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喆著《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出版暨乔秀岩序

书名：《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

作者：华喆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8-3

华喆

 【作者简介】

华喆，1981年生，北京人。复旦大学哲学学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三礼学、经学史等方向的研究，在《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献》《中国哲学史》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内容提要】

“礼是郑学”之说来自《礼记正义》孔颖达疏，而作者以此作为理解经典、分析经说的基本方法，重新梳理了汉唐经学诠释的发展脉络，提出汉唐经学传统是以如何理解郑玄为主轴构建而成的。本书以晓畅的语言带领读者走入古代经学家们的思维世界，回溯了从郑玄之学创立，到唐代《五经正义》的编订为止，近五百年间经学的发展历程。书中围绕郑玄学说以及后来学者对于郑玄的质疑、批评、调整和曲释、回归等等，从经说本身的内容发掘其中的演变关系与学术特色，提出了许多令读者耳目一新的论断。

【目录】

绪论

第一节 源起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第三节 本书章节安排

第一章 郑玄礼学解析——以敦煌吐鲁番出土唐写本郑玄《论语注》为中心

第一节 从《论语注》看郑玄礼学体系

第二节 君视疾时东首于南牖、北墉下辨

第三节 《论语》郑注的真相：郑玄在汉晋《论语》诠释史中的意义

第二章 郑玄与他的师友

第一节 据《周官》以明周礼：“五祀”郑、马异义辨析

第二节 重理论而轻现实：郑玄与卢植、蔡邕之比较

第三节 两汉春秋学“西狩获麟”之异解：郑玄经学的纯理论倾向

第三章 魏晋经学中的反郑玄倾向

第一节 汉末曹魏学者对于郑玄经注的质疑

第二节 王肃对郑玄礼学体系的调整：有关“郑王之争”的再认识

第三节 两晋礼议与经典臆解

第四章 皇侃、孔颖达对郑玄体系的不同诠释

第一节 南北朝义疏学简述

第二节 《礼记子本疏义》残卷简介

第三节 孔颖达《礼记正义》取舍皇侃《子本疏义》研究

终章 经学的棱镜：郑玄与经学史

第一节 从郑玄到赵匡：中晚唐经典诠释方式的转变

第二节 棱镜下的郑玄：郑学在宋学与清学中的位置

第三节 回到棱镜之前：“礼是郑学”的当代意义

附录：《礼记子本疏义》校录

参考文献

后记

【序】

世事难预料，年过五十回东京，我开始阅读日文翻译的西方著作。直接原因是在东京的私立学校教书，需要诱导十八九岁的小朋友们接触、瞭解西方现代人文学的基本思路，间接原因是我怀旧，想要看看三十年前我的学长、同学们热心阅读的究竟是什麽。

弗洛姆一九四一年发表的《逃避自由》，有分析群众心理来抨击法西斯的明确目的，虽然主要论点很单纯，而且心理问题无法论证，但用心理学解释历史现象很有说服力，他指出的问题至今仍然是大问题。列维-斯特劳斯一九五五年发表的《忧郁的热带》，体现了二十世纪前半段的西方人文教养，虽然表述过于文艺，加上翻译有时很难理解文义，但思想成熟，意蕴丰富，可敬可爱。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自己列出受到过最大影响的学者，列维-斯特劳斯则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索绪尔，弗洛姆则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韦伯。所列一共四位学者，我们都很不陌生，但韦伯、马克思似乎有些过时，索绪尔早已经是传说，至于弗洛伊德讲口唇、肛门之类的，我们不能不觉得好笑。这不是说今日的认识比六七十年前更进步，其实列维-斯特劳斯和弗洛姆都曾说明弗洛伊德的观点无法直接接受。在此我们要注意，问题不在观点，而在思路。观点不过是学者思考的结果，重要的是如何思考。有价值的是生命运动，决不是生命体留下的残骸或屎尿。列维-斯特劳斯、弗洛姆他们都是善读书者，所以不拘泥于表面观点，而能透过观点的表述，触摸到马克思、弗洛伊德等先人运转思考的脉搏，在其启发下发展自己的思考。

虽然我看福柯看得不多，也很难有耐心仔细阅读，但感觉他要讲的意思应该不很复杂。论述倾向繁冗是因为他要说明不能直接用语言说明的问题，只能通过大量叙述试图让读者体会。其实福柯接触过大量古代文献，所思所论都以这些经验为基础。我怀疑日本翻译、介绍福柯的学者大都只学过法语和现代思想，很少有研究古代文献的经验，所以离福柯进行思考的现场有较大距离，产生过多的美感。他们只学福柯的皮毛，玩弄修辞而自己兴奋，空虚得可怜。最近见到研究先秦思想的一位师兄，谈起福柯，他说很久以前看过福柯，觉得讲的道理都很简单，后来就不看了。我也觉得，像我们这样平常接触中国古文献的人，恐怕比学西方现代思想的学者更容易理解福柯。

例如福柯在一九六八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科学的考古学——对认识论小组的回应——》（Sur l’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Réponse au Cercle d’épistémologie）中说明静态语言分析与动态言述研究的差异，说前者的问题是：“这些表述是依据何等规则形成的？依据何等规则可以形成其他类似的表述？”后者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生如此言述，而不是其他任何言述？”也要注意动态言述研究与深层思想分析之间的差异。深层思想分析要超越言述，探讨背后可能存在的作者真意，有时甚至要探讨作者无意识的思想。换言之，思想分析都要探究静态思想，即使认爲言述表面的意思并不一定代表作者本心，但在言述背后仍然要假设一种潜台辞表述，讨论其思想。言述研究不是在言述背后找另一个言述，而是讨论为什么这一言述只能是这样，而不是别的。

看到福柯这些论述，我差点要笑出来。因为我们平常打交道的贾公彦、孔颖达他们，就是在做这种讨论。南北朝至初唐的三礼义疏学，主要在研究每一条经文、注文为什么是这种说法而不是别的。义疏里面经常看到“必”字，并不是“必须”的意思，而是说明“是这样而不是别的”的排他性。近十年来我经常以焦点的不同来说明郑玄、贾公彦与清代礼学之间的本质差别。同样在看经书，清代礼学家的视线焦点在经文后面的礼制，郑玄、贾公彦却把目光定在经书文本上，所以看到的风景截然不同。福柯说：“‘言述’研究指向的是，在其作为事件的狭隘性和独立性来理解‘言述’。”说的就是郑玄“望文生训”，同一个字在不同文本中都要参照上下文做不同的解释，与中唐赵匡以来至清代王引之、孙诒让等人，都要将语词从文本抽离开来，用归纳的方法确定词义截然不同。我们自己读书，也都会考虑为什么在这里用这个字，而不是别的字。我的师祖孙人和先生常说“不校不读”，祖师顾千里对宋版文字的变化都有很多精彩的解释，都在探究我们阅读的文本文字的所以然。其实，《春秋》学有一字褒贬之义，先秦已经相当发达的训诂、校勘，莫不皆在谈论“言述”。在这里，自然可以考虑方块文字与拼写符号的差异给人们思考习惯带来的不同影响。拼写的符号本身没有意义，所以人们以文字为跳板，直接进入符号所指内容的思考。方块文字本身具有意义，字形与字义分不开，无法撇开文字只思考内容。不禁遐想福柯若能读到郑注贾疏，不知会做如何感想？

“言述”研究不是福柯的终点，而是一种手段。他最后还是想要掌握世界的所以然。十九世纪相信客观世界，二十世纪初头认为世界以语言形成。后来要用结构来理解世界，但结构只能提供静态模型，所以福柯希望有办法掌握所以形成这些静态结构的原因。讲到这里，有点玄学的味道。中国古代也有道、无、理、气等，跟福柯一样都是希望掌握世界所以然的尝试。就结果来看，福柯的尝试似乎没有成功。福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恐怕是疯癫、医疗、监狱、性爱等具体问题的历史结构分析，所以他往往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学者，尽管非他本人所愿。作为克服结构主义局限的新思路，巴赫金的交流理论好像很重要。不过我认为，巴赫金的魅力也在他能广泛深入探讨文学史相关的历史文献，理论虽好也没有具体文学史现象有意思。福柯、巴赫金如果没有他们那种思辨能力，应该没能在文献堆中找出问题，做出精彩梳理给我们看。但他们的理论，至少在目前，恐怕没有独立的价值。

福柯是我们的同行。所以他在哲学家让·依波梨特的追悼会上，引用歌德《浮士德》如下一句来结束他的演讲：“理论是灰色的，绿色的只有生命的黄金树。”（《让·依波梨特1907-1968》（Jean Hyppolite.1907-1968））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巴赫金都是西方最出色的读书家、思想家，我们应该时常接触，受自己的启发。但我们还是读我们的历史文献最要紧。西方语言一门不通，又没接触过任何西方历史文献，我就是没有能力深入体会西方学者的思考。我的材料不在那里，而在这里。经学文献尤其唐代以前的经学文献，实在有太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成堆的高质量文献，还在等著我们去解读。

我是一九九九年提交博士论文，二〇〇四年在陈苏镇老师、牛大勇老师他们的热情帮助下，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工作，以历史文献学和经学史为教学方向。从此一纪十二年，我彷佛做了一个北大梦，太多刻骨铭心的回忆。华喆是陈苏镇老师的研究生，二〇〇五年一进来就博通经史，人也很成熟，而且乐意经常和我一起吃饭聊天，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业上，对我帮助都很大。他的兴趣非常广泛，也很关心元史。最后写博士论文，选了汉唐经学为题目，让陈老师有点担心。但我都能写的题目，以华喆的才华自然可以驾轻就熟了。三联推出由甘阳老师、吴飞老师主编的《古典与文明》系列，有种种偶然的原因，以我的博士论文和华喆此书为第一批出版。华喆的文史基础比我强很多，两书摆在一起，拙作不免要逊色了。我不仅不害怕，还厚脸给华喆的书写序，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分别都尽力了。

乔秀岩谨识

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

【后记】

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增删修改而成的。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不断发现当年因读书不够而犯下的各种错误，不禁感叹自己实在欠北大一个博士学位。所以在本书的最后，我必须先向北大认错，也非常感谢甘阳、吴飞两位老师和三联书店接纳了我这本书，能够让我稍稍弥补当年的过错。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经学研究的有趣之处，因为你永远无法保证，你此刻对于某一具体问题的理解与思考，一定是正确无误的。解读与分析经说，犹如一场穿越热带雨林的冒险，既要追踪前人留下的足迹，又不能完全相信前人走过的道路一定是安全无误的，还要规避一切突然出现的障碍和危险。更多时候是到达了一个林中空地，误以为自己已经成功穿越，还在洋洋自得，等到重新出发之后，才发现自己迷了路又回到了起点。博士毕业时的我，还只是徜徉在林中空地而不自知，然而即使是现在的我，也并不敢保证自己是否又滞留在了一块林中更深处的空地之上。但正因为如此，使得我在每一次再出发时，都能体会到这种冒险的快意，让我更加期待穿越成功之后的满足感。只是本书中难保还会有这一类的问题，希望读者能够原谅。

选择汉唐经学作为研究方向，能够将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首先要感谢陈苏镇与乔秀岩两位老师。陈老师仁和宽厚，有古君子之风，作为我的导师，能够毫不介意我四处“偷师学艺”，放任我自由发展。陈老师的研究由史及经，将两方面有机结合在一起，均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一直是我努力想要模仿的目标。但限于资性，我一下子就钻进经学的故纸堆中，陈老师也并不强求，反而鼓励我专注在经学领域。乔秀岩老师则是我研究方法上的领路人。我在东文研访学期间，能够跟他在同一间研究室一起工作，目睹他如何看书，如何处理问题，对我影响极深。虽然他很少传授具体知识，但平时言行却无一不是“指月之教”，相信乔门的学弟们一定深有同感。在本书完成之后，乔老师慨然赐序，认为“我们分别都尽力了”，让我尤为汗颜。这本千疮百孔的小书完全是学习乔老师的一点心得而已，但似乎还应该做得更好才是。在读书与写作方面，我要特别感谢张帆和李锦绣两位老师。我在细读文本方面的训练，实际上来自于跟张帆老师读《元典章》，以及跟李锦绣老师读《唐六典》。张帆老师曾经为我改写整篇论文，纠正了我许多不好的写作习惯，让我真正学会了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在出版方面，则要感谢吴飞老师、钟韵博士和三联书店，多亏了他们，我才能下定决心把这部书稿完成。此外还要感谢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让我做了两个月之江山民，可以“遗世而独立”，完成书稿最后的写定。

当然，在我的求学过程中，离不开诸多师长的关爱与提携，也离不开同学间的批评与鞭策，但为了避免这篇后记变成冗长的致谢，我就不再一一具名，在此奉上衷心的感谢。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和儿子。本书的所有想法还处于没有写出来的“气体”状态时，我的妻子李鸣飞博士就是第一个分享者，而在写好之后，她也是第一个读者。有了她的批评讨论之后，我才能对内容感到安心。至于我的儿子华明夷，多亏了他的到来，让我晚了两年写完书稿，能够纠正更多的失误。希望他若干年后会愿意读读这部书，尽管他现在还是最喜欢汽车。

华喆

 2017年6月1日于北京寓所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