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尔岐：隐没乡野的卓然经师

来源：《大众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廿八日癸丑

            耶稣2016年9月28日

张尔岐画像

张尔岐墓

秋分时节,黄河北的济阳县郊区一派繁忙。

打听三五个在田地里掰玉米的农人,“张稷若村”怎么走?他们都会热情地指示。有的热心人还指引如何去张稷若先生墓。

对张稷若,济阳乡民张口闭口尊称“先生”。三百余年的光阴,在一茬茬秋收秋种间流逝。在张稷若村东北的一片玉米地中,张稷若的墓极其普通,既不高大也不壮观。他长眠于一直扎根的土地中,复制着生前的低调……

耕读之家出蒿庵

万历四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公元1612年8月18日),济阳县南乡柳树王庄的张行素家热闹起来——他的夫人郭氏生下第一个儿子,全家高兴,尤其是行素的老爷子张兰老人,更是乐不可支。

这孩子一出生与其他婴儿并无二致,但随着年龄增长日渐显现得聪颖异常,大不同于一般儿童。所以张行素私下里对他的夫人郭氏说:“这孩子将来恐怕不是池中之物,现在就能看出他的才气了。”

“这孩子就是张尔岐。他字稷若,自号蒿庵处士,又号汗漫道人,世称蒿庵先生。蒿庵一生未出仕,隐居在家做塾师,埋头著述,研究学问,直到康熙十六年腊月二十八日病逝。”山东省张尔岐研究会副会长艾明义介绍道。

这柳树王庄,本是一极普通小村。后来因张稷若先生名望渐重,县内尽人皆知,其村人外出逢人问及居址时,唯恐人家不知柳树王庄,便说是“张稷若庄”；外村人因景仰稷若先生,也喜欢称他的村庄为“张稷若庄”。长此以往,“张稷若庄”就取代了柳树王庄之名。

在济阳农村,至今仍盛传张稷若先生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掐诀念咒,撒豆成兵。据说他家常年挂着一盏极为普通的纸灯笼,灯笼上剪贴的纸花是一株豆秧,一只蝈蝈。奇异的是,这只蝈蝈如果一早爬到豆秧顶部叶上,这天准晴；如果蝈蝈藏在豆秧根部的豆叶底下,那这天要么阴天要么下雨。

传说还得折射回现实中解读。张尔岐的父亲张行素一生爱儒学,但少年时因病辍学未能深造,终生引以为憾。他也曾见过一些世面,在明季王爷藩府中当过小吏,谒铨时因不肯贿赂铨官,被“发配”到千里以外的湖北石首驿丞,至任三日,因念及年近古稀的父亲无人奉养,便告老还乡了。

辞职归田后,张行素一面勤奋耕种,代父操持家务；一面延请名师教授并亲身严厉督促儿子刻苦读书。学塾就在张家的胡同大门右首,他不时到学塾院内驻足,听到张尔岐诵读时则喜,偶尔听到儿子与人谈及读书之外的事,便训斥道:“时光不可逝而复来,为何闲谈而白白浪费掉了?幸亏我现在尚且健壮,如不趁早自我督促,以后再想有今日机会就来不及了。”

张行素虽家处偏僻乡村,又世代务农,家中原本没有几本书,但只要见到坊间书肆有善本或家中未有的书,便不惜重金购置,先后积蓄至5000余卷。他还惜纸如金,偶见地上有扔掉的废纸,不管闲忙缓急总是捡起放袖中,以教育儿子们节俭读书,爱惜笔墨纸张。

张行素有四个儿子,尔岐为大。尔岐二弟名尔嵘,自幼双目失明,生活全靠家人照料,尔岐对他一直关怀备至。三弟名尔徵,是兄弟们中最聪慧的一个。四弟名尔崇,字季厚,小尔岐13岁。

甲子之夜遣神兵

张家虽不大富,但过得安稳,奈何遭遇改朝之灾。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冬,清兵入侵关内,兵至山东。张行素留守家中,让家中老大张尔岐带家人逃难,途中尔徵与尔崇被掳走。到了沧州,据说尔徵死于乱军之中,尔崇被清兵砍伤后又复苏。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天,一股清兵袭至柳树王庄一带,留守家中的张行素率领僮仆准备逃避,大家随身带着刀矛棍棒以防不测。不料恰遇清军骑兵十数人,眼见走不脱,行素对僮仆们说:“看来非迎战不行了,如果一跑,清兵就会追射,我们会立即丧命,倒不如力战一番,或许还能夺条活路。”说着就向清兵冲了过去,僮仆们也跟了上去。清兵的箭矢纷纷射向他们,却都没射中。行素平日就善于骑射和搏击,僮仆们又都肯用命,他们飞快逼近了敌人,刀枪棍棒交发齐下,登时击毙清兵二人,其余仓皇逃走。

不几日,有个叫王东明的邻居,偷偷割下一名被击毙的清兵头颅,冒充张行素的家仆到济南府领得赏银50两。济南府的官员们便在闹市冲衢榜示张扬,说张行素“手刃一虏”,意在鼓舞民气。不料此事为清兵侦知,深恨行素,遂在次年南侵后北还时,于正月十六日将其掳去杀害。

元宵节一过,本盼着团圆的弟兄们辗转回家,发现除兄弟死伤外,父亲竟被清兵杀死。遭此巨创之后,人死业败,七零八落。

这突如其来的惨重打击,使还在做着科举美梦的张尔岐,顿时如江心翻船,蓦然间六神无主。随后,他“形神惨悴,茕茕孤立”,忽然发狂失去理智,先是想投水自溺,后又想穿上道士服弃家出走,只因见老母在堂无人奉养,才不得已作罢。于是,他对劫后破败的房舍也不修葺,任那杂草蔓塞院内路径也不拔除,而将自己住的小屋命名为“蒿庵”,终日深居简出,不闻不问世间之事。

张尔岐生性至孝,父亲罹难后,他的床头枕边经常泪痕斑斑,无日不在哀痛思念。为此,他还终生不穿彩色的衣服,不吃肥腴的饭菜,不欣赏欢娱的音乐。

遭遇如此变故,张尔岐对大清可谓恨之入骨。在民间传说中,便有他反清复明的“段子”。据说,他剪了许多纸人、纸马和刀枪剑戟等,放在书箱里。这只书箱平日锁着,只有逢到甲子日夜深人静时,他才悄悄打开。这时候只见他手执阴阳八卦旗,踏天罡步地煞,仗剑作法。他口中念念有词,手中令旗一挥,那书箱中的小纸人如大梦方醒,各抄兵刃飞身上马,在阵阵喊杀声中跃出箱来。

张尔岐令旗左右摇摆,那人马也随着左旋右转前进后退,霎时间布成了奇门大阵。演练了一番阵法后,张尔岐再一次挥动令旗,那人马便分作了两队,一队进攻,一队防守,只听鼓角动天,喊声震地,攻守双方杀将起来。只杀得明月无光,旌旗失色。如此攻守转换几次后,张尔岐令旗一挥,鸣金收兵,但见那人马又纷纷跳入箱内,寂然无声,纹丝不动。

这时,张尔岐取来早已备好的桐油和漆,倒在盆里,又顺手拿起一把拂尘,将拂尘往盆里一蘸,吹一口法气,冲着书箱甩去,那油漆就像一阵雾气均匀地洒向那人马刀枪。如此一遍,两遍,一连洒了七七四十九遍,这才关上书箱,收拾妥当,关门睡觉。五冬六夏,阴晴雨雪,从不间断,只待经过七七四十九个甲子日,操练并油漆上七七四十九次,这些纸人纸马将会成为神兵天将。到那时时机已到,便可起事,这支神兵会立刻杀向清兵,攻必克,战必胜,所向无敌,驱除鞑虏指日可待。

传说只是人们意念的影射,张尔岐虽有志学兵法,可他也看到清朝立鼎是大势所趋。本想着走学而优则仕这条旧道的他,隐居不仕,布衣终生。

杂坐田父酒客间

仕途不成,便另辟蹊径,好在张尔岐有着深厚的根基。他七岁入学,接受识字启蒙教育后,从经到史,再到诸子百家,广为涉猎。他还意有所属,学兵家言。兵学当然要涉及天文地理,又从而去学天文地理。天时非常复杂,所以又学太乙、奇门遁甲、六壬、云物和风角等。

当时兵燹所及,“酷吏乘时杀人如草,釜量肉,泽量骨,惴惴潜身,不出户庭,日焚香诵《易》”。在兵荒马乱,生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张尔岐足不敢出户,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躲在家中避难而读《易经》。

在而立之年,张尔岐已为日后研究学问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他的学业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学此不成,去而之彼,彼又不成,以又有夺彼以去者,不仅彼之夺此也。癸未前学固如此其不一也”。他这样说固然有自责自谦之意,但也是事实。这种学无统系、学无计划的弊病当然是事倍功半的,难以达到精深的目的。

尤其在张尔岐于家务农兼做塾师之后,时常“杂坐田父酒客间,剧谈神仙、方技、星卜、冢宅不绝口”。闲暇之时和农夫酒友一起侃大山,神聊的内容是神仙鬼怪、巫医星象、占卜吉凶、阴宅阳宅等等。这牵涉了他诸多精力,所以在33岁那年,张尔岐作出更弦易辙的决断,开始致力经学的学习研究,专心著述立说。

张尔岐做到了言行必果,一以贯之。明朝的灭亡,使张尔岐的学习更加勤奋自律严格。他自我加压,规定自己读经书,由原来的每天读一章,增加到每天读三章；学史书,由原来的每天学一卷,增加到学两卷。

张尔岐的后半生,三十多年如一日,没有一天不读书,没有一天不作学习笔记。因为家中不甚富裕,不能具膏烛,他就烧着柴火,在火堆前读书,常至夜分,以及闻鸡即起的情况更是常见。生活艰难到这种地步,毅力坚强到如此程度,也是罕见。66岁那年春天患病,依然坚持着《春秋传议》一书的研究编著,直到冬天去世。

张尔岐对学习内容分门别类,做了形象比喻。他在《蒿庵闲话》第九十则中,用生活必需的食品,对经书予以比喻。他认为《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六经,和孔、孟、程颐、朱熹的著作,好比五谷粮食,不可一日缺少。而一些为“六经”“四子”所作的那些传记、注疏、解释,就像蔬菜、食盐、果酱,是餐饮必需的调料；没有这些作料,就食之无味,甚至难以下咽,消化不了。

张尔岐的思想,于今也大有裨益。他曾提出过,士人治经研礼,首先要探究古人苦心著述本旨,从古人著《仪礼》等书包含着的自然秩序、人伦纲常、典章制度、言行举止、风俗民情等内容中,找出适合社会发展的模式,匡正明末以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疏学风气的泛滥。

独精三礼有遗说

顾炎武曾在《广师》篇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

“卓然经师”,这句话卓有见地。张尔岐一生主要经历是“乡里句读师”。句读什么?当时,自然是句读“经”。须知,“经”是很不好句读的。一般塾师,不过囫囵吞枣,不懂装懂,骗骗学生,也骗骗家长而已。张尔岐不然,他要把句读工作,当科学研究来做。

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曾撰文指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就是研究成果之一。《仪礼》是“三礼”之一。“三礼”各具特色:《周礼》讲的是大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但它的缺陷是可靠性小,真伪杂糅；《礼记》是孔门后学学礼的零星札记,人家把它叫做“零膏剩馥”；《仪礼》讲的是先秦上层社会人士的日常生活习惯,饮食如何,婚丧如何,宴宾客如何,祭如何,射如何,器服如何等等。其中有不少先秦礼俗可以追索。它在“三礼”之中,可靠性最大。但一般人苦其难读。故自王安石罢《仪礼》不置学官以来,对此古籍问津很少。

张尔岐作为一位负责任的塾师,他要对此古籍梳理一番。他根据汉代郑玄对《礼经》注疏,参考历代众多学者的成果,博采众家之说,结合自己的研究判断,编著了10卷《仪礼郑注句读》。通过不断沉潜,张尔岐对郑玄的注释作了诠释,所以叫《仪礼郑注句读》。

“张尔岐除对《仪礼》进行过研究整理外,对《周易》也颇有研究。他对《周易》的研读很是下了功夫,仅就《蒿庵闲话》一书来看,即可看出这一点。是书内有读书札记百余则,其中关于读《易》的就约占四分之一。”艾明义介绍道。

在赵俪生看来,张尔岐研究《周易》所使用方法,可以说是低级方法和高级方法并用。例如他说,《易》越到后代越烦琐,“十翼”是后加的。远古之人,事简民淳,只凭卦名一家,已足以决犹豫。“后情伪日杂,人之聪明已不逮古”。这话初看起来,似是倒退论思想,其实不然。远古人使用的是原始综合思维,后世人使用的是分枝的逻辑思惟,张所说“不逮古”的“聪明”,是指原始综合思维而言。

再如,张尔岐说卦与卦之间的“相与”可分为“相徇”“相成”“相倾”三种关系。在这种说易中,就渗透着辩证法的意味。再譬如,在他的《周易说略序》中,他说,事物不可对待得太具体,太具体就容易僵化,“质言则专；专则滞。故愈详而愈多失”。这讲的显然是形式逻辑方法的局限性。

张尔岐提出,在“专”之外,还需要一种抽象的概括,他的原词是“影似”。“影似”即“事所不得兼者,理得而兼之；此之理不得兼彼之理者,理之象则无不得而兼之也”。这也就是经典作家们常说的,理性主义对感性材料的改造,会使人们的认识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

张尔岐自己发问,六十四卦、三百八十爻,能把宇宙间人、物、事的运动、静止、变化包罗净尽吗?“具体地说,不能；但抽象地说,从影似的角度来说,能。”他自答道,所以他主张,研究《周易》要“销释凝滞”,就是克服形而上学,尽量恢复远古人的辩证法。

张尔岐在研究《老子》一书时,方法也较高级。他抛开注解,“以己意占度”,感到《老子》的“大义犁然”,可以通解。他感到过去人对《老子》的解说,像水加茶变苦、加糖变甜、加盐变咸、加醋变酸一样,全不是原来水的味道。这样,他感受到独立思考的优越性。

天道从来疑有无

谈及张尔岐的哲学思想,首推他的《蒿庵集》中首篇《天道论》。编集人将它放置在全书之首,实际上它也是最富有代表性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尔岐的一些论点与十七世纪最高思维水平的思想家王夫之的论点,竟有不少的“不约而同”。

在距离张尔岐两千多年前,大思想家荀况谈论过“天”“人”的关系。荀子把“天”描绘成压在人们头脑上的一口大锅。他宣扬“天道不可知”“人不可与天争”,人们要明确“天人之分”,就是说,天有天职,人对此无能为力。与这样的论点相比,张尔岐的论点明显进步很多。

张尔岐是从驳“天道不可知”开始。他认为,“天道不可知”的论者们是一些具有颓废人生观的人,他们铢铢以求,嫌“天道”不公,善恶祸福都不应验,所以他们说“天无道”。

张尔歧认为这样理解会“哀君子之心,作小人之气”。他认为有必要从社会道德的需要出发,把问题提到哲学上来予以谈论。他从“天人相及”谈起。“天人相及”,并不是什么新命题,荀况也谈“天人之分”,但张尔岐一开始给问题带来一个唯物的基调,说天、人之相及,是以气。什么是“气”?就是运动中的物质。他说“天”以其气寄于人,而出现了“质”,质立而兴起了“事”,事的衍变就成了“势”。

非常凑巧,王夫之也非常喜欢讲“势”,他说“势”字“精微”。张尔歧说,人世间的善恶祸福,处处都与“势”相消息。具体说,就是天以“气”授人,人接受了这种气就成为“命”。气有清浊、长短、多少,命也就有屈伸。王夫之比他讲得更灵通,他说“化在天,受在人”,天不停地授命于人,人不停地受命于天,王夫之把这叫“凝命”。

经张、王这么一讲,神秘的东西物质化了,死的、机械的东西活灵活现了。张更进一步说,事积起来成为势,但不是千篇一律的,要看所积极的“分”,包括数量和质量,积至其分则势成,势成则天道应。所以,关键在人的“自致”,或“尽吾力之所可至”。用现代的词汇表达,量变与质变的转化决定是否势成。

如此一来,大大启迪了人们的主动性。他告诉人们,“天命”不是预先定好的,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可以争取的,天命是可以人为调整的。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导向乐观和积极的人生。

这种思想也指导着张尔岐本人。隐居后他亦教亦农,更算得上“半个农民”。因此他不但熟悉农民,还与他们有着深厚感情。天旱了,他和农民一样心如汤煮；雨涝了,他和农民同样焦虑万分；庄稼遭灾了,他和农民一样悲苦凄怆,忧心忡忡。

张尔岐曾说:“傲人者,于人无损,在己则为恶德。”所以,他虽学识渊博,是位大儒,但并不轻视农民,也不摆旧文人的酸腐架子。农民乡邻对他不是敬而远之,而是亲而近之,有疑惑愿意向他请教,有愁苦和心事喜欢向他倾诉,有难处请他帮助,把他当成了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和老师。

一位乡邻不幸儿子夭亡,悲痛之中以为是命运多舛,找到张尔岐请求为他占卜。有着相同经历的张尔岐劝解他说:“天道这事到底是有是无,历来众说纷纭而不休,实在叫人怀疑。你不幸死了儿子,这是痛苦的,然而要拿这事去问鬼神那是没用的。唉!我盼你什么时候能再生个大胖小子就好了。”

对于夭折的儿子,张尔岐“开眼不见寐存之”,他强忍悲痛对乡邻说:“儿子夭折是令人十分悲伤的,别说传宗接代了,就是吃糠咽菜抚养这么大也非常可惜。可死亡渺茫难知,就是再会占卜的人也弄不明白。指望占卜算命找到改变命运,哪怕你算到哭干眼泪也得不到答案。你还是回去好好种田,自己劝解自己,自己解脱自己吧!”

张尔岐非常同情这位乡邻,但爱莫能助,只能劝导他理智地坚强地应对厄运而已。乡邻走后,他心情十分压抑,久久不能释怀,遂作七律一首,以自消胸中块垒,诗云:天道从来疑有无,难将此事托神巫。厉人亦鲜惊求火,嗟我何时看射弧。不作百年门户计,应怜七尺藜藿躯。茫茫难辨商瞿兆,欲叩荆焞眼已枯。

康成家法竟谁传

张尔岐46岁时,在章丘第一次结识顾炎武。直到张尔岐去世前,两人一直保持着诗书往来,互尊为师。顾炎武亲自为张尔岐的著作《仪礼郑注句读》撰写了序言。

62岁时,乡村塾师张尔岐被省志馆聘去参加纂修《山东通志》,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一件大事。他的交友层次提高,社会交往和视野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宽提升。在济南修纂志书期间,除了与顾炎武的交情步步加深外,张尔岐还结交了李焕章、刘孔怀、薛凤祚等几位外地朋友。这几个人,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和反清志士。因为顾炎武精通古今经史,知识最渊博,所以主编古迹山川；薛凤祚精通自然气象,熟悉中西地理,主编天文地理；张尔岐分工主编地方人物。

在共同修纂《山东通志》的日子里,张尔岐与顾炎武推心置腹的交流更多。在任务完成,即将分别时,顾炎武赋诗相赠,写下《己卯夏日过稷若先生书堂奉赠》一诗:“缁帷白室睹风标,为叹斯人久寂廖。济水夏寒清见底,石田春润晚生苗。长教六籍传无绝,能使群言意自消。窃喜得逢黄叔度,频过听讲不辞劳。”

顾炎武这首诗作,深情地描绘了张尔岐清贫、孤寂、艰难的隐居生活。诗作赞扬张尔岐致力经学,耐得住寂寞的高尚情操,赞扬张尔岐具有渊博的学识,把张尔岐比作东汉名士黄叔度。顾炎武为能结交到张尔岐这样的高士窃喜,多次登门拜访请教,也不觉得劳累,由此可窥顾炎武对张尔岐的评价之一斑。

李焕章在他的《织斋文集》中记载说:“每花晨月夕,耳热酒酣,友朋聚晤之乐,未有若斯之久者。”大家工作之余,在花香扑鼻的早晨和月光明媚的夜晚,相聚饮酒,脸红耳热……好友相处的快乐,从来没有像这样长久过。

这些志同道合之人在一起工作三年,直到圆满完成修志任务,各自回归。第三年,张尔岐64岁那一年秋天,可能是临分别的时候,张尔岐同顾炎武、李焕章、薛凤祚一起乘船游览了大明湖。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64岁的张尔岐与好友分别,从济南回到家乡后,继续从事他的经学研究和著述。康熙十六(公元1677年)年春天,他身患疾病,仍坚持着《春秋传议》一书的研究著述工作。至冬天病情加重,于腊月末逝世,终年66岁。他临终前口述墓志,简述了自己的一生所为。

张尔岐在病危时手书遗嘱一份,遗嘱中说自己既非太学生,又非生员,只是田野处士,“吾百年后当殓以处士之服,殡以单棺。昔葬先母,以贫之故不能备槨,吾断不可加厚。况汝辈贫乏有加于昔,岂可强力取咎。”他还说:“近日好侈,本是恶俗。古人裸葬矫俗,良有以也。”

子侄们遵从张尔岐的遗嘱,在他死后的葬埋就非常简而单之了。没有外槨,没有多少随葬物品,又不起坟山,只是一抔黄土,隐没在一般农人的坟墓中。

正在山西永济历山的顾炎武,得知张尔岐逝世的噩耗后,即写了《闻张稷若讣》一诗,表示哀悼。诗中说:历山东望正凄然,忽报先生赴九泉；寄去一书悬剑后,贻来十袭绝韦前；衡门月冷巢鵀室,墓道风枯宿草田；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竟谁传?

诗的大意说,忽然听到张尔岐先生去世的消息,从历山遥望东方,感到悲凉凄然。此前先生还赠给我他费尽心血写成的10卷书,“十袭”指《仪礼郑注句读》；可现在给先生寄去的书,只能像典故“悬剑”那样,他不能亲收了。这里顾炎武,是在借助典故,悼念张尔岐,说好友故去,葬于古坟荒郊。从此,再也不能与先生一起探讨《礼经》,请教“三礼”了。从此,系统传承汉代郑玄学派的还有谁呢?诗的字里行间,体现了顾炎武对张尔岐的深情厚谊和历史地位的高度评价。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