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南洋新式学堂的“圣教南暨”

作者：[马] 王琛发（马来西亚道理书院山长）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十八日丙申

        耶稣2018年1月4日

内容提要：1904年起，槟榔屿华人在晚清政府的支持下推行癸卯学制，这是晚清两广政府劝谕各地华人兴学办校的先声。其学堂课程除了传统经典，尚包括外语、物理、算学，而以《五种遗规》作为学生修身论学之入门，日常又规范师生期恭行祭孔祭祖以及礼敬天地鬼神之礼仪，实际上也是向邻近各地英荷殖民地华人社会示范，表现新式学堂课程与学制特点在以儒为宗、兼通中西。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发生全国统一的教育行政延伸到南海土地，也是中国历代皇朝最后一次向着这些地方传播朝廷认可的主流儒教观，其最大特征是崇圣教而设想建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认知体系。无可否认，当初南下的儒士官员曾经深获民心，各地学堂如同雨后春笋，既是以统一以官话教学转变各方言群互难沟通的遗憾，也在启迪民智之余强调文化认同，打下各地保留华夏文化的历史基础。

关键词：《奏定学堂章程》；官话；圣教；兼学中西；槟榔屿；英荷殖民地

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浅深，并非强归一致。极之由小学改业者，亦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方足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

一、张之洞的文字与南海华人的忧患

槟榔屿位处马六甲海峡北出印度洋的海域，以水路相连马来亚、泰南、缅甸以及荷属印尼苏门答腊等地；自英国殖民政府1786年经营槟榔屿，此地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是国际自由贸易港口，形成各地人口往来与商品集散的海上交通中枢。翻阅19世纪槟榔屿地图，还会发现其首府乔治市前沿的海岸线从来不是静态，而是一再向前填土扩展；[1]至今，槟屿十九世纪各年代地图上边标志的许多各籍贯华人宗祠与会馆，还是散布在它们位于原先港口沿岸的本来位置，它们的早期功能之一，就是接引原籍乡亲暂时安栖，再安排他们从港口出发去投靠邻近各地同乡聚集地区，参与开拓各地城镇。当年，各地投资农矿业开发的华人商贾，也多会基于照料货品以及人力资源集散，选择在港口一带设立商行，安置家人定居岛上，方便协助家族生意。

晚清诸臣之间，张之洞对槟榔屿应有较深刻理解，他在1887年出任两广总督期间，曾派原籍槟榔屿的副将王荣和等人考察南海各地，并在后来写下《奏槟榔屿宜添设领事疏》，建议“槟榔屿一埠人才聪明，为诸埠之冠，宜添设副领事一员”，[2]又建议在当地“设书院一所并购置经书发给存储，令各该领事绅董选择流寓儒士以为师，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以期当地华人子弟“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仪彝伦之正”。[3]根据奏折，可知张之洞设想在弹丸小岛开设学校，背后实为图谋邻近“诸埠”。这亦是说，槟榔屿华文教育打从开始就不是单纯在岛上办学的历史，而牵涉到晚清政府经略南海的全盘打算，其目的在借助国际海港都市华人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力，召唤邻近各地华人“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仪彝伦之正”。当然，张之洞的思考也并非个人想法，而源于晚清官员一再接触洋务，互相推动觉醒向前。更早前，同治六年，江苏布政使丁日昌早有已建议设领保护华人各地贸易，希冀出国商人因此心向中华而不为外人所用。[4]到同治十三年，王凯泰因着早前曾任广东布政司，又在福建巡抚任上，对广福省众多海上关系多有见闻，又步上丁日昌先前脚步上奏：“华人在外洋者，闻暹罗有二三十万，吕宋约有二三万人，新加坡约有数十万人，……此经商佣工并记之。……行见海外华人争思自奋，况中国殷商之外洋有官护持，丝茶大贾皆可广为招徕，自行运销，不受洋人抑勒，是又暗收利权也。洋人之在中国者，……或以千计，或以万计，终不敌华人在洋之数。果能官为联络，中国多得一助，即外国多数一敌，而中国之气日盛，外国之气日弱矣。”[5]

可是到张之洞重视海外设领和槟屿办学之际，清朝再要力图扭转祖宗闭关锁国，也近强弩之末。此时此际，自大不列颠帝国最初以槟榔屿作为远东跳板，其商人已经实现对华合法鸦片贸易、其教会已经实现在华设立教堂、其国家已经实现签订1858年中英条约，并且取得香港。晚清名士吴广霈在1881游历新加坡时记载说：“侨寓华民，闻约十余万。坐于斯，老于斯，诡异侏漓，半成异族”；[6]至于吴广霈对槟榔屿八万余华人同胞的观察，也注意到“华人商贾不事读书，固虽杰出者流，亦不能摆脱市井气，坐为者所弃耳。”他甚至批评当地好些华人推崇英国军事是“舍己而从人”“忘祖而宗敌”。[7]从另一角度回顾此中文字，确能反映当年英殖民地的华民人心不齐，现实生活隐藏着民族离心的忧患。

今天马来西亚华人独立中学课本提及那时期的新马两地华人义学、家塾和私塾，课文说道“教师是来自中国的秀才、举人或科举考试落榜的读书人，也有识字无多的相命先生”。[8]这是沿用英殖民官员兼汉学家巴素（Victor Purcell）关于中文学校的思路。但不能忘记，巴素引用一位马丁博士约在1880年的说法，认为华人从上学一直到有能力能够阅读和理解要在约二十岁，是建立在他对整体华人传统教学的观察：最初是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而后再进入“初级教育”才会念《四书》，由此深入古籍、科技与时事；[9]以现在目光反思，儿童从“幼学”或“蒙学”进入传统“小学”以前认得四千余生字，到二十岁已有能力阅读一切经、史、子、集，不能说不是优秀？再如新加坡萃英书院，它作为清朝设领以来一直关怀的对象，后期仿效西校举行年终冬季会考，1897年考试是以能说长章、长句为四等、以能通说《四书》为三等，一二等奖则根据信札议论诸事决定；[10]这显然是延续以儒为宗，同时要求学子不离儒门经世致用。问题却在当时中国不管在科学技术到相应军事能耐都趋于落势，被西学比下去。所以巴素崇尚西方思维又要力图客观，是引用张之洞1898年那本指导大众深入国学的《书目答问》，指出张之洞也提到中国须要西学西艺救亡。[11]然后，巴素方才指出马来亚华教更是设施落后、教师不足，生员稀少而恶性循环，他批评这些华校：“学校是旧式（即私塾之类），教师兼任算命或风水先生、写信人之职，及村中的学者；同时能流利读写的人，都认为完全有教学的资格……”，[12]再而指出马国华校“不卫生”“皮肤病”“喧闹吵杂”等等弊端。[13]可见当地华文私塾，既然体制到教学方式都在重构整个原乡体系，就要遇到相同境遇。

但若说巴素说得对，他是挑明花和果，而不提根与种。华文私塾处在大清皇朝政治强势范围以外，在西方殖民土地上受着情势局限，并无祖国，又遭西人支猜疑与轻蔑，只能靠民间组织或有心人以自身有限力量，水平参差不齐，原本就是一种“边陲”经验。而当地华人生活在他人主导的世界，更觉得单纯传承自身文化与道德人文不足应付现实工作与生活，却是绝对真实的经验。1889年1月19日，新加坡《叻报》刊社论表述当地情况说：“窃尝询此中之肆业者，殊为散漫，鲜有实效……则缘本坡之人，每喜其子弟诵习英文，而于华文一端，转从其略”。[14]而力钧在光绪十七年印行《槟榔屿志略》，其卷6《建置志》也有转引出现在《槟榔屿纪略》的说法：“英设义学四十二所，教华文者一、教英文者五、教巫来由文者三十二，共学生三千三百零九名。”[15]又说“英设义学四十二所，中国设者三所，宜通西学者日多，知中国圣人之学者日少”。[16]这些数据，都是现实写照。况且，此后极短数年间，全球华人目睹中国1895年先败于甲午海战，1900年再败于庚子之乱，把许多人原来坚持守旧的信心都打掉了。一旦发现旧的一套肯定不足，欲要救国强民尤不愿放弃自身文化主体，看来也就只能走上如《书目答问》揭题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其实，张之洞在1898年还刊刻有《劝学篇》，系统阐述教育如何实行“中体西用”，他是主张：“小学堂习《四书》、通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算术绘图格致之粗浅者。中学堂各事，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经》，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大学堂又加深加博焉。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一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西艺之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才识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三曰宜教少年：学算须心力敏者；学图须目力好者；学格制、化学、制造，须颖敏者：学方言，须口齿清便者；学体操，须气体精壮者。”[17]

这里应注意张之洞说法定位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二、圣教为本而兼通中西的新制度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南洋红顶商人张弼士领着清朝政府“商部奉请供派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南洋学务大臣太仆寺卿”的头衔，带头出钱出力，推动当地华人开办新马历史最早的新式学堂，张之洞当年建议方才实现。这间槟榔屿绅商捐款筹办的中华学校，初时暂借槟榔屿闽粤侨商设立的华人公共机构平章会馆；而张弼士给这间1904年开课的学校带来的，是光绪皇帝御笔“声教南暨”匾额，还有朝廷赠送全套《古今图书集成》。[18]此时此景，距张之洞1887奏文有十八年之久，距离张弼士在1890年初任首任驻槟榔屿副领事已经15年后；张弼士以后历任槟榔屿副领事的绅商张煜南、谢春生、梁碧如、戴欣然等人，还包括其他社会上顶着清朝官衔走动的绅商，都几乎出现在捐款人名单，分别担任里头的学校正、副监督、总理、协理。[19]

相关中华学堂创办的记录，清朝官方与当地绅商的共同记忆是说，1904年4月间，侍郎衔候补二品京堂张弼士及前布政使衔候选道谢荣光，先后到槟岛，槟榔屿副领事梁碧如“与之熟筹，速成辨法，皆谓中国时局如此阽危，需材如斯孔急，若不速图，恐有迫不及待之势。乃邀同盐运使衔胡国廉、江西补用知府张鸿南、知府衔谢德顺、五品衔林汝舟、封职林克全，相与提倡，渐借平章会馆为校舍，筹款分‘创捐’、‘长捐’两项，创捐者只捐一次，以为买地建校购置书籍图器之费，长捐者递年认捐，以为薪修杂用工役灯油笔墨纸之需。议既定，张振勋（即张弼士）、谢荣光、胡国廉、张鸿南及副领事各认创捐五千元、长捐五百元；谢德顺、林克全各认创捐银一千元，谢德顺又认长捐银一百二十元”。[20]

总体来说，中华学校的规定和课程设置，是符合着张之洞当初建议，目标在回应上述所谓“中国时局如此阽危，需材如斯孔急”，表达忧患之余，可以形容是“朝廷儒教南传”，其学制更是把旧式学塾尊孔忠君以制度化去加强，形构学生日常行为礼仪规范。其入学、每月例常集会、放假的规定都涉神道设教，提倡祭孔祭祖以及祭祀各路神圣，课程则重视以儒为宗而兼学中西、以大清皇朝为奉天承运。先民本把发挥儒学三纲八目的为人为学之道统称“圣教”，南洋民间私塾教育自力更生数百年以后，中华学堂内设孔圣庙，光绪送来“声教南暨”御笔以及全套《古今图书集成》，承认南洋新办学堂属于官方体制，有心接引私塾诸生回国升学，毋庸置疑申言着朝廷版本的“圣教南暨”。

阅读中华学堂《设置简章》，足以证明槟榔屿学校在1904年5月15日开课，就是依据张之洞等人1903年修订而于1904年1月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槟榔屿华人赶在1905年之前开学，正值清政府按照《奏定学堂章程》精神“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设立学部统一全国教育行政，建议办理从小学一路到大学制度；同时不忘揭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等宗旨。[21]而中华学堂《设置简章》也与之呼应，既是儒教为本，又强调兼通中西。中华学堂简章第二章规定校内分班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堂，第三章规定教学内容分为“修身、读经、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物理、体操”，修身一科是“择讲文恭宏谋所辑五种遗规”，而读经讲经还考虑到“中学学生年岁已长，应讲授《春秋左传》及《周礼》两经……若学生程度稍低，则仍授四子书，以端其本。每星期内讲经六点钟，挑背复讲四点钟”；到了第四章则规定“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孔子先师诞，并清明、端阳、中元、中秋、冬至，各放假一天”，延续下去第六章是提倡常年尊孔，建议“本校向常开学、教学之日，及每月朔日，由监督暨教员办事诸人员率同学生，诣至圣先师前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学生向监督教员行三揖礼，向办事诸人行一揖礼退班”。[22]这样一份简章的初意，分明是考虑也配合着《奏定学堂章程》的建议，本义在结合当地一般私塾停留在传统“幼学”或小学的基础，以中华学堂设立中小学，或提供幼学升学，或示范小学改制。而观其第三章所述教学内容，各科目互相关系显见新旧兼容、中西兼学，但以不能放弃修身读经为本。这还不至于像一些书写马来亚华校历史的文字，以为它是取代原来大众办的私塾、义塾。

由此理解，槟城副领事张煜南辑录编著的《海国公余辑录》，重视收录张之洞《奏槟榔屿宜添设领事疏》，[23]岂属偶然？张之洞明知当地本有儒士、本有私塾，才认为槟榔屿有条件设领办学让子弟“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仪彝伦之正”。《奏定学堂章程》倾向以儒为本、习经为重、兼通中西新旧之学，以此力保续文化国体，不见得只是清廷的理想，也符合整体南洋华民应对亚欧航路风涛西紧的坚持。在槟榔屿中华中学的图书馆，至今珍藏着其前身中华学堂采用的清朝学部老课本，翻阅其内容，当日小学课本兼顾了西方语言和算学、科学知识，甚至高小课本内容已经在谈论各国政体情况，也讨论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走上全民皆兵，以至议论如何实行议会制度，令人感觉其内容不单是为了给孩童灌输知识，也传递着鼓舞新政图强的急切感。

所以，槟榔屿中华学堂建立，更大意义就在提供范式，而不是孤立现象。这之后短段期间，英殖马来亚各地华人呼应清廷新学政策，还包括吉隆坡尊孔学堂等校。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加坡总领事的视察报告：“本年四月，添设师范传习所一间，坝罗有女学校一所，为闽商胡国廉创办，吉隆坡之商务公所亦倡办尊孔学堂，明正开学……至蒙小学堂，或仍旧法，或议改未成，或尚未议设，领事传集华商，委曲劝导，喻以兴学之利，不兴学之害……”，[24]其陈述一方面已证说明推动英殖民地华人办学背后有清朝的政府行为，另一方面亦证实当时确有推动办学劝导私、义塾改制，其中遇到颇多阻力，包括意识不到迫切，或缺乏地点、经费、教员等条件。而清朝学部《报效学费章程》为了支援各处兴学，也因此拟定政策，答应各处绅商，他们只需按照赈灾捐官的五成捐款，可以得到同样位置的清朝职衔。[25]到光绪三十四年（1907）两广总督岑春煊《南洋绅商捐款兴学请奖折》进一步指出南洋绅商“不忘祖国，奋志兴学，实属深明大义……较内地商民尤为难得，自应援案给奖，拟请准建立专坊”，[26]意图更大推动大家热心。

从上述晚清政府政策理解英属马来亚以及荷属印尼两地华文教育，可知其背后实涉清廷“圣教南暨”大布局。光绪题词“声教南暨”牌匾除了出现在暂借槟榔屿华人共同组织平章会馆办学的中华学堂，其实也在相近时间送到印尼昔日中华会馆在泗水文庙推动办学的原址。不论《报效学费章程》，抑或《南洋绅商捐款兴学请奖折》，当然不仅为着马来亚华人。1905年，正当槟榔屿创立新式学堂，两广总督岑春萱也会同闽浙总督，奏派广西知事刘士骥出任两广学务处查学委员，到南洋协助各地华校正宗旨、定教科、劝办学、筹经费。刘士骥成为清朝第一位周游英、荷殖民地的视学官，视察马来亚各地包括新加坡的办学情况，又于该年五月到万隆召集全爪哇中华会馆代表，成立荷印学务总会。[27]岑春煊上述奖励劝学奏文，便是听取了刘士骥禀报，才奏请褒奖办学绅董、教习及捐款人员；学部为隆重其事，乃会同商部、度支部及礼部，四部连署会奏。[28]而岑春煊对待当地办学具体人事，亦是参据刘士骥“爪哇全埠，设立总学会；新加坡槟榔屿等埠，各设学务公所”而禀请派总监前往办理。[29]但岑春煊认为爪哇与新、槟由民间各自组制的不同名义办学机构“所拟名目，与学部新章不符”，将之一律改称“劝学所”,并由朝廷委派总董，以驻在新加坡的清廷驻马来亚总领事孙士鼎任新加坡总董，以商绅胡子春观察任槟榔屿总董；[30]另外，岑春煊又从两广官僚体系派员，以日本法政学堂毕业的两广直州判苏乔荫（启元）为新、槟两地总视学员，以知县汪凤翔出任荷印劝学总董兼视学员。[31]

苏启元负责新加坡、槟城总视学，在1906年11月21日初到贵地五天，当地最畅销华文报刊《叻报》即刊载他针对荷属地华文危机的发言：“旅居外国者，语言既异，文字不通，自认为外人，则种族难强；又有谓读外文致富起家，诸君亦知内与外国人其权力相去几何也？”[32]如此言说，立场不言而喻。

清朝不仅有两广总督派出各地总视学员，北京学部也另外派出专员总理南洋学务。1906年9月，岑春煊离两广总督职位；同月，吴兴钱恂出任东西洋考察大臣参赞，学部派遣其女婿法政科举人董鸿纬，也是张之洞昔日湖南官派日本留学生，顶着专门司行走的职务，随同岳丈一道考察华侨工商与学务。[33]钱、董二人主要到印尼爪哇，期间促成后来暨南学堂，事迹是后人熟悉的。而实际上，到1907年1月左右，钱恂已经在陆征祥推荐下以江苏省补用知府出任荷兰大臣，由新加坡启程；[34]按照《光绪实录》，董鸿纬成为苏、汪二人上司也当在钱恂出行相同期间，清廷是在1907年1月“又派法政科举人董鸿祎总理南洋各埠学务”。[35]如此，先有两广派出苏、汪视学，后有学部派出董鸿纬跟进，晚清政府调动从京师到南方省份的官僚体系互相、监督、配合与协调当地办学，对于英荷属地华人凝聚认同、培养中西兼通人才，不可谓不重视。而各地实际操作，说到底办学经费还是要由当地华人承担。像印尼各地，刘士骥见证成立的总会不一定因岑春煊另有建议而解散，而是形成过以民间向清朝乃至后来的民国政府互动的机制。由谏议里（Kediri）徐博兴及八马垄（Pemalang，巨港/旧港）陈景然推动的“荷属华侨学务总会”，自1906年成立1927 年，最终因财务问题结束。[36]

论其当日的最终目的，则不外是为了收复人心、整顿山河，寄望当地华人“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仪彝伦之正”。

三、广西儒仕对南洋华文教育的助缘

有意思的是，1903年规划新学改革所要贯彻的目标之一，是大清皇朝有意识通过新式学堂统一使用官话教学，推动未来全民通讲官话的“国语”政策。然而，自《奏定学堂章程》在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颁行天下，其主张官话教学，尚且寄望圣教南暨，首先在客观上要应对各地华人环境各异、方言纷纭，不论中国领土内外，肯定不见得容易实践。对于英荷两属殖民地华人，这更是百年未曾面对的局面，办学过程会演变为各种在地状况，不在话下。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全文最先有说“初等小学堂为教员者，于讲授功课时，务须随时指导，晓之以尊亲之义”，再而又指出“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之具”，其提及官话教学的文段，则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扦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将来各省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以官音讲解，虽不能遽如生长京师者之圆熟，但必须读字清真，音韵朗畅”。最终，《学务纲要》还要求“学务大臣所用属员，均须选择深通教育事理之员，将来以京师大学堂，各省高等学堂毕业学生，及游学外洋大学堂、高等学堂毕业回国学生，考选充补”。[37]可是，对比晚清出使官员留下南行史料，那年代的大清官员到达英荷殖民地，也是诸多语言障碍；要推广官话真不是简单的事。以马建忠在1881年写作《南行记》为例，马建忠奉叙述他李鸿章命赴印度谈判鸦片事，谈到经过槟榔屿会见华商，居然是要劳动陪同的英国驻槟华民抚卫司嘉尔，替双方互相翻译。马建记载道：“中国商人揽煮烟公司邱天德，偕代理招商局务同知衔胡泰兴，并巨富辜上达、邱忠坡等来谒。言语不通，以英语为问；但伊等又不能深解，赖嘉尔能闽广语，为之传译。因知彼等生长于斯，其祖父率自琼州，乘东北信风至暹罗，越岭而来，无逾一旬；闻亦有至新加坡，道至此者，因问彼等何无首丘之念，嘉尔答以彼等之祖父偷越至此，本干中国禁令，则海禁虽弛，而彼等已半入英藉矣。”[38]马建忠后来以《马氏文通》名留后世，他在文中记载的人物都是槟榔屿闽南原籍闻人，可正因为马建忠必须讲英语，让嘉尔翻译对方的闽南语，结果其记载当中就把辜鸿铭的亲人“尚达”成了“上达”，双方谈话过程又让嘉尔把邱胡等人本来强烈民族立场说成“半入英籍”。

数目字或可更具体说明情况。薛福成于光绪十七年（1897）奏派黄遵宪为新加坡总领事，曾要求黄遵宪到任后调查南洋华人人口，得到答案是“南洋各岛华民不下百余万人……广、琼、惠、嘉各籍约七之二，粤之潮州、闽之漳泉乃占七之五”。[39]从这些先民原籍可知，他们的历代祖先绝多来自华南，他们在原乡城镇都是以方言交谈，到了自己和子孙辈生活在英荷殖民地，接触马来语和洋文机会多于接触华北人，官话对他们绝对是新鲜事，甚至可以平生未曾听过一句官话。

若以晚清马来亚华人新办学堂为例，中华学堂作为首建模范学校，肯定首当其冲。中华学堂打从1904年5月15日开学原本就号称“中华官音学堂”定位，除了须要教员掌握各科知识与教学方法，更重要是确保教员都晓得官话统一教学。而且，学校在开学前，还当真想要达到《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在1904年1月以前未曾公布已然拟定的理想，计划延揽“游学外洋大学堂、高等学堂毕业回国学生”到马来亚做事；其时清廷驻槟榔屿副领事梁碧如，曾经代表校方请求清政府驻日本使署协助，冀望能从留日学生之间延聘总教习，但日本使署回信说，各省官派学生都是回省候用，而私费学生大半在速成师范科毕业，“尚无法明新理的精神”；梁碧如因而报告上级，他只能暂派自身的随员担任教习，设法“就地选择学问较优，品行端谨，兼通正音者十二人为教员”。[40]

陈剑虹2004年为后来改称“槟榔屿孔圣庙中华中小学”的学校撰写《创校史》，总结百年前的史料说：“1904年5月9日，中华学校试办教习何惠荃等12人在《槟城新报》刊登开办夜课速成班的章程，以及招生和招聘正式教习的联合启事。5月15日下午6时正，中华学校正式开课，就读速成夜课者共50余人，分三个等级上课。以全未发蒙者为首级，业经发蒙未通文义者为次级，能作浅说者为三级。以普通话为媒介，为期三个月。……数月后，广东顺德进士黄敏学出任总教习，主持校务；嗣聘广西桂林礼部主事李体干代其职。……简章再次显示，中华学校奏办之初，即欲为一新式中学堂，由于文风初开，因而在本屿各蒙学堂挑选优秀生因材施教，所授课目也和癸卯学制所定有所不同。”[41]以上文字以“普通话”称官话，方便大众明白当代马来西亚通行汉语教学之昔日渊源，但清代所谓“官音”当年尚未“普通”，“官话”与“普通话”虽说一脉相承，到底还是有些区别。至于中华学堂最初是办夜课教蒙学，或者从蒙学堂接引优秀生到中华学堂升学，学堂科目却不尽相同癸卯学制，也可以理解为在地必须灵活演变；中华办校初期既缺乏师资又遇学生来源问题，梁副领事固然提到《奏定学堂章程》，[42]校务却只能是秉持其“癸卯学制”精神，而非依照全盘细节方法。

梁碧如副领事毕竟深知如果想要继续深入各地劝学，如此经营断非长久之计。尤其推动官话教学，不可能单是要求各地举办学堂，还得培养师资。所以，他在开学演讲提到当地华人不通“正音”的各种遗憾：例如当地数十万华人因着籍贯与方言的差别日常无从交谈沟通，或如留洋子弟不通正音而无从响应朝廷提供回华发展机会；其言论既是痛感省府方言互不相通造成华民比邻如陌路，又是强调以官话为共同语言成就族群声气相投。[43]由是，梁碧如1904年求助日本使署失败以后，不曾留步，转而又致函两广学务处，请求派员协助创办师范学校。晚清两广官僚体系对于南洋华文教育的最初助缘，从此打开局面。除了来自广西桂林的六品官员“礼部主事李体干”，紧接着还有好几位广西儒士官僚陆续南下。

求助的结果堪称峰回路转。梁碧如是在1904年指定邀请原籍惠州的两广学务处查学委员刘士骥南下负责师范，两广学务处给梁梁碧如答复说刘士骥只有把在华任务做完才能南下；但是，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已经演变成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委派刘士骥顶着“广西知事”官衔到南洋视学，而且任务已经不直接到槟榔屿办师范，而是先到新加坡，兼程往荷殖印尼考察爪哇等地。到达槟榔屿已经是（1906）年四月。[44]而且，从槟榔屿办学之议，演变到两广总督推动南洋各地全面办学，岑春煊都是动员两广官僚，尤其一再起用在其广西原籍服务的官员。这使得清政府南洋推动华教的最初两年，动用广西人事关系的明显特点；而各校“择讲文恭宏谋所辑五种遗规”，又是把清代广西大儒陈宏谋的撰著视为修身学儒的标准，学子都得朗读解意。

纵观槟榔屿中华学堂的人事布局，广西儒士官僚网络在其中作用其实“里应外合”，涉及槟榔屿办学关键人物原本的人际网络，也牵涉桂林作为华南官话流行地区的优势。如果深入研究创建中华学堂主事者，则无论张弼士、谢荣光、张鸿南、胡子春（国廉）、梁碧如都是在商业上互相往来的客家社群领导，名字经常一道出现在各种捐款活动，在广西各有投资。其中张煜南、张鸿南兄弟是张弼士的商业代办，张煜南是谢荣光的儿女亲家，而谢荣光则是梁碧如的丈人。[45]张煜南和谢、梁三人都内举不避亲，曾继张弼士之后，轮流自资承担摈榔屿副领事。因此，1903年癸卯改制刚开始，1904年，张弼士已在当地劝办新学堂，梁碧如以副领事身份要求广西派送教师，其时间巧合紧凑，难说是偶然。重要还是林博爱着《南洋名人集传》二集提到原来拥有“广西知县”职分的张韶光，曾受两广总督岑春煊南洋的知遇，原是中华创校与倡议师范传习所幕后人物，足以透露人际关系的蛛丝马迹。而闽粤与马来亚文字也多有记载，两广总督岑春煊任在上三年余间曾向南洋宣慰，胡子春为报效国家，捐献过白银50万两。[46]由此可测，副领事函请两广学务处派员助办师范，指定需要其人而耐心等待刘士骥成行，到两广总督的态度积极，先后正式委任刘士骥和胡子春扩大工作，背后除了官方人事需要，当然可能涉及岑以及张、梁、胡三人某些人事交情的考虑。

按林博爱的叙事，张韶光儒学造诣不浅，薄功名而务实事，实际上担任张弼士文胆兼经理的族亲：“年十三，即颂毕五经，同族太仆公弼士见而奇之，即携君往荷属巴达维亚，旋至槟榔屿，授以重任，并代理槟榔屿领事职位。今槟城有中华学校，校中有孔圣庙，人第知太仆捐地址出巨资以成之，而不知君实提倡也……昔槟城有师范传习所、今槟城有中华总商会，皆为君所发起……前清办顺直赈捐，得保分省广西知县，加二品衔。”[47]从林博爱文后提到张韶光对官职“不以为荣”，岑春煊访问当地“见君独重之，知君有商才”。[48]这说明在张弼士以商人身份兼任领事的年头，其幕后文胆张韶光实质上即“代理槟榔屿领事职位”的那位；张弼士捐款倡议中华学堂，本身常在外地，无暇实务，张韶光便更可能便是当年各方人际关系斡旋者。若把广西知县张韶光、李体干，并列也是知县出生的刘士骥、汪凤翔，他们都是“广西官”，属岑春煊原籍的系统，官场可算是同事，在槟榔屿所从事的教育事务也互有关系。

再看岑春煊，除了考虑他在本籍广西桂林的影响，还应注意他对待新学的立场。全国推动新式学校，正源于两广总督岑春煊连同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以及湖南巡抚端方，在1905年9月2日联衔奏请立停科举。1903年癸卯改制刚开始，岑春煊正好在同年上任两广总督；1904年，张弼士已经在南洋劝办新学堂，梁碧如则以副领事身份要求广西派送教师。从新式学堂到发起师范学校，到了1905年水到渠成，倡议人又是张弼士与岑春煊双双器重的张韶光，这样的多重人际关系，证明原来的相识者志气相投，人际因缘网络发挥作用。而且，岑春煊与胡子春的交情也不是一时。1913年，岑春煊参与革命阵营反对袁世凯被通缉，一直到他在1916年回国任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就是受胡子春之邀，主要寄寓槟榔屿。

刘士骥在槟榔屿筹备师范传习所，曾主办论文比赛，接受自己所选第一名学生的建议，认为当地应以新加坡为总部，设学务总公所，由两广提学司派人管理各地学堂，这也是他后来禀报总督的内容缘起。但刘在槟榔屿只是开了六个月的短期班，就和槟榔屿华人闹矛盾，不等学生毕业匆匆回国。到了1906年尾，师范传习所是由两广总督岑春煊改派苏乔荫（启文）为总视学，继续向东南亚各地招收第二班学生。[49]从刘士骥突然离开马来亚，可知同一个系统内部也有人事变化。从后来岑春煊根据刘士骥回国报告人事考量，派出苏启文与汪凤翔两人，也可以看出主事者继续维系原有关系网络在当地华文教育的作用。

更应重视的是，岑春煊当年派遣广西官员，都是真有魄力想要教育救国的人才。如刘士骥本身，他是康有为的同年，曾参与“公车上书”，后来以知县分发广西省补用，先后署理平乐、永淳知县，犹不畏惧上书替维新派辩解。他在1902札委广西大学堂主事，又破格录取以后成就广西大学根基的马君武校长。等到他在1906年带同本是康有为弟子的欧榘甲到达英荷殖民地劝学，他早在之前已和邱逢甲等人在两广积累诸多办学与创立师范经验。刘士骥最终也为了在广西办理“振华”银矿振兴实业，和康有为反目，在暗杀事件以身殉国。

至于刘士骥奏请岑春煊派往南洋的汪凤翔，即汪千仞，也是刘士骥与康有为所欣赏的门人，在1897年即加入康有为赴桂讲学所组建的“圣学会”，以后在粤省“本其师承，相机传布”。[50]在印尼华教的记忆，虽然岑春煊汪到印尼上任不久之后就离开两广，可是汪到达南洋以后，在位三年，是有效的控管了刘士骥之前留下的学务总会，订定华侨学校章程，为各学堂设施之标准。[51]再翻阅清末民初广州史料，还可发现汪凤翔在1906年视学南洋期间，其办学热忱不单照顾印尼，也涉及新加坡和广州各地。因黄景棠（诏平）其人在新加坡经营罗奇生烟庄和橘香斋中药店等字号，与他是同年中式举人，所以汪凤翔便由黄景棠陪同，巡视各埠鼓励华民兴学。结果，黄景棠在广州参与的工商事业，除了潮汕铁路、粤路公司、《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等投资，另外也在开办“时敏”与“述善”两所学堂；此外，黄妻马励芸与汪妻刘佩箴也得到夫君支持，联合杜清持等妇女先进，一起创办公益女学和维坤女学。[52]

儒士官员与绅商人际关系长期互建的信任与信心，固然对推动新式学堂教育的人事布局有一定影响。可是，还有另一重要因素也应注意：从广西引进老师教导当地师范学生，更大优势在桂林历史以来是西南官话流行地区，较易寻找通晓华南方言又接近北京官话的教习人员。像原籍惠州的客家人刘士骥，以及桂林原籍的汪凤翔，本来既能通客语或白话，到达粤籍人众多的马来亚和印尼等地，就比北方人初到贵地事半功倍。徐珂《清稗类钞》卷43《方言类·桂林语》曾载：“粤人平日畏习普通话，有志入官，始延官话师以教授之。官话师多桂林产，知粤人拙于言语一科，于是盛称桂语之纯正，且谓尝蒙高宗褒奖，以为全国第一，诏文武官吏必肄桂语。此故齐东野言，不值识者一笑。”[53]如此记载确能反映明清两代桂柳官话盛行地区，确能找到较多既通华南方言又通官话的人才。笔者少小时候曾听老人言说，当地早期小学教学，原来讲客家话或粤语的教师一旦发现“华语”解说不易，方便的教导方法就是转以方言教晓得粤籍或客家学生，再由他们转述源自闽南方言群同学。

以交通之便或者语言沟通之便来说，从广西派出讲官话的视学或教员，自是比其他省份派遣人员有利。从朝廷的观点考虑，两广总督即使是广西人，也有内举不避亲的理由。而当地华人社会，从散漫的教导蒙学为主的私塾，发展向需要办起师范教育，自觉应当培养中西兼修的人才，毕竟符合整体民族兴学堂、开民智、维文化的共同愿望。在这里探讨了原来官商网络如何为当年大业开启水到渠成，但后来的遍地开花却是由于人同此心，也就不再持续昙花一现的广西渊源。

四、后语：江山寂寞守百年

概要而言，从1904年到1907年，英荷殖民地发生各地华人纷纷响应学部《奏定学堂章程》倡议，背后确实有着晚清政府推动，两广到学部官员南下支持，也有助推波助澜。尤其以张弼士等人在槟榔屿出钱出力倡建中华学堂，提供了新式学堂的概念与示范。这是在本来深受儒教潜移默化的社会，植入晚清儒士官僚设想中维系华夏而融入西学的“圣教”版本，传播着官方设定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理念的“圣教南暨”。其维续儒教的体现，又不仅在课程设置要求诸生熟谙儒籍，而在于校内设建孔圣庙，要求师生不论入学、开课、节日都得行礼如仪，身体力行祭孔、祭祖、敬礼天地鬼神等规范。

从亚洲回应西方角度，朝廷当年重视规模不大、校址犹是寄人篱下的槟榔屿中华学堂，以及翌年设立的师范传习所，皇恩眷顾，钦赐“声教南暨”牌匾嘉赏，又赠全套《古今图书集成》，意义旨在在重建邻近地区的中华认同。这是中国近代上，全国教育统筹机构第一次重新把权限延伸到南海土地，从学制到课本再到师范教育，支持当地维系文化以及提升教育。其提倡官话教育，也开展了各地华文教育从方言教育转向“国语”统一教学，确立了在英殖香港以外，南洋各地的华文教学语言，大家至今统一采用“华语”。

正如人们熟悉的历史演变，1911年之后，《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作为“纲要”，原本有待各地办学实践支持其比较、反馈、细化、深化，却很快失去原有定位，成为前朝文献。虽然如此，不管人们最终接不接受清室皇权，自1905年以来，英荷属地历史上有过数以千计的宗祠、会馆、神庙办学，都在模仿相同学制，改造了原有旧式中文书塾，也力图缓解了华人子弟改学西洋学校的风气。这就证明《奏定学堂章程》提倡的理念在南洋华人社会曾经受到积极回应。以后常见一些说法，多有从利害关系角度，认为晚清政府把癸卯学制延伸到南洋各地，目的在笼络华人，阻止华侨社会倾向保皇势力与革命党，并进一步争取华侨返国投资；这显然是延续革命激进派的党同伐异，只看到可能效果，却不信任实践者的动机。正如信奉基督教的革命领袖黄乃裳，他为了传播革命主张向民众宣传，也曾主张从清朝历史屡屡发生的种族迫害“使之生怀恨之心，而后渐进以民族复仇诸主义”，因此便对汪凤翔采取敌对态度，而有遗憾之说：“惟近日又得刘士骥禀派一爪亚学务总监督汪凤翔-汪粤西人，九月可到之消息；裳经走缄巴城及井里汶等处，阻之已属不及”。[54]但是，不能否认，清廷虽然顾忌革命，先贤纳捐教育固然也可被讥贪图名位职衔，癸卯学制毕竟体现着晚清官员确有忧心中华，而有改革之议，同时也符合南洋华民数百年惨面西殖压力的心声。所以刘、苏、汪、董等人劝学，才会处处获得响应。即便黄乃裳上述文字，接下去也不能不以惋惜态度承认：“据云此系刘在爪亚时，各学堂请其禀派者。殊为可惜。”[55]

当然，若要从儒教传播的观点去说，这也是中华历代皇朝最后一次以官方行为把当朝主流儒学观念推送昔日历朝经营的南海地区，但这次的受众却主要只有“华民”，而其内容所欲应付的是西学东渐、新学顿兴对于儒教主体的冲击。把癸卯学制精神被进南洋英荷殖民地，其中一大成就是提供南洋华人更信仰结合“体”与“用”的可能，印证了大众想要顶住风涛西紧维护文化本位的思考，并且从学校体制培养以儒为宗、兼通中西的人才，面向未来的交融与解决之道。不过，随着清朝的覆灭、民国以后以西方为对照的新思潮影响着从教育制度到教学内容都一再演变，加上英荷殖民政府以至二战后兴起的民族国家对各国华文教育有诸多设想，晚清政府提供的这套设想毕竟是未曾有机会实践中细化、深化、完善。今日的槟榔屿，名叫“孔圣庙中华中小学”的学校，依然兴旺，中学大堂内犹供奉着张士的塑像与孔子像，只是中学教学已经全部改为马来文，晨昏上香也不再是学生的义务。但是，相比邻国排华历史之后的华校遭遇，这又是最尽力保全的结果了。历史，不能改变，只能寄望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