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事语》应为《左传》的来源

作者：李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十三日丁亥

           耶稣2018年8月23日

关键词：《春秋事语》;《左传》;先秦史

《春秋事语》与《左传》存在较多相似之处，但认为《春秋事语》在《左传》之后，值得商榷。若干文献有相似度只能说明这些文献可能存在共同的“源”，不能判定谁前谁后。种种迹象表明，《春秋事语》应是《左传》的来源。

《左传》成书的来源问题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自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公布后，不少学者注意到，《春秋事语》与《左传》相似，故认为《春秋事语》沿袭《左传》而来。

裘锡圭鉴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载左丘明的传人“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认为《春秋事语》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中《铎氏微》一类的书。

唐兰认为，《春秋事语》是不属《左传》系统的另一种古书，可能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公孙固》十八章，也晚于《左传》（《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1974年第9期）。

李学勤认为，《春秋事语》将《左传》文字简化归并，本于《左传》而兼《谷梁》，属于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产品，为《左传》非伪作说提供了佐证（《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1期）。

笔者以为，《春秋事语》与《左传》存在较多相似之处，但认为《春秋事语》在《左传》之后，值得商榷。若干文献有相似度只能说明这些文献可能存在共同的“源”，不能判定谁前谁后。种种迹象表明，《春秋事语》应是《左传》的来源。

《春秋事语》旨在规劝贵族守礼

《春秋事语》的成书目的何在？张政烺认为，“这样的书当是儿童读本，讲些历史故事，学点语言，为将来进一步学习《春秋》、《世》、《语》等等作准备”（《〈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如果《春秋事语》真是学生学习的读本，应做到两点：一是情节生动，有充分的可读性；二是说理简明扼要，寓善恶存褒贬于叙事。这样才能使得读本易于被学生接受，后世如吕祖谦为诸生课试之作的《东莱博议》、张居正为万历皇帝编纂的《帝鉴图说》，皆摘取典籍之中寓善恶存褒贬的生动文字，在文选之后加上编纂者恰如其分的按语。但《春秋事语》一方面只交代非常简略的事件梗概，仅何人何事，缺乏生动性；另一方面，通过嵌入评论人的点评表达编纂者意图，这些评论颇为深奥费解。因此，《春秋事语》的受众应不是儿童。

《春秋事语》中“礼”的色彩浓重。郭永秉指出，《春秋事语》各章内容大致意在教给读者历史上人君、贵族的成败经验教训，特别侧重于因失德、失言或不讲究策略计谋而招致祸端甚至导致灭亡的教训，并无明显的编辑体例（《〈春秋事语〉一至四章新释文与注释》，《湖南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辑），这是合于实际的看法。

从春秋时代的历史背景看，事实上重德、不失言、讲究进退策略，就是周代的“礼”，春秋时代虽然有礼坏乐崩的现象，但不少人还把“礼”看作约束贵族行为的、天经地义的法则；到战国时这种观念才开始瓦解，正如顾炎武所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事语》恰与之吻合，一个非常鲜明的目的就是要教育贵族“知礼”；其阅读受众，也不应该只限于儿童，而是面对数量广大的受教育贵族群体。其手抄本在马王堆三号墓中出现，墓主人是成年的轪侯，也能说明该书的目的在于劝导诸侯王遵循纲纪、进退得体。

《春秋事语》表现出原始性

《春秋事语》在语言和编纂上都体现出很大的原始性。《春秋事语》每章各记一事，其中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张政烺说它分量轻，文章简短，在编辑体例上也乱七八糟。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比《春秋事语》与《左传》，不难发现《春秋事语》文句粗糙，《左传》经过作者仔细的打磨润色，情节也更为生动，如果流畅生动的《左传》在前，相对粗糙的《春秋事语》在后，且将《春秋事语》视为《左传》的文选，则不合情理。

值得注意的是，《鲁庄公有疾章》言“五月，公薨，子烦即立（位），公子庆父杀子烦而立公子启方”。据《左传》及《史记·鲁世家》记载，鲁庄公并非薨于五月，而是八月，日在癸亥。查《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鲁庄公三十二年为公元前662年，夏正五月辛酉朔，公历4月11日，第三日为癸亥；八月己丑朔，公历7月9日，无癸亥。则鲁庄公之死应为五月，可见《春秋事语》是夏正，而《左传》应是周正。

如果说《春秋事语》是《左传》选本，完全没有必要更改历法。王和认为，作为较早史料的《春秋事语》用了和《左传》不同的历法，到《左传》里进行了统合。《左传》中不乏统合历法的例子，左氏是鲁人，鲁用周正，故他于编辑《左传》时把取自别国的史料亦改为周正。但有时或者由于疏漏，或者由于难以改动，往往改之不尽，留下了史料出处的痕迹（《〈左传〉材料来源考》，《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

《春秋事语》若干内容《左传》没有。残损较为严重的《燕大夫章》不见于任何文献，《韩魏章》类似《战国策·赵策一》首篇《智伯从韩魏兵以攻赵》。另外，《晋献公欲得隋会章》中晋臣用间谍诬陷秦臣晓朝，晓朝被秦君所诛杀的内容，未见于《左传》，而见于《韩非子·说难》；《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章》有士说出蔡人“今听女辞而嫁之”的情节，也不见于《左传》等其他文献，可见《春秋事语》和《左传》的故事来源并不一致。

《春秋事语》是前叙事体史著

先秦史著从前叙事体发展到叙事体，是一个很明显的历史趋势。晁福林指出，三代传统史学以问题为导向的说理范式，转向以叙事为中心的新范式。在这个范式下，《左传》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国语》一书则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史学范式的痕迹（《从上博简〈武王践祚〉看战国时期的古史编撰》，《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尚书》中如周初八诰、《逸周书》中如《世俘》《度邑》等一些可靠的记载，以及《诗经》中所保存的诸多商周史诗，都被学者们公认为研究商周历史的真实资料。但这些内容带有很大程度的明德明理的教育功能，编纂者力图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表达借鉴过往、对人规箴的现实目的，这和后代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存在一定差距。

沈长云认为，《诗经》《尚书》《国语》等资料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因素不求精确，历史信息旨在为说理服务，为了说理可以增删内容，甚至像《国语》不少段落还能从史官的角度润饰史实（《〈国语〉编纂考》，《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年版）。随着社会的发展，当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历史信息精确的史著成为时代需求，以《春秋》经传为代表的有明确历史意识的典籍就应运而生。人们以《春秋》作为传达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应该就有这一变化的些许影迹。

此外，《春秋事语》还具备许多早于战国时期的特征。比如，《春秋事语》文字简短古朴，和战国诸子精工于修辞的做法截然不同；所述的故事，也比较平实，没有诡怪离奇的情节，与战国诸子书中的传说故事有别；当事人的对话与评论者的点评，也就事论事、鞭辟入里，与《战国纵横家书》中纵横家汪洋恣肆、侃侃而谈的风格迥异，和《左传》里那些长篇大论的对话也不同。

《春秋事语》与《左传》的关系

《春秋事语》的时代很可能早于战国时期写定的《左传》等文献。《春秋事语》十六章中，绝大多数内容都可以和《春秋》经传的史事相对应，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春秋事语》内容是《左传》的一个来源。既然如此，是《左传》作者看到了《春秋事语》，还是《春秋事语》的同“源”文献？现有资料难以回答。如果说，《左传》作者看到的是《春秋事语》的同“源”文献的话，那么这部同“源”文献则应该包括《春秋事语》的绝大多数内容，《春秋事语》可以视为它的某一篇章。但这只是一种可能，现有资料还不足以支撑这一观点。

赵光贤曾指出，《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的话，在对太子进行教育的教材里有“语”和“志”，一者记言，一者记事，《左传》记事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取自于“语”和“志”（《〈左传〉编撰考（下）》，《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此论颇有道理。因为上古王官之学存在不同类型的典籍，这些文献在上层贵族中由专人负责传授。当王纲解纽之时，它们也会从上层贵族中流散出来，为战国以后学者所用。从申叔时的话中可以看出，这类文体的著作数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在楚国用《语》等文献对贵族进行教育已然是常制，其他诸侯国也应该有类似的做法。

《左传》隐公十一年杜预注说：“命者，国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于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史官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记录系统。如杜预所说一个是“承告”，一个是“传闻”。“承告”的内容是“国之大事政令”，即按照官方的制度，本国史官到外国通告其国内已发生的大事件，应主要以梗概为主；“传闻”则记录的是“非将君命”的“传闻行言”，即以史官自己的途径对历史的补充，是一种非官方的形式。这样从官方与非官方的渠道区分史料的来源。

《春秋事语》着重叙述贵族在重大历史事件下的言论表现，不像官方渠道的大事梗概，很大意义上是非官方的“传闻行言”的产物。并且像《鲁桓公少章》关于立储的宫闱密语、《晋献公欲袭虢章》晋国君臣对虞国的政治局势进行剖析、《吴人会诸侯章》子贡对太宰嚭之语等内容，如果不是虚构，则除了当事人传出或者当时史官记录，他人不可能听到。这似乎更能说明这些内容来自于别国某事件的“传闻行言”。

有的内容不大符合情理，很可能出于文学加工。如《韩魏章》中，水淹晋阳之后智赫对智伯的规箴之语，不大可能被史官所听到，毕竟智伯之举还达不到“必书”的程度。《晋献公欲得隋会章》中，魏州余召随会回晋，并与随会一起谋划诛杀晓朝，其中评论者某“吏”对魏州余、随会二人的图谋予以分析，并且预言“二子畏其后事，必谋危之”，即晓朝必死。这样的情节就过于离奇，但是说“吏”的言论是传述者事后依据情理补充，应是合理的。《鲁文公卒章》中，东门襄仲诱杀惠伯之前，有公襄负人对惠伯进行规劝的情节。如果真有公襄负人规劝惠伯的事，也应当是极其私密的，惠伯一死，定无人知晓。可见，这样规劝的话应是《春秋事语》作者的虚构。这些内容为《左传》的编纂作了重要铺垫，因此，笔者认为《春秋事语》应是《左传》的来源。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