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郭齐勇教授《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新书互联网发布会暨研讨会实录

来源：主办方供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六月廿一日丙寅

            耶稣2018年8月2日

主题：郭齐勇教授《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新书互联网发布会暨研讨会

时间：北京时间2018年7月18日19:00

场所：微信群

主讲：郭齐勇 教授

嘉宾：陈来、王中江、李存山、李景林、干春松、何建明、张龙

主持：徐治道

议程：一、开场介绍；二、主题演讲；三、评议发言；四、互动交流。

徐治道：

尊敬的郭齐勇老师、陈来老师、王中江老师、李存山老师、李景林老师、干春松老师、何建明老师、张龙老师、各位师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新书互联网发布会暨研讨会主持人徐治道。

很荣幸有机会为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湖北省文史馆馆员郭齐勇先生主持其新书《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互联网发布会暨研讨会。

今晚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议程有四项：一是开场介绍；二是主题演讲；三是评议发言；四是互动交流。

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开场介绍：

（一）主讲暨作者简介

郭齐勇：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湖北省文史馆馆员。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7年获评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与副执行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校哲学教指委副主任，现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熊十力哲学研究》《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文化学概论》等。

（二）评议嘉宾简介

陈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

李存山：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孟子研究院特聘副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

何建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张龙：历史学博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责任编辑，《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责任编辑。

（三）新书简介

本书集中探讨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儒释道三家的人生智慧、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智慧、中国哲学的特点、何谓国学等问题，对于文化自觉、文明比较与文明对话有着积极意义。

在广泛参考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归纳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是：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俭。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作者将中国哲学的精神与特点概括为七个方面：存有连续与生机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这些归纳，揭示出中国梦的文化底蕴，它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

目录：

序言

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精神的特点

古为今用创造转化

儒释道三家的人生智慧

儒家的人文关怀与价值信念

道家的理想人格与超越精神

佛家的菩提智慧与人生解脱

中国的管理智慧与方法

老子的管理智慧

孔子的管理思想

中国管理哲学的元方法

东方现代化的管理软件

中国哲学的精神与特点

存有连续与生机自然

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

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

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

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

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

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

附录：

国学与国学热的思考

儒家修身成德之教与当代公民社会的公德建设

中国人的信仰与儒家在中国的作用

先秦儒学关于社会正义的诉求

守先待后创造转化——郭齐勇教授学术访谈录

下面，进行第二项议程，请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湖北省文史馆馆员郭齐勇教授就其新著《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作主题演讲，大家欢迎！

（照片来自互联网）

郭齐勇：

主持人徐治道先生、各位专家、新老朋友，

老师们、同学们，

女士们、先生们：

谢谢各位！我今天与大家一道切磋一下中国文化的特点与根本精神的若干问题。我们要认识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我们的文化底蕴是我们实现理想的土壤，这就需要“文化认同”、“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一、重新发现中国文化

我们需要重新发现、重新认识中国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多元一体。中华历史、民族、文化是在多样化的发展中逐渐统一的，在五千多年甚至更长时期，中华多民族融合，多文化融合。从文明比较的角度来看，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国文明一以贯之，延续至今，基本上没有断裂，没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大的变异。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文明时代（指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世界原典文明勃兴，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典范人物诞生。但从彼时至今，从人种与文化两方面来看，中华人种与中华文化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了，没有中断。其中有什么道理呢？其机理是：“和而不同”，保留差异，多样统一。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外来的、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丰富、壮大自己，形成新的文化。中华文化的消化力、融摄力很强。中华各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形成了相对可以兼容的心理、思想与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民族性格，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共同的信仰信念，这是维系协调各民族的润滑剂，自强不息的源动力。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国文化精神，使中国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分量。

在器物层面的文明上，过去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这是不错的，但这是沿袭培根的说法。四大发明很了不起，还有一些重要的发明：漆器、青铜器、丝绸、瓷器等，其精湛高超的制造工艺，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外还有茶叶、算盘等等。中国古代诸多科技发明，至少有二百多种伟大发明，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曾经贡献给全人类，起着改变世界的作用。据考古学家们确证，我国有一万年的水稻的栽培史。早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丝绸之路连接了东西方，中国的瓷器、丝织品、漆器陆续传往欧洲并大受欢迎，冶铁、穿井、养蚕、缫丝、丝织、造纸等技术也相继西传。到宋元时期，我国的陶瓷通过海上交通风靡全球。我们还需要深入探究古代天、地、数、医、农学与工匠之奥秘，这里面有中国古人的伟大贡献。

在社会层面的文明上，中国古代社会大而政府小，有很多自治组织，士绅阶层的作用很大，社会基本自治。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社会管道、中间组织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乡约、义庄、帮会、行会（到近代转化为商、农、工会）等为载体，以民间礼仪、节日与婚丧祭祀活动，村社活动，学校、书院讲学活动，士农工商的交往等为契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自治、地方自治。传统中国绝非由政府包打天下，而主要靠血缘性的自然团体及其扩大化的社会各团体来治理社会，这些团体自身就是民间力量，它们也保护了民间社会与民间力量，包含家庭及私人空间。它们往往与政权力量相抗衡又相协调，在平衡政权力量的同时，又起到政权力量所起不到的多重作用，如抑制豪强，协调贫富，保障小民生存权，教化民众，化民成俗，安顿社会人心等，又起到慈善机构的作用，扶助、救济贫弱，以“学田”等形式支持并资助农家、平民子弟接受教育、走上仕途等，乃至对抗专制政府的恶法与法家以国家权力破坏亲情及私人领域的若干做法。

在制度层面的文明上，中国古代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赋税等经济制度，征辟诠选制度（荐举、考试），文官制度，教育制度，开放教育，平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荒政、赈灾的制度，优待老人与弱势群体的制度，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实质公正的内涵与制度设计的智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极大。我国汉代的文官政治、文治政府，相对于罗马的武人专政不知要文明多少倍。由儒家推动、建构的君相制、三省六部制，一直到谏议制、监察制、回避制等，至今仍有意义。中国古代的官制是十分丰富的宝藏，不乏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等制度建构。儒家通过天神崇拜、天命论与革命论、民间舆论的震慑，特别是文治政府及其制度，来批评、监督、限制君权。西方的文官制度主要来自英国，而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以中国科举制度为榜样建立起来的。这是中国的制度文明对世界的贡献。

在观念与价值层面的文明上，儒家“仁爱忠恕”，墨家“兼爱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为怀”，宋明理学家“民胞物与”等理念，成圣人贤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萨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养工夫论等，都是了不起的调节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例如，儒家思想在欧洲启蒙时代起过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魁奈及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等。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经伏尔泰的推崇，被写入人权宣言等政治性文件，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人权与伦理思想。法国1789年由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人权宣言，其中即引用了孔子的这一理念。孔子的精神在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也有所体现。《独立宣言》第二条为：“人人获得天赋的若干规定而不可移的权利。”杰弗逊解释说：“此段之精神得自孔子”。1946年，罗斯福总统的夫人领导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过程中，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把儒学的原则、孔子的智慧贡献给这一《宣言》，并促成了《宣言》的形成与被通过。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上，来自几乎所有宗教派别的6500名宗教领袖通过了由孔汉斯先生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基石，是所谓“金规则”。由此可见中国的精神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这足以驳斥西方政治家撒切尔夫人、克林顿夫人所谓中国人没有向世界贡献价值观的妄言。

二、中国文化精神的特点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特色，学界见仁见智。中国文化博大、丰富，我们任何概括都难免挂一漏万。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文精神的特点是包含了宗教信仰，重视历史、重视教育和重视融和合一的精神。

钱先生认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源于五经。周公把远古宗教转移到人生实务上来，主要是政治运用上；孔子进而完成了一种重人文的学术思想体系，并把周公的那一套政治和教育思想颠倒过来，根据理想的教育来建立理想的政治。经周、孔的改造，五经成为中国政（政治）教（教育）之本。经学精神偏重在人文实务，同时保留了古代相传的宗教信仰之最高一层，即关于天和上帝的信仰。中国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天下一家”的崇高文化理想。传统礼乐教化代替了宗教的功能，但不与宗教相敌对，因此不妨称之为“人文教”。中国文化精神，要言之，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

钱先生得出中国历史文化的指导精神即为儒家精神的结论，是有其可靠的根据的。整个说来，诸子学标志春秋以来平民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学术下移民间的产物。中国人最看重学校与教育，并将其置于政治与宗教之上。他们已不再讲君主与上帝的合一，而只讲师道与君道的合一。他们只讲一种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人生人道，这就是人道或平民道。在孔孟仁学体系的浸润下，儒家完成了政治与宗教的人道化，使宗教性与神道性的礼变成了教育性与人道性的礼。

我综合张岱年先生、胡秋原先生等前辈的论述，提出中国文化精神的六大特点：

第一，和而不同，厚德载物。重视人与自然之间，各族群、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关系。所谓“天人合一”是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自然。在观念上形成了“协合万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既重视各民族及其文化、宗教的分别性、独特性，又重视和合性、统一性。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善于化解与超越分别与对立，主张仁爱、和为贵与协调性，有民胞物与的理想，厚德载物，兼容并包，爱好和平，从不侵略别人，反对以力服人，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第二，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凸现了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创造进取。所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指人要向天地学习，以“刚毅”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绝不懈怠。中国人因此而创造了世界上独特的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无数的仁人志士奋发前行，不屈服恶劣的环境、势力与外来侵略者的凌辱压迫，刚健坚毅精神代代相传。

第三，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我们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舍我其谁的抱负，乃至“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強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概，守正不阿，气节凛然，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第四，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強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主义肯定人民是主体；人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保民、养民是人君的最大职务。

第五，整体把握，辩证思维。中国古代不缺乏抽象思维，有明确的概念、范畴。古代辩证思维发达，这属于理论思维，包含了抽象过程。中国思维有两大特征，一是整体观，二是阴阳观。前者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或对象的全体及内在诸因素的联系性、系统性，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者重视事物内在矛盾中阴阳、一两关系的对立与平衡。

第六，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我国有现世与实务精神，强调知行合一，践形尽性，经国济民，兼重文事武备，明理致用，反对空谈高调。又有尊重劳动的精神，倡导勤俭节约，力戒骄奢淫逸，鄙视不劳而获。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是：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我看以上六条可以成为中国梦的文化底蕴，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

三、道家和佛家的智慧

前面我重点说的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特色，包括了道、佛两家，但说得不够。我这里再略补充说说。

1、道家的智慧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章）道家的道体具有超越性、绝对性、普遍性、无限性、圆满性、空灵性。道家之“无”在哲学上具有无限的意义。道家之“道”是有与无、神虚与形实的整合。“有”指的是有形、有限的东西，指的是现实性、相对性、多样性；而“无”则是指的无形、无限的东西，指的是理想性、绝对性、统一性。“有”是多，“无”是一；“有”是实有，“无”是空灵；“有”是变，“无”是不变；“有”是内在性，“无”是超越性。

“道”又被形象化地比喻为“谷”、“谷神”、“玄牝”：“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6章）“道”如山谷一样。山谷是空虚的，唯其如此，才能永远存在并具有神妙莫测的功能。“牝”是雌性牲畜的生殖器，泛指雌性。玄牝，意为万物最早的始祖，也即是“道”。“谷”、“牝”的门户，是天地的发生、发源之地，绵绵不绝好像存在着，其作用无穷无尽。

“道”的展开，走向并落实到现实。“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2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40章）意思是，向相反的方向变化发展，是“道”的运动；柔弱，是“道”的作用。举凡自然、社会、人生，各种事物现象，无不向相反的方向运行。既如此，柔弱往往会走向雄强，生命渐渐会走向死亡。老子看到事物相互依存、彼消此长的状况。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48章）减损知、欲、有为，才能照见大道。“损”，是修养的工夫，是一个过程。“损”就是做减法。我们面对一现象，要视之为表相；得到一真理，要视之为相对真理；再进而层层追寻真理的内在意蕴。宇宙、人生的真谛与奥秘，是剥落了层层偏见之后才能一步步见到的，最后豁然贯通在我们人的内在的精神生命中。“无为而无不为”，即不特意去作某些事情，依事物的自然性，顺其自然地去做。所以老子强调学习要做加法，求道则要做减法，减掉世俗看重的身份地位、功名利禄，减损又减损，一直到无为。无为不是不做事，而是不妄作妄为。

道家强调无用之用；儒家强调有用之用。儒家之“有”“用”，即建构人文世界，以人文化成天下；道家之“无”“用”，则要从人文世界中超越出来，回归到自然而然的自然境界。道家的逍遥无待之游，是自我真实的自由人格之体现，以“适己性”“与物化”为特征；儒家的刚健自强之道，是自我真实的创造精神之体现，以“人文化成”为特征。古代的智慧强调民族、文化的可大可久，讲究空间的无限性与时间的延续性，强调对生态的保护。儒释道三教都有关于生态保护的内涵。太过强势，太过占有，太多的有为，恰好是适得其反。老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是互补的。孔子为了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了道德的理念，社会的理想而拼搏奋斗。而老子可以洞见这个世界深邃的问题，减损自己的功名利禄，达到大有为而不是盲目有为的状态，才能无所不为，才能洞悟道的本体。老子讲无为而治，以正道治国。因为什么都要政府管，是很难的，政府无穷大，也是有问题的。

道家之“无”在政治论、道德论、道德境界及超越境界的慧识是值得发掘的。在人生境界的追求上，道家破除、超脱有相的执着，荡涤杂染，消解声色犬马、功名利禄的系缚。虚、无、静、寂，凝聚内在生命的深度，除祛逐物之累，正是道家修养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无为”“无欲”“无私”“无争”，救治生命本能的盲目冲动，平衡由于人的自然本性和外物追逐引起的精神散乱，也是道家道德哲学的基本内容。而道家澄心凝思的玄观，老子“涤除玄鉴”的空灵智慧意在启发我们超越现实，透悟无穷，然后再去接纳现实世界相依相待、迁流不息、瞬息万变、复杂多样的生活，以开放的心灵破除执着，创造生命。因此，他与孔子儒家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道家庄子的真人、圣人、神人、至人、天人的理想人格，与儒家有别，其特性是：一任自然，遂性率真；与风情俗世、社会热潮、政权架构、达官显贵保持距离；独善其身，白首松云，超然物外，恬淡怡乐。这是庄子和道家的神韵情采。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现实品格相比较，道家凸显的是超越和放达，即不是积极肯定、参与、改造现实，而是以保持距离的心态，否定、扬弃、超越现实。对于权力结构的压制，儒家是积极地抗争，道家则是消极地不合作。

庄子之真人、至人、神人、圣人，都是道的化身，与道同体，因而都具有超越、逍遥、放达、解脱的秉性，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无穷、无限的境界。这深刻地表达了人类崇高的理想追求与向往。这种自然无为、逍遥天放之境，看似玄秘莫测，但实际上并不是脱离实际生活的。每一时代的类的人、群体的人，尤其是个体的人，虽生活在俗世、现实之中，然总要追求一种超脱俗世和现实的理想胜境，即空灵净洁的世界。任何现实的人都有理想，都有真、善、美的追求，而道家的理想境界，就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合一之境。

2、佛禅的智慧

佛教的智慧，就是用否定、遮拔的方法，破除人们对宇宙人生一切表层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的执着，获得某种精神的解脱和自由。人们常说，佛教讲“空”。其实，佛家既讲“空”，又讲“有”。“空”“有”，不是这两个字的表面意思，不能那样去理解。“空”“有”之论十分复杂。但起码有这样一条，此所谓“空”，是启迪人们空掉一切外在的追逐、攀援、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性或本真。佛教，特别是禅宗的返本归极、明心见性、自识本心、见性成佛之论及一整套修行的方法，是要帮助自己或他人寻找心灵的家园，启发人内在的自觉，培养一种伟大的人格。佛家的成菩萨成佛陀，与儒家的成圣人成贤人，道家的成至人成真人，都是一种道德人格的追求。

佛教启发我们破除与生俱来的贪念，它用烘云托月的方法，破除我们对宇宙人生表层世界的执着，它的智慧是一种解脱的自由，要我们寻找心灵的自由。

成佛陀、成圣贤，谈何容易？佛家的智慧不是空谈大道理，而是让你学会暂时消解心灵上的执着与烦恼，让你首先自知自己的限制，自虚其心，自空其说，以求容纳别人。和传统的儒家的“诚恕”之道，道家的“齐物”之论一样，这不单单是个体修养身心的方法，也是一个社会共存互尊的必须。否则，各种纷争、意见、利益冲突就会瓦解整个人类社会。佛教智慧启发人们反观自己心灵上的无明，扩阔自己的心灵，从种种狭隘的偏见中超脱出来，使自己日进于高明之境，而不为无明所系缚。禅宗教人“了生死”。既然连生死都可以了，那么，一切外在的执着都可以放下。人一旦消解了这种紧张、不安，他的创造性反而可以爆发出来。这样，有限的生命便进入到无限的境界之中。

禅宗的悟道，并没有特定的形式规范。例如，小和尚向老和尚请教“什么是佛祖西来意？”“如何是禅？”禅师的回答往往是一捧子打过去：“庭前柏树子”，“西来本无意”，“一个棺材，两个死汉”，等等。问：“如何是佛？”答：“干屎橛”“麻三斤”。这是说，你本身就问错了，所以要“棒喝”，要扭你的鼻子，打你几下，用肢体语言，让你大吃一惊。这就是悟道的钥匙。悟道，不必借助于外在权威，完全靠你自己的内心、内在本性，靠个体的亲身体验。悟道，也不是要刻意去修行。“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与常人一样地坐卧思想，积累到一定地步，随某种机缘，一点即破。

禅宗认为，每个人，不管他的根器如何，也不管他是否犯过错误，其实他内在地具有佛性或真常心，要唤醒自家本有的佛性。人们只要化解执着，遂顺自然，护持真我，那么，行住坐卧，无一不是真如，无一不是解脱。保持这样一种自然的平常心，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无一不是“道”。“道”不在人心之外，生活之外，就在人心之中，生活之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禅宗启发我们由迷到悟，转识成智。而开悟也好，解脱也好，就是要你返归平常，这全凭你自觉、自识、自悟、自了。禅宗公案中有许多机锋、棒喝，用几句摸不着头脑的话或者肢体语言、身体动作，启发人开悟。但仅仅是启发而已，了悟则全靠各人自己。这一过程，任何人不能取代，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人生有许多许多的要求，有很多要求都是正常的、合理的，如饮食、男女的要求，如物质、财富、名誉、权力、地位、感情、知识、学说、成就、功业、利益等等。禅的智慧不是要抹杀每个人的欲望与追求，不是消解事功，而是让你保持一颗未被污染的“平常心”。也就是说，你仍然可以有你日常的生活、日常的事业和日常的欲求，你可以非常敬业地从政、经商，做你职份内的事，但你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引起你心理上“紧张”或“不安”的东西，你都应该立即“放下”，以免变成你的负担或烦恼。放下，不是让您放下工作与责任，而是让您放下精神包袱。这就是要善于“空”，善于“破”，善于“消解”，善于“遮拨”，善于“排遣”。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当下自识本心，强调自性是佛，平常即道。一旦见到自己的真性和本有心灵，人们就证悟了终极的实在和得到了菩提（智慧）。禅宗主张，在实际的人生中才有涅槃（自由），在涅槃中才有实际的人生。禅宗以自我觉悟的日常途径或创造性的顿悟，或者借助棒喝等等机锋，一些方便善巧，来开悟人心，来提示人生的奥秘，化平淡为神奇，寓神奇于平淡。禅宗的伟大和不朽，就是以证悟自性后所流露的本有悲心、智慧方便来救助迷妄的众生，拨开迷雾。这就是要启迪我们每个人，不论智愚、贤不肖、穷达、高下，都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因此，禅宗的精神既是入世的，又是超世的，既是凡，又是圣，既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又善于解脱超拔出来。人之所以为人，不管有何种欲求，不管如何积极参与现实社会的各种活动，总需要一种终极的信念、信仰的支撑。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总需要有深度的开悟，从三际中解脱出来，超越一切，包括生死的束缚，得到自在的体验。这样的人才有大智大勇承担一切的挑战与痛苦，化烦恼为菩提，既而安身立命。有了终极承担或终极献身的精神，并且转化成人格，才能有高品质的参与。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一个参与者实际上都应当具有一定的宗教信念与宗教情感，能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才能有一种现今十分匮乏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

中国的儒家是一种入世的人文的宗教，中国化的佛教把出世与入世结合了起来。人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可以成禹，人人都可以成佛，是儒家与佛教的最高信仰。实际上，儒道佛都是要追求一种理想的高尚的社会，这就必先造成人们理想的高尚的内心世界。儒家、道家和禅宗尽管有很多差异，然其共同点都是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使人们的人生实践带有中国式的宗教精神和宗教情怀。

儒家、道家与佛禅有不同的世间关怀，世间肯定，同时又有不同的超越的形而上的要求，即终极的最后的关怀。其“救民于水火”的信念目标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献身热忱，虔敬无欺的神圣感，“尽心知性”、“我心即佛”的安身立命之道，使命感、责任感、当担精神、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信仰上的终极承担，都有其超越的理据。

四、古为今用创造转化

我们坚持古为今用，绝不主张食古不化。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可以作创造性的现代转化。

儒家主张满足人民的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强调民生，制民恒产，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缩小贫富差距，对社会弱者、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和灾民予以保护。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参与政治的机会。其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与社会正义观、公私义利观是历代儒生的期盼，也是他们批判现实的武器。这一思想的前提是：一、人民是政治的主体；二、人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之同意；三、保民、养民、教民是人君的最大职务。

所谓“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两千多年来，农家、平民子弟通过宗族祠堂与家庭教育（有言之教与无言之教，但更多的是无言之教）世世代代传承的精神信念，其主流的价值仍然是友善、仁爱、孝慈、正直、良心、忠信、为人着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的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忠臣义士的故事及蒙学读物、乡规族谱、家训家书、治家格言、善书与民谚民谣中的仁慈善良，廉洁勤谨，忠于职守，与人为善，积善成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和《四书》中的一些内容。这些价值通过唱戏的、说书的人之口，通过三老五更、家人乡亲口耳相传，耳濡目染，逐渐在民间扎根。这在中国起的作用，如同基督宗教在西方的作用。

仁义礼智信等我国的传统美德，至今仍是活着的，有生命力的价值理念。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蹬三轮捐钱给贫困生的白芳礼老人、奋不顾身救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道德模范吴天祥、防治艾滋病的专家桂希恩、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以及一些青年志愿者朋友，仍然继承并实践着中华文明的精华，以一颗仁爱之心，诚朴信实，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爱利他人，服务社会。

五四以来，強加给中国文化的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需要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作为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负面的或所谓丑陋的中国人等等的揭露，有些过头，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性。尔虞我诈，内斗内耗，我们出现过一些丑恶的现象（其实西方也有），但人们往往就会把账算在国民性上，或要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承担责任。我们要把中华民族文化的真髓，养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诚的理念，作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仁爱思想，浩然正气，正道直行，人格修养等等，大大地弘扬出来。我们要把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在民间留存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资源加以保护、拓展。

儒释道与宋明理学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如前所述，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中国文化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乃至草木、鸟兽、瓦石），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神，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这不会导致宗教迷狂、排他性与宗教战争，而又有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

因此，中国文化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及现代性的偏弊，与自然相和谐，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

徐治道：

感谢郭齐勇老师的精彩演讲！

下面，进行第三项议程，嘉宾评议。

首先请历史学博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责任编辑，《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责任编辑张龙老师评议，大家欢迎！

（照片由评议嘉宾本人提供）

张龙：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国人的关注。在出版行业，如何做好中国传统文化与出版业的衔接，见仁见智。出版传统文化经典的注释本、图文本、影印本，编辑出版传统文化教材，目前已方兴未艾，渐成规模。对于不具有这方面优势的出版机构，要想在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所作为，则不得不从自身出版思路、作者资源出发，另辟蹊径。

主题出版是近几年出现的新事物，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同时，弘扬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也属于主题出版的范畴。201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陈来先生《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开启了我店主题出版的新模式。该书出版以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许多出版同行参考其主题、内容，推出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主题出版物。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并没有急于推出新的作品，而是在努力选择合适的作者与作品，直到郭齐勇先生《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的出版。

郭齐勇先生是我们三联书店的作者、老朋友。2017年初春，我登门拜会了郭先生。与郭先生见面的时间不长，我主要表达了希望郭先生能够围绕中华传统文化的主题编一部演讲集，内容要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郭先生爽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不久就发来整理好的书稿。在书稿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对于篇目安排进行了沟通，最终确定了目前正文四篇、附录五篇的全书结构。

诚如郭先生书中所讲，《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的内容，主要是国学常识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作者在多年深耕中国传统文化、对比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是: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此外，作者把中国哲学的精神与特点归纳为七点:存有连续与生机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这些对中国传统文化“定性”的概括，对于普通中国读者和广大海外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文化自觉、文明比较与文明对话有着积极意义。同时，作者极为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指导与启示。《儒释道三家的人生智慧》《中国的管理智慧与方法》两文对儒释道三家做人做事的智慧进行了透彻地介绍。作者强调，中国文化就是我们做人做事之正道,在今天乃至今后仍富有生命力,因而不是什么国故。作者在概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始终坚持古为今用,不主张食古不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可以作创造性的现代转化。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指导我们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既要不忘本来，更要面向未来。

作为郭先生这种身份和地位的学者，仍愿意走出书斋，走进愿意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身边，针对如何更好地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孜孜不倦、解疑释惑，充分体现了郭先生的学者风范与社会担当。希望通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的出版发行，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为人处世的智慧。

徐治道：

感谢张龙老师的精彩评议，接着请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陈来老师评议，大家欢迎！

（照片来自互联网）

陈来（书评文字稿）：

郭齐勇教授的新作《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五月出版），每章聚焦于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整体上又相互呼应，共同展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不同面相，揭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概括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和特点。这本书短小精悍，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学术化与通俗化相结合的阐释。

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是一个比较艰深复杂的问题。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等对此都有过讨论。正如郭教授在前言中所交代，他是在前贤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和体认，提炼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六个特质。即“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俭。”这一体认与总结堪称全面。

讲特质应当相对于确定的参照系统而言。郭教授指出：“要讲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一定要建立在与外国文化，特别是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比较背景之上”。这表明他自觉运用中西对比的方式，来突显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书中提出的这六条，对中国文化的人生态度，政治哲学，思维方式等都有精准的概括，其中相当一些特质都具有内在的普遍性。例如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这些特质作为精神价值不仅仅适用于中国，可以说对世界文明都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个普遍性不取决于目前外在的实现程度，将来在合适的条件下是能够实现出来的。作者在此文的最后表示：“我们要把中华民族文化的真髓，养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诚的理念，作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仁爱思想、浩然正气、正道直行、人格修养等内容，大大地弘扬出来。”这是郭教授的宏愿，也是我们当代学者必须自觉承担的共同使命。

中国哲学是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作者有深厚的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的经验，很早就形成了其关于中国哲学精神特点的认识。他在综合吸收了20世纪新儒家论中国哲学特质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哲学七个方面的精神和特点：自然生机、普遍和谐、创造精神、秩序建构、德性修养、具体理性、知行合一。这七条是目前对中国哲学特质的一个较好的概括，值得学界注意。

如何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是体现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文化一贯重视做人的道理，其人生智慧都要求落实于日用常行之内，指导人生和做人，儒释道三家皆如此。作者指出，儒家突出的是德性与礼乐教化的智慧，道家突出的是空灵、逍遥、放达的智慧，佛家突出的是解脱、无执的智慧，从而揭示出这三家人生智慧最突出的特征。由文中论述可见，儒释道三家人生的智慧，确实可以成为现代人修炼身心，涵养性情，提升境界的重要资源。作者在这方面的主张是很有意义的前瞻性思考。

今天，我们需要全方位地努力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在社会教化、个人修身以外，传统儒、道两家的管理智慧与方法，也是值得吸取和借鉴的重要方面。郭教授对此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他指出：“老子的‘道’的智慧、‘无为而治’的管理和孔子的‘仁’的智慧、‘导德齐礼’的管理，可称为大智慧与元方法”。这种大智慧作为元方法，可进一步扩充为系统观念、经营谋略、管理价值理念等等。这样一来，优秀传统文化便可与现代社会或企业管理之道相结合，构成今天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依据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引申并提出了中国管理哲学的元方法，即交融互摄、动态平衡、变通创造、有机联系、整体和谐，这也是很精到的。

把传统文化和现代观念结合起来，求得二者的融合，是文化创新的方向。本书的几篇附录，是作者对此类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如关注国学教育与推广、探索儒学与民间社会的互动、阐发传统道德的普遍价值等，体现了作者在深厚学养基础上的现实关怀。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教授对文化儒学的参与。近年来，即使是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意识到儒家传统不必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但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还有待于澄清，需要儒家学者“正名”。即从学理上作出分析，反驳一些不切的批评和责难，疏通文化和哲学上的成见。此外，更要回应现代世界范围内儒学研究的挑战。郭教授长期投身对思想文化问题的讨论，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对民主，社会正义，公共福利，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的建设等问题发出了儒学的声音。他的一些论点对全面了解当代的儒学讨论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复兴的今天，对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进行提炼、总结和阐释，是非常必要而且有现实意义的。该书抉发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义理和价值，叙述简明，持论平正，便于广大受众的理解。该书的出版，无论在学术还是文化意义上都很有价值。读之有利于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普及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

出版之际，特将阅读的一点体会述之如上，并衷心祝愿郭齐勇教授的学术事业宝刀不老，旧学加邃密，新知转深沉，有更多的著作问世，以嘉惠学林，贡献社会。

徐治道：

感谢陈来老师的精彩评议，接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王中江老师评议，大家欢迎！

（照片由评议嘉宾本人提供）

王中江（书评文字稿）：

整体视野中的“广大”思想世界：读郭齐勇教授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齐勇兄好！各位同仁、朋友，大家好！

首先祝贺齐勇兄的这本很精致的著作出版！也很高兴同大家一起谈谈读后的体会。我之所以采取书面的形式，是因为我不习惯通过微信群来讨论问题，请各位谅解。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虽然这部书的篇幅不太，但其涉及的论题和问题非常之多，也有一些特点，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讨论。在这有限的时间中，我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或特点，即这是这一本整体视野下的“致广大”的书。

身处学术界的我们都知道，当前学术研究的整体趋势是，人们对小的事情所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而对大的事情所知道的东西则越来越少。我们很清楚，不论在哪个领域中，高度的专门化、精细化，确实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知、新见，这是需要充分肯定的。但它也造成了让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性。齐勇兄的这部书则为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整体视野和观察。他概括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些重要特质，概括出了儒释道三家对于人生的不同智慧，概括出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和特点。显然这很不容易，在这方面虽然我们也有一些说法和立论，比如齐勇兄就参考有钱穆的看法，但他主要是立足于他自己多年来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等的研究和积累而提出的，其中的甘苦齐勇兄肯定能讲出许多故事。

有人说发现的艺术就是概括的艺术，我非常赞同这一说法。从这本书可知，齐勇兄是非常善于概括的。义理有不同的层次，往上概括是从别名到共名的上升过程。历史概括要根据大量的事实作出，但它又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对事实的穷尽，它还需要对思想史的敏锐直觉和独特眼光。齐勇兄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和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概括，就反映了他的敏锐直觉和独特眼光。

当然，概括也容易产生片面。如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整体概括很多就不能成立，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这要求我们不要轻易去进行宏观和整体的概括；这也让我们知道一种概括，哪怕是不错的概括，也只是强调了事物的某种方面或某些方面，而不是它的惟一可能。齐勇兄在《序》中就批评了人们对儒、释、道三家的不同概括，如有人概括说儒家是治世的、道家是治身的、佛家是治心的。他说其实三家都可用于治世、治身、治心；也有人说，儒家是“拿得起”，道家是“看得开”，佛家是“放得下”，他说三家其实都“拿得起”、“看得开”和“放得下”。我赞成齐勇兄的判断。对儒、释、道三家的这两种概括，我们很难说它一定是错的，但肯定是片面的，甚至是非常片面的。我想齐勇兄也会是这种立场。齐勇兄对儒、释、道三家人生智慧的概括是属于好的概括的一种，如果有片面性那也是允许的。我们知道哲学的深刻性就在于它的片面性。

最后，我想强调，齐勇兄是抱着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儒释道三家的高度同情、高度认同甚至是一定的信仰去追寻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儒释道三家的精神、价值和特征的，也是由此出发去批评和澄清人们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儒释道的一些误解和看法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讨论问题需要一定的前提，如果缺乏基本的共识和前提，就失去了判断和立论的基础。这不是说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儒释道不能反思和批评，但我们需要的是高级的反思和批评，而不能停留在“教条式”的宣判上。

这就是我读《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一点体会。谢谢大家！

徐治道：

感谢王中江老师的精彩评议，接着请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孟子研究院特聘副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李存山老师评议，大家欢迎！

（照片来自互联网）

李存山：

尊敬的郭齐勇教授，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同道、学友：

我非常荣幸参加对齐勇教授这本书的讨论，尤其是非常荣幸第一次以微信的这种形式来评论一本书，虽然我也不习惯这种形式，但我还是觉得很兴奋。近几天我拜读了齐勇教授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就借这个机会，谈一点儿自己的想法。

这本书非常重要。齐勇教授的学术精深和广博，是大家都了解的，而这本书做到了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是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这本书在文化研究和普及上的重要意义，齐勇教授在这本书里讲了，“我们的文化底蕴是我们实现理想的土壤，这就需要‘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我近来感到在“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中，“文化自觉”更加重要，如果要做到“文化自觉”，我们就要真正能够了解和觉悟我们的文化有哪些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有真正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齐勇教授的这本书，主要是讲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和中国哲学的特质，其中使用了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有了西方文化这个“他者”的参照比较，我们才能更加自觉地深入认识我们自己文化的特质。对于文化如何看，我这些年比较重视张岱年先生所提出的三对关系，就是文化的“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的关系。其中的“异与同”，按照张岱年先生的说法，“异”就是要讲文化的民族性，而“同”就是要讲文化的世界性。我们要认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当然首先探讨中国文化有哪些特质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特色”，齐勇教授的书里说“学界见仁见智”。这的确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系统的了解，那么也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有哪些，在表述上可能会有简与繁或者多与少的不同，就是说，我们把中国文化的特质概括出几条，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也会有大致相同的认识。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主要讲两点。第一是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齐勇教授说他首先参考了钱穆先生的观点。其中重要的一句话，是在本书的第7页：“经学精神偏重在人文实务，同时保留了古代相传的宗教信仰之最高一层，即关于天和上帝的信仰。中国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天下一家’的崇高文化理想。……中国文化精神，要言之，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我很同意齐勇教授所概括的钱穆先生的观点。我在这里想讲一下中国文化的这种人文主义精神是如何保留了关于天和上帝的信仰，或者说，这种信仰为什么能与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相契合。

近几年我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自西周时期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天地为人与万物的父母、以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这种以天地为父母的思想，最早的表述可追溯到《诗经》里说的“悠悠昊天，曰父母且”，这是西周时期的诗句。而在《尚书·召诰》里明确讲了西周时期有“郊社之礼”，我们都知道，郊是祭天的，社是祭地的。《中庸》说：“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朱熹《中庸章句》注：“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就是说，这句话如果说全了，应该是“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后土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所信仰的天或上帝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和“地”或“后土”相联系，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以后遂有“天、地、君、亲、师”的祭祀系统。这种观念反映了中国文化对家庭的重视，而对家庭的重视投射到我们的自然观和宗教观，就是把天地视为人与万物的父母。以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那种“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乃至“民胞物与”的情怀和境界，都是以“乾称父，坤称母”作为前提的。

中国文化所信仰的“天”和“地”连在一起，这正反映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在齐勇教授的书里就是表述为“存有的连续性与生机自然”。就是说，中国文化所信仰的“天”或“上帝”，它不是和我们的这个世界相隔绝，不是存在于“彼岸世界”，而是就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之中，它与地相结合，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与万物的父母，它的存在是与我们的生活世界相连续的。所以，中国文化对“天”或“帝”的信仰，是和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相契合而不是相冲突的。

因此，我也很同意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各国之尊天者，常崇之于万有之外，而中国则常纳之于人事之中，此吾中华所特长也。”从中性的立场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从肯定的立场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长。梁启超说：“此所以虽近于宗教，而与他国之宗教自殊科也。”梁启超说的“近于宗教”，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含有宗教性；“而与他国之宗教自殊科也”，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中国文化人文主义精神中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从这个意义上，我很赞成钱穆先生的观点和齐勇教授在这本书里的一个表述，“中国文化精神，要言之，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其中保留了对天或上帝的信仰，而这种信仰也是与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相契合的。

第二我想谈一下中国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齐勇教授在这本书的第9页和第10页说：“中国古代是将宗教政治化，又将政治伦理化”，“他们已不再讲君主与上帝的合一，而只讲师道与君道的合一”。我想到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中为什么不是君主与上帝合一，而是师道与君道合一呢？我认为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意与天道的合一。这也就是齐勇教授在书里讲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六大特点之一，其中的第三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第四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我认为第三和第四实际上是统一的。“仁义至上”就是普遍爱人，而“民为邦本”就是这种仁爱精神在政治哲学上的一种体现。在《尚书》里面讲：“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些都体现出中国文化自上古以来就是天心与民意合一。因为天心与民意合一，所以才不是君主与上帝合一，才有了师道与君道的关系，有了道统高于政统的思想。

我借这个机会也回答一个问题。在我发表《对中国文化民本思想的再认识》一文后，有学者提出在中国文化中“道统”更加重要，就是说“道统”比民本更加重要。而在我看来，民本与道统也是结合在一起，并没有超越的凌驾于民本之上的道统。这体现在《论语·尧曰》篇，尧对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后来“舜亦以命禹”。这段记载是讲儒家道统的，其中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非常重要，这正体现了民本与道统的关系。儒家的道统也是要为四海之民服务的，如果使四海之民困穷，那么天所赐予舜、禹等人的权位俸禄就要永远终结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并没有凌驾于民本之上的道统，民本和道统也是统一的。这是我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发表的一个见解。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徐治道：

感谢李存山老师的精彩评议，接着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李景林老师评议，大家欢迎！

（照片由评议嘉宾本人提供）

李景林：

儒家讲学传统的复兴

刚才齐勇教授的发言，对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作了很全面也很到位的概括和阐述。我觉得，齐勇教授《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的出版，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要超出该书本身。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学者艾恺出版了一部梁漱溟评传，书名叫做《最后的儒家》。“最后的儒家”这个头衔，也被梁漱溟所欣然接受。艾恺是从知行合一，能够力行其思想学说的角度来理解“儒家”的。在他看来，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坐而论道”，知行已经分作两截。象梁漱溟那样知行合一，能够力行其思想学说的“儒家”，已经不复存在。

艾恺对于儒者的界定是大体准确的，但“最后的儒家”这个判断，却使人感到有些悲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还看不到艾恺所理解的那种传统的儒者存在再世的可能性。但是，令人欣慰的是，本世纪初以来，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儒家讲学传统在民间的逐渐复兴。

近年来，民间社会独立空间的扩大，民间儒学有一种兴起的趋势，民间性的教化与学术的兴起与进一步孕育发展，乃蔚成一种趋势。教堂、佛寺、道观香火隆盛，各系宗教信徒信众剧增；各种民间书院、精舍、学塾、学会、讲堂遍地开花；读经、会讲、讲学、法会，各种民间学术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大学学者的研究工作也逐渐与自己的志趣乃至其价值的认同达致合一。大学里的一些儒学研究和讲学的活动，也逐渐具有了民间的性质。这样民间性质的儒学，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所谓大陆新儒家的出现，虽然还存在不少的争议，但当代中国学者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关怀在逐渐的增强，一批能够力行儒家价值观念的学者正在涌现，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郭齐勇教授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郭齐勇教授不仅是儒学和中国传统研究领域一位杰出的学者，但更重要的是，他同时也是一位深具社会和文化担当意识的儒者。近年来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他花了很大的经历来从事和推动民间的讲学活动。它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的出版，实质上也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那就是儒家传统讲学精神的复兴。

《论语·述而》：“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开始私人讲学，使周代官学下行于民间，各代儒者，多在民间讲学，逐渐形成一种传统。中国古代的讲学传统，其特点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自由”，表现为一种价值上的自由选择，学术上的自由思考和自由讲学的精神。知行合一，本是中国传统 的一种根本的精神。学者的学术思想，本就能够成为其“传记”。中国现代学院的儒学研究与社会生活脱节，而失去了教化的作用。近年民间学术逐渐兴起，但是，由于传统在民间社会长期的断裂，造成民间学术水准的低下。这就需要学院学术与民间学术的结合。恢复儒学的讲学传统，中国学院学术可以逐渐恢复其教化功能，具有切合于一般民众生活的可能性，这样，儒学的传统才能逐渐成为一种活在当下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的当代建设，才能具有一个美好的前景。

本书出版就提点出了这样一种趋势，我觉得，这是它的意义之所在。

徐治道：

感谢李景林老师的精彩评议，接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干春松老师评议，大家欢迎！

（照片由评议嘉宾本人提供）

干春松：

郭老师好、徐治道先生好，

特别荣幸，能有机会参加这次在微信群里举行的图书讨论会。郭老师在书的序言里说，他这本书的出版与2015年陈来老师《中国文化核心价值》那书出版有关。陈来老师的书出版之后，三联书店的编辑希望我写一个评论。书评后来在《人民日报》和《中华读书报》都发表了。我的确是把陈老师的书的出版看做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因为每一个时期，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精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概括，就比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钱穆那一代学者做过这样的工作。198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张岱年先生就写过许多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概括的文章。所以，郭老师这个书出来以后，我也是先睹为快。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其实还关心郭老师对于中国文化的特质的概括与前人的概括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

刚才我听了李存山老师、李景林老师对郭老师的书的评论，也有一些新的启发。比如存山老师特别注重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提出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识，并强调了变与常等关系。李景林老师是侧重于对讲学传统和知行合一这样的一个考虑对郭老师的学思历程做了肯定。对此，特别期待三联书店接下来能够出版像李存山老师、李景林老师以及王中江老师这样的一个讲演集，因为不同的概括可以丰富我们对于自己文化传统的把握。

到今天这个时期，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这个民族处于一个特别微妙的阶段，社会都在呼吁文化自信，因此需要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对之有一个概括。对此，陈来老师和郭齐勇老师是先行者，但不是终结者。我个人希望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学者提供自己的概括，以发掘文化传统中符合时代需要的内容。

接下来我就说说对郭老师这本书的四个具体的体会。

第一，重新发现：前面听了郭老师的讲演，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精彩的讲演，郭老师尤其强调了一点，他在序言里面或在行文中间反复强调的一个词，叫“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精神。既然是“重新发现”就意味着一度被埋没。郭老师认为因为有了五四这样比较激烈的反传统的一些言辞，导致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有了很多偏差，郭老师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重新发现”。说到底就是要做正本清源的努力，这个努力如刚才所讲的已经有不少人在做了。郭老师的几个概括，包括前面学者都提到的六点，包括对儒释道的精神解释，包括对中国文化管理智慧的概括，我觉得都体现了他重新发现、重新认识这样的努力。

第二，根据我自己的研究的倾向，我认为郭老师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总结，体现出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既考虑精神层面，也结合制度层面。这点，我们尤其能感觉到钱穆先生的影子。因为我们知道钱穆先生在写他的那个《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样的著作，也特别强调了中国传统制度的可取之处。因为从五四以来，就是那些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首先是从制度层面出发来否定儒家和中国传统的。比方说从家族制度的否定，对传统的政府治理方式的攻击。今天郭老师在讲演里和书里都提到了中国家的传统、民间自治的传统、民间血缘性社会团体进行社会自治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重要特点。尤其提到，民间力量与政治力量的抗衡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极大。郭老师这样的一些总结，我觉得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认识。

第三，李景林老师在评论过程中，特别强调了二十一世纪大陆新儒学的一些新特点。其实郭老师从198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学术界很活跃了，那么，李景林老师把郭老师当作大陆新儒学特别重要的代表性人物。这一点，我也是特别同意的。但是，郭老师对文化传统的分析又不囿于儒家。在这本书里，我发现他特别强调了儒释道三种精神传统，在建构中国文化精神的里面互相融合、互相补充的特质。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体会到郭老师在传统文化研究的方面深厚功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他的独特用意。即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不可偏废。

第四，与陈来老师的书一样，郭老师在总结文化精神的时候，也考虑到了方法论的问题，尤其是他在对中国管理智慧的总结里面，特别提出了两个小点，一个就是元方法，第二就是管理软件的问题。那么，元方法跟我们一般所看到的管理方法不同的是，郭老师是要找到我们惯常的管理学所讨论的问题背后的精神特征。所谓的管理软件，他探究的是一种思想如何能在具体环境里面发生作用的“氛围”。这个，我觉得是这本书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也值得大家注意。

最后，我说一点个人的体会。郭老师他一个特别平易近人的人。我跟他也有很多请教的机会，也在他领导的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下面做一些工作，在中华孔子学会里面，郭老师也是一直担任副会长，对学会的发展贡献巨大。但温和的郭老师也有另外一面，我们都能体会到郭老师在整个二十世纪以来的几个特别重要的学术论战中他所表现出来的特别坚决的立场，包括对儒家和腐败的关系、对容隐制度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争论。通过这些争论，我们对现代和传统的一些关系、对儒家和现代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都有了深入。其实，了解这些争论，对于理解郭老师对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理解也有所帮助。如果说能够把郭老师的这本书和郭老师以前的那些著作和工作结合起来的话，我相信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到郭老师的用意之所在。

谢谢各位！

徐治道：

感谢干春松老师的精彩评议，接着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何建明老师评议，大家欢迎！

（照片由评议嘉宾本人提供）

何建明：

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出版的重要意义

郭齐勇教授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迅速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这不仅仅是郭老师以他数十年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深思给我们提供了一本很精彩的大作，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时代到了非要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不可的地步了，而郭著的出版正当其时。

自2013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孔子研究院座谈会上发表“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讲话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兴起了一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

201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陈来先生的大作《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同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版了张岱年、程宜山先生的大作《中国文化精神》。

20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楼宇烈先生的大作《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2017年中华书局重版了张岱年主编、方立天副主编，主要由刘笑敢、程宜山、陈来三先生执笔的《中华智慧》。

2018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牟钟鉴先生的大作《儒释道三教关系简明通史》。

以上这几位都是当今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大家，这些著作出版了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现在郭齐勇先生的大作《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出版，更是将这个热潮推向更高阶段。

郭老师这部大作是他数十年思考中国文化精神之特质的思想结晶，以上各位前辈和同辈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完全赞同。

我在这里特别提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中《中国人的信仰与儒家在中国的作用》一文，该文是2012年在第二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中发表的演讲稿，但这是一篇非常有深度的中国文化之作，郭老师在文中一开始追溯到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的源头，他说：

一直到春秋战国，伴随中国多民族多宗教不断融合，大一统逐渐形成，上古宗教慢慢转移成一种文化。这个文化的认同很重要，它和希腊城邦不同的是，它有若干的氏族和族群，所谓以夏变夷的过程，就是文化不断认同的过程。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化认同并没有排除宗教的神灵崇拜，特别是对天命和天道的敬畏，而神权对王权始终有制约的作用。他认为儒家虽然对于宗教传统的认识有些理性化，但并没有完全否定神灵和宗教。而是通过超越和内化，转向内在性道德的一面。他还提到，中国靠人文性的文化道德教育、人文性的宗教，主要就是儒教（即人文教），它既是宗教之教，又是教化之教。这是在王权之上，又遍在民间之中的，这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所在。《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道与人道一致，性、道、教是统一的。

我很认同郭老师以上的说法。

其实，中国人的宗教观，如儒、释、道三教观念，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西方更强调的是宗教之教，而中国更强调的是教化之教，我们有神道设教的传统。所谓神道设教，也就是指中华民族的宗教，不是西方式的由一神创造一切、一神主宰一切的宗教，而是神人相依的教化之教。中国的宗教文化强调的是，如道教讲“我命在我不在天地”，佛教讲“自作自受”，也就是说，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由不得外在的那个唯一主宰的神灵的控制。

我觉得《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同时充分肯定了儒、道、佛三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并以此阐发关于中国文化精神之特质的观点。

郭老师在刚才的发言中特别提到：

在观念与价值层面的文明上，儒家“仁爱忠恕”，墨家“兼爱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为怀”，宋明理学家“民胞物与”等理念，成圣人贤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萨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养工夫论等，都是了不起的调节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我们的一些学者和主流媒体在谈到中国文化时，通常只谈儒家文化和世俗性的道家文化，尽量不谈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似乎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就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当然，从另一个方面去看，我们一些研究佛教和道教的学者，有时候过于强调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也难免“矫枉过正”。事实上，我们只要懂得中国历史的人，谁都无法否定，汉唐文化，道家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且不说汉初文景之治中的黄老之学，说就唐代这个最让中国人最骄傲的朝代，就是一个以尊崇太上老君为标志的时代，唐高祖李渊为李唐王朝订立三教规就是“令老先、孔后、末后释宗”。唐太宗虽然说“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但如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所说：“唐太宗所以大过人者，在能以道家清静之旨，施之政理耳。”唐太宗就曾明确地指出“君无为而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到了李唐王朝最鼎盛的唐玄宗那里，《道德经》已成众经之首。这里所说的老子，不单纯是世俗的老子李耳，而是道教的太上老君。这里所说的《道德经》，也不单纯的是世俗的道家经典，而是道教的最高经典《道德真经》。事实上，到了宋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就一直是以儒道释三教交融为主体的，最喜欢批评道教和佛教的宋代大儒朱熹甚至化名“空同道士邹欣”撰写《周易参同契考异》而流传于世。

这也就是说，道教文化实际上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在当今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当中，我们应当积极地去发掘、传承和发展中国道教文化的优秀传统，如道教所强调的“慈、俭、谦”三宝文化传统等等。

佛教对于宋明以后的文化之影响，不用我多说了。佛教中国化最典型的成果就是禅宗的创立和禅文化在各阶层的广泛影响。郭老师刚才说到：

禅宗的伟大和不朽，就是以证悟自性后所流露的本有悲心、智慧方便来救助迷妄的众生，拨开迷雾。这就是要启迪我们每个人，不论智愚、贤不肖、穷达、高下，都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因此，禅宗的精神既是入世的，又是超世的，既是凡，又是圣，既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又善于解脱超拔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一个参与者实际上都应当具有一定的宗教信念与宗教情感，能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才能有一种现今十分匮乏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是辛亥革命以后太虚大师所领导和推动的近百年中国现代佛教革新运动中最有影响和最富创新的人间佛教之特质。已故当代中国佛教“生活禅”的倡导者净慧长老就是很明确地继承和发展了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传统，进而提出了更适合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理念。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都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展。

徐治道：

感谢何建明老师的精彩评议！

下面，进行第四项议程互动交流：

首先，请郭齐勇老师对嘉宾评议作简要回应；

郭齐勇：

徐治道老师、各位朋友：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陈来教授、王中江教授、李存山教授、李景林教授、干春松教授、何建明教授的精彩点评，感谢张龙老师的介绍，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感谢各位老师、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大家的帮助、大家的鼓舞，令我非常感动。

另外，各位的发言中、专家的评论中，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实也是跟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怎么概括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特质，可以从天人关系上、从讲学传统上、从制度文明的程度等等各方面去了解中国文化。我还要慢慢去消化各位专家的点评，还要去吸收大家的这些意见。总之，我觉得大家都提得非常好，非常有意义，我一定认真的去慢慢吸收消化。

谢谢各位朋友，谢谢嘉宾，谢谢主持人，谢谢媒体的朋友，谢谢各位老师同学，谢谢大家！

徐治道：

感谢郭齐勇老师的精彩回应，接着请各位师友积极参与，用文字形式提问，请老师择题解答。

寓溟：郭教授好，请问您如何看待全球化与中国化、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

郭齐勇：谢谢朋友们的提问，关于全球化和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关于儒家文化如何消解现代文化的问题，我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一些看法，比如关于公德和私德的问题，关于正义的看法。西方罗尔斯的正义论，它谈到了平等的原则、差异的原则，那么儒家文化中也有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两方面的考量。实际上，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在我们传统社会其实都注意到了，儒家也有这样的一些精神。因此，只要我们真正地去考量中西文化的问题，我们觉得不一定就只把中西文化之争看作古今之争，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中西之异的问题。深入的了解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明和先秦以来的古中国文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相互可以找到很多契合之处，不一定绝对化的对立起来。全球化和中国化，现代化和传统，不是二元对立的，其实是不断的挑战、不断的交融的。现代在挑战传统，传统也在挑战现代。我们对传统的理解，不要把它看成一个死物，它还是流动的、变化的，可以这样来理解，谢谢。

何伯勤：衷心感谢先生赐教！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三教合一，请教先生，不管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到底三教能不能合？该怎么合？

郭齐勇：关于三教合一的问题，我没有做过研究，但是现在有很多专家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其实三教合一是不争的事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过去儒家的书院常常就在道观、常常就在佛寺里面，这那里存在着。所以，实际上，无论是从制度文明，还是从实体上或关系上来说，还是从习俗上来说，还是从文化精神上来说，三教都是在合一的，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何建明：三教合一并不意味着三教合为一教，而是三教在融合竞争中各自发展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形态，如宋明时期的新儒学、新道教（全真道等）和新佛教（禅净融合等）。其实在不少西方人看来，中国的宗教就是一个，儒释道犹三个宗派。

王成明：请问老师们儒家和跟其他文明对话应该如何进行？我是作为一个土耳其留学生，想做这方面的研究，还望各位老师们多多指教。

郭齐勇：儒家和其他文明对话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和其他文明对话，其实早就在对话了，早就不断在对话了。利玛窦以来400多年，儒学和西方文化就在对话了。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充满着对话，所以我们和其他文明的对话，实际上早已经在进行着了。我们对话的问题，首先的基础是尊重各个文明，儒家的“和而不同”有个基础就是包容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尊重不同文明的存在。我们在尊重各文明的基础之上，再发掘各文明的优长，提供给全人类普遍性的文化。这一点，我觉得，如何虚心地向其他文明学习，它是一个基础，学习各文明的优长是我们对话的一个基础和起点。谢谢！

张荣荣：郭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您如何看待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于世界尤其是现代性问题下的普世价值及其地方性、民族性所呈现的紧张？

郭齐勇：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的问题，普世价值和地方性的问题，是不是呈现着紧张状态，我们还要研究。实际上，我认为有很多并不是处于紧张的状态，比如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我们儒家思想的传统有那么对立吗？其实就不一定那么对立。我看我们的自由主义传统里面、社群主义的传统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来沟通，儒家都可以来沟通。我们在私德向公德转进的问题上，我们就讨论过仁爱、正义、礼节、信实，以及孝敬、勤俭这样一些原则，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一种普世的东西。我们现在进行公民教育，要辨别公民身份、公民权责、公民资质，我们还要进行价值教育，这个其实也是西方世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教育传统。在这里，现代社会不仅强调公民的权利的观念，还重视其所具备的责任和德行，所以使一个好人成为一个好公民的先决条件是拥有公民的德行。它所强调的公民德行，包括爱国、勇气、正义、尊严、认同感、隐私权、知情权、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包容心等等，所以这样一些价值在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的道德资源中并不缺乏这些因素，它可以解释、可以扬弃、可以会通。比方说社群主义希望每个人不但是个好人，还要成为一个好公民，公民共和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也是这样的。一个好人有足够的潜力成为一个好公民，公民德行、公共精神，这样一些东西，我们虽然不能把儒学归类于社群主义，其实在上述问题上，他们都可以沟通。

长安：郭老师好，我作为一名历史学本科生，对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兴趣。请郭老师为大学生应该如何更好地学习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提几点意见建议。谢谢郭老师!

郭齐勇：关于如何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钱宾四先生他们都有很多讲法，读一些基本的书，儒释道的基本经典，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读，《四书》、《老》《庄》、禅宗的《坛经》，《近思录》《传习录》等等，还是要研习古文字、古文献、基本经典。

姚远利：请问，匾额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郭齐勇：关于匾额文化，我觉得也很重要，我看了你的资料，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义。过去，我们的楹联、匾额文化在民间生活中、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在城乡生活中，起着很多作用，匾额里面有道德价值。我对这方面不了解，但是我很欣赏匾额文化的意义。谢谢！

小平：郭教授您好！请教：在研习阳明心学过程中，经常感觉阳明心学是对朱子学的纠偏，这种纠偏，让阳明心学有时候矫枉过正，有点过犹不及。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否正确？

郭齐勇：我不是宋明理学研究的专家，关于阳明学和朱子学，陈来教授还有一些教授他们是专家。我们认为，阳明学异军突起，它有它的优长。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朱子学更具有普遍性，阳明学也有它的意义。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深入讨论阳明学和朱子学的优长，这都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笑观云海：郭教授，您好。我想请问关于三教和一，是否会让儒家过于宗教化?就像明朝中期的三一教。那么是否会偏离原始孔孟思想呢?谢谢

郭齐勇：儒家的文化是一个平实的社会文化，儒家文化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人文性很强的文化。我们只是说，包括刚才李存山老师的讲话，人文主义不是寡头的人文主义，其实是背后带有终极性、宗教性的人文主义。它不反宗教，不反自然，不反科技。我们不是强化儒家文化的宗教方面，只是说它具有宗教性而已。

资浅民逗：请问郭老师，有没有可能来一场反思百年前所谓“新文化运动“的运动？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郭齐勇：刚才，专家们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其实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是一个新传统，我们反思也要注意有一个度。我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些大家们虽然有片面性、有偏颇，虽然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们的反省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胡适之、陈独秀、鲁迅等，他们都有缺点、都有片面性，但是他们的反省，他们对于中国文化负面的揭示，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还是要继承下来的。特别是他们的启蒙，思想启蒙这样一个精神。没有这样的启蒙精神是不行的。

唐敬：请问郭教授，如何看待朱子學“别子为宗”的论断?

郭齐勇：关于朱子学是不是“别子为宗”的问题，现代新儒学有很多探讨。我个人认为，朱子学恰好是正宗。朱子学的博大精深，正像钱穆先生所讲的，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没有人能够和孔子、朱子来相比，孔子和朱子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人物。

徐治道：

感谢郭齐勇老师的精彩演讲与回应，感谢陈来老师、王中江老师、李存山老师、李景林老师、干春松老师、何建明老师、张龙老师的精彩评议，感谢各位师友的积极参与，祝愿《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流传广布、取得上佳效果，新书互联网发布会暨研讨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