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皇宫为什么规模比较小？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廿八日丙午

           耶稣2018年1月14日

十一世纪的北宋汴梁（开封），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人口超百万，“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在那个时代，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有这么大规模的城市来，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见《东京梦华录》：“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我们现在展开《清明上河图》，或者翻看《东京梦华录》，还能够领略到扑面而来的北宋东京的如梦繁华。

不过，宋代皇室所居住的宫城，可能又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既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宽阔。甚至站在汴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所以后来官府干脆禁止市民在丰乐楼的顶层眺望，以免他们“下视禁中”。

宋朝宫城为什么格局不大？主要的原因是，汴梁城是从唐代的州城发展起来的，宫城的前身只是节度使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长安、洛阳这样的故都相比。赵宋立国后，宋太祖曾按洛阳宫殿的模样，扩建了汴梁皇城的东北隅，“建隆三年（962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宋史•地理志》）。虽然号称“壮丽”，其实周长也不过五里，而明代北京城的皇城周长为十八里。

宋朝的皇帝不想将皇城扩展得更加阔气、大气一些吗？肯定想。但如果这么做，首先必须面临一个问题：拆迁。这是因为，汴梁城跟宋代之前的城市有点不一样，以前的城市是权力规划出来的，显得工整而呆板；汴梁则是自发“生长”出来的，显得杂乱无章，而又生机勃勃。宫城之外，都是密密匝匝的民房、商铺。不论从哪个方向扩展宫城，都势必要拆掉一大批民居、商店。

拆迁，不就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家常便饭吗？这还不好办吗？嘿嘿，在宋代，还真有点不好办。

宋代君主不是没有想过要扩建皇城，让自己住得更舒坦点。据《宋会要辑稿》，雍熙二年（985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宫失火，让宋太宗下了决心“欲广宫城”，便下了诏书，提出了建设规划，让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太宗一看，要拆迁太多民居，便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下诏停止扩修宫城的计划。

另据《宋史•地理志》，太宗可能还曾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愿意搬走。宋太宗没有今人的胆魄，不敢搞强拆，只好作罢。

现在有一些杂文、评论作者，将发生在太宗朝的这桩事情安到宋仁宗身上，并作了夸张其词的演绎。比如有篇文章说：“宋仁宗因皇宫太小，打算扩建，于是就让大臣与拆迁户协商。拆迁户们拒绝了，给多少钱他们都不搬，事情就这样僵持着。最后宋仁宗退步了。于是北宋就有了有史以来最小的皇宫，相当于一个节度使的府邸。”其实这是以讹传讹。以宋仁宗的俭朴、宽仁性情，我觉得他不大可能提出扩建宫城的计划，因为他会觉得居住的地方已经够大了。这倒不是我的臆想，有史为证。《宋史•仁宗本纪》记述：“有司请以玉清旧地（玉清宫失火烧掉了）为御苑，帝（仁宗）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先帝留下来的宫苑，我觉得都太大了，为什么还要扩建？

两宋诸帝当中，宋徽宗算是最爱大兴土木的一个了，比如劳民伤财的“艮岳”便是这个人搞出来的，这也埋伏下北宋灭亡的祸根。但，即便是这么一个爱折腾的君主，也不敢大搞拆迁。崇宁五年（1106年），宋徽宗想为赵宋皇室的王孙公主“建第筑馆”，但京师之中，“居民繁伙，居者栉比，无地可容”，修建王府，必须拆迁。宋徽宗“深虑移徙居民，毁撤私舍，久安之众，遽弃旧业，或至失所。言念赤子，为之恻然”，所以放弃在京城内建设王府的设想，只令于汴梁南郊“展筑京城，置官司军营”，并下了一道诏书：“将来缮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得起移居民”。

靖康年汴梁被金人攻陷，宋室南渡，以临安（杭州）为“行在”。临安皇城也是比较狭小，宫殿规制简朴，甚至陛阶只有一级，“小如常人所居”。宋金和议之后，皇城陆陆续续有扩修，不过宋高宗也是比较注意拆迁的问题。绍兴元年（1131年）十二月十四日，宰相进呈了一个报告，说临安府欲将近城僧舍拆掉，建成行宫。高宗制止了这个计划，说道，“僧家缘化，营葺不易，遽尔毁拆，虑致怨嗟。朕正欲召和气，岂宜如此？”至于行宫，“但给官钱随宜修盖，能蔽风雨足矣”。当然皇上的行宫不可能只是“能蔽风雨”而已，但那几间“近城僧舍”确实躲过了被拆毁之劫。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宋代宫城之所以格局不够开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宋朝的君主，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都对拆迁民居的事情颇为顾忌，不敢放开手脚大拆大建。那么，为什么贵为天子都不大敢搞拆迁呢？我不相信赵宋皇帝个个都长着菩萨心肠，都会“言念赤子，为之恻然”；但宋朝以儒立国，受儒家仁政理想的影响甚深，我认为当时朝野上下有一种共识：夺民私产、逼民搬迁，是很不体面、很不道德的事情。这种共识经过培育、累积、感染、沉淀，形成为一种无形却时时可感知的风气，让皇帝在展开拆迁图纸的时候感受到强大的道德压力，不得不有所节制。

即使皇帝心理强悍，执意要扩建宫城，拆迁人居，也未必能过士大夫这一关。宋代已发展出严密、丝丝入扣的君臣分权制衡制度，君主不加节制的大兴土木之举，通常会为执政的士大夫集团抗议、阻挠。来看一个例子：

宋仁宗继位时，因为年幼，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天圣八年（1030年），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几乎烧成灰烬，章献太后向大臣哭诉说：“先帝竭力成此宫，一夕延燎几尽，惟一二小殿存尔。”大臣都听出太后的意思，是想重修玉清宫。宰相吕夷简反对，说上天的惩戒如此，万不可重修。给事中范雍说得更为激烈：“这玉清宫还不如烧光了。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另一位宰相王曾也反对重建玉清宫。太后只能息了念头，只是将烧剩的两殿略为修葺。直到二十五年后，才增建另两殿。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