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天下之言性”章与孟子性善论

作者：梁涛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初十日丁亥

           耶稣2018年4月25日

“天下之言性”是《孟子》中重要的一章，但向来被认为难解，历史上学者的解读也往往大相径庭。此章难解，就在于以“故”释“性”，认为“天下之言性者，故而已矣”。而天下之人如此言之性，不论是孟子接受还是反对，反过来对于理解孟子的人性论都有着重要意义，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近代以来，孟子研究虽然一直备受关注，论文、专著汗牛充栋，却罕见利用此章讨论孟子人性论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究其原因，就在于此章的主旨难以把握，学者无奈只好忍痛割爱。大约十余年前，我在研究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时，注意到《性自命出》中有一段讨论“故”与“性”的文字，于是突发灵感：是否可以结合《性自命出》来讨论《孟子》“天下之言性”章呢？经过反复思考，最终写成《竹简〈性自命出〉与〈孟子〉“天下之言性”章》一文。正好清华大学与台湾辅仁大学联合举办一个出土文献的会议，于是我就在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时间应该是在2002年上半年。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发言在会场上竟引起激烈争论，有学者称赞我利用竹简释孟，很有新意，但几位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则对文中“故”字的释读，提出异议。当时裘锡圭先生也在场，但并没有发言，只是静静地听完了大家的讨论。不久裘锡圭先生写出了《由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一文，在2003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古文字会议上做了宣读。裘先生首先肯定我联系《性自命出》解读《孟子》“天下之言性”章的想法，很有见地，认为我将“故”释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非常正确，但又指出我论述中的一些不严谨之处。同时利用其深厚的文字学功底，对“故”字的各种用法做了详尽考察。读裘文后，使我打开眼界，想不到一个小小的“故”字，竟然蕴含着这么深的学问。我特别愿意向读者尤其是研究哲学史、思想史的学者推荐这篇文章，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裘先生的治学风格，同时可以得到很好文字训诂的训练。本来拙文完成后，由于受到学者的质疑，我只好将其放置一边，甚至一度想到要放弃。读裘先生文章后，重新燃起我研究、探索的热情，于是我捡起旧文，对“故”与“性”再次做出考察和思考，发现裘先生虽然对“故”字做了详尽考释，但却遗漏了“故”积习、习惯的含义。《庄子·达生》：“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这里的“故”就是作积习、习惯讲，而“故”的这一层含义，才是《孟子》的本意所在。“天下之言性者，故而已矣”是说，天下人所说的性，不过是积习、习惯而已。这是孟子对当时人们观点的概括，而孟子主张，“故者以利为本”，积习、习惯的培养需要顺从人的本性为根本。而人的本性在孟子看来，就是四端之心，就是仁义礼智，这与孟子主张“顺杞柳知性以为桮棬”，反对拔苗助长、一曝十寒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孟子虽然主张性善，但并不反对后天的扩充、培养，关键是要“以利为本”。搞清了“故”字的含义和孟子所要表达的人性论思想，我对前一文又做了修订和完善，并发表于《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4期，后收入《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中。故我关于《孟子》“天下之言性”章的讨论前后实际写过两稿，从初稿到正式发表则经过了两年之久。

拙文发表后，我觉得此问题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于是便转向了其他问题的研究，但围绕“天下之言性”的讨论似乎并没有结束，仍不断有学者介入。2014年，在山东邹城举办的孟子国际学术会议上，竟然有几位学者的论文都是在讨论这一问题，并且看法与我不同。不过我当时忙于会务，没有做出回应。大约半年前，成都的周一飞先生告知，他在阅读《孟子》时，发现我对“天下之言性”章的解读与杨伯峻先生竟然大相径庭，感到十分震惊，甚为不解。我说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是有过争论的，裘锡圭先生和我都发表过论文。于是一飞去网上检索，并整理出一个详细的目录，这时我才知道，学术界讨论“天下之言性”章的文章竟然已有十余篇之多，而且好像仍有不断延续之势。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后，我仍然相信自己的观点，但在对“故”的训释上，又有一些新的想法。“天下之言性”章首尾各出现一次“故”字，章首是：“天下之言性者，故而已矣。”章末是：“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这两个“故”字的含义应该是一致或至少是相似的。前一个“故”我释为积习、习惯，而后一个“故”一般认为是指星辰运行的规律，这样两个“故”字就没有真正统一，多少留下了疑点和瑕疵。我现在的想法是，在古人那里，星辰的运行规律就是习惯，星辰周而复始的运行，不就是习惯吗？所以两个“故”字还是可以统一的。今年拙作《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将由北师大出版社再版，我对“故”字的解释又做了修订，算是我最新的想法。考虑到学界围绕出土文献与《孟子》“天下之言性”章已有这么多的讨论，而且这些讨论多少都与我有关，是由我的文章所引起，故我从已有的文章中选出十三篇，同时附上历代学者关于该章的注释或讨论，一并结集出版。算是对以往讨论的总结，同时也为今后继续关注此问题的学者提供一份详尽的资料。至于学者关于“天下之言性”章的不同看法和理解，本书所收入的林桂臻等人的文章，有详细的概括和总结，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孟子》“天下之言性”章的讨论，还有两件事印象颇深，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我撰写拙文时，注意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彰健先生曾写过一篇《释孟子“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矣”章》，收入其所著《经学理学文存》（1976年）中，这是我当时所知道的唯一一篇同类主题的文章。但我查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均未找到黄著，国家图书馆中虽有该书的目录，但却找不到书了。正在遗憾和无奈之时，黄彰健先生受社科院历史所之邀来北京访问讲学了。欣喜之中，我赶紧去向黄先生求助，黄先生说这次来访专门带了自己的著作，可以赠送给我。在黄先生所住的宾馆中，我不仅拿到了寻找已久的黄著，还听黄先生介绍，当年写作该文，是因为看到傅斯年先生的《性命古训辩证》，虽然将先秦典籍各种论性的文字搜罗殆尽，但却恰恰遗漏了《孟子》“天下之言性”章，当时还是年轻学者的黄彰健去向傅斯年询问，傅的解释是：“这一章读不懂，没法讨论。”于是黄先生经过钻研，写出了《释孟子“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矣”章》一文，释“故”为“有所事，有所穿凿”，认为该章是孟子批评杨朱“全性葆真”的自利思想，受到傅斯年先生的赞赏。虽然我对“天下之言性”章的理解与黄先生有很大的不同，但通过黄先生的介绍，使我了解到前辈学者为解读该章所做的尝试和努力。大概几年前，黄彰健先生不幸去世，他的家人给我来过一封信，说正在编纂黄先生的纪念文集，问我能否写一点纪念文字。通过这封信我才知道，黄先生看到过我的文章，并对家人提及过。只是我当时工作繁忙，科研压力较大，与黄先生告别后，竟然一直没有主动与他联系，这让我深感自责和不安。由于除了历史所的一面之缘，我对黄先生了解甚少，对他主要的研究领域也不熟悉，所以几次拿起笔，最终却都无法成文。现在《出土文献与〈孟子〉“天下之言性”章》要出版了，既然我是通过“天下之言性”章与黄先生结缘，那我就以此书来表达对黄先生的追思和怀念吧。

还有一件事也与黄著有关，清华会议不久，裘锡圭先生请他的学生沈培与我联系，说想参考黄彰健先生的《经学理学文存》一书，但问了图书馆和朋友，均借不到，因为看到我的文章中引用过，问我是否有该书，或告知哪里可以借阅到？我听后内心一阵苦笑，知道裘先生也像我一样满北京城去借黄先生的著作了，只不过我较为幸运，从黄先生那里讨得一本。于是我按照沈培告知的地址，将书寄给了裘先生。过了一段时间，裘先生将书寄还给我，同时附了一封短信，可惜我没有养成保留书信的良好习惯，这封信后来不知扔到哪里，找不到了。裘锡圭先生是我敬佩的前辈学者，他的文章我每篇必读，从中获益良多。学界一般将李学勤、裘锡圭并称，教育部2011协同创新项目一个古史研究奖项就是以他们二人命名的，反映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在治学方法上，我受李学勤先生影响较多，以前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过；在治学风格上，我则更接近裘锡圭先生。裘先生的论文数量不多，但每一篇都扎实厚重，力透纸背，下足了功夫。现在由于考核体制的原因，一切都以数量取胜，使我们一些学者一味地求多、求快，忘记了学术的本质在于创新，在于质不在于量。在这种浮躁的学术环境中，不忘初心，严于自律当然很重要，而前辈学者为我们树立的典范和榜样，也会成为督促、激励我们的一种要求和力量。所以当我们的年轻学者把持不住，有些迷失的时候，不妨回首看看裘锡圭等前辈学者的工作，或许更能明确自己应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从而多一份镇定和坚守吧。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