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海宝、李攀】多元通和 释古鉴今——读牟钟鉴先生《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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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8-27 20: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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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通和 释古鉴今——读牟钟鉴先生《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

作者:段海宝(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李攀(山西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十五日己丑

           耶稣2018年8月25日

 

  

 

光明图片

 

牟钟鉴先生是我国哲学史和宗教学领域的著名学者,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是牟先生对自己多年来三教关系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全书在精准把握三教内涵与精神的基础上,深刻阐释了三教内在结构的多元互补性;又以通史体例梳理了儒道佛三教和而不同、共生共荣、互渗互鉴、聚同化异的历史进程,提炼出了三教关系发生发展史“曲折漫长,渐行渐近;又渐扩渐广,普及社会”的特点和趋向。基于三教关系研究的睿识洞见,牟先生提出“多元通和”的文化模式,试图从文化层面建立起异质文明的融合范式。通览三教关系发生发展的全史,我们无疑会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当异质文明之间发生交流时,冲突绝不应是宿命,也绝不会是终局。

 

长期以来,学界对三教关系的考察,多集中在一教之中的某个派别、某个人物、某个专题,或是两教之间,或是三教的某个阶段,而对三教关系做整体考察并能以通史体例加以贯穿的,牟先生此书无疑具有开创之功。

 

撰写学术通史须具良史之才。所谓“良史之才”,是指按照一定的体系将史料进行合理安置,从而使历史的内在脉络彰显出来。牟钟鉴先生在书中构建了三教关系发生发展史的基本框架,展现了其基本脉络,即: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儒道关系史、三教关系发生阶段(汉末时期)、三教互动并在论争中求同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鼎立具全国规模并成为常制阶段、三教理论深层融合并出现学说创新高潮阶段(宋、辽、金、西夏、元、明时期)、三教融合思潮的下移与扩展时期(明清时期)、三教边缘化与奋力复兴阶段(民国时期及其延伸)。在这一基本框架和脉络中,牟先生上探华夏文明之源头,下及民国以来三教的创新和复兴,划分阶段,莫不合宜,取用史料,无不妥当,展现出他极为深厚的学养。

 

撰写学术通史亦须具贤哲之思。所谓“贤哲之思”,是指借助思考的力量洞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从而在变易的现象中发现不易的本质。例如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儒道关系史”中,牟先生从自成一体的地理环境、发达繁荣的农业经济和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三大要素立论,阐述了中华文明自诞生伊始即具有多元性与通和性的基因与传统。无论是先秦两汉时期儒道两家的互评互补,还是东汉之后儒道佛三教的渐行渐近、和谐互补,均是这一基因与传统在具体历史环境下的生发和展开。

 

除了在整体研究上取得突出成绩外,《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还道前人所未道。牟先生在书中对历史上的三教融合论进行了归纳,包括三教本末内外论、三教均善均圣论、三教殊途同归论、三教同源一家论、三教分工合作论五种。在书中他还对三教之同、三教之异、三教各自的优势与互补、三教各自向对方学了什么、三教分工合作论等进行了详细分析。这些具体问题是三教关系研究的基础,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对这些具体问题进行考索,体现出牟先生严谨认真的学术精神。

 

牟先生认为,中华思想文化是重德性的文化,人文与宗教是近而不混、相与包纳的,这跟西方文化重智性且常将智性与灵性对立有根本不同。因而,儒道佛三教中的“教”,不能按照西方话语的“宗教”之教理解,而应按照中华传统话语中的“道德教化”之教理解。

 

近些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挖掘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两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把“深入阐发文化精髓”作为重要一条写入其中,这不仅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也为学界指明了方向。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把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具体价值进行挖掘和发扬。除了平面的阐扬,我们还可以从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和整体精神上去汲取智慧。

 

《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将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概括为“一、二、三、多”。“一”就是儒家主导,“二”是儒道互补,“三”是儒道佛合流,“多”是包纳其他外来文化。这一文化结构中,以儒道佛为主体,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不等边文化三角间架。牟先生认为,这一文化三角间架的柱石作用,才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拥有巨大的内聚力,能够长期延续发展。

 

中华文化这一三角间架具有“多元通和”的精神气质,而这一精神气质根植于上古文明的综合创新、变通、中和的传统,承接儒道两家互补的传统并有所发扬。如儒家的“和而不同”“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道家的“知和曰常”“道通为一”,佛教的“一多相摄”“中道圆融”。它们都承认真理的多元性与互补性,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其纳入一体,使这种多元由互补变成相通,再由相通到相互含摄,最后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的文化整体。

 

“一多结构”注重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尤其注重儒家文化的“常道”即“五常”“八德”,和儒道互补的基本结构,认为任何外来文化要进入中华文化都需要认同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并与儒道互补的基本结构相协调。“多元通和”注重文化之间的多元性、互补性、通和性,主张文化之间应该和平交流、互补互渗、融合创新,认同文化真理的相对性,反对单一性、排他性、绝对性及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征伐,把文化真理看成单线的进化论。

 

整个《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可以说是这一基本结构和基本精神的展开,也是这一结构和精神的历史说明。更重要的是它能为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有益启示和历史智慧,彰显中国文化的自信。“一多结构”和“多元通和”的中国智慧告诉我们:异质文明是可以通和互补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美美与共,最终都是可以走到一起的。

 

牟钟鉴先生学问深粹,为人谦和,知行合一,素为学界所重。以一人之力兼通三教,更彰显了他不凡的学术功力。笔者亲见牟钟鉴先生为完成此作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用呕心沥血形容之亦不为过。本书秉持了牟钟鉴先生一贯的行文风格,言约旨远、洗练明达,既可作为初学者的入门之书,也可作为研究者的进益之阶。当然本书也正如牟钟鉴先生所说的,只是搭起了一个整体框架,里面还有许多细致深入的问题等待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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