面建立“参事联合会”和激励机制。在自下而上的探索与自上而下的指导的互动中，全面的规划已悄然展开。

在相当程度上，乡贤已被视为医治乡村问题的药方。所医治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精英走失、结构失衡、治理资源缺失等“乡村病”。而药方的着力点，则在于集中利用社会资源，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提供公共服务，为乡村治理提供抓手和工具。

实践与思索

东衡村“乡贤参事会”代表了一种榜样形态。由于文化深厚、经济富裕、可借助资源丰富，所以在解决村内“事务多人手少、乡村精英少流动大、自治要求高任务重”等问题时，乡贤参事会发挥的效用很大。也正是看中了它的高效率，所以乡贤参事会广被注意，其推广似乎已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由于只是引导推动，而非强制推行，所以乡贤参事会在每个村情况各异。如东衡村侧重协商治理，中兴社区（原洋北村）侧重服务，双溪村则兼而有之，还有些村，只是搭了架子，并没有运转起来。

德清县城以南十公里处的城山村，在乡贤参事会的“事”上，态度就颇为保守。在当地村干部看来，村两委和参事会的合作需相辅相成，乡贤参事会若是能发挥作用，他们乐见其成。但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村里出能人，能人愿付出。因为“乡贤参事会”为纯公益性、服务性的组织，它要运转，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村“两委”和乡贤的个人能力与个人意愿。

“乡贤参事会”的智慧来自民间，归根结底，它的成熟运作也依赖于民间的土壤。在家族政治不复、君子淳风远去的时代，召唤传统的力量，求诸乡贤，本身就面临重重困难。

但不论如何，“乡贤参事会”为乡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在实践中，它在相当程度上将乡村问题内部化了。因为有“乡贤参事会”的从中联络，东衡村在征地拆迁中实现了“零上访”，当地干部对此颇为骄傲。

作为一个样本，东衡村的“乡贤参事会”实践提示，乡村自治的有效性有赖于横向的村民自组织的存在，它的追求是培育农民组织化的横向参与，拓宽村民的表达空间，便利村民的问题解决，丰富其公共生活。至于具体采取何种名称、何种形式的组织，完全可以依据本村自身情况而定。

“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空泛，因为中国有这样长的历史和这样广的幅员，一切归纳出来的结论都有例外，都需要加以限度；偏执，因为当前的中国正在变迁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观察都不易得到应有的分寸。因之，我并不想讨论问题的全部，只想贡献一种见解，希望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

费孝通著作《乡土中国》

     在《乡土重建》的开篇，费孝通先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