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与良知学的共通及嬗变——新《易》学与良知学对话

作者：成中英（哲学博士，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兼荣誉院长）

来源：《南京晓庄学院》2017年第四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初九日戊子

           耶稣2017年10月28日

主持人：“新《易》学与良知学对话”将由世界著名管理哲学家、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成中英先生和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兼荣誉院长张新民先生直接对话。这在茅山文化史上也将具有重大意义。这些天讲座的主题是易学，《易》学产生在几千年前，主要是应当时的生产生活之需要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到了明代， 心学亦应时代之需要而产生。《易》学与心学的产生时间相距甚远，这两种文化学说有什么相通之处吗？

成中英：几千年前，因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产生了卦或画卦的思想。人在天地自然之中，不断观察自然，反思和总结生存的智慧，思想不断发展。《易》学的出现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人们从其符号体系中找到发展方向，实现人的价值，使人更加成为人的样子。《易》学的逐步发展，产生历史文明的积淀。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文明的需求都是人类创造力发挥的过程。诸子百家学说、经学、玄学、气学、心学，都是《易》学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些学说都聚焦于存在，从气的存在，到理的存在、心的存在，是内在创造力的活动，包括对真善美的认识。 

心学的焦点，从阳明学来说是致良知，实现心即理的命题。怎样在行为上实现知行合一，更好地实现人的正面价值，这就是《易》学与心学发展过程中内在的相关性。如何更好地应用《易》学及良知学的理论？这体现在伦理学上，甚至体现在心学的开始。孔子说过“从心所欲”，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大学》《中庸》进一步阐发了对“心”的认识，朱子之后，心学成为学术的焦点。 

主持人：数千年前产生的大《易》文化，发展到明代时与心学交融共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易》学是关于宇宙自然规律的学问，后来的众多人文学科都与易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心学中，《易》学的规律性如何化为对心学有益的元素？社会生活始终在变化，思想文化也在不断调整，经济基础是如何发挥决定的？几千年前产生的《易》文化难道对今天的人还有价值意义吗？

张新民：我完全赞同成先生的说法。一部文明史及人在其中发挥的主体性作用就是人类整体生命不断发挥创造活力的过程。一般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具体的经济生活的影响，但不能武断地判定思想文化就是由经济生活来决定的，否则便难以理解人类思想文化的超越性。人不是单一维度的存在，必须在复杂多元的社会结构或文化系统中来还原生存和生活的真实。即使社会经济活动很重要，但也不能将一切都化约为经济基础，以为任何思想文化都受其决定。思想文化的发展是有其内在理路的，梳理其内在发展理路则应有相应的方法论。“物有本末，事有先后”“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即是一种方法论，否则便会导致本末倒置的错误，丧失了暗含在《易》道精神中的人与天地共有的创造性活力。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树立典范的时代，回到文明发展的源头来审视现在和谋划未来，这就是“原始察终”的一种重要方法，亦即孟子所说的“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必须以一种长时段的眼光来审视历史文化的整体发展和变迁，从而在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环境格局中来谋求自己创进力量的具体实现。一部《易经》所显示出来的正是善于观变即所谓审时度势的智慧。无论东方或西方，历史上很多思想的发展都是以复古的方式来谋求复兴或创进的，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回到根源和本体来强化当下的创造发展，避免有“用”无 “体”可能导致的创造活力的枯竭。 

从伏羲、文王、周公到孔子，显然已形成了一个《易》的不断综合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后则有汉代的经学《易》、魏晋的玄学《易》、宋明的理学《易》和心学《易》，无论《易经》《易传》或历代《易》学的研究，都反映了中国自身固有的悠久人文研究传统。《易》学传统则在其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核心地位，它的形成过程既是不断获得多元化的见仁见智的诠释的过程，也是透过诠释不断产生新的意义与价值的动态学发生过程， 正是古与今对话式的解读或诠释才扩大了我们致思或体认的范围空间。 

宋代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决非偶然，它回应了佛教的时代挑战，彻底改变了儒门淡泊的尴尬局面。儒学的发展必须建构一个形而上的世界，这个形而上的世界必须在更广袤的宇宙论中扎根，做到天、地、人三才一贯而统一，因而就有必要回到《易经》本体流行发用及牢笼天地万物的智慧上来重新定位人间秩序的建构问题。周敦颐受道家影响，根据道教人物陈抟的《太极图》，结合《易传》的思想资源，建立了一套宇宙生成论的解释模式。他在代表宇宙整体而大全的根源性本体“太极”之前，有意增加了一个《易经》没有提到的“无极”，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太极”是虚体而决非实体，显然仍与“神无方而易无体”，即本体乃虚体或根本就是 一个托词的说法合辙一致。虚体即意味能涵摄一切变化而自身可以无变化，不仅有无能够互通，甚至相互可以转化，代表了一个四通八达、无所不容的广袤世界。因而由“无极而太极”实际已涵摄了一切现象界的存在，乃是一个有无相生不断创进化育的过程。有无相生也可说是由虚而实，又由实而虚即阴阳动静互为其根的过程，亦即从本体的阴阳未分到阴阳已分，再到凝气成物又返归本体的过程。虚体的“无极”是充满无限生机有待展开和实现的创造性本体，“太极”则意味着已有了气的凝聚及氤氲化育的可能。有了气必然就可以分阴分阳，当然就意味着能够成象成形而生成万物。这便是“道”的发用或开显，亦即《易·系辞》所说的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人在其中则完全可以参天地而赞化育，充分表现自己的主体性创造精神。宋儒张载曾以“无”“不遗”“不流”三条来概括《易经》的广大悉备，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得天而未始遗人”。我想我们只有将天人关系纳入一个全面而完整的分析框架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哲学的总体精神。 

无论“无极”或“太极”，在宋明儒家学者看来，都必然有“理”存在于其中。但从形上学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看，却有一个由隐蔽到开显再到成象成物的过程。因而“太极”尽管不能实体化，但却涵盖了一切存有， 充满了无限的创化活力，乃是生生不息的本体论总根源。太极里有“理”的存在，“太极”的发动，即阴阳二气的对偶性互动，乃至形成了一套有生机的五行系统，实际仍为能够化生万物的阴阳二气的宇宙论展开，体现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创化力量和实现可能，当然也是“道”由隐而显乃至成就万物的体用合一的展开过程。而人则“得其秀而最灵”，不仅人性之中即包含着广袤无垠的有待开发的宇宙性，而且根本就与本体论意义上的生生不息之道相即一体，显示了人乃是不离天地精神又最能化表天地精神的创造性主体。宇宙由“无极”而“太极”而“阴阳”而“五行”的不断气化交感的过程，无一不是有“理”即秩序化的运作展开过程。 这样的“理”或秩序当然也要落实到人间社会，如同我们不能设想天地万物是无理或无序的杂乱存在一样， 我们也不能设想人间社会是无理或无序的混乱社会。因此，自然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乃至人的内部隐藏着的心理系统，本质上都是有“理”或有“序”可循的。如同一部《易经》所显示的，人的了不起之处，即在于其能自觉此“理”并依此“理”展开各种实践活动，具有一种既知“体”又知“用”的参赞天地化育的主体自觉能力和创造精神。所以，任何社会中的人都必须讲“理”，这个“理”既是理性、伦理或道德，也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合群组成社会共同体的根本条件或基本前提。人类观察天地宇宙和人间社会的沧桑变化， 当然要“原始返终”。“原始返终”即是回到根源性的本体世界，回归到有“理”的秩序化存在方式，不仅要上达天道天德，与天地万物同一创进不已，而且要建构人间社会秩序，在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群体关系中安立生命。无论自然天地宇宙或人文社会世界，严格说都有相互贯通的“理”存在于其中。无论说易有“三易”或 “五易”，在儒家学者看来都是秩序化的开显过程，但所谓开显则是“气”动“理”不动，因而讲“理”的同时也必须讲“气”，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是可以打成一片的。不仅无极有理，太极有理，天道有理，而且人性有理， 人心有理，社会有理。如果社会缺少了“理”及其外显的人伦秩序，那就意味着人的存在状况的堕落或下陷， 必然就会产生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失序危机局面，依然要依据与天道相通的人性之理来加以重建。人性之理只是天道自然之理的延伸，但却可以依靠最能代表人的主体性的昭灵之心来加以自知或自证。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即是人性的灵觉处，也是理的开显处，完全能与天地万物相感相通，因而明代的心学思想与《易》理是可以贯通的。良知不仅是人的道德实践活动的昭明灵觉之本体，具有指向实践或导向实践的必然性，同时也体现了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之真机，具有与宇宙同构的深层形上根源。一部《易经》既讲天道自然， 主要涉及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也讲人事实践，牵联人类社会即物穷理修身等诸多问题。二者无论或明或暗，显然都有旁通曲合之处。譬如《蒙封》说“蒙以养正”，心学亦强调正心即正物。人心一旦不中不正，良知本体能流行发用吗？又遑论什么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共明呢？《易经》固然要讲“天道”本体，但更重要的是 “惟天道以明人事”，即将其转化为人道或人事的大用，当然反过来也可透过人道或人事来了解和把握天道， 实现德配天地的人生目的追求。可见，无论立足于《易》学或心学立场，其相互之间都是通而不隔的。

主持人：心学与《易》学对话的可能或方式是什么？能不能结合中国思想史的实际谈一谈？

成中英：我们不是只研究《易》学或心学，而是在不同研究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哲学是开放的，知识需要新的理念、新的语言表达方式来推动。对话是开放的过程，无限交换意见，对话中可以有不同的探讨，产生不同的启发。《尚书》“十六字真言”中对“心”的解释，通过人来感受与天地之心的交换、生命的呈现、生命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天下的发展。《中庸》没有讲“心”，只讲到“性”；《大学》讲到了“心”。孔子多次讲到 “心”（虚体，是思想活动），孟子提出“四心”，可以看出“心”在先秦思想中占据很大位置，强调对心的认识构成对人的认识。后来到玄学，重玄学，隋唐以后加上了佛教的影响，经过整合，宋明理学与心学整合，经过后期发展，人们了解到“心”的作用。阳明把佛学、禅学的成分在心学中进一步发挥。《易》里有明确的价值判断，而心学里面不提倡价值判断。 

张新民：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本体论不会消解价值论，价值论也不会消解本体论。本体论本质上即是价值论，存在与价值不应该分裂而只能是互贯互通的。本体论的一个重要向度就是建立价值世界，“理”在其中则上下左右纵横贯通。从天地万物贯通到人类社会生活。这就是“理一分殊”的思想。一切分殊的现象的个性化的存有，其在本体论上都是可以相通的；至于有“理”的秩序化的社会，也一定是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这是中国式的和谐辩证法———对立的双方可以透过相互转化的方式来实现相反相成的互补性和谐统 一；而非古希腊式的斗争辩证法———对立的双方只能凭借激烈冲突的形式来实现一方征服或消灭另一方的排他性斗争统一。

“天”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是外在的、超越的，但也可以内化在人的心性之中，因而“天”不仅是自然的天、 现象的天，也可以是价值的天、伦理的天。一方面先天超验的人性或良知本体无人不具，乃是圆满自足的，无欠无缺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可以转化成后天经验的伦理世界的，必须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的。这便是尽心知性知天即“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践性展开或落实。人类的生存发展必须符合本源性的天道创化原则，《易经》的根本大义即是如何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更好地把握和实现人道与天道合一的活泼创造价值。严格地说， 宋明儒学解读《大易》，如果在方法论上真正做到“原其元而传其理”，便会将万物的变化之源追溯至“太极”。“太极”是什么？“太极”之“太”就是整体或大全，“极”则是中道而非极端。“太极”超越一切又涵盖 一切，能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当然就可以用一套奇偶相应的画卦来表示复杂万千的变化现象，但其实任何变化之物都与代表创化之源的“太极”是一体的。正因为如此，人才要依据中正和平之道来谋求自己的创造发展，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法来实现代表和谐创生的中道智慧。无论“天道”或“人道”，都只有回归中道和谐而非偏颇极端，才最有利自己依体而起的流行发用，实现万物活泼舒畅的创化发育。万物都以整体大全的中道为自身存在和发育的前提，这就是《乾卦》所显示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所以“一”就是“万”，“万”就是“一”，万物各得其正，也就是各得中道。抓住了“中道”，就是抓住了“整体”，抓住了“大全”，抓住了“正道”，抓住了以“人”合“天”的根本，抓住了创化发展的关键，抓住了《易》道精神的核心。 

如果回到人的灵性生命世界来看问题，我以为同样必须以“中道”的方式来实现“心”的全体大用。孔孟都曾讲到“心”，孔子的“仁”既是内在的德性，又必须转化为外在的实践，只有内外合一才能理解“仁学”的真谛，把握真正的“一以贯之”的大道。他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已是很高的人生境界，也可说是宋儒强调的天理流行发用境界，人已化身为道，心也与天通。孟子的“四端”说既有体也有用，代表了心体流行发用的四个向度。但本体的流行发用不能不依赖于“气”的存在，所以我们又必须涵养人与天地共有的元气或灵气。 例如，宋儒张载讲到的“气”就是一种充盈于天地间的创造性力量，而充满“气”的宇宙当然也是一个大化流行的有机生命体，因而人生存于其中也应该“大其心”，即以自己符合天道的实践活动为充满了创化生机的天地“立心”。这其实是整合了大乘佛教及禅宗涉及“心”的思想资源，又进一步创造发挥的必然结果。尽管宋初不少儒者为了区别于禅宗，遂有意突出了天道而淡化了心性，但实际上顺着尽心知性知天的儒学发展理路，他们仍有大量涉及心性问题的思想言说，否则难免不会造成主体性的缺位，阻断了体认超越的心性自觉环节。这也说明必须打通心性与天道的内在连接关系。人道与天道本质上即是《易》理精神一体两面的展开，所以张载要强调人能为天地立心，陆象山更认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 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二者乃是一体不二的存在关系。心性论与宇宙论打并成一片，也可说是《易》学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天因中道而具备了化育万物的创造可能，人也因中道而具备了实现自己全部潜质的创进可能，《易》道则在中间发挥了连接天道与人道的重要作用。心性之学极大地凸显了人能弘道的主体自觉精神。《易》学与心学的整合尽管受到佛教的挑激和影响，但却形成了儒家自成一体的思想系统。而无论在 “人”在“天”，“中道”都是创化的本源，即使王阳明的学说把“心”提高到极为重要的地位，也必须以中道为内外合一的价值原则或客观标准，才能透过具体实践做到《乾卦》所说的“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在王阳明看来，“先天而天弗违”，“天”即良知；“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即“天”。无论是一派自然现成能发出道德律令的超越性本体良知，抑或神感神应能转化为现实人伦社会实践活动的本源性主体良知，都既能符合森严穆然的天道天德，又能面对各种复杂的伦理处理作出合理的行为反应。因而可说“天”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天”与良知一体不二，《易》与良知一体不二。良知的生生不息本质上即是天道的生生不息， 《易》学与良知学显然是可以相互发明和补充完善的。

主持人：良知与先天卦之间能不能形成对接？

成中英：宋明理学认为人要追求成为圣贤，而不只是追求功名，这就是人寻找到的存在的理由。人在生存遇到的不只是“极”和“中”的问题，也是“正”与“不正”的问题，善与恶的问题。透过对易学的理解，良知就是天地正道创造生命力的力量，认识到怎样立身，弄明白立身之道、立人之道，这就是心学发挥的重要作用。《易》学是讲吉凶祸福的，《易》学与心学在这方面没有分歧。《易》学也强调怎样是可行之道，其标准是人要把握的道德智慧，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的生生不息之道是如何在天道、地道及阴阳刚柔之中实现人和。 

主持人：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实践活动中如何选择心学或《易》学的内容，如何把《易》学、心学与企业文化结合起来，能不能结合王阳明的心路历程谈一谈？

张新民：良知是天赋的，是无人不具的先天固有的本体，是人心中本来即有的道德理性。这种本来具足 一切善的潜质的良知一定存在流行发用的功能，当然具有神感神应的无尽生命妙用，能转化为人的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开出具有生命活力的价值发展方向。阳明一生的学问都从《易》学而来，他在流放贵州龙场的过程中，在后来所遭遇的各种艰难困苦的处境中，都会遇到是进是退即如何做出人生决断的问题。他在前往龙场谪居地的途中，曾一度想遁隐山林，后来卜得一个《明夷卦》，或许提示他当以艰苦贞定的方法来自守， 最后才勇猛绝决地踏上了颠沛流离的流放之路。他在龙场谪居期间曾反复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也可说玩《易》是他悟道的一个重要因缘。龙场大彻大悟之后，他又卜得《恒》《遁》《晋》等卦，三卦相互关联，更可从中看出他在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中的人生态度。他后来将仕途比喻为“烂泥坑”，认为一旦进入便难以拔出，甚至会造成人生异化的“失脚样子”。帮助他度过各种政治危机和人生难关的，固然首先是悟道之后对人性本体或良知实践的坚信不移，但从《易经》中吸取的析理观变的智慧也决不可轻忽。他既重视卜筮，也强调义理，认为“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卜筮是有所疑而自信不及，因而问难于森然莫测的天意，但最终仍需要依靠自己的良知和理性来做决断，不能不以内心的真诚为根本前提，所以他才认为卜筮的重要，即在于“求决狐疑，神明吾心”。卜筮在他看来决非仅仅在占卦上搬弄小技小艺，更重要的是必须做好各种涉及知识和理性的调查分析工作。用他的话来说，即“师友问答”是卜筮，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也是卜筮。卜筮所表现出来的决策可能性是需要一套知识系统来加以配合的。可见他的良知学说固然最为重视尊德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道问学。二者之间尽管有第一义与第二义的区分，但知识的大门在他那里从来就没有关闭过。他主要是用人性来统摄存在，用本心来统摄现象，用良知来统摄知识，而人性、本心、良知三者乃是相即一体的。熊十力批评他过于偏重道德实践固然不错，但说他就完全忽视知识则显然不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何尝不是建构知识系统以帮助人们更好决策的一套方法，洞见本体的“性智”与析理辨物的“量智”未必就不能以体用合一的方法来加以会通或整合。在证悟或契入心性本体的同时也有必要重视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理性和知识，宏阔深广的形上本体世界之下尚有必要安放一个精密系统的知识世界。如果说宏阔深广的形上本体世界的证入与坚守属于“内圣”学，那么它落实于人间社会就必须开出自己的“外王”学；“外王”学显然属于形而下的世界，人伦与知识任何一项的建构或发展都不能缺位。

从整体上看，王阳明以心学解《易》，既重义理也重卜筮，因而无论传统的义理《易》学派或象数《易》学派，我们都很难将他归入其中，他只能属于心学《易》学派，尽管从清人的视域出发未必就能看到这一点。如果考虑到王门后学人物如王龙溪、罗近溪、孙淮海等人的《易》学思想，即他们既以心学解《易》，又以《易》学说心，目的主要是将天地万物之理与心之理打通，蔚然成了一大心学《易》学派，也可见《易》学与心学的交叉往来与综合互动，乃是明代学术思想发展的一大重要方向。 

回到今天的现实，我们当然要重建自己的价值世界或道德世界，但也必须积累和发展与经验相符的知识系统，实现价值世界与知识世界的良性互动，深化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的交叉互渗和了解，扩大内在自我认知与外部事物认知的双向活动空间，透过变化的动态性的整体大格局来认识和把握自己的发展方向，以求更准确地分析、判断或预测未来远景目标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以价值与知识的两只巨轮一步一步地驶向计划的预期目的地。具体到企业，则正如成先生所说，不仅要做“儒商”，更要做“《易》商”———将《易经》广涉天、 地、人三才的整体致思智慧落实于实践之中。孔子讲“五十知天命”，知《易》其实也是知天命的一种方法。 依据天命唤醒的责任感才是最深沉的责任感，我想即使谋划企业的发展也难以有例外。 

现在社会积累的问题太多，无论企业和国家都有大量的矛盾需要化解。化解之道最终仍在平衡各个方面的利益，实现社会的正义、公平、自由与和睦，即使个别问题积重难返短时期不能化解，但透过长期的损益调整最终仍应有所化解。这也是《易经》极为重要的“随时”大义或“权变”智慧。按照儒家仁义礼的整体性结构，无论化解社会矛盾或进行制度改革，其最重要的本体论依据便是与人性相符的“仁”。“仁”可说是众德之总目，当然又能从中引申出“义”。“义”既可诠释为政策上的公平与正义，也可训解为方法上的妥帖和适宜，因而又当据此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建构灿烂的礼乐典章文明秩序。 

当然，如果从王阳明的思想脉络出发，举凡身心矛盾、家庭矛盾、社会矛盾、国家矛盾、全球矛盾等等的化解之道，都必须有人类集体的良知到场，不能将价值理性从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需要知识理性的参与，尽一 切可能实现人的价值和维护人的尊严。无论包容的态度或适中的智慧，创新的精神或权变的方法，都必须以本体的体证和自觉为根本前提，只有从本体及与之相关的方法双管齐下地入手，调动一切知识体系来展开各种实践，才能更好地建构新时代的《易》学管理学。 

成中英：首先要人们认识本体，宇宙的本体，人的本体，认得本体就是人性。阳明的良知是宇宙本体底线的抽象，是直观天地的意志。卜卦是要求得周边的知识，是认识周边知识的起点，卦本身是现状的呈现，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是让我们更好地掌握环境，通过诠释或理解的方式形成知识，在这种知识基础上凸显人的价值理念，那就是良知，是心体，是道心，是天地之根本。这对企业发展及企业管理有启发。企业管理就要考虑到周边的知识信息，考虑好计划，考虑好怎么用人，管理者怎么控制，怎么建构，怎样在目标下实现企业的组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正当的方法如何区别于不正当的方法，怎样在价值选择中实现对善的维护，实现对恶的区分，让企业既能实现目标，又能实现人的价值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一个企业既要《易》学，又要心学，《易》学和心学本身就具有一体性。《易》学体现在认知理性，良知体现在道德理性，二者具有同在关系，是生命的本体。我们一方面要批评理性的知识，另一方面也要承认道德规律的存在，要承认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要实现这些方面的统一。中国文化启蒙了人类发展方向，也成为指导企业发展应该有的方向。 这些规则性的东西要展现知识的提炼。

提问环节

01

良知学和《易》学渊源很深，良知学和《易》学之间的关系，是否对于传统《易》学有所创建？

成中英：阳明专注在人的实践上，专注于对心之体的道德发用。上智之人了解到人心即是宇宙，所说的无善无恶实际上就是至善的状态，可以发挥善，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被掩盖或悟透。“有善有恶意之动”，怎样控制意念，为善去恶，这些是阳明强调的。 

张新民：前面已多次提到，王阳明的良知学和《易》学是相通的。《易传》说“生生之谓易”，天道生生不息，良知足天植灵根，当然也生生不息，不仅相即相通，而且原本一体。但良知可能受到私欲遮蔽，因而必须强调“致良知”的去蔽化工夫，去蔽化就是返归与天道同一的至善本体，恢复“生生之谓易”的大化流行精神。 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去蔽智慧。生命只有在无蔽的状态下才能与刚健流行的天道合一。例如，《艮卦》的“艮止”说与《大学》的“知止”说，作为一种去蔽复性的工夫，即由“止”的工夫达致至善圆融之境，其在方法论上就是可以相互诠释和发明的。《易》要人透过本体把握天地宇宙的流行变化，因而有不变与变的一体两面， 阳明也要人透过良知本体把握自己的出处进退，当然也有不变与变的一体两面。宇宙本体与良知本体是同构的，本源性的良知是有宇宙性的，是天道凝聚为内在人性的发窍处。良知不仅是天赋的，显示了人的存在的庄重和尊严，而且可以知是非和辨善恶，说明了人的道德实践的重要与必要。所谓见父知孝，见兄知悌，说明本体的不变的良知在不同的伦理情景却能应对万变。因而良知学与《易》学是能够打通的，二者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时刻变化着的复杂社会。现代中国要重建自己的文化体系，伦理道德不能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伦理道德必然有其不变的“体”，不变的“体”却有其尽万变的“用”，良知既是“体”又是“用”，就 “体”而言“用”就是“体”，就“用”而言“体”就是“用”，“体”一“用“多”，以“一”御“多”，以“多”显“一”“一” “多”不二，“体”“用”一源，无论《易》学或良知学，均可直下转化为现代性的有用建构资源。 

02

《易》学和心学在广义的传统文化范围之内，在当今网络化、信息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 在这样的大范围内，我们怎样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标杆式的《易》学和心学发扬光大起来？特别是把国民教育和学校的科班教育现实化？

张新民：事物的变化主要有两种形态，即通常所谓的“渐变”和“突变”。《易经》的“革卦”要我们知变之道，勇于变革，所以“革卦”之后接着就是“鼎卦”，叫做“革故鼎新”，可见变革的重要。但“渐变”（比如四季之变）一般是第一义的常态的，突变（比如山崩地震）通常是第二义的非常态的，即使“突变”也是“渐变”积累到一定的量才产生的，不能以极端化的“突变”轻易地取代更符合天道人心的“渐变”。认为只有彻底打碎 一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那只能是天真的荒谬的乌托邦式幻想。社会的常态化变革只能是“渐变”，“渐变”不断积累就是发展和创新，就像经济发展只能是逐步增长一样；比经济变革更重要的是政治变革，政治变革同样只能以“渐变”的方式不断损益调整，很难设想一夜之间就从天上掉下一个现成完美的制度。但无论何种变革，都必须以道理的正当与人心的认同为基本前提，即所谓“顺乎天而应乎人”，只有获得了天道和人心的双重合法性，才有可能真正做到“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反之，一味因循守旧，只顾及自身利益集团，不顺从民意公论，当“革”之际却自私畏缩而不敢“革”，丢失了“与时偕行”的《易》学大义，也会导致政治的溃败和社会的解体，其祸害也与“革”之不得其道、不得其理一样严重。王阳明就强调“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但其流行发用也得有个“渐”，“渐”就是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就是“渐”的过程。就像树的抽芽发干一样，必须先有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根”，然后生生不息才有个发端处，才能抽芽发干，最后则生枝长叶并开花结果。这自然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否则便谈不上生生不息。渐变也如冬至一阳初生，必先从 一阳初生开始，然后才有渐次变至六阳共在的可能。反过来阴也是同样的道理，从一阴至六阴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由六阴至六阳，或者说从坤卦到乾卦，决不可能短期骤然发生，必然有一个缓慢渐变的过程。王阳明讲的是心学，但何尝不是《易》学，二者都是动态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思想学说，当然是可以互通互融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发展既要克服政治势力的保守惯性，也要警惕急风暴雨式的盲目人为运动， 社会自动自发逐渐演进所形成的秩序才是最合理的秩序，文明发展一点一滴积累的进步才是最正常的进步。 正如任何江河大海都是长期一点一滴的流水汇集而成的一样，每个人的劳作作为一点一滴的成就也汇入了文明的江河大海。人类社会任何伟大的文明成就，都是透过长时段的积累才得以产生的。一部《易经》总是在告诫人们必须时时处处忧患戒惕，否则便难以转祸为福或化凶为吉，因为人类的任何进步或发展都得之不易。无论国民教育或学校教育都应该深入了解人类特别是自身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这样才能唤起更深层的奋勉意识和忧患意识，主动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自觉承担伦理责任，同时也汲汲于谋求一切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改革。天道总是以渐变为常态的，历史上所谓突飞猛进的巨变通常都会带来灾难。现代社会需要在稳定的秩序结构中求变革和求发展，但秩序结构的合法性基础则是源自天道人心的正义与公平。只有将源自天道人心的正义和公平落实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身上，才能将单个的人集合为良好公共秩序中的互助群体， 形成人类发展必不可少的长治久安的人心认同共识与社会稳定秩序———认同与稳定只能来源于正义与公平而非权力的高压和操控。毫无疑问，传统中国无论孔子的“仁”、孟子的“义”，抑或朱熹的“天理”，王阳明的 “良知”，都提供了来自天道和人性的秩序化建构的思想资源，发挥了良性社会长久稳定必须的价值基础。 价值观念的历史性产生及持久认同是跟社会群体的广泛凝聚与长久稳定一致的，缺少了价值观念及道德实践行为的调节便很难设想社会的长久稳定和持续发展。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便说明了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所以决不可低估价值观念和道德实践在维系社会稳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一个不断制造和产生着不公正的行为的社会是不可能持久的，它本身就构成了必须变革或改造的存在对象。一部《易经》就是养正、用道、明变、求通之书。透过天道人心生生不息之理自动自发产生的稳定秩序来谋求渐进的变革和发展，我以为就是《易》道精神及中国文明长期积累和发展出来的民族集体生存智慧。 

成中英：今年，我在夏威夷开会的时候，作了一首诗《本体诠释说》；几年之前，我写了《至善五句教》，内容展示给大家看看。

《本体诠释说》

太元开乾坤，天地自然生。

万物源一本，物吝体用明。

体合内外物，用发体中能。

本立易生道，道行易乃生。

心源性创化，生生不离本。

人天同中异，主客异中同。

观物知本体，思己有本心。

凡知皆诠释，理解无穷尽。

宇宙有深意，本体诠释新。

经典何取事，笃行真精神。

《至善五句教》

粹然至善心之本，

能善能恶心之体。

或善或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在明辨。

为善去恶是笃行！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