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汤志钧和我用了36年编纂《梁启超全集》

作者：钟源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十八日壬辰

         耶稣2018年8月28日

【编者按】2018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卷本、总字数1400余万字的《梁启超全集》正式面世。《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可以追溯到1962年，因“文革”中断，直到1982年，全集正式由汤志钧先生负责。然而编纂过程一波三折，因各种原因，数次更换合作方，一度搁浅，资金支持也是直到近年才有。但汤志钧和其子汤仁泽“孤军奋战”，坚持编录资料，用了36年时间，终于编成。汤仁泽先生感叹，刚开始编纂全集的时候，自己只是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到全集出版，他已年近七十，垂垂老矣。

《梁启超全集》由论著集、演讲集、诗文集、译文集、函札集、附录六大类组成，按撰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另有索引和附录。全集中收录不少近年新发现、披露的梁氏佚文、信件，如2012年新公开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以及汤志钧先生在日本、美国、新加坡、港澳台等地检索搜罗的海外资料，如在东京国会图书馆、明治文库发现的有关梁启超的书札、笔谈等史料。澎湃新闻专访了汤仁泽先生，请他谈谈编纂《梁启超全集》这36年来的酸甜苦辣。

《梁启超全集》书影

一、父子二人 与《梁启超全集》结缘

澎湃新闻：汤志钧先生在回忆中说，他在接手《梁启超全集》编纂工作前，从来没有研究过梁启超，这当然是谦虚之语。为何中华书局会在1982年将此重任委以汤先生？

汤仁泽：“从来没有”，应该是谦虚之语，有事实可证。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父亲就潜心研究常州今文经学和戊戌变法，1953年就在《历史教学》发表文章了。康、梁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当然是研究对象之一。他最初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两部专著中：一是《戊戌变法史论》，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9月出版；二是《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出版。当时对戊戌变法及康、梁等人较为深入的研究，是《戊戌变法简史》和《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两书都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前者是1960年8月，后者是1961年4月出版的。

汤志钧著《戊戌变法史》及修订本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五十年代关于《大同书》成书年代问题的讨论。1955年2月，李泽厚先生在《文史哲》上发表《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一文，“这篇论文是李泽厚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他当时是北京大学一名刚刚毕业的学生。”（时胜勋《李泽厚评传》，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20页）父亲不同意李的观点，于是在《文史哲》1957年第一期上发表《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与李商榷。李泽厚毫不示弱，同年同刊第九期上以《〈大同书〉的评价问题与写作年代——简答汤志钧先生》一文加以反驳，引经据典，词锋犀利刻薄，时而上纲上线。同时参加讨论的有张玉田先生，文为《关于〈大同书〉的写作过程及其内容发展变化的探讨》。在父亲看来，李、张两人说服力不够，他有强硬的史料依据，再次发文反驳。这次是《历史研究》1959年第八期的《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和第十一期的《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

李泽厚与汤志钧的论文

这场激烈的讨论影响很大，此后国内外不断有新史料发现，为辩论双方提供证据，辩论还在继续。房德邻于1995年撰文《〈大同书〉起稿时间考》即是讨论的继续，他说，“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关于《大同书》成书时间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见《历史研究》1995年第三期）去年底，我还收到茅海建教授寄来的佐证材料。

专著和辩论，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与中华书局会在1982年将此重任委以父亲不无关系。1982年4月，中华书局论证、修订《中华书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把《梁启超集》列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8月23日，中华书局邀请汤志钧、金冲及、龚书铎、王庆成、曾业英、王好立、梁从诫等，就编辑整理《梁启超集》事宜进行座谈，并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力整理，由父亲任主编。

澎湃新闻：您从何时开始参与《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当时都做了哪些事情？

汤仁泽：我于1983年开始参与《梁启超全集》的编纂，我的参与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有两点：一、作为儿子，父亲需要你干什么，只要力所能及，没有推脱的理由；二、我是历史系本科毕业的，专业对口，学有所用。偶然性也有两点：一、自1983年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任教，时间正好在父亲接手《梁启超全集》搜集整理工作后不久；二、1996年结束了日本的留学生涯回国，成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一员，得知父亲仍在搜集整理梁氏佚文、信函等，并发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完成了大量的编辑点校工作，但参加编集的同志，或退休、或转行、或出国，身边正缺帮手。两点偶然性，无疑是两次难得的机遇，所谓“上阵父子兵”，我有义务协助父亲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汤志钧、汤仁泽父子在“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特展上

一开始父亲并不看好我的“标校”能力，我以“大学毕业连个标点都不会？”来顶撞，父亲告诫我：《饮冰室合集》无标点，还有大量的人名和书名，大量的引文和典故，不注意就会出错误。直到实践中，才知道其中的学问有多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很幼稚。

记得1983年后，每逢寒暑假回上海，父亲总要开一张梁启超撰文的目录，主要是刊载在《饮冰室合集》上的文章，回校时带上《饮冰室合集》和300字的稿纸，在备课讲课之余做“编纂”。具体工作是把梁文抄写在稿纸上，添加标点和考证写作年代，回沪时交稿并接受新任务。每次回上海必须跑图书馆找资料，因为有些书报在安徽不易找到。当时参加编集的还有黄绍海、齐国华、承载、胡申生、姜俊俊、汤仁济、唐文权、吴乾兑、张晓娟、吴嘉勋、朱永祥、周中民、李国俊、王知民、姜俊民等。

我最初只知道抄写和标点，随着工作量的加大和对编纂要求的加严，才真正体会到这项工程的“浩瀚”和艰辛。我始终认为能参加编纂《梁启超全集》是机遇，很荣幸，有父亲的指点，能学到不少知识，必须努力做好这项工作。特别是父亲年老体弱时，自己更应该多担当一些。

2005年10月，汤志钧与梁从诫在天津

二、《梁启超全集》的校注

澎湃新闻：在《梁启超全集》结项会上，茅海建教授特别指出了本书的“校对之精”。您和您父亲是如何完成校对工作的？

汤仁泽：编纂全集，搜集只是前期工作，后期的校对尤其重要。我们拟定的《编辑原则》中有一条：“本全集收录资料，除手稿外，如系发表在当时报刊的，录自报刊。例如《时务报》、《新民丛报》、《学报》、《政论》、《国风报》、《新小说》、《庸言》、《大中华杂志》、《学艺》、《解放》与《改造》等；如有多处刊载的，则经互校后选择较好的作为底本，有错字、漏字，则订补之，参校本的异文及校记，注于页末；如已编印成书，则录自较早的版本。”这样编纂的目的，为的是更真实更准确地反映著述的原貌，纠正错误，同时为读者提供方便。因为找寻杂志类较容易，但手稿、信函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的收藏件，就很难看到了。

校对工作很单一，很枯燥，真正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况且“坐冷板凳”的时间何止十年。除此之外，没时间陪伴家人，没时间与亲朋好友聚会，更没时间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被割舍的实在太多。当第二十集清样校订后邮出，终于歇息下来喘了口粗气，此时猛然发现一一自己已经垂垂老矣。

但当你把一件工作看作责任或使命，你会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去做，忘了枯燥和孤独。如果全身心投入，会有“乐在其中”的感觉。在比勘同一篇著述相关版本的差异时，在补苴罅漏、芟其重复、校正舛误时，会感到收获无穷。

比如《桃花扇》（《合集》）与其他版本校勘，有五十多处不同点；《德育鉴》（《合集》）与《饮冰室丛著》校勘，也有五十多处不同点；其他著述也类似。

校点《王荆公》时，选用广智书局1908年版的《王安石政治论》，除因版本较早外，还有较大优点是，书页上方的眉注，是《合集》本所没有的。我们变眉注为脚注，可以让读者阅读到原作者的点评或要点，以展现该著的全貌。

我们还要在综合考订的基础上纠错。如《论孟子》，据梁氏手稿辑入。如《合集·文集》之三十七《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中“黄脸人打下去”，查1921年11月1日—8日刊载的该文，为“黑脸人”。如《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反对讲学习穷反对读书著书的理由”，读不明白，查原载《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二号该文，是“反对讲学。习斋反对读书著书的理由”。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每夜辄登卧鸱尾间”不能为“每夜辄登卧鸱、尾间”等。（“鸱尾间”指屋顶搭建的小间）

但也并非发刊越早越准确，如《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原载《新民丛报》，后收入《合集》，校对前者，发现缺脱、舛错文字有十多处。

此外，纠错后还要详作注释。如南唐建立者李昪，写成“李昇”。“讟”常误作“读言”。外文人名据《辞海》校对，特别是生卒年月不同，作出注释。纪年有误，年号与年代不符，也一一修正。

有时为识别一字需翻阅大量书籍，如杨度字“晢”还是“皙”？上海版《梁启超年谱长编》、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和89版《辞海》作“晢”，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99年版《辞海》作“皙”，还参阅了刘晴波《杨度集》，确定为“皙”。

还有如“间”“闲”，繁体字同为“閒”，不易分辨，很多书上把“间诂”印成“闲诂”，错。

完成如此“浩瀚”的工程，仅靠父子两人之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有幸结识了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出版中心的编辑们，共同编校，共同商榷，有时为一字一句争论半天，面红耳赤的，就这样度过了难忘的“校对”六年。比这更早的，还有出版社孟超副社长和王汝丰教授亲自来沪研究出版事宜；谭徐锋编辑多次来沪提运全集稿件，每次重达数十公斤，把他累得够呛。领导的重视和谭编辑的认真负责，都是为了避免我们父子数十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有半点损失。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出版中心的编辑年轻敬业，能力超群，为全集的出版付出太多，在此谨向李红、王琬莹、吕鹏军、谭徐锋、吴冰华、符爱霞、罗晶、李文、许微微、王鑫、曹磊、丁桃荣等编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1985年4月3日，汤志钧在哈佛大学作报告《戊戌变法领导人和赞助人社会环境和地理条件》，右为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斐力教授

澎湃新闻：校注《梁启超全集》，什么地方最难？

汤仁泽：最难点是考证确切的写作年代。

《饮冰室合集》目录中，篇名后注明“清光绪几年”。《饮冰室全集》只有篇名无年月，偶尔一二篇有甲子纪年，如《三十自述》后注“壬寅”，不便阅读。即便《饮冰室合集》有写作年分，也要仔细考证是否正确。如《市民的群众运动之意义与价值—对于双十节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所感》，另有副标题为“十一年双十节在天津青年会讲演”，我们选自《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三辑，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此文刊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标题改为《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副标题为“双十节在天津青年会讲演”，省去了“十一年”。在目录中，虽未标明写作年代，但前后文章皆标明“民国十年”，读者决不会当作“民国十一年”。再查“民国十年双十节”，梁启超在天津学界全体庆祝会议上作《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的报告，不可能同时在天津青年会作“感言”，说明《饮冰室合集》记载有误。

再者整理编辑梁启超的信札也较困难。

其一，梁氏手迹，行、草兼并，又没有标点，有些字句必须反复识辨、甄别、推敲后，才能读通读懂。其二，部分书信没写明日期，考证年代难度较大。其三，数量大。梁启超的书信，除《梁启超年谱长编》外，还有许多散见于各处，如北京、上海等主要图书馆和私人均有收藏。至今除了给孩儿们等家书外，另有《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新发现的书信。

梁启超手稿

三、梁启超散佚文稿的搜集

澎湃新闻：在30余年的时间里，在搜集梁启超散佚文稿过程中，汤志钧先生和您做了哪些工作？

汤仁泽：父亲长期以来不间断地收集、整理近代文献资料，对梁氏的佚文散札积累丰厚，特别是档案抄件、佚诗佚文及他写给亲人朋友的大量书信。还利用赴台湾、香港、澳门、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讲学、学术交流的机会，在各图书馆检索书藏，搜集散落在港台澳及国外的部分诗词、文稿、信札等资料。如1991年5月至6月，父亲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之邀，参加“汉学研究之回顾和前瞻国际学术讨论会”，协同整理丘菽园家属所藏康有为、梁启超等函札和其他藏件，经父亲鉴核并注释，收入全集。

《〈乘桴新获〉中的梁启超佚札辑存》是父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访日期间搜集整理的梁启超佚文散札，有些藏件未曾露布，十分珍贵。《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书》、《致大隈重信书》、《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致山本梅崖书》以及《致犬养毅书》中的一部分，是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写的，对“保皇派”的“勤王”活动有参考价值。

珍贵信札长期积累而成，有些从未披露。如“致段祺瑞书”五通、“致张国淦书”七通、“致陈汉第书”十一通，原件藏上海图书馆。“致李盛铎、陈炽书”十通，原件藏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致龙济光书”一通，原件藏天津历史博物馆。

全集收录了手稿、部分残稿和未刊稿，在阶段性成果《饮冰室遗珍》中披露了一部分。如《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又名《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第七章，手稿残，《合集·文集》之十五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内有“旧学派关于法之观念”一章，乃是续文。《偿债计画意见书》，《合集·文集》之二十一题名《偿还国债意见书》，前段部分被删除，现将此补入。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湖南时务学堂札记》选自《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是学生的读书心得和先生（教习）的批语，由于论述用词“激进”，遭到守旧派的猛烈攻击，学堂被迫停办。后经戊戌政变能存于世，实属不易，梁启超五十岁生日时，熊希龄将此《遗编》“为先生寿”。梁启超在序言中说：“迄今将三十年，诸劄册散佚殆尽，秉三顾拳拳守此卷，几于秦燔后壁中《尚书》矣。……呜呼！此固吾国教育界一有价值之史料。”《梁启超年谱长编》等摘录有限，我们则收录齐全。

《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复印件

澎湃新闻：全集的编纂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资助的，您父子二人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汤仁泽：2014年下半年，在历史所领导黄仁伟、王健的关心和支持下，《梁启超全集》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取得成功，时年父亲已经90岁，我们终于走出了没有资助的困境。

戴逸先生致汤志钧先生的信（复印自戴逸著《涓水集》）

此前虽然没有资助，但没有懈怠，只是面对现实问题还是会有无奈和尴尬。比如说2005年，我们曾为获取赞助赴天津与企业家商谈，结果没有成功。又比如寄往出版社的校样，仅某一集常常需要往返几个来回，出版社都用快递传递，既快又省事。我开始是利用邮费低廉的普通邮件邮寄的，能省一半的钱，但速度太慢不说，还要收件人携带身份证去邮局领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红编辑对我说，一定要寄快件，邮费先垫付，再由出版社报销。后来有了资助，也不用再提报销的事了，但还是很感激李红编辑。

其实需花费之处还真不少。众所周知，索取材料需要资金，公立图书馆也不例外，但是力争收集齐全，该花的还是要花，购买书刊也一样。早先编辑时，文稿是从各类旧报刊中辑录，用手抄后标点即可。后来发现手抄稿难免出错，校勘也不便。于是，出版社要求稿件一律改用原稿复印件，为此我又重新往返各大图书馆寻找资料，校勘再标点，还要注明发表时间及资料来源，耗时费力还花复印费，而且复印量巨大。

除了资金短缺，我们要克服的困难举不胜举。书房内摆满了各类书籍、报刊和资料，几无插足之地。两张办公桌上的文稿堆积一尺多高，电脑前也不例外，只有挪动几堆，才能勉强操作。无奈之下，只好向外扩张。卧室内的一台退休多年的缝纫机，闲着浪费资源，不如充当书桌。自占据后，书籍和材料也动迁而至，卧室面目全非，宛如书房第二。妻子的埋怨和斥责声与日俱增：“谁家的卧室会是这样!”我只是装作没听见，埋头校对。自2012年12月25日正式校稿起，不知不觉间，已在这台缝纫机上度过了六个春秋。

从事学术研究，必须有点奉献精神。1983年父亲东渡日本访问讲学，回国后出版《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其中就有大量珍贵的史料。不仅如此，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搜集到的资料，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收藏后赠阅的函札、佚文等，父亲都毫无保留地拿出来编入全集，为读者提供方便，我没有理由不坚持做下去。编纂工作在短期内是显露不出成果的，何况是像梁启超巨匠式的全集。单位每年要考核，我拿不出成果，当然晋升就没份了，还会冤枉你没干活。你只有不计个人得失，埋头去做，成果迟早会出现。

杨国强曾对我说：“这项工作总要有人去做的。”周武说：“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不懂梁启超很难深入，而读懂梁启超，又以更全面地搜集和解读梁启超个人论著为前提。”戴鞍钢期待我写一篇详尽的编纂过程。同仁们是理解的，也在鼓励我。不久前，读胡跃生校注《梁启超家书校注本·跋》，他说：“6年浸淫于梁氏文字，派生出一个时常挥之不去的问题：何以许多三四流的学人都有精美全集出版，洋洋大观雄霸图书馆排排书架，而《梁启超全集》迟至近年才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得以重启？校注梁氏家书使我能理解天量的工作量，非数年可就、数人可成，但阅读梁启超却又使我耿耿于全集迟迟不见面市。”说得很有道理。

澎湃新闻：全集现分为论著集、演讲集、诗文集、译文集、函札集、附录六大类，总字数约1400万字，是否已囊括了梁启超所有的著述？

汤仁泽：梁启超“文名满天下”，留下一千数百万字的论著，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历史、法律、宗教、新闻、教育、音韵等学科，甚至各类自然科学。我们的目的是要整理、编纂出一部翔实、全面的《梁启超全集》。《梁启超全集》由论著集、演讲集、诗文集、译文集、函札集、附录等六大类组成，分为二十集，总字数一千四百万左右。各集按撰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各篇注明资料来源（包括刊名、期别或版本信息）。每集大约为六、七十万字。

我们尽量并尽力搜集整理梁启超的著述，但难免会有遗漏，也没有“囊括了梁启超所有的著述”，正如茅海建教授所说，全集是收不全的，关键是校对。

《饮冰室合集·专集》目录中，列有《残稿存目》，有目无文，达二三十篇之多。“残稿”是梁启超著述的组成部分，《饮冰室合集》自1936年4月出版至今，长达八十年似无人问津。我们已将部分“残稿”找到，并编入全集，如《国家主义之发达》、《偿债计画意见书》、《国民常识学会章程》、《黄梨洲》等，但仍有部分残稿或未刊稿需要整理，因有些过于残缺或污损严重，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函件、佚文等被民间收藏，不时被披露或出现在拍卖市场，我们仍在关注和搜集中。全集出版后，一定会有反馈消息，我们期待学者或读者的增补意见，筹划下一步的改进计划，使全集更全。

四、梁启超的爱国情

澎湃新闻：在几十年的全集编纂过程中，您对梁启超最直观的认识是什么？

汤仁泽：对梁启超的最直观认识，是他赤诚的爱国情。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文化有着诸多关系和影响，除了有时代造就的因素外，更有他自身的人格魅力，在他的言行中，无不表现出特殊的家国情怀，梁启超爱国救国，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强国梦”。

李任夫是梁启超的学生，于1926年就读北师大，梁的授课对他兴趣和启发很大。有一回他和同学楚中元登门请教，楚中元提问：“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对此有何解释？”梁回答说：“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见吴其昌：《梁启超传》百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231页。）

梁启超年轻时，有血有泪有志气，他坚信中国不亡，他要尽自己所能去救国。

1898年夏季的某一天，他与同人约曰：“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意此意者皆同志。”这年梁启超25岁，“舍身救国”的志愿也非此时才有，却早已成为“第一义”了。（狄记：《任公先生事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

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避难居日本时，念念不忘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吾尝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者，终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若此四万万人而应堕永劫者，则吾先化为异域之灰尘，固其宜也。……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亦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数年以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梁启超“以逋亡之身，日夕槁饿，而作此壮语”。（梁启超：《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56页。）

梁启超有过一次亲赴前线“从戎”、舍身为国效力的经历。那是护国之役，他是发动者之一。一介书生冒风险赴前线救国，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是，“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且全国国命所托，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梁启超：《致梁思顺》（1916年2月28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注：《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8-139页。）护国运动有“万险万难”，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梁启超由沪秘密赴港，因无护照，只能偷渡海防后入桂。乘夜色冒暴雨，“竟于无意中而游如斯胜境。”此间“为播越颠沛中扶病疾书”《国民浅训》，在序言中道：“于役邕桂，取道越南。时谍骑四布，自匿于山中旬日，更图间道潜赴。同行七人皆星散，各自觅路进取，余孑身寄一牧庄，相伴者惟他邦佣保。……中间复婴热病，委顿二日，几濒于死。”（梁启超：《国民浅训·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页。）真是惊恐万状，命悬一线。

1920年初梁启超欧游归国，潜心学术，两年后出版《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把“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能看出他爱国救国观念有了进一步提升。

文中谈及十多种感受，有“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他认为这样做还不够，“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国家便算白设了。”他说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22年12月版，第67-68页）

有家国情怀的作者，才能写出国人喜闻乐见的文章来。丁文江说：“梁先生生平以著作报国，实有四十年之历史。”“先生四十年之中，脑中固绝未忘一‘国’字。”（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04页。）官场上不顺利的梁启超毅然隐离政治，回归自己钟爱的文化教育领域。自1920年至1927年，梁启超完成的著述有《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佛学史稿》、《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研究重点是先秦诸子、中国历史学、哲学、文学等。比起担任几天总长或总裁来，梁启超的著书立说、执教育人的作用及意义要深远得多，其价值和生命力也长久得多。

梁思礼在回忆父亲时说：“我出生时父亲已51岁，虽然他非常爱我，但我没有机会能像我的大兄姐们那样亲身从父亲那里获得直接教导。……有人曾问我：‘你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回答：‘爱国！’‘爱国’也是我们全体兄弟姐妹们所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我们九人中有七人在海外学习，个个学业优秀，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留在国外，个个都学成归国，报效祖国。”（梁思礼：《梁启超家书·前言》，见林洙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梁启超曾说：“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早年在时务学堂“课诸生，既授之以经史大义，厚其中学之根柢，养成其爱国之热心”，这份情感也深深地影响了下一代。

梁启超精心培养子女，“假期内督课群童，每晚辄聚讲读书，声出金石，群童乐不可支。”在“致孩子们书”中，不乏梁启超告诫子女认真读书、学成报效祖国的话语，可谓情深意长，但没有鼓励孩子读名校，去升官发财，也没有强迫孩子去学所谓的“热门专业”。如1927年8月29日信中，梁启超叮嘱女儿思庄学成后早日归国，“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此时思庄正在国外攻读生物学，一年预科读完，升二年级，梁启超非常高兴，因为此前“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世界书局1959年版，第745-746页。）梁启超养育了九个子女，人人成才，又各有所长，被誉为：“一门三院士，满庭皆俊秀。”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比起众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人学士来，梁启超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是显而易见、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是“多血多泪之人”。正是对祖国的挚爱和救国的使命感，正是大爱和责任的完美结合，令他精力旺盛、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虽然求索之路千辛万苦，失败过一次又一次，但阻止不了他一生的追求、探索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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