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需要新定义

作者：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初八日丙戌

           耶稣2017年12月25日

当苏菲派新大师从位于拉扎维呼罗珊省（Khorasan）的出生地内沙布尔（Nishapur）前往巴格达时，他的名声早已到处流传了。有故事说，他之所以名满天下就是因为高雅的精神和达致圆满的独特途径，不仅如此，使其远近闻名的还有他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事方式。有人听说过有关他令人吃惊的反常古怪行为的传言，但是倘若追问具体细节时，他们往往坦承根本就不清楚。不管怎样，在二月的早晨，聚集在旅馆前来迎接大师的不仅仅是一群胸怀抱负的弟子---他们衣着光鲜，行为得体，一举一动都表现出虔诚和规矩，或许令人感觉有些过于拘谨了。赶过来欢迎他的还有形形色色的市民：街道对面的商店店主或流动摊贩、珠宝商或香水制造者、甚至还有附近大学的师生等。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等待的人群开始变得有些不耐烦了。这位伊斯兰教的教长显然不慌不忙，做事慢条斯理。

在这种场合，总是出现如下的情况：在充满期待的人群中总混杂着乞丐、瘪三和其他废物。这帮人中有一位特别有些令人讨厌。他的衣服破破烂烂，蓬头散发邋遢得不成样子，浑身臭烘烘的有一股酒味（有人低声嘟囔说，他肯定是犹太人或基督教聚居区的流浪汉）。这个乞丐越来越靠近虔诚的翘首以待的弟子群。他不停地打着嗝，在打嗝的间隙，还慢悠悠地上下打量每个人，这让弟子们越发紧张不安了：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场景就是让大师发现自己与如此令人讨厌的家伙离得这么近。

感谢真主，这个乞丐现在似乎要走开了。但是，就在他准备走的时候，他用清晰的、优雅的波斯语对这个满脸尴尬的青年自言自语，弟子们祈祷用的小珠子突然凝固在手掌心一动不动了：我来自虚无，我觉得。我能为你们讲些什么呢？从你们的外貌看，都已经达到纯洁的状态。与你们相比，我什么都不是。我的生活乱七八糟，我的教导变化无常，我的探索远非纯洁，总是与我的肉体纠缠在一起，永远摆脱不了我的庸俗和与世界的复杂交往。我是个失败者，而你们---看看你们自己---似乎都已经与天使为伍。现在请你们原谅我，他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悄悄地溜出旅馆。故事补充说，到了这个时候，前来旅馆迎接的人才意识到，他们期待和欢迎的伊斯兰教长已经离开他们了。

苏菲大师的故事反映了当今很多哲学的大部分现状。这里发挥作用的是一种强烈的纯洁主义假设：有这样一种观念，即哲学被简化为纯粹的逻辑练习，要严格按照理性论证和辩论的规则来进行：任何不能被转化为论证的东西都与哲学不相干。哲学家似乎获得了豁免权，可以不受控制人类其他人的法则的约束，能在更高级的天使般的飞机上操作，地上的芸芸众生和庸常的生活琐事永远不会来打扰他们。

但是，哲学从来不仅仅是理性辩论。果真如此，那将是最令人悲哀之事，而且也不可能长久存在。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令哲学成为持久存在的因素是，它不仅让我们的认知参与其中，而且要求我们发挥想象力，调动感情、艺术敏感性和宗教冲动---简而言之，要求我们作为复杂的、一团乱麻的、混乱的生命体参与其中。成为人就意味着陷入存在的纠葛中，就必须应付各种各样的杂合体和混乱局面。我们是高贵与低贱、肉体与精神、理性与非理性等看似不可能的混合体。如果不丧失其诚信与正直，哲学家就需要对这种整体性做出解释。

难怪哲学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哲学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持续不断的改造型混合体，我们遭遇到老子、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圣奥古斯丁、苏菲派领袖鲁米（Rumi）、约翰尼斯•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斯宾诺莎、马克思、尼采、甘地、西蒙娜•薇伊（Simone Weil）等。哲学总是与神话、诗歌、戏剧、神秘主义、科学思考、政治斗争、社会积极行动主义等纠缠在一起。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小说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赫胥黎或博尔赫斯）往往成为具有深刻见解的哲学家，还有电影导演如伯格曼（Bergman，以电影《第七封印》而著名）、黑泽明（Kurosawa，以《罗生门》最为著名）和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Tarkovsky，代表性作品有《伊万的童年》）等，他们在荧幕上都提供了富有深刻见解的哲学思考。所有这些纠缠和交流都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事实上令哲学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让我们拿鲁米的苏菲诗歌为例。如果我们放纵自己，沉溺于诗歌中，怎么说出诗歌在什么地方结束，哲学在什么地方开始？或者神秘主义什么时候开始或以什么方式悄悄溜了进来？当老子谈到水的时候，“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古几于道”（老子《道德经》第8章），他真的是在“提出论证”吗？我们为什么要在乎这些话是不是论证呢？这里包含着一个宇宙观，一种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的意识和对人生存条件的理解，这种理解超越了我们对哲学研究应该怎样进行的狭隘认识。将这种著作切开，只是为了取出“论证”，然后舍弃其他任何东西，将作者的设计和眼光统统抛弃---这简直就是将著作中怦怦跳的心脏杀死，然后把著作当作尸体来研究一样荒谬。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蠢事呢？

沃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在其哲学著作中往往轻松自由地使用讲故事的方式。他自己创作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或者从别人那里借用小说，这些并不是心血来潮地突发奇想：本雅明真的认为，哲学和文学在本质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谈到“真理的史诗一面”，将其与“讲故事的艺术”联系在一起。人类是依靠叙述来推动的生物，对人而言，形式与内容本身同样重要。只要我们能够编织出我们和世界的故事，我们就能认清自己和生活其中的世界。熟稔哲学和文学的萨特渴望在著作中把自己塑造成集斯宾诺莎和司汤达于一身的人物。

如果我们将体验的一切都当成正在讲述的故事，那么的确存在真理的“史诗”一面，哲学从定义上看注定要使用文学手法。通过讲述新故事，我们制造了一个新世界。讲故事开拓了作为人意味着什么的边界：设想和彩排人生体验的新形式，为之前并不存在的东西赋予确定无疑的形式，让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东西突然变得可以理解。讲故事与哲学探索是孪生兄弟。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以尖锐深刻的方式提出了重要的哲学命题，恰恰就是因为它是非常好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将讲故事者与哲学家区分开呢？诗人感到纳闷“我们怎么能够将舞蹈者与舞蹈区分开？”其实，我们干嘛要做出区分呢？

因为哲学与文学如此亲密地纠缠在一起，痛苦和悲情并不是哲学家在其著作中洒的胡椒面，而是它们本身就是著作里天然存在的内容。你一开始哲学探索，就已经将观点情节化了，就是在进行形式实验，在使用修辞隐喻，在把玩情感，并为移情创造空间---也就是说，是在创作文学作品了。一位哲学家在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如释负重地写到，他终于来到“真理之地”，这里“被浩瀚的暴风雨频发的海洋所围困，被虚幻的领地所围困，那里有很多雾堤和很多冰山。对于水手来说，那似乎是发现之旅上的新国家。”---这句话不是来自尼采或本雅明的著作，也不是其他“有文学范儿的哲学家”所作，而是来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评》。甚至连文笔最乏味的思想家都忍不住使用文学形象和隐喻或寓言和故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哲学的纯洁论者所鼓吹的“提出论证”行为本身在很重要的意义上就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最近发生了一场充满活力的对话，讨论的是当今西方主流哲学以及它对待非西方思想传统的傲慢方式，即认为它们缺乏哲学性。这样的偏见虽然很严重，其实不过是哲学对自身的狭隘的纯洁论误解的众多症状之一。不仅其他哲学传统很容易被抛弃，就连西方哲学传统内部的重要的文本类型、思想家和著作体系也都被盛气凌人地排除在外了。

伴随这种傲慢而来的是因为其盲目性而受到的惩罚：我们不再能够区分本末，不再能够认清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稍纵即逝的时髦潮流。我们不再能够辨认出哲学内容，除非它以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而且这种论文最好是用英语发表在影响因子排名最靠前的核心期刊上，那是由一流顶尖的编辑部把关的。难怪哲学在今天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如果哲学如此狭隘地画地为牢，与外界隔绝，人们干嘛还需要哲学家呢？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丢掉那不可一世的傲慢，真正表现出谦恭的态度。我们最终应该明白哲学拥有不同的伪装，有很多的名称，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状态，哲学喜欢混乱和杂交，它与哲学家的生活和世俗性纠缠在一起。这种谦恭并不会令哲学变得贫瘠。相反，它将赋予哲学家新的威力，令哲学变得更丰富、更复杂、更切近民众生活。但愿我们能够找到一位苏菲派大师，以便让我们变得更谦卑一些。

作者简介：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文科教授，《洛杉矶书评》宗教与比较研究专栏编辑。最近著有《为理念而死：哲学家的危险人生》（Bloomsbury,2015）。

译自：Philosophy Needs aNew Definition By Costica Bradatan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philosophy-needs-a-new-definition/

责任编辑：柳君