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视角下“中庸之道”的现代转化与运用

作者：黄春慧（温州大学城市学院讲师）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京)2017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初三日辛亥

            耶稣2018年1月19日

摘要：中庸之道思想既是一种人生哲学，又对现代领导管理有很好的启示和指导意义。从对“中”的阐释中看到事物变化发展的差异性和矛盾性，促使我们在领导管理中把握好规律；从对“度”的认识中，要求把握火候，使各项职能得到有效的发挥；从对“和”的认识上把和谐发展作为发展的目标追求，从内部各要素和外部环境协调好关系，整合资源，提高领导管理效率；从对“诚”的认识上要求领导管理者重视修身之本，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才能真正把握中庸思想的本质，提高领导管理水平。

关键词：管理/中庸之道/管理者/孔子

作者简介：黄春慧，温州大学城市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2015一般研究项目“基于语言表达本位观的大学语文教学体系构建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编号：Y201533297)

领导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建立在一定社会文化基础之上。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专业化分工协调，领导管理逐渐从一般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并随时代变迁和人类文明进步而趋于制度化。中国历史上的管理大多体现于治国理政的政治方面，并逐渐扩展到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中庸思想作为儒学的重要内容，《尚书·大禹谟》记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凡事一定要执中，做到适当、适度，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有效方式与思想。但是当“中”的观念从一种行为智慧上升到社会主导价值取向时，对“中”的认识转向于“德”的理解，《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作为人的行为规范，成为儒家追求的高道德标准和精神境界。领导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和文化构成的要件，其有效性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必须吸收和融入到历史的文化思想中去。儒家中庸思想蕴含的这种领导智慧，对现代管理有深远影响。[1]

一、从中庸“尚中”思想把握规律性问题

领导管理对规律的遵循就是要用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协调各系统之间的关系，实现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孔子特别的“尚中”，把它作为人性发展的基本要求，作为评判“君子”品格的标准。在孔子看来，万事万物都存在着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关系复杂性，这是天地间的“道”，能否实现社会协调性发展，必须理清事物间存在的矛盾复杂性，从“尚中”的“道”的遵循做起。《中庸》中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作为天下的“正道”体现了事物变化的本来面目，它不仅成为人的行为规范标准，同时也成为管理应遵循的原则。社会治理存在各种矛盾的影响，能否实现社会协调性的发展，必须从“尚中”的遵循做起。无论从管理计划、制度控制、用人决策等，是否在各利益关系平衡中做到恰到好处，是影响效果的关键，忽视这样的规律存在，不按规律办事，必然受到规律的惩罚，导致领导管理失败。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领导管理活动如同“天地之道”，就是一个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过程，领导管理中的各环节、各要素之间存在的差异性，需要通过计划、组织、控制和沟通等职能整合，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好社会生产关系，调节好内在的“博、厚、高、明、悠”等规律的复杂性，才能实现领导管理的科学化和有效性。人的天性就是顺应规律，达到中正及平衡有序，使天、地、人实现协调发展。而要达到“率性之谓道”的境界，必须“修道”，“修道”的关键是把握中庸的精髓，那就要做到恰当适度。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也就在这个“度”，它是事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行为规定，把握好了“度”，同时也就更好做到了“中”，也就真正实践了“天下之定理”。因此，管理不仅要认清管理过程中的关系矛盾，认识到“中”的规律性，而且应通过适度把握做出恰当的选择，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做出适当的行为。

领导管理者要认清过程中的关系矛盾，通过适度把握做出恰当的选择。中庸之道要求顺应事物的自然禀性而为，因势利导；寻求内在平衡，做到不偏不倚，平衡各种极端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庸之道既是一种领导管理循“道”，也是遵“规”的科学方法论的应用。

二、从中庸“度”的思想把握科学方法

对中庸思想的把握关键在对“中”的理解。“中”作为人人都应该遵循的“道”，是如何区分又是如何把握的，人们必须有一个划分“中”的评判标准，相对于“过”和“不及”，孔子主张采用“执两用中”的方法来解决矛盾问题，反对事物发展走向两个极端。“中”不是“过”和“不及”，但它也不是搞平均，因此不是折中、调和。“中”的把握归结为对事物和人的行为尺度的拿捏，保证事物各方面关系的有机协调和稳定发展。在人们处理事务的对立时，能够找到正确的平衡点，这就是“度”。[2]通过把握“度”促使事物朝着理想的状态发展。从孔子的“中庸”思想和理论可以看出，适度问题不仅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同时也是解决事物“中”的方法论。对问题的处理不应只拘一格，要顺其自然，力求达到“恰如其分”的境界。领导管理者在认识上要更好地树立“度”的观念，在实践中把握“度”的分寸。

遵循中庸之道，要将原则性和灵活性并用，始终把握事物发展方向和规律、达到适度而防止走向极端。中庸之道“度”的思想就是稳健务实的发展问题。从制度管理来说，现代企业必须强调制度管理，这样才能减少企业运营成本、提升员工工作效率，但制度管理是刚性的，具有强制性，如果一味的只强调标准和原则，必然使管理陷入僵化，而现代管理重视“以人为本”的管理，注重人性，强调和谐，是促进员工组织认同和激发工作积极性、创造性的根本之举。僵硬的管理导致员工个性的压抑、创造力的束缚和员工认同感、满意度的降低。管理是以完成绩效为目标的，管理效率和效益不能脱离制度化的控制，因此，制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二者的平衡就是管理的关键点[3]。既不能以关系代替管理，使管理失去章法，也不能忽视管理中的“人情”和心理变化，运用中庸之道，把握好控制的“度”就非常重要。从组织管理来说，组织层级要把握好“度”，就不是简单得多设或少设问题，组织结构的设立应从组织效率出发。组织用人是管理的核心内容，传统文化中儒家推崇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而“德”和“才”的结合就是一个“度”的问题。组织在用人中既不能重德轻才，也不能重才轻德，用人的标准应以组织整体发展为取向，在“德”和“才”上有更好的“度”的把握；既避免求全责备，又应达到德和才完美统一。但实际管理中可能精神方面的激励更重要，所以，在考虑员工多层次需求情况下，应适时把握好激励的“度”。过犹不及的物质激励也许只能起到工作保障的作用，根本调动不起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片面的精神激励又不能使员工工作热情持续长久，所以，应用中庸思想，应更好把握二者结合的“度”。从领导决策和授权来说，决策是否有效可行，是与正确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有关联，盲目的决策就是对“度”的跨越，必然导致失败；同样的，领导工作要整合集体的力量，授权很重要，授权太过和授权不到位会对组织效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在能力、主动性、责任感等因素的结合中把握好“度”是授权的关键。

三、从中庸“和”的思想把握整体发展

“中”与“和”构成了中庸思想的完整体系，“中”为本体，是事物发展的原貌，而“和”是结果和目标追求，通过对事物各方面“度”的把握，确定一种协调、和谐、有序、统一的关系。“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每一个社会组织都应有意识的取“中”，然后才能达到系统相互协调的“和”，当某些方面出现不同意见，甚至是矛盾时，应从事物的总体要求出发，以和为贵，把各方面的矛盾降到最低程度，这是从“中”出发，解决问题的答案[4]。“和”在儒家中庸思想体系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孔子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管理目标，孟子使其发扬光大。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由此可见人和的重要性。中庸之“和”在领导管理活动中的作用，不仅能促成个体相互之间的理解、友好相处，而且能促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价值认同，体现为领导管理者与被领导管理者的关系协调。儒家的“和”是有原则的“和”，“君子和而不同”表明“和”并不意味着盲目苟同，无原则地随波逐流。“和”并不排斥“争”，只是“争”为手段，“和”为目的，“争”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取得“和”的结果。

在现代社会实践中，在个人管理、家庭管理、企业管理以及国家管理中和的思想得到广泛有效的运用。从组织管理看，“和”的思想在个体发展与团队合作方面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对于个体发展来说，组织是代表不同关系、利益的复合体，由于成员之间在知识、能力、个性、职务以及利益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客观上决定了各种关系的矛盾性[5]，中庸之道和的思想通过协调、妥协、让步去调适和化解矛盾，使各成员互相依赖、相互依存，形成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氛围，从而产生对组织巨大的向心力、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各部门分工来说，分工既要符合社会化生产要求，但又不是绝对意义的割绝联系；相反，现代化的管理更强调各部门的依存和协作，这就需要“和”的理念的融入，通过配合和支持，实现各部门发展和最终组织整体的发展。对于团队合作来说，现代组织发展需要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团队建设，中庸之道“和”的理念的融入，能够促使个体组合成一个合作团队。事实上，企业管理效率提升的核心是依靠团队建设，而把中庸之道“和”的理念融入管理之中又是构建高效团队的关键，“和”是组织内部管理团队建设的必然选择。从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看，企业经营的好坏，与外部环境息息相关，企业的全局发展一定要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形势趋“和”，领导管理者要认清形势、适应形势，因势而为。企业发展一定要与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相“和”，企业不能仅盯着内部的经济效益，还承担着创造社会效益的责任，如果只关注企业利益的获得，其发展可能与社会的整体发展相冲突，结果导致企业与社会的对立和失败。对于企业间竞争来说，“和”的思想改变了传统的竞争理念，通过竞争避免两败俱伤主张双赢。这种共生和“双赢”，是“和”的理念在竞争上的完美体现。[6]

四、从中庸“时”的思想把握权变创新

权变理论告诉我们，在管理实践中，组织发展要根据组织所处的环境和内部条件随机应变，采取有效的应变策略，因此没有一成不变的管理原则和方法。孔子把“中”看作解决问题的原则，在认识“度”、把握“度”和用“度”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却不是保守的，它与“时”密切相关。没有对具体事物变化发展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就不能把握好解决问题的“度”，也就不能有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度”是建立在“时”的基础上。孔子强调“君子务时”，并且将“时”与“中”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了“中”“度”“时”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思想。“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概念说明，人们要把握的“度”是动态的，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变化，现实中此时此地合理的度，在彼时彼地就不适宜了，需要做出修正或改变其度量分界。[7]因此，认识和掌握“度”需要因时因地而异的，同时也说明，人们遵循“中”的原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不同，时间和空间变化，要审时度势，才能切实把握“中”，有针对性的解决实际问题。为此，孔子进一步提出了“权”的概念：“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事物的变化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即使明确了这种道理，但是抱守残缺，任何事情也不会成功。对于管理工作来说，管理需要随着组织内各要素和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管理制度不能一成不变，领导风格不能一成不变。

现代领导管理，处于多变、快变的外部环境影响之下，必须考虑组织的物质条件、成员素质和心理状态等内在因素的制约，由于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而迫使领导管理方式和方法处在变化、更新之中，有效的领导管理，应按照组织内外环境条件变化而权变的领导管理。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强调权变的灵活性，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面对科学技术新趋势的时代要求，领导管理者必须在方法、手段和模式上不断进行创新，实现对组织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通过激发员工的能动性，使每个成员参与到创新中来，创造独具特色的领导管理新模式。

五、从中庸“诚”的思想把握素养提升

组织成员的整体素质决定了组织发展的效率和效益；领导管理者的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是提升个人素质的基本途径，影响着组织发展状态和未来前途。“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开宗明义强调了修“道”的重要性。再好的思想如果不去领会和成为自觉，也不能真正做到守“中”。自我修养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性条件。“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修身之本在于“诚”，组织以至诚之心求发展，才能赢得社会、消费者的信赖和赞誉，从而赢得市场竞争力[8]；领导人以至诚之心来对待每一个员工，才能获得员工的认可和支持，从而达到组织和谐发展；而员工至诚将会促进形成组织文化的积极向上的团结合作的团队，推动企业发展。现实中如何做到至诚呢？首先要做到“慎独”，只有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才能真正做到至诚，达到修身的目的。另一方面，对待别人，应忠恕宽容，《中庸》继承发扬了忠恕之道，要求人们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他人，用自己的真诚去感召人、感化人，面对任何分歧和矛盾，都能“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9]对于管理工作来说，管理虽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管理者的管理素养和管理智慧的高低，却直接决定着组织发展的状况和生存命运，管理者的品德、责任感、表率作用以及协调能力等素养都会对管理水平的提升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庸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和管理艺术，它告诉人们在管理中应如何保持平和心态，时时检查、审视自我，做到适可而止、符合“中道”。

总之，中庸作为一种协调、平衡复杂事物的思想，就是要求在处理管理中的关系矛盾中能够做到全面兼顾，不偏激、不片面和不走极端，这正是我们在管理中理解其精髓和更好运用的目的所在。

原文参考文献：

[1]袁帅、郭静：《“中庸之道”在当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出国与就业：就业版》，2011年第6期。

[2]蒋建国：《中庸之道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维度》，《宁夏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

[3]周阳：《中庸之道与现代管理》，《安阳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9卷第3期。

[4]段俊平：《“中庸之道”是企业管理的必备法则》，《北方牧业》，2015年第1期。

[5]王积瑾、王卫：《管理学》第2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7页。

[6]潘乃樾：《孔子与现代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9-80页。

[7]梁明、梁雅明：《管理学视角下“中庸之道”的现代价值》，《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卷第4期。

[8]朱家桢：《孔子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5页。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