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两个发生在宋朝的“官告民”小故事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新华每日电讯》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六月十九日甲子

           耶稣2018年7月31日

在古代，“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并不罕见，难得一见的是“官告民”的案子。这大概是因为，官员相对于平民，具有显而易见的强势，不大可能被平民侵犯，即使被平民冒犯了，也大可动用行政权力处理，用不着到司法部门提告。

另外，按照古训，“大人不计小人过”，大人，指有官职的士君子；小人，则是平民百姓。大人就算被小人冒犯，也应该大人有大量，不必斤斤计较、闹上公堂。举个例子：王旦是北宋真宗朝的宰相，有一年天下大旱，王旦下班回家，途中被一名书生堵住。

那书生指着王旦大骂：“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骂完，还将手中的经书扔过去，中正王旦的脑袋。侍卫赶紧抓住书生，准备押送开封府治罪。但王旦制止他们，说：“言中吾过，彼何罪哉？”叫人将书生放走了。此事正好拿来作为“宰相肚里好撑船”一语的注脚。

不过这几年我留意宋代史料，还是发现了几起发生在宋朝的“官告民”诉讼案，有些意思，值得拿出来说说。

让我先来讲第一个案子：南宋时，有一名姓周的民妇，初嫁曾氏，并生子曾岩叟；再嫁赵副将；于开禧二年（1206）三嫁京宣义，但成婚未及一年，周氏便因为京宣义宠溺嬖妾，离开了京家，投奔儿子曾岩叟。四年后，周氏去世，由其儿子曾岩叟安葬，谁知京宣义突然把曾岩叟告上法庭，要求将周氏归葬京家。

原告京宣义，便是一位姓京的官员，“宣义”不是他的名字，而是指“宣义郎”，为元丰改官制之后的寄禄官名，从八品。这起诉讼案的判词提到：“京宣义以开禧二年十一月娶周氏为妻，次年八月娶归隆兴府，经及两月，周氏以京宣义溺于嬖妾，遂逃归曾家，自后京宣义赴池阳丞，周氏不复随往。”可以知道京宣义曾担任过县丞（相当于副县长）。而且，他还是“公相之子孙”，是一名身世显赫的“官二代”。

那么京宣义为什么要起诉妻子周氏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曾岩叟呢？原来，按宋人习惯与当时法律，女性的嫁妆是一笔独立于夫家的财产，归妻子自由支配。而且，宋代厚嫁之风极盛，嫁妆可不仅仅是一点首饰，往往是几亩、几十亩田产，宋人称之为“奁产”。周氏从曾家改嫁到赵家，又从赵家改嫁到京家，都带着她的奁产。她离开京家，回到前夫曾家，也带回了她的奁产。现在她去世了，这笔奁产肯定落在曾家。京宣义起诉曾岩叟，要求收葬周氏，自然不是出于夫妇之义，而是贪图周氏留下的奁产。

受理这起诉讼案的法官叫做黄干，朱熹的弟子。他认为，京宣义与周氏结婚，却宠溺于小妾，与周氏显然已无“伉俪之情”，换成现在的说法，即“感情破裂”；而且，京宣义前往池阳县赴任，只带着宠妾，而将周氏弃于曾家四年之久，不闻不问，“又岂复有夫妇之义”？“在法：夫出外三年不归者，其妻听改嫁”，京宣义弃妻四年，按大宋法律，周氏有权利单方面宣告结束婚姻关系，而她至死不归京家，京宣义四年不认妻子，已构成双方默认的事实离婚。因此，京宣义没有权利“取妻归葬”，自然也没有权利继承周氏的遗产。

基于这样的理由，法官黄干驳回了京宣义的诉求，作出判决：“京宣义公相之子孙，名在仕版，不应为此闾巷之态，妄生词诉；周氏之丧，乞行下听从曾岩叟安葬；仍乞告示京宣义，不得更有词诉。”在这起“官告民”诉讼案中，原告败诉了。

南宋还发生过另一起“官告民”诉讼：宗室贵族福王，在杭州有大片用于出租的房屋，一日，福王将几个租住他房屋的租户告上临安府。这福王可不是一般人家，他是当朝君主宋理宗的弟弟，他的儿子赵禥还是皇储。所以，福王尽管不属于行政官僚，但其权势之大是不必怀疑的。那福王为什么要状告租户呢？因为这几个租户租了福王的房子，却拒不交房租。

受理福王诉讼的临安府尹叫做马光祖。他传唤被告人，问他们是不是拒绝给福王交租。几个租户都承认福王所告属实。马光祖说：欠债还钱，僦屋还租，天经地义，你们为何不交租金？租户说：我们租住的房子，屋顶破了好多个洞，晴天还好，下雨天就惨了，漏得满地都是水，我们请求福王修葺，福王又不答应，只好不交租了。

按照宋朝法律，出租房屋的业主确实有修葺房屋的责任，保证房屋可以正常居住。福王拒绝修葺漏水的破屋，是违背法律与情理的。所以，马光祖驳回了福王的诉讼要求，认为在福王出资修葺好房屋之前，租户有权拒交房租。

相传马光祖还将他的判决写成一首打油诗：“晴则鸡卵鸭卵（指屋顶都是破洞，透着光，有如鸡蛋鸭蛋一般），雨则钵满盆满（指下雨天屋顶漏水，要用钵盆接雨）。福王若要屋钱，直待光祖任满。”但以我们对宋代司法制度的了解，我认为一名宋朝法官的判词不可能写得如此戏谑。这首打油诗应该是时人根据马光祖的判决写出来讥讽福王的。总而言之，在这一起“官告民”诉讼中，原告也是败诉了。

我觉得，“官告民”比“民告官”更能体现社会的进步，因为“官告民”的出现，显示了官民发生利益争执后，官不是企图借手中权力压制民就范，而是寻求通过司法部门的仲裁来解决争端。这是对法治的信仰。而我们讲述的两起宋朝“官告民”诉讼案，作为原告的官都败诉了，说明平民的权益是受到司法官支持的。这样的讼诉判决，让我们看到了司法的温情、权力的谦抑与法治的胜利。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