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与包青天：两个被小文人神化得最厉害的人物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初二日庚戌

          耶稣2018月1月18日

这几年，由于想了解宋元以降、民间文艺作品中的“包公”形象流变，我对宋话本、元杂剧、明传奇及清代戏曲、评书、小说等民间文艺略有留意，因而发现，在宋元之后的民间文艺中，有两个历史人物被神化得最为厉害，一个是宋代的包拯，另一个就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了。概括地说，包拯被神化为“正义之神”，诸葛亮被神化为“智慧之神”。

我要说的“神化”，并非指文学性的形象拔高，也不是宗教性的神圣化，而是充满民间底层文人想象的神仙化，将活人想象成神仙。历史上的包拯，是一名正直、清廉、敢言的士大夫，当过短暂的权知开封府，但在元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中，包公被塑造成为神异的法官，不但有一口“龙头铡”可斩皇亲国戚，而且能“日断阳夜断阴”，发生在鬼神世界的不法情事也难逃包公的审判。

诸葛亮也是如此。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早年于“隆中对”提出的“三分天下”战略，几乎就是后来历史的预演；晚年主政蜀汉，也是治国有方，《三国志》评曰：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应该说，这是史家的持平、公允之论。

到了文人的描述中，便出现了一些浪漫化的抒情，如苏轼评诸葛亮：“密如神鬼，疾如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

按文人笔记的记述，诸葛亮在音乐、绘画、书法、文学、科技发明等领域，也都有过人的造诣，宋代《宣和书谱》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相传孔明先生还留下一卷《琴经》，“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如果属实，则若称诸葛亮为不世出的天才，也毫不过分。

但是，史家记载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形象，文人记述的天才形象，要是跟民间文艺塑造的诸葛亮形象相比，也得黯然失色，自叹不如。文学家的抒情，顶多只敢说诸葛亮“如神鬼”；而民间话本、杂剧、戏曲、小说干脆将诸葛亮编造成神仙。在大约成书于宋元之际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中，诸葛亮就是神：“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

他能呼风唤雨，“披着黄衣，披头跣足，左手提剑，叩牙作法”，向天借东风；他能施法降温，征蛮界时，“至泸水江，其江泛溪热，不能进，武侯抚琴，其江水自冷”；又识奇门遁甲，“搬八堆石头，每一堆石上有八八六十四面旗”，便挡住了东吴吕蒙、陆逊的大军。你听吕蒙是这么说的：“众官不见每一堆石上有六十四面旗，按周公八卦，看诸葛会周天法，八百万垓星官，皆在八堆石上。”足让你疑惑读的到底是三国故事，还是《封神演义》。

元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里面的诸葛亮，也是一名神仙：“我可便觑寰中草寇如无物，凭着我运乾坤手段，安社稷机谋。我可便使一条妙计，更和那三卷的这天书，显神机镇住东吴，论人和可住西蜀。”

如此“人设”，显然是无法自洽的：诸葛亮既然这么厉害，为什么就不能破东吴、灭曹魏呢？但编撰戏曲的民间文人不会管那么多。

从《三国志》到《三国志平话》，从史家笔下的诸葛亮到民间文艺塑造的诸葛神仙，堆满了底层文人的庸俗化想象。从包拯到“包青天”也是如此。对这种庸俗化想象，我一直是比较厌恶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它表达了人们的朴素祈愿，比如“包青天”代表着民众对于司法正义的向往啊。但我认为，俗文化的这种造神偏好，既是得自民间非理性“小传统”的滋养，又反过来滋养了民间的非理性“小传统”，这一“小传统”一旦得以进入庙堂，往往就会遗害无穷。

我是在危言耸听吗？不是。你去看朱元璋的《大诰》，里面那个正义凛然又全然不讲司法程序的皇帝，不正是有几分像元杂剧里的“包青天”吗？朱元璋出身寒微，从小接受的教育便是元时的民间戏曲文化，难说他不会受到“包青天”这位安徽老乡的影响。而清末的“义和拳”大师兄们，不也是以为自己跟小说戏曲里的诸葛亮一样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